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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吗？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人觉得生活变成了一场无意义的竞争。
2008年，正当金融危机深化之时，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委员会，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主席。委员会聚集了知名的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和其他专家，如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肯尼斯·阿罗、土耳其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目的是找出更合理的方法衡量我们的生活质量。
委员会的报告于2008年底公布，但它强有力的结论和建议因为金融危机而没有受到重视。
然而，现在政府和企业正准备复苏，此时思考GDP以外的指标正是时候，即不仅衡量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而且要衡量其质量。
有趣的是法国的总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美国或日本。法国车没有德国车那种精密的设计，日本车那种完美的技术，但你一眼就能认出法国车，因为它个性十足，设计独特，更重要的是它的舒适。
看看亚洲如何推动经济全速前进，就知道这可能不是新兴中产阶级（甚至每个人）所关心的。要是某个亚洲资深经济学家提出将美与幸福作为衡量经济愿景的一种指标，我会充满敬意。
斯蒂格利茨的委员会的研究前提就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可持续性上，用GDP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因此，一个衡量人类幸福的新指标应包含这些维度：经济和工作保障、健康、教育、个人环境和工作环境、安全感和尊重、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宜人的自然环境，以及人身安全。
然而，大多数亚洲社会还在为达到收支平衡而努力。亚洲的许多地区还面对着社会基础设施损耗、拥挤过度、环境污染、社会不安的难题。即使在非常富有和成功的亚洲城市，人们也在呼唤社会公平。
这个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枪击案令人震惊，突然间，我们注意到，除了收入等物质生活标准，个人和人身安全问题是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的报告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我们应该从衡量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开始，考虑人们幸福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加生产或消费数量。
他的报告提醒我们，GDP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并不能衡量人们关心的很多质量上的问题。例如，大多数人感到官方数据，如CPI，不能反映自己对通胀的感觉。GDP作为一个概念不能衡量或者说低估了家庭和民间团体的产出。它们必然没有考虑不平等性，因为人均GDP的平均数会掩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感觉。GDP数据无法衡量环境的恶化和我们身边那些实体基础设施的损耗。
亚洲在人口形态、城市化、社会变迁上正经历着急速的变化，我们所使用的衡量经济成败的指标会过时也不足为奇。这就像我们开车，仪表盘显示我们正在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高速前进，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开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或者车会不会散架。如果只关注速度，我们会忽略前进的方向。而开快车容易翻车。
全球化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政府需要明白，在全球竞争中，人才很容易流动。但如果他们喜欢所居住的城市或乡村，就不会走。
我们都需要宜居感——清新的空气，健康的身体，深厚的文化，善良的人民，不用担心人身安全问题。
幸福是一种人们互相关心的社群感，一种人人平等、得到同等尊重的感觉。我们不能将一个陌生人视为抢劫犯，或者令人生畏的警察。我们想要良好的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一个照顾穷人、弱者和底层人民的有关怀的社会。
正当政府困扰于如何能更好地治理社会时，我们需要从GDP以外的社会幸福指标开始。不幸的是，斯蒂格利茨的报告只是开了个头，指出了GDP指标的缺陷，但未告诉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更好的指标。
现在亚洲已经坐上了主座，一个亚洲的政府或发言人应该承担主持统计学圆桌会议的领导角色，来达成一个更好的幸福衡量指标，而不仅是GDP。
我们需要斯蒂格利茨的第二份报告，需要对亚洲更多的关注。斯蒂格利茨先生，欢迎你回来。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2008年，正当金融危机深化之时，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委员会，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主席。委员会聚集了知名的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和其他专家，如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肯尼斯·阿罗、土耳其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目的是找出更合理的方法衡量我们的生活质量。
委员会的报告于2008年底公布，但它强有力的结论和建议因为金融危机而没有受到重视。
然而，现在政府和企业正准备复苏，此时思考GDP以外的指标正是时候，即不仅衡量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而且要衡量其质量。
有趣的是法国的总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美国或日本。法国车没有德国车那种精密的设计，日本车那种完美的技术，但你一眼就能认出法国车，因为它个性十足，设计独特，更重要的是它的舒适。
看看亚洲如何推动经济全速前进，就知道这可能不是新兴中产阶级（甚至每个人）所关心的。要是某个亚洲资深经济学家提出将美与幸福作为衡量经济愿景的一种指标，我会充满敬意。
斯蒂格利茨的委员会的研究前提就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可持续性上，用GDP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因此，一个衡量人类幸福的新指标应包含这些维度：经济和工作保障、健康、教育、个人环境和工作环境、安全感和尊重、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宜人的自然环境，以及人身安全。
然而，大多数亚洲社会还在为达到收支平衡而努力。亚洲的许多地区还面对着社会基础设施损耗、拥挤过度、环境污染、社会不安的难题。即使在非常富有和成功的亚洲城市，人们也在呼唤社会公平。
这个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枪击案令人震惊，突然间，我们注意到，除了收入等物质生活标准，个人和人身安全问题是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的报告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我们应该从衡量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开始，考虑人们幸福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加生产或消费数量。
他的报告提醒我们，GDP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并不能衡量人们关心的很多质量上的问题。例如，大多数人感到官方数据，如CPI，不能反映自己对通胀的感觉。GDP作为一个概念不能衡量或者说低估了家庭和民间团体的产出。它们必然没有考虑不平等性，因为人均GDP的平均数会掩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感觉。GDP数据无法衡量环境的恶化和我们身边那些实体基础设施的损耗。
亚洲在人口形态、城市化、社会变迁上正经历着急速的变化，我们所使用的衡量经济成败的指标会过时也不足为奇。这就像我们开车，仪表盘显示我们正在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高速前进，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开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或者车会不会散架。如果只关注速度，我们会忽略前进的方向。而开快车容易翻车。
全球化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政府需要明白，在全球竞争中，人才很容易流动。但如果他们喜欢所居住的城市或乡村，就不会走。
我们都需要宜居感——清新的空气，健康的身体，深厚的文化，善良的人民，不用担心人身安全问题。
幸福是一种人们互相关心的社群感，一种人人平等、得到同等尊重的感觉。我们不能将一个陌生人视为抢劫犯，或者令人生畏的警察。我们想要良好的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一个照顾穷人、弱者和底层人民的有关怀的社会。
正当政府困扰于如何能更好地治理社会时，我们需要从GDP以外的社会幸福指标开始。不幸的是，斯蒂格利茨的报告只是开了个头，指出了GDP指标的缺陷，但未告诉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更好的指标。
现在亚洲已经坐上了主座，一个亚洲的政府或发言人应该承担主持统计学圆桌会议的领导角色，来达成一个更好的幸福衡量指标，而不仅是GDP。
我们需要斯蒂格利茨的第二份报告，需要对亚洲更多的关注。斯蒂格利茨先生，欢迎你回来。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