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

来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fe1123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任何试图了解唐代后期政治和文化重要走向的人,尤其是9世纪唐宪宗以后几朝发生的那些变化,都无法绕开白居易留下的丰富的文字记录。通过对白居易生平中某些关键经验的历史还原,或能在两个层面上提供新的历史思考:一是通过对白居易早期和中期一些诗文的重新解读,对他个人与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白居易的精神世界的造成;二是通过这一个案来寻求将生活史、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等不同取径加以整合的可能。作为一位时代转型中的人物,白居易虽然在价值观念上认同新的政治文化,但阅历的缺乏和才人的个性又使他一时难以适应翰林学士的身份,他的诗文表现出了强烈的疏离感。即便如此,这段经历却又是奠定他日后声望的关键。这说明了清流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日常政治的力量。
其他文献
现代艺术概念在其诞生及获得普遍接受的过程中内嵌着一种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构成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解释艺术本质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梅洛-庞蒂聚焦于绘画自身特质的考察,为克服这种困境的束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进路。他诉诸画家的工作来解释对绘画的统一性认识,而画家的工作集中表现为其所添加的风格。通过将风格揭示为一种奠基与建立,并说明在风格中建立的是一种系统观看的维度,一种等价体系,梅洛-庞蒂揭示出风格概念的历史性意涵。同时风格并非画家个人所能建立,而是在个人一公众的共同建立中实现,所以关于风格的研究必须进入对个人一他
诸经皆有汉晋古注及唐宋疏义,清人亦有众多论说,近人注解难以取代古人注释。唯独杨伯峻注《左传》以今人注解而具有权威性,作为诵读《左传》的首选,颇属异观。杨注正文往往采用“金泽文库本”,得以纠正宋元版本之失,是其优点之一。而金泽文库本秘藏在日本宫内厅,以往学者难以一睹,杨伯峻不过依据竹添氏《左氏会笺》辗转利用而已。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致力于将维特根斯坦解读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保持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兴趣,并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它同新老实用主义挂起钩来。他的学术见解既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又遭到许多非议与批评。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挑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对他倡导的实用主义解读有利的论述的做法。那么,罗蒂的做法是否合适?他的解读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呢?事实上,只要更为仔细地加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罗蒂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解读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却依然包含着富有价值的学术洞见。
《皇览》产生于1700年前的曹魏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类书。此后,类书的编纂,无论官修与私刻,卷帙难以计数,贯穿于魏晋直至明清千百年间。究其原因,骈赋催生了类书,类书孵化了骈赋。六朝以降,骈文独立成体,类书一如雨后春笋,冒地而出,蔚为大观。类书之所以为类书,其为骈赋、诗文的创作,提供了新词丽句、奇字僻典、历史掌故、天文地理等素材。同时对于骈文的独立发展、成熟及全盛,起到了涵养文化底蕴、提升文学功用、淬炼文人气质的作用。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轻忽类书,而骈文的研究与类书之关系尤为重要。
2017年11月3日至5日,第十四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及领导嘉宾相聚一堂,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下,以“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为主题,共同探讨面对深度调整的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如何构建起能够应对全新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视频致辞。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事务前全权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卢金、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北京
以民国女性词集为中心来观照民国女性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词集刊刻数量上看,中期时间短,词集刊刻数量多,前期和后期时间相对长,词集刊刻数量少,间接反映了女性词创作在民国由低谷到高潮继而衰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女性词发展流变观之,第一个阶段,1912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前,词集作者主要为官宦女子,词作集中表现为晚清闺秀词余风的笼罩与突围。第二个阶段,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词集作者主体以职业女性为主,词作集中表现在新学教育背景中词的因循与新变。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其经济学说亦随之受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领导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引领时代潮流,通过发表文章、编辑刊物、参与社团、公开讲演以及讲授课程等方式向青年学生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开创性贡献,并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道德共识既是人类道德生活一种基础性和起码性的共识,是人们对于道德底线或底线伦理的一种共同认识,也是对社会基本道德框架和共同信念的建构与认同,是对终极价值、至上目标的求索与渴望。道德生活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在带来一定道德解放和道德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评价带来了诸多困惑、彷徨和不确定性,从而彰显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成道德共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道德共识形成的基础在于人类共生共存的需要、交互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和个体成员具有的共同性价值追求。达成道德共识,应该确保人们彼此间的自由平等地位,充分体现出
古代中华文明是秦汉政治制度和孔孟义理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唐以后佛教、道教由对人心的掌控而对儒教的文化地位与价值影响带来冲击,激起所谓“夷狄之法”与“圣人之教”的矛盾冲突。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朱子的努力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结构的地位,甚至形塑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但以心性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重组也留下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我们今天解决。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以文化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突出的价值意蕴,通过优秀文化滋养培育法治精神、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有助于提升人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在优秀文化滋养中防范和化解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社会矛盾,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展治理理念,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完善国家治理体制,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发展治理能力,有助于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