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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大庆主演的电视剧《武松》里有个桥段：武松打虎后，阳谷县聘其为都头。不久，武松派衙役给大郎送来220两银子，说是让其买下所赁的房子；不久，武松以“不正当经营”为由查封了赌场“天下第一坊”。
编剧如此虚构，本意或是好的，想借此树立武松的孝悌和不畏豪强的正义形象，但弄巧成拙了。首先没有搞清楚“都头”是个什么官，薪水是多少；其次是没有交代清楚220两银子的来源，这笔钱在当时又意味着什么样的购买力；最后是武松执法禁赌对还是错？因为剧中的县令引经据典说无法可依。
那么，编剧如此虚构错在哪儿？真实的情形又是如何的？
A都头是对一般县役的尊称
“都”，在宋代是一个军事单位，其长官称为都头。
宋代禁军设置有若干都头、副都头等低级军官，受各级指挥使节制。
县一级衙门则没有常备军，仅有维持治安的衙役、捕快等，大县多则数十人，小县少则十多人，分班巡逻，每个班领头的，称“班头”。老百姓为了减少胥吏的盘剥与骚扰，通常对所有的县役都尊称为都头。
也就是说，王婆口中所谓的“都头大人”武松，极有可能就是一般的衙役，帮着县太爷喊“威武”的那种，比普通吏员还要低一个档次。
原著里武松的官职是步兵都头，这不是编剧的错，而是作者的无厘头了。宋代正规军分为禁军和厢军，骑兵数量有限，主要军种就是步兵。武松并无军籍，县衙也没有军队，他的步兵都头不是无厘头又是什么？
B武松的薪水仅够维持温饱
据《宋史·职官志》来看，宋代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普通从八品县令的月薪是15贯。考虑到宋代一个小县不过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他们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田、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的增给，也就是补贴，待遇比较优渥。但县令以下，除了主簿、文案等无品级却有官方身份的人之外，其他在编的“经制正役”如捕快等，只能属于衙门服役性质，享受不到上述补贴，薪水也相当低，甚至不叫薪水，而叫“工食钱”（伙食补贴），年约15贯，相当于县令一个月的薪水。就算武松是“班头”，也多不到哪儿去。
宋代一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大约是铜钱1000文。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的报告中指出：“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文）。”另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白银每两价可抵铜钱一贯五百文。
折算一下可知，武松的年薪也就10两银子，最多可买6石大米。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即59.2公斤，武松的收入可买约355公斤的大米，足够兄弟二人一年填饱肚子。
在电视剧第一集里，武大郎盘算：每天可赚50文，一个月就是1500文，相当于一两半银子，一年下来能积18两。他对武松说：二郎，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可剩下七八两银子，过两年就给你娶个媳妇成个家。这种计算方式虽然与当时银钱比价有点出入，但一般平民的生活开销基本正确。
C220两银子怎么来的？
不能不较真的是，该剧对于钱的问题改编得极不严谨，跟原著没法比。
如第二集里，潘金莲被卖到妓院，武大郎为她赎身，卖了清河县的房子，还找街坊邻居凑够了300两银子。我纳闷了，他一年才剩下七八两银子，房子是怎么得到的？祖传老屋？貌似他家祖父辈是地主呢，不靠谱。
再如西门庆为歌姬凤儿赎身，另买下一座樱桃巷的紫竹小院相赠，说是“区区几千两银子”。武松在景阳冈喝酒忘记付钱，店老板责怪小二说：“县衙有令，喝醉酒的客人若过冈出事，除封店外，还得罚1000两银子。”西门庆是大款，也许拿得出这笔钱；县衙为了震慑不负责任的酒家，出此巨额罚款也许合理。但该剧如此表达，有违西门庆悭吝的性格和两宋白银短缺的史实不说，基本是把银子不当钱了。
关于这点，我们不必读正史，读原著或金瓶梅、七侠五义等小说即可知道个大概。原著在这方面显然参考了正史，尽管大规模地写银子未必确当，但比价使用情形还是合适的。比如西门庆在王婆那儿花银子，一两当茶钱，可以多次喝茶，五两当说合钱，十两就是棺材本了。
《金瓶梅》第一回里也说，卖炊饼的武大郎是“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
这样的描写显然是谨慎的、合理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220两银子，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武大郎在阳谷县买房，那是绰绰有余。苏辙曾有诗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瞧瞧，人家当官数十年都剩不下买房的钱，剧中的武松怎么那么牛？元丰六年（1083年），开封外城向外拓展，120户居民的拆迁补偿款才两万零六百贯，平均每户能拿到补偿款171贯，约102两银子，朝廷花钱也不过如此。有读者可能会说，金庸先生是史家，他写郭靖在张家口初遇黄蓉请吃饭，一餐花了将近20 两银子，又该如何解释？其实不必解释，郭靖初出茅庐，挨黄蓉宰了。顺便贫一句：郭靖还骑着汗血马，搁现在就是一辆法拉利，年少多金，无怪乎黄蓉妹妹喜欢。
回到剧中，武松刚被聘，哪来这么多钱？且不说宋代白银能否作为日常通货使用，单说这220两银子，等于330贯钱，快赶上一个县令两年的薪水了，若不做个交代，难免让人产生武松靠权力讹诈百姓或贪污受贿之嫌。
一、官府奖励？剧中没提，原著里倒是有一千贯赏赐钱，但武松没要。二、朋友赠予？剧中也没提，原著里说武松受到柴进和宋江的资助，10两、8两没问题，不会是220两之多。三、合法收入？这一点不用说了，绝无可能。
D宋朝禁赌从未停止
这个剧情纯属虚构，原著与《金瓶梅》里都未提及西门庆开过赌场。用现在的眼光看，查封赌场合情、合理、合法。在宋代或元末明初，武松的执法同样也有法可依。剧中阳谷县令史文魁说：“大宋并无取缔赌场、妓院的律法，赶快去解封放人”。呵呵，他才是有法不依、胡说八道。
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把赌博跟盗窃同罪，不可谓不严；聚众赌博或开赌场的，罪名一样。太宗于淳化二年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对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
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罪犯原来是登科进士，以前犯有赌博罪，被爆料后，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宋代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宋代是一个注重“祖宗家法”的朝代，尽管从皇帝、士大夫到商旅百姓，貌似人人爱赌，赌风很甚，如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但是，朝廷禁赌从未停止过。
以此而论，武松的执法就不是滥用职权，也不是以权代法。编剧杜撰县令的“无法可依”论，再加上220两银子的来源不明，不知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故意给武松抹黑。我想给意欲改编原著的编剧们提个醒，下笔之前，多学历史，多读原著。
（据《北京青年报》 赵炎/文）
编剧如此虚构，本意或是好的，想借此树立武松的孝悌和不畏豪强的正义形象，但弄巧成拙了。首先没有搞清楚“都头”是个什么官，薪水是多少；其次是没有交代清楚220两银子的来源，这笔钱在当时又意味着什么样的购买力；最后是武松执法禁赌对还是错？因为剧中的县令引经据典说无法可依。
那么，编剧如此虚构错在哪儿？真实的情形又是如何的？
A都头是对一般县役的尊称
“都”，在宋代是一个军事单位，其长官称为都头。
宋代禁军设置有若干都头、副都头等低级军官，受各级指挥使节制。
县一级衙门则没有常备军，仅有维持治安的衙役、捕快等，大县多则数十人，小县少则十多人，分班巡逻，每个班领头的，称“班头”。老百姓为了减少胥吏的盘剥与骚扰，通常对所有的县役都尊称为都头。
也就是说，王婆口中所谓的“都头大人”武松，极有可能就是一般的衙役，帮着县太爷喊“威武”的那种，比普通吏员还要低一个档次。
原著里武松的官职是步兵都头，这不是编剧的错，而是作者的无厘头了。宋代正规军分为禁军和厢军，骑兵数量有限，主要军种就是步兵。武松并无军籍，县衙也没有军队，他的步兵都头不是无厘头又是什么？
B武松的薪水仅够维持温饱
据《宋史·职官志》来看，宋代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普通从八品县令的月薪是15贯。考虑到宋代一个小县不过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他们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田、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的增给，也就是补贴，待遇比较优渥。但县令以下，除了主簿、文案等无品级却有官方身份的人之外，其他在编的“经制正役”如捕快等，只能属于衙门服役性质，享受不到上述补贴，薪水也相当低，甚至不叫薪水，而叫“工食钱”（伙食补贴），年约15贯，相当于县令一个月的薪水。就算武松是“班头”，也多不到哪儿去。
宋代一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大约是铜钱1000文。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的报告中指出：“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文）。”另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白银每两价可抵铜钱一贯五百文。
折算一下可知，武松的年薪也就10两银子，最多可买6石大米。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即59.2公斤，武松的收入可买约355公斤的大米，足够兄弟二人一年填饱肚子。
在电视剧第一集里，武大郎盘算：每天可赚50文，一个月就是1500文，相当于一两半银子，一年下来能积18两。他对武松说：二郎，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可剩下七八两银子，过两年就给你娶个媳妇成个家。这种计算方式虽然与当时银钱比价有点出入，但一般平民的生活开销基本正确。
C220两银子怎么来的？
不能不较真的是，该剧对于钱的问题改编得极不严谨，跟原著没法比。
如第二集里，潘金莲被卖到妓院，武大郎为她赎身，卖了清河县的房子，还找街坊邻居凑够了300两银子。我纳闷了，他一年才剩下七八两银子，房子是怎么得到的？祖传老屋？貌似他家祖父辈是地主呢，不靠谱。
再如西门庆为歌姬凤儿赎身，另买下一座樱桃巷的紫竹小院相赠，说是“区区几千两银子”。武松在景阳冈喝酒忘记付钱，店老板责怪小二说：“县衙有令，喝醉酒的客人若过冈出事，除封店外，还得罚1000两银子。”西门庆是大款，也许拿得出这笔钱；县衙为了震慑不负责任的酒家，出此巨额罚款也许合理。但该剧如此表达，有违西门庆悭吝的性格和两宋白银短缺的史实不说，基本是把银子不当钱了。
关于这点，我们不必读正史，读原著或金瓶梅、七侠五义等小说即可知道个大概。原著在这方面显然参考了正史，尽管大规模地写银子未必确当，但比价使用情形还是合适的。比如西门庆在王婆那儿花银子，一两当茶钱，可以多次喝茶，五两当说合钱，十两就是棺材本了。
《金瓶梅》第一回里也说，卖炊饼的武大郎是“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
这样的描写显然是谨慎的、合理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220两银子，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武大郎在阳谷县买房，那是绰绰有余。苏辙曾有诗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瞧瞧，人家当官数十年都剩不下买房的钱，剧中的武松怎么那么牛？元丰六年（1083年），开封外城向外拓展，120户居民的拆迁补偿款才两万零六百贯，平均每户能拿到补偿款171贯，约102两银子，朝廷花钱也不过如此。有读者可能会说，金庸先生是史家，他写郭靖在张家口初遇黄蓉请吃饭，一餐花了将近20 两银子，又该如何解释？其实不必解释，郭靖初出茅庐，挨黄蓉宰了。顺便贫一句：郭靖还骑着汗血马，搁现在就是一辆法拉利，年少多金，无怪乎黄蓉妹妹喜欢。
回到剧中，武松刚被聘，哪来这么多钱？且不说宋代白银能否作为日常通货使用，单说这220两银子，等于330贯钱，快赶上一个县令两年的薪水了，若不做个交代，难免让人产生武松靠权力讹诈百姓或贪污受贿之嫌。
一、官府奖励？剧中没提，原著里倒是有一千贯赏赐钱，但武松没要。二、朋友赠予？剧中也没提，原著里说武松受到柴进和宋江的资助，10两、8两没问题，不会是220两之多。三、合法收入？这一点不用说了，绝无可能。
D宋朝禁赌从未停止
这个剧情纯属虚构，原著与《金瓶梅》里都未提及西门庆开过赌场。用现在的眼光看，查封赌场合情、合理、合法。在宋代或元末明初，武松的执法同样也有法可依。剧中阳谷县令史文魁说：“大宋并无取缔赌场、妓院的律法，赶快去解封放人”。呵呵，他才是有法不依、胡说八道。
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把赌博跟盗窃同罪，不可谓不严；聚众赌博或开赌场的，罪名一样。太宗于淳化二年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对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
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罪犯原来是登科进士，以前犯有赌博罪，被爆料后，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宋代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宋代是一个注重“祖宗家法”的朝代，尽管从皇帝、士大夫到商旅百姓，貌似人人爱赌，赌风很甚，如吕祖谦《紫薇杂记》的记载则更为明确：“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子，止（疑为‘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 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但是，朝廷禁赌从未停止过。
以此而论，武松的执法就不是滥用职权，也不是以权代法。编剧杜撰县令的“无法可依”论，再加上220两银子的来源不明，不知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故意给武松抹黑。我想给意欲改编原著的编剧们提个醒，下笔之前，多学历史，多读原著。
（据《北京青年报》 赵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