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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让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惊呆了。其中，“这么和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奔驰”、“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等直指社会现实的台词，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曾几何时，扶起一个跌倒的陌生人，一直是作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中华传统美德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可如今，“扶不扶”已成为令人们十分困扰的道德问题，小品所展现的中国式“情景剧”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扶一把，这个简单充满善意的小动作，为何到了今天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呢？究竟是谁令这个小小善行蒙尘？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让这份善意回到原点？
救扶老人被诬，以死证清白
2013年12月31日晌午时分，46岁的吴伟青驾驶摩托车，从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群星村驶往漳溪圩镇途中，看见前面有一个拄着拐杖也往圩镇方向赶的老人，他正常鸣了一声喇叭后，从老人身旁驶过，但驶出不到几米远，就听到老人的呼救声，他紧急停车，回头看见老人跌倒在地，便上前扶起老人。
当时，漳溪乡中心小學老校长周育琴，正坐在家门口喝茶，他听到一声摩托车的喇叭声之后，循声望去，看到距离家门口不足百米远的村道小桥旁有个老人摔倒，也随即赶过去搀扶老人。由于老人身体太笨重，周育琴和吴伟青一起帮忙扶起老人。这时，老人却指认是吴伟青骑摩托车撞倒他的。吴伟青与老人争执起来，并颇感委屈地对周育琴说：“周校长，真不是我撞倒他的！”
由于没有亲眼所见，周育琴不敢妄下结论，便告诉吴伟青，不管是否撞人，以后由交警处理解决，先救人要紧！吴伟青觉得有道理，主动背着老人到医院救治，并垫付了三千多元医药费。老人是该乡中联村村民周火仟，84岁，经医院诊断，周火仟为右腿股骨骨裂。周育琴因当天下午要上班，便叮嘱吴伟青在医院等老人家属过来后再离开。然而，周火仟家属赶来后，与吴伟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老人家属在医院围住吴伟青，要求他预交十几万元医疗费才能走，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议论纷纷。后来交警出面，虽因证据不足难以定论，但吴伟青仍被老人家属要求回家筹钱。
当天傍晚，吴伟青彻夜难眠。他家在村里最不显眼的角落，是一栋已建成数年的三层砖房，但因没钱，一直没做任何装修。前些年，他揽下了村里的垃圾清运工作，一个月仅挣七百元。
2014年1月1日，深感委屈的吴伟青四处奔走，试图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毕竟救人反被诬而且要赔偿十几万元，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但他折腾了整整一天，毫无进展，伤者家属态度依然强硬，一遍遍地催促他交钱。
1月2日上午11时30分，吴伟青打电话给在惠州市某医院工作的女儿吴海燕，称他当天再次被周火仟家属要求交十几万元医疗费，交警也来电催他重新做询问笔录，并“恐吓”他交十几万元。吴伟青在电话里向女儿哭诉：“家里哪有这么多钱赔偿啊？与其这样被冤枉，还得为赔钱的事情烦恼，我不如以死证明清白，免得拖累家里人！”吴海燕感觉不妙，便安慰父亲，自己会马上回家。
令人遗憾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日下午，吴海燕还没赶到家，吴伟青就一头载入家附近的一口山塘自杀身亡！
吴伟青的死，顿时让整个事件升温，经媒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面对记者，周火仟的家属却强调自己并没有向吴伟青索钱：“我们是因为医药费用完了，叫他来商量，没有提钱的事。”河源市东源县交警大队交管中队指导员也称：“交警确实打了电话给吴伟青，但目的是让他回来做笔录，没有说过要他赔偿的事情。”如今，有关赔偿的事，和事故过程一样，成了难以核实的谜，但吴伟青因此而付出生命代价已是事实。
目击证人周育琴对于吴伟青的自杀身亡，深感愧疚和惊讶：“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变味了，老人应该不是吴伟青驾驶摩托车撞伤的，因为当时他的摩托车没有碰撞的痕迹。”当地警方随后也通报称，吴伟青驾驶的摩托车没有碰撞的痕迹，初步排除了吴伟青撞伤老人的可能性。
随着道德争议愈发强烈，曾声称“被撞”的周火仟，却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承认是自己摔倒在地，与此前的说法截然相反。这源于深圳市知名公益人士陈观玉的一次探望，2014年1月8日，74岁的陈观玉通过媒体获知此事后，从深圳几经转车前往事发地，一方面是为了安慰吴伟青的家人，另一方面想向周火仟了解事实真相。次日下午1时许，陈观玉见到仍躺在病床上的周火仟，她询问周火仟的伤怎样了、是怎样摔倒的、谁将他送去医院的？周火仟如是回答：“是我自己摔倒的，经过的人将我送去医院。”而后，陈观玉特意加重语气问道：“是不是送你去医院的人，把你撞倒了？”周火仟明确回答：“不是。”陈观玉紧接着问为什么要冤枉吴伟青时，周火仟给出的解释是：“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当陈观玉说出吴伟青以自杀证清白的事情后，周火仟再也没作声。
陈观玉和周火仟的对话有录音为证。但1月10日，周火仟却对外又再次坚称“自己是被撞的”。由于周火仟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并可能会引发其他并发症，而吴伟青自杀，其家属情绪激动，双方更加难以和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一个有担当的小伙，一个懂宽容的老人
2012年11月6日晚，28岁的王冬骑着向朋友借来的电瓶车，高高兴兴地跑到成都崇州街上，为父母妻儿选购一些礼物，准备次日一早就离开成都，回到远在贵州的老家，与亲人相聚。
一路上，王冬满心喜悦，没想到一场意外随后发生了。晚上7时许，他骑着电瓶车行驶在返回厂区宿舍的路上，当时天色已黑，路灯还没亮，电瓶车前灯有些昏暗，他能看清的距离并不远。行驶至金鸡路非机动车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待他看到时，电瓶车距离对方仅有一两米远了。他的车速很快，尽管立即刹车变向，但后车轮仍从对方左小腿上擦过。电瓶车随即翻倒，王冬摔倒在地，额头上碰出一条不小的伤口，鲜血直流，与此同时，被撞的人也仰面向后倒下。被撞倒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被王冬扶起后，老人很快清醒过来，并称自己没有事，让王冬不要担心。但王冬发现，老人被车撞到的左腿在流血，后脑勺与地面碰撞后也在流血。见老人伤势不轻，王冬吓坏了，坚持要送老人去医院。但此时，意识非常清醒的老人却不愿意，甩甩腿扭扭腰后，坚称自己没多大的事，可以回家，并让王冬先走。 可王冬没有一走了之，他用手捂住老人流血的后脑勺，让同行的一名工友立即拨打120。老人却说：“没必要去医院，我去金鸡乡的诊所包扎一下就是了。”老人自称姓李，61岁，所工作的鞋厂离这里就两百米远，他第二天还要上班，不用去医院。
虽然李大爷不肯去医院，但王冬仍然坚持道：“大爷，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万一有什么后遗症，以后更难治的！”不一会，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可老人仍不愿上车。王冬有些急了，和医护人员一起连扶带劝，总算将老人哄上了救护车。晚上9时许，来到医院后，李大爷做了第一次CT检查，王冬一直守在身边，帮李大爷翻身。躺在CT台上，李大爷再次劝王冬离开，但王冬说：“我不走，你没事了我再走。”
半个小时后，医生拿着报告告诉王冬：“情况不乐观，颅内出血，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听到这一消息，王冬非常着急，他认为此时必须找到李大爷的家人。当天晚上，李大爷告诉王冬，他叫李光全，是四川南充市南部县人，儿女都在浙江打工，只有他一人在崇州。为了不让儿女担心，李大爷竟然不愿意给王冬儿女的电话。
可王冬想尽快解决此事后安心回老家，最终，他从李大爷那里得知了其所在皮鞋厂负责人吴厂长的电话。当晚，吴厂长以及李大爷的一些同事都来了，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跑，王冬还拿出身份证做担保，并将身上的三千多元積蓄全部交到医院。安顿好李大爷后，他来到医院的输液室睡了一晚，以便第二天再陪大爷做检查。
11月8日，李大爷的儿子李云昌赶到了医院，刚见到王冬时，李云昌情绪十分激动，欲挥拳打人。但医护人员告诉他，撞人的小伙是好人，一直守在他父亲身边。得知王冬的诚信之举后，李云昌这才冷静下来，并有些感动，因为他平时从新闻上看到的大多是各种肇事逃逸事件，而眼前一脸愧疚的王冬却毅然承担起了责任。
11月9日，被撞者李光全老人的病情再次恶化，医生称存活的几率非常小。但李云昌和王冬都坚持着，只要有希望就不放弃。由于老人住进了重危病房，花费很大，王冬叫妻子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并向亲友借钱，又预交了两万元医疗费，但缺口仍然很大。
考虑到父亲醒来需要人照顾，李云昌同妹妹在医院附近租了两间房。而王冬为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11月12日，他让妻子带着还没断奶的孩子从贵州老家来到崇州，为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洗衣做饭。在出租房内，王冬及老婆都管李大爷的儿女叫哥哥、姐姐。每晚，王冬老婆同李大爷的女儿睡一张床，李云昌则同王冬挤在另一张床上。因为担心李大爷的病情，夜深人静时，他们都无法入睡。此时，他们会相互鼓励，只要有希望就不放弃，相信李大爷一定会醒过来的。几天后，李大爷的病情出现了好转，亲人们在呼喊他时，李大爷眨了眨眼睛，动了动手，这让大家欣慰不已……
渐渐地，王冬的真诚、负责任，取得了李家人的谅解。11月20日，由于病情恶化，李光全被转至四川省人民医院，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医疗费。王冬一边陪护着李光全，一边继续筹钱。一天，看到王冬两餐没吃饭，打了十几个电话也没借到钱，李云昌彻底被打动，对王冬说：“我还有些积蓄，再借一些应该就够了，你以后适当给点就行，能还就还，实在困难就算了……”李云昌还听民警说，如果他父亲去世了，王冬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不想再去追究过多的责任，因为王冬是个善良的人。
王冬和妻子感动不已。为了报答对方的宽容，王冬妻子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饭，帮忙照顾李大爷，她不止一次地向李云昌兄妹保证，她会和王冬共同承担这一切，李大爷好了后，他们会把李大爷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
王冬的诚信担当和李家人的宽容大度，感动了很多人。很快，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源源不断地送到王冬和李家人手上，帮助这两家人渡过了难关。让人无比欣慰的是，不久两家人还结成了“干亲”，李光全及其老伴认王冬为干儿子。王冬还入选了“2012感动贵州十大人物”，并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13年3月，李光全出院，随儿女去了浙江。此后，王冬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每月给李大爷寄几百元营养费。2014年春节，看完春晚小品《扶不扶》之后，王冬感慨万千，大年初一打电话向李大爷拜年时，得知李大爷已完全康复，李家人还连连邀请他去玩，要他今后别再寄钱了……
回首过去，王冬说，撞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付出了很多，但收获更多。他坦言，在事故刚发生时，有人劝过他，现场没监控、没路灯、没行人，为何不一走了之？当他倾家荡产垫付医疗费时，也有人笑他傻，但他总觉得，“人在做，天在看”。他说，经过这件事，他深刻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今后会以此激励自己，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回报社会，并永远守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底线和诚信标准。
专家观点：让行善回归本来属性
（刘崇顺，湖北省社会学会副理事长）
不扶，心不安；扶了，全家不安！做好人好事，原本是件很简单很快乐的事情。但如今，随着“扶不起”现象的频频发生，老百姓越来越觉得：做好人成本高，做好事要吃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这与社会舆论的过度解读不无关系。
首先，近年来，做好事被嘲笑或被怀疑动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行善者的心理成本。比如，捡到170多个钱包归还原主并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的南京“最美环卫工”沈现台，曾希望求得媒体表扬，哪怕是一本荣誉证书，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说他做好事连个奖状也没得到过，太傻。
其次，生活中确实存在“做好事被讹”的鲜活例子，开始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经过媒体报道、网络渲染后，容易给老百姓造成负面影响，以致后来只要有类似现象，就会被搬上网络或媒体，甚至被放大、异化。人们其实不是不愿意行善，而是担心被伤害，如果行善者得不到好报，或者被迫损失自己的尊严、名声、财产乃至生命，自然就望而生畏。
再次，强大的社会舆论，容易让人对外界产生不信任或冷漠感。如今，现实中有点什么事，很快就被登上报刊、传上网络，有的被爆炒，有的被歪曲，当事人往往不得不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老百姓其实只想过安宁日子，于是索性明哲保身。
但即便如此，也不该成为公众不做好人的理由。若长此以往，“做好人成本高”会成为卸责之框，成为公众逃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没有好人好事的社会是极其危险可怕的。
那么，如何营造做好人的环境？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净化社会舆论做起，营造一个和谐、充满阳光的环境，让好人受到起码的尊重。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深刻反思，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不要恶意去揣测别人的心理和动机，应该相信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还是主流；不要大肆渲染那些恩将仇报的行为，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不要人云亦云、助长邪恶，应该多些正气，多传递正能量。而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时，不要过分解读，应该注意正确引导。如果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如此，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当然，在诚信体系和相关法律仍不健全完善的当下，我们帮助别人时也要懂得保护好自己。比如在上前扶起老人时，不妨顺便看看周边有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多留个心眼，他可能会成为你的目击证人；如果没有人，也可以在帮助老人的同时拨打警方电话，告知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候警方到来，合理利用公众资源共同行善。
“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社会舆论的影响不可小觑，现实中一件小事情影响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但当它通过媒体放大、公众吐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影响的可能就是一大片人心。因此，只有还社会一个纯净的行善环境，让行善回归到其本来的属性，做好人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扶起老人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才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沉重！
曾几何时，扶起一个跌倒的陌生人，一直是作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中华传统美德最基本的表现之一，可如今，“扶不扶”已成为令人们十分困扰的道德问题，小品所展现的中国式“情景剧”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扶一把，这个简单充满善意的小动作，为何到了今天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呢？究竟是谁令这个小小善行蒙尘？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让这份善意回到原点？
救扶老人被诬，以死证清白
2013年12月31日晌午时分，46岁的吴伟青驾驶摩托车，从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漳溪乡群星村驶往漳溪圩镇途中，看见前面有一个拄着拐杖也往圩镇方向赶的老人，他正常鸣了一声喇叭后，从老人身旁驶过，但驶出不到几米远，就听到老人的呼救声，他紧急停车，回头看见老人跌倒在地，便上前扶起老人。
当时，漳溪乡中心小學老校长周育琴，正坐在家门口喝茶，他听到一声摩托车的喇叭声之后，循声望去，看到距离家门口不足百米远的村道小桥旁有个老人摔倒，也随即赶过去搀扶老人。由于老人身体太笨重，周育琴和吴伟青一起帮忙扶起老人。这时，老人却指认是吴伟青骑摩托车撞倒他的。吴伟青与老人争执起来，并颇感委屈地对周育琴说：“周校长，真不是我撞倒他的！”
由于没有亲眼所见，周育琴不敢妄下结论，便告诉吴伟青，不管是否撞人，以后由交警处理解决，先救人要紧！吴伟青觉得有道理，主动背着老人到医院救治，并垫付了三千多元医药费。老人是该乡中联村村民周火仟，84岁，经医院诊断，周火仟为右腿股骨骨裂。周育琴因当天下午要上班，便叮嘱吴伟青在医院等老人家属过来后再离开。然而，周火仟家属赶来后，与吴伟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老人家属在医院围住吴伟青，要求他预交十几万元医疗费才能走，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议论纷纷。后来交警出面，虽因证据不足难以定论，但吴伟青仍被老人家属要求回家筹钱。
当天傍晚，吴伟青彻夜难眠。他家在村里最不显眼的角落，是一栋已建成数年的三层砖房，但因没钱，一直没做任何装修。前些年，他揽下了村里的垃圾清运工作，一个月仅挣七百元。
2014年1月1日，深感委屈的吴伟青四处奔走，试图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毕竟救人反被诬而且要赔偿十几万元，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但他折腾了整整一天，毫无进展，伤者家属态度依然强硬，一遍遍地催促他交钱。
1月2日上午11时30分，吴伟青打电话给在惠州市某医院工作的女儿吴海燕，称他当天再次被周火仟家属要求交十几万元医疗费，交警也来电催他重新做询问笔录，并“恐吓”他交十几万元。吴伟青在电话里向女儿哭诉：“家里哪有这么多钱赔偿啊？与其这样被冤枉，还得为赔钱的事情烦恼，我不如以死证明清白，免得拖累家里人！”吴海燕感觉不妙，便安慰父亲，自己会马上回家。
令人遗憾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日下午，吴海燕还没赶到家，吴伟青就一头载入家附近的一口山塘自杀身亡！
吴伟青的死，顿时让整个事件升温，经媒体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面对记者，周火仟的家属却强调自己并没有向吴伟青索钱：“我们是因为医药费用完了，叫他来商量，没有提钱的事。”河源市东源县交警大队交管中队指导员也称：“交警确实打了电话给吴伟青，但目的是让他回来做笔录，没有说过要他赔偿的事情。”如今，有关赔偿的事，和事故过程一样，成了难以核实的谜，但吴伟青因此而付出生命代价已是事实。
目击证人周育琴对于吴伟青的自杀身亡，深感愧疚和惊讶：“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变味了，老人应该不是吴伟青驾驶摩托车撞伤的，因为当时他的摩托车没有碰撞的痕迹。”当地警方随后也通报称，吴伟青驾驶的摩托车没有碰撞的痕迹，初步排除了吴伟青撞伤老人的可能性。
随着道德争议愈发强烈，曾声称“被撞”的周火仟，却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承认是自己摔倒在地，与此前的说法截然相反。这源于深圳市知名公益人士陈观玉的一次探望，2014年1月8日，74岁的陈观玉通过媒体获知此事后，从深圳几经转车前往事发地，一方面是为了安慰吴伟青的家人，另一方面想向周火仟了解事实真相。次日下午1时许，陈观玉见到仍躺在病床上的周火仟，她询问周火仟的伤怎样了、是怎样摔倒的、谁将他送去医院的？周火仟如是回答：“是我自己摔倒的，经过的人将我送去医院。”而后，陈观玉特意加重语气问道：“是不是送你去医院的人，把你撞倒了？”周火仟明确回答：“不是。”陈观玉紧接着问为什么要冤枉吴伟青时，周火仟给出的解释是：“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当陈观玉说出吴伟青以自杀证清白的事情后，周火仟再也没作声。
陈观玉和周火仟的对话有录音为证。但1月10日，周火仟却对外又再次坚称“自己是被撞的”。由于周火仟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并可能会引发其他并发症，而吴伟青自杀，其家属情绪激动，双方更加难以和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一个有担当的小伙，一个懂宽容的老人
2012年11月6日晚，28岁的王冬骑着向朋友借来的电瓶车，高高兴兴地跑到成都崇州街上，为父母妻儿选购一些礼物，准备次日一早就离开成都，回到远在贵州的老家，与亲人相聚。
一路上，王冬满心喜悦，没想到一场意外随后发生了。晚上7时许，他骑着电瓶车行驶在返回厂区宿舍的路上，当时天色已黑，路灯还没亮，电瓶车前灯有些昏暗，他能看清的距离并不远。行驶至金鸡路非机动车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待他看到时，电瓶车距离对方仅有一两米远了。他的车速很快，尽管立即刹车变向，但后车轮仍从对方左小腿上擦过。电瓶车随即翻倒，王冬摔倒在地，额头上碰出一条不小的伤口，鲜血直流，与此同时，被撞的人也仰面向后倒下。被撞倒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被王冬扶起后，老人很快清醒过来，并称自己没有事，让王冬不要担心。但王冬发现，老人被车撞到的左腿在流血，后脑勺与地面碰撞后也在流血。见老人伤势不轻，王冬吓坏了，坚持要送老人去医院。但此时，意识非常清醒的老人却不愿意，甩甩腿扭扭腰后，坚称自己没多大的事，可以回家，并让王冬先走。 可王冬没有一走了之，他用手捂住老人流血的后脑勺，让同行的一名工友立即拨打120。老人却说：“没必要去医院，我去金鸡乡的诊所包扎一下就是了。”老人自称姓李，61岁，所工作的鞋厂离这里就两百米远，他第二天还要上班，不用去医院。
虽然李大爷不肯去医院，但王冬仍然坚持道：“大爷，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万一有什么后遗症，以后更难治的！”不一会，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可老人仍不愿上车。王冬有些急了，和医护人员一起连扶带劝，总算将老人哄上了救护车。晚上9时许，来到医院后，李大爷做了第一次CT检查，王冬一直守在身边，帮李大爷翻身。躺在CT台上，李大爷再次劝王冬离开，但王冬说：“我不走，你没事了我再走。”
半个小时后，医生拿着报告告诉王冬：“情况不乐观，颅内出血，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听到这一消息，王冬非常着急，他认为此时必须找到李大爷的家人。当天晚上，李大爷告诉王冬，他叫李光全，是四川南充市南部县人，儿女都在浙江打工，只有他一人在崇州。为了不让儿女担心，李大爷竟然不愿意给王冬儿女的电话。
可王冬想尽快解决此事后安心回老家，最终，他从李大爷那里得知了其所在皮鞋厂负责人吴厂长的电话。当晚，吴厂长以及李大爷的一些同事都来了，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跑，王冬还拿出身份证做担保，并将身上的三千多元積蓄全部交到医院。安顿好李大爷后，他来到医院的输液室睡了一晚，以便第二天再陪大爷做检查。
11月8日，李大爷的儿子李云昌赶到了医院，刚见到王冬时，李云昌情绪十分激动，欲挥拳打人。但医护人员告诉他，撞人的小伙是好人，一直守在他父亲身边。得知王冬的诚信之举后，李云昌这才冷静下来，并有些感动，因为他平时从新闻上看到的大多是各种肇事逃逸事件，而眼前一脸愧疚的王冬却毅然承担起了责任。
11月9日，被撞者李光全老人的病情再次恶化，医生称存活的几率非常小。但李云昌和王冬都坚持着，只要有希望就不放弃。由于老人住进了重危病房，花费很大，王冬叫妻子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并向亲友借钱，又预交了两万元医疗费，但缺口仍然很大。
考虑到父亲醒来需要人照顾，李云昌同妹妹在医院附近租了两间房。而王冬为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11月12日，他让妻子带着还没断奶的孩子从贵州老家来到崇州，为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洗衣做饭。在出租房内，王冬及老婆都管李大爷的儿女叫哥哥、姐姐。每晚，王冬老婆同李大爷的女儿睡一张床，李云昌则同王冬挤在另一张床上。因为担心李大爷的病情，夜深人静时，他们都无法入睡。此时，他们会相互鼓励，只要有希望就不放弃，相信李大爷一定会醒过来的。几天后，李大爷的病情出现了好转，亲人们在呼喊他时，李大爷眨了眨眼睛，动了动手，这让大家欣慰不已……
渐渐地，王冬的真诚、负责任，取得了李家人的谅解。11月20日，由于病情恶化，李光全被转至四川省人民医院，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医疗费。王冬一边陪护着李光全，一边继续筹钱。一天，看到王冬两餐没吃饭，打了十几个电话也没借到钱，李云昌彻底被打动，对王冬说：“我还有些积蓄，再借一些应该就够了，你以后适当给点就行，能还就还，实在困难就算了……”李云昌还听民警说，如果他父亲去世了，王冬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不想再去追究过多的责任，因为王冬是个善良的人。
王冬和妻子感动不已。为了报答对方的宽容，王冬妻子每天很早就起来做饭，帮忙照顾李大爷，她不止一次地向李云昌兄妹保证，她会和王冬共同承担这一切，李大爷好了后，他们会把李大爷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
王冬的诚信担当和李家人的宽容大度，感动了很多人。很快，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源源不断地送到王冬和李家人手上，帮助这两家人渡过了难关。让人无比欣慰的是，不久两家人还结成了“干亲”，李光全及其老伴认王冬为干儿子。王冬还入选了“2012感动贵州十大人物”，并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2013年3月，李光全出院，随儿女去了浙江。此后，王冬一直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每月给李大爷寄几百元营养费。2014年春节，看完春晚小品《扶不扶》之后，王冬感慨万千，大年初一打电话向李大爷拜年时，得知李大爷已完全康复，李家人还连连邀请他去玩，要他今后别再寄钱了……
回首过去，王冬说，撞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付出了很多，但收获更多。他坦言，在事故刚发生时，有人劝过他，现场没监控、没路灯、没行人，为何不一走了之？当他倾家荡产垫付医疗费时，也有人笑他傻，但他总觉得，“人在做，天在看”。他说，经过这件事，他深刻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今后会以此激励自己，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回报社会，并永远守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底线和诚信标准。
专家观点：让行善回归本来属性
（刘崇顺，湖北省社会学会副理事长）
不扶，心不安；扶了，全家不安！做好人好事，原本是件很简单很快乐的事情。但如今，随着“扶不起”现象的频频发生，老百姓越来越觉得：做好人成本高，做好事要吃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这与社会舆论的过度解读不无关系。
首先，近年来，做好事被嘲笑或被怀疑动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行善者的心理成本。比如，捡到170多个钱包归还原主并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的南京“最美环卫工”沈现台，曾希望求得媒体表扬，哪怕是一本荣誉证书，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说他做好事连个奖状也没得到过，太傻。
其次，生活中确实存在“做好事被讹”的鲜活例子，开始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经过媒体报道、网络渲染后，容易给老百姓造成负面影响，以致后来只要有类似现象，就会被搬上网络或媒体，甚至被放大、异化。人们其实不是不愿意行善，而是担心被伤害，如果行善者得不到好报，或者被迫损失自己的尊严、名声、财产乃至生命，自然就望而生畏。
再次，强大的社会舆论，容易让人对外界产生不信任或冷漠感。如今，现实中有点什么事，很快就被登上报刊、传上网络，有的被爆炒，有的被歪曲，当事人往往不得不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很多老百姓其实只想过安宁日子，于是索性明哲保身。
但即便如此，也不该成为公众不做好人的理由。若长此以往，“做好人成本高”会成为卸责之框，成为公众逃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没有好人好事的社会是极其危险可怕的。
那么，如何营造做好人的环境？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净化社会舆论做起，营造一个和谐、充满阳光的环境，让好人受到起码的尊重。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深刻反思，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不要恶意去揣测别人的心理和动机，应该相信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还是主流；不要大肆渲染那些恩将仇报的行为，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不要人云亦云、助长邪恶，应该多些正气，多传递正能量。而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时，不要过分解读，应该注意正确引导。如果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如此，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当然，在诚信体系和相关法律仍不健全完善的当下，我们帮助别人时也要懂得保护好自己。比如在上前扶起老人时，不妨顺便看看周边有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多留个心眼，他可能会成为你的目击证人；如果没有人，也可以在帮助老人的同时拨打警方电话，告知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候警方到来，合理利用公众资源共同行善。
“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社会舆论的影响不可小觑，现实中一件小事情影响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但当它通过媒体放大、公众吐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影响的可能就是一大片人心。因此，只有还社会一个纯净的行善环境，让行善回归到其本来的属性，做好人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扶起老人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才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