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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区营造（以下简称“社造”），确切地说是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模式近几年在大陆非常流行，被许多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视为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新贵”。总的来说，社造从台湾到大陆的“复制——粘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文地产景”模式，常见的做法有设计人造景观/空间、策划嘉年华/节庆文化活动、推广生态旅游、打造鄉村民宿、运营农民合作社、营销当地特色产品等等，这种社造可称为“硬性社造”，多见于乡村社区。另一种是推动社区各方进行所谓的“协商民主”，如热衷于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讨论社区事务，这种社造可称为“软性社造”，多见于城市社区。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对社造进行“理想型”的归类，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做法也可能交叉融合。然而，不管是软性社造还是硬性社造试验，似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要么一开始就曲高和寡，要么半途夭折。那么，到底是因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还是因为“经是好的，和尚念歪经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过于简单的答案不足以令人满意。我们需要对台湾社造进行“考古”，即追溯其发展源头及其各个发展阶段，才能够辨别大陆在移植社造模式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
台湾社造源自1965年引入的联合国“社区发展计划”，并与日本社造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农业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转型开始进行，社会转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加上台湾岛内严峻的“戒严”政治氛围（1947-1987）、美俄争霸的冷战国际背景与紧绷的两岸关系，构成了当时台湾社区营造兴起的政治社会脉络。
从“国家——社会”关系去理解台湾社区营造，台湾社造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社区发展期（1960-1980初期）。此时为台湾处在“戒严”期，台湾政府仅在“形式上”引入联合国“社区发展”计划推动社区发展，实行“由上而下”的线路，即政府主导，民间配合进行。第二阶段是社会运动期（1980中期-1993年）。1987年台湾“解严”，积压近四十年的社会（环境）问题爆发，民间开始自主推动社会运动，“自下而上”进行，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十年”，比较著名的“野百合学运”、“无壳蜗牛运动”、“鹿港反杜邦事件”等等；第三阶段为社.区总体营造期（1994-2001年）。经过十年社会运动后，台湾政府各部门尝试推行各类社造政策，更在1994年整合出台“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从资金和资源分配入手扭转“民意涌动”的社造局面，“自下而上”开始重新转向“由上而下”。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也对该时期的社造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阶段则是“行政战略”期（2002年至今）。2002年台湾社造著名人士游锡垄“入主”了台湾行政院继续将社造上升到“全局”战略的高度，重金投入171万元新台币，推行“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2005年谢长廷接任行政院院长，在日本社造“人文地产景”的基础上，出台“健康社区六星计划”。2008年台湾推出“新故乡”二期，扶植社造人才，从政策制定到社造实施过程都全面掌控社区社造的总体局面，台湾社造重新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形态。
可见，大陆社造实践者烂熟于心台湾社造“人文地产景”模式来自于1994年之后的“社区总体营造期”和“行政战略期”。此时的台湾社区营造已经以经济发展为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品味和工业美学取向，不再具有日本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的核心精神。有学者指出，台湾社造进入“总体营造”期后预设了台湾中产阶级已经拥有了经济和政治的公民权（实际上不存在），企图用文化公民权回应中产群体。因此，台湾文建会学习日本社造时，抽空了其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内涵，也抽空了其强调社会为主，强调“自由契约”的理念。日本的社造理念主要受Peter Kroptkin的地方公社和Jan Addams睦邻社区运动的深刻影响。这种理念可以概括为Jan Addams的“与居民一起”（WOrk with people）的社区工作核心准则。“与居民一起”在我看来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社造的伦理精神。它要求社造工作者要与社区弱势相伴同行，要激活社区群体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自我充权（empowerment）、自我组织，推动社区的进步。可见，从日本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大陆，我们看到的社造，似乎是蜡烛影像投递到屏幕的过程，距离越远其焦点越来越模糊，内容越来越虚幻。至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不管是软性的社造还是硬性的社造在大陆失灵的原因。一方面，大陆的社造没有经过“社会运动”期，社造工作员“与居民一起”的核心社造精神尚待培育；另一方面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深入社区层面，居民主体意识仍未成形，“社区自治”仍任重道远。光有如空中楼阁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各种中产美学取向的人造或天然美景无法支撑社造的“乌托邦”想象。因此，社造目前在大陆的困局，既有“水土不服”的因素，也有“取错经”的因素。从长远来看，社区营造还需要在大陆经历长期的本土化磨合过程，期待与各界同仁一起努力。
李侨明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生，中级社工师，社工督导，主要研究社区营造，社会企业。兼任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珠海市京师社工中心督导，佛山市顺德区社会服务联合会家庭与社区委员会委员（2016至今）；曾兼任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纪律工作委员会委员（2012-2014），曾获得深圳l市2009年“十佳”优秀社工称号。
台湾社造源自1965年引入的联合国“社区发展计划”，并与日本社造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农业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转型开始进行，社会转型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加上台湾岛内严峻的“戒严”政治氛围（1947-1987）、美俄争霸的冷战国际背景与紧绷的两岸关系，构成了当时台湾社区营造兴起的政治社会脉络。
从“国家——社会”关系去理解台湾社区营造，台湾社造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社区发展期（1960-1980初期）。此时为台湾处在“戒严”期，台湾政府仅在“形式上”引入联合国“社区发展”计划推动社区发展，实行“由上而下”的线路，即政府主导，民间配合进行。第二阶段是社会运动期（1980中期-1993年）。1987年台湾“解严”，积压近四十年的社会（环境）问题爆发，民间开始自主推动社会运动，“自下而上”进行，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十年”，比较著名的“野百合学运”、“无壳蜗牛运动”、“鹿港反杜邦事件”等等；第三阶段为社.区总体营造期（1994-2001年）。经过十年社会运动后，台湾政府各部门尝试推行各类社造政策，更在1994年整合出台“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从资金和资源分配入手扭转“民意涌动”的社造局面，“自下而上”开始重新转向“由上而下”。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也对该时期的社造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阶段则是“行政战略”期（2002年至今）。2002年台湾社造著名人士游锡垄“入主”了台湾行政院继续将社造上升到“全局”战略的高度，重金投入171万元新台币，推行“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2005年谢长廷接任行政院院长，在日本社造“人文地产景”的基础上，出台“健康社区六星计划”。2008年台湾推出“新故乡”二期，扶植社造人才，从政策制定到社造实施过程都全面掌控社区社造的总体局面，台湾社造重新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形态。
可见，大陆社造实践者烂熟于心台湾社造“人文地产景”模式来自于1994年之后的“社区总体营造期”和“行政战略期”。此时的台湾社区营造已经以经济发展为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品味和工业美学取向，不再具有日本社区营造/社区发展的核心精神。有学者指出，台湾社造进入“总体营造”期后预设了台湾中产阶级已经拥有了经济和政治的公民权（实际上不存在），企图用文化公民权回应中产群体。因此，台湾文建会学习日本社造时，抽空了其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内涵，也抽空了其强调社会为主，强调“自由契约”的理念。日本的社造理念主要受Peter Kroptkin的地方公社和Jan Addams睦邻社区运动的深刻影响。这种理念可以概括为Jan Addams的“与居民一起”（WOrk with people）的社区工作核心准则。“与居民一起”在我看来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社造的伦理精神。它要求社造工作者要与社区弱势相伴同行，要激活社区群体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自我充权（empowerment）、自我组织，推动社区的进步。可见，从日本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大陆，我们看到的社造，似乎是蜡烛影像投递到屏幕的过程，距离越远其焦点越来越模糊，内容越来越虚幻。至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不管是软性的社造还是硬性的社造在大陆失灵的原因。一方面，大陆的社造没有经过“社会运动”期，社造工作员“与居民一起”的核心社造精神尚待培育；另一方面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深入社区层面，居民主体意识仍未成形，“社区自治”仍任重道远。光有如空中楼阁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各种中产美学取向的人造或天然美景无法支撑社造的“乌托邦”想象。因此，社造目前在大陆的困局，既有“水土不服”的因素，也有“取错经”的因素。从长远来看，社区营造还需要在大陆经历长期的本土化磨合过程，期待与各界同仁一起努力。
李侨明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生，中级社工师，社工督导，主要研究社区营造，社会企业。兼任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珠海市京师社工中心督导，佛山市顺德区社会服务联合会家庭与社区委员会委员（2016至今）；曾兼任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纪律工作委员会委员（2012-2014），曾获得深圳l市2009年“十佳”优秀社工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