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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一次采访高璇、任宝茹的时候，是在《我的青春谁做主》的宣传期，那时她们就谈到编剧维权，谈编剧要多站出来发声，为新人争取更多权利。也提到在与陈凯歌导演合作，没想到一年之后《赵氏孤儿》首映，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维权。
维权是被动选择
高璇和任宝茹是北影编剧专业的大学同学，合作至今10余年，已有《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两人的性格不同，任宝茹绕指柔背后是不妥协的坚韧，而高璇则正应了那句俗语：刀子嘴豆腐心。差异之大可以从她们知道电影《赵氏孤儿》给她们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的反应看出来，任宝茹认为应该让这件事尽快过去，不要占用太多精力，因为眼下的事情更重要；而高璇则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两人达成了共识：要做一百棵树中的一棵，为行业的规范以及编剧整体地位提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高璇谈赵孤维权事件：
关于《赵氏孤儿》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性格尤其任宝茹的性格就算了，任宝茹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第一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第二它也并不多么代表我们，毕竟它是一个被动被邀请的创作，是一个命题作文，只是说还做得不错，但没有完成完。《赵氏孤儿》这件事情我在发声前完全没有深思熟虑，完全是一个应激的反应，后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公也有私，“私”是看到这样一个署名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满意，我要告诉你我做的工作绝对不是前期剧本创作，我不能让我的工作被这样的名声淹没了，本来你给我写“编剧”都不一定被注意到，你现在用了更加弱化的(名称)；另一个原因是想到这几年参加维权会的经历，从2008年第一个编剧宣言——在钓鱼台宾馆发的96人公开信开始。(是不是发了个合同?)对，但是没有用，给谁都给扔回来，给制片方制片方说，要不按我这个来，要么就没有这事儿。基本上要推动行业规则的话要自上而下，这次我就一个劲地说为什么不能呼吁总局来推动这个事?!从2008年开的这几年的维权会，我们一直在听各种控诉，跟制片方的，后期的编剧和前期的编剧也有一种关系，那么质量认证的标准在哪儿?在标准下如何规范酬金和署名?这是一个特别复杂和专业的事情，需要有法律专业人士与相关行业人员共同做出规范。
一开始我们觉得(维权)这件事情和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的合作方一直都比较稳妥，直到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不会因为你现在的状况略微强势点就发生变化。2010年10月份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上陆天明老师念了一个合同，上面说每个字都是制作方的，这样没有法理基础的合同在行业内通行。
我们觉得莫不如做几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只要做了编剧的工作就要有编剧署名权，同时拥有海报署名权和宣传权，开发布会要让编剧坐到那里，不然大家永远认识不到编剧是三大主创之一，其他还有小说的改编权。只要做了编剧的工作就该享有这些权利，而不是说我混到这个地位才保证这些通行，那碰到更强势的制作方呢?……所以我必须出这个声音。其他行业，如旅游、保险、房地产都有制式合同，我们怎么不能有制式合同?这些都需要主管部门的推动。其实大编剧小编剧流程都一样，为什么不能有?任宝茹说不要占用太多精力，不能做这件事把目前的工作耽误了。后来我们商量，在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百棵树，我们做其中一棵树。主要是我来发言，因为她永远都是比较柔和的，我也会采取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做，只对事不对人。目前这件事的反应都挺好的，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其实12月中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包括有人发链接，包括制作方的回应对我都造成不了任何影响了。想想挺可笑，编剧工作的认定是由制片方一两个人单方认定的。我们每天想从更高视野上写更好的东西得到观众的认同，但还要免不了做些最基本的，保证署名权和劳动回报的努力，所以我刚才就觉得做编剧真是两极，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想着形而上的事儿，可每天必须得应对形而下的问题。
任宝茹谈维权：
这一年的感受对我们是一样的，纷扰很多，2011年就想把纷扰排除掉，安心地创作。因为做编剧暂时炒得很厉害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编剧的重要性，那我们再不站出来，就更没有可能了，如果那一天来了，什么拍照啊、采访啊、维权啊……我觉得都不是搞创作的人应该做的。
相反的性格、默契的搭档
2009年上半年做完《赵氏孤儿》之后，她们下半年做了《婚姻保卫战》，前者署名前期剧本创作，后者是作为编审。这两部作品都在2010年面世了。《婚姻保卫战》是他们的又一次与赵宝刚导演合作，之前与赵导合作的《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都取得了很好的收视和反响。她们习惯称赵导为老赵，在合作期间，两人都是一场场戏共同地讨论，或者与导演一起斗台词，斗着斗着就能出来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系统里面，同一个段位上。然后两人再分头来写，第二天给老赵看，几乎天衣无缝。以前她们会问导演：你能区分出是谁写的吗?赵导说：别人看不出来我还能看出来。到了《我的青春谁做主》的时候，导演说：我真看不出来了。
好莱坞职业编剧合作是专业分工，有人找噱头，有人找台词。但她们的分工不大一样，都是先期谈得不能再细，然后分头去写。两人住的不远，形成了松散的坐班习惯。除了赶进度，很少熬夜，工作习惯很绿色。两人一起接受采访、参加活动，“因为我们是不拆档的。”有时候任宝茹不想去，高璇会说：你能不能觉悟高点?在创作上两个人是平等的，署名可先可后，“实在是因为任老师比较淡薄，她不在乎我放在她前面……”高璇调侃道。
对于合作的好处，任宝茹：“当然更轻松，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冥思苦想，跳不出来，两个人插科打诨，可能特别随意的一句话就会灵光闪现。而很多编剧一个人会有轻微的抑郁，因为编剧是很封闭的工作。”
当然两个人合作也会发生分歧，比如接戏，高璇色厉内荏的本性经常会暴露出来，经不得两句夸，说不出来NO来拒绝。任宝茹在这方面就坚定很多。高璇在微博里坦白：
我至今学不会说“不”，尤其人家对我一客气，任老师经常怒吼：“你会接吗你不说不?说不会死吗?”哎，从小缺表扬，一辈子致力于“求求你表扬我”，对于不求而得、送上门的表扬，你让我怎么说“不”?
2011年她们遇到了新情况
2010年，编剧们遇到了跟往年不一样的状况，因为很多资本进入影视圈，很多新的公司出现，忽然就有很多人拿着股份和分红来跟编剧来谈。比如邹静之、刘恒已经跟浙江华策签约。高璇和任宝茹也在这一年得到了不少公司的盛情邀请。“面对诱惑，要么迷了，要么烦了，我们是烦了”，在她们看来，这是好事儿，会提升编剧的市场价值和地位，是大家重视编剧的表现。同时又看到了一些新的矛盾，比如创作和合作的多元化会不会受到伤害?经过这一年的整理，她们认清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享受安静的创作过程，坚持写好作品，同时对外界的新鲜的东西也不拒绝。
维权是被动选择
高璇和任宝茹是北影编剧专业的大学同学，合作至今10余年，已有《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两人的性格不同，任宝茹绕指柔背后是不妥协的坚韧，而高璇则正应了那句俗语：刀子嘴豆腐心。差异之大可以从她们知道电影《赵氏孤儿》给她们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的反应看出来，任宝茹认为应该让这件事尽快过去，不要占用太多精力，因为眼下的事情更重要；而高璇则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两人达成了共识：要做一百棵树中的一棵，为行业的规范以及编剧整体地位提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高璇谈赵孤维权事件：
关于《赵氏孤儿》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性格尤其任宝茹的性格就算了，任宝茹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第一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第二它也并不多么代表我们，毕竟它是一个被动被邀请的创作，是一个命题作文，只是说还做得不错，但没有完成完。《赵氏孤儿》这件事情我在发声前完全没有深思熟虑，完全是一个应激的反应，后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公也有私，“私”是看到这样一个署名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满意，我要告诉你我做的工作绝对不是前期剧本创作，我不能让我的工作被这样的名声淹没了，本来你给我写“编剧”都不一定被注意到，你现在用了更加弱化的(名称)；另一个原因是想到这几年参加维权会的经历，从2008年第一个编剧宣言——在钓鱼台宾馆发的96人公开信开始。(是不是发了个合同?)对，但是没有用，给谁都给扔回来，给制片方制片方说，要不按我这个来，要么就没有这事儿。基本上要推动行业规则的话要自上而下，这次我就一个劲地说为什么不能呼吁总局来推动这个事?!从2008年开的这几年的维权会，我们一直在听各种控诉，跟制片方的，后期的编剧和前期的编剧也有一种关系，那么质量认证的标准在哪儿?在标准下如何规范酬金和署名?这是一个特别复杂和专业的事情，需要有法律专业人士与相关行业人员共同做出规范。
一开始我们觉得(维权)这件事情和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的合作方一直都比较稳妥，直到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不会因为你现在的状况略微强势点就发生变化。2010年10月份两岸三地编剧交流会上陆天明老师念了一个合同，上面说每个字都是制作方的，这样没有法理基础的合同在行业内通行。
我们觉得莫不如做几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只要做了编剧的工作就要有编剧署名权，同时拥有海报署名权和宣传权，开发布会要让编剧坐到那里，不然大家永远认识不到编剧是三大主创之一，其他还有小说的改编权。只要做了编剧的工作就该享有这些权利，而不是说我混到这个地位才保证这些通行，那碰到更强势的制作方呢?……所以我必须出这个声音。其他行业，如旅游、保险、房地产都有制式合同，我们怎么不能有制式合同?这些都需要主管部门的推动。其实大编剧小编剧流程都一样，为什么不能有?任宝茹说不要占用太多精力，不能做这件事把目前的工作耽误了。后来我们商量，在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百棵树，我们做其中一棵树。主要是我来发言，因为她永远都是比较柔和的，我也会采取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做，只对事不对人。目前这件事的反应都挺好的，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其实12月中的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包括有人发链接，包括制作方的回应对我都造成不了任何影响了。想想挺可笑，编剧工作的认定是由制片方一两个人单方认定的。我们每天想从更高视野上写更好的东西得到观众的认同，但还要免不了做些最基本的，保证署名权和劳动回报的努力，所以我刚才就觉得做编剧真是两极，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想着形而上的事儿，可每天必须得应对形而下的问题。
任宝茹谈维权：
这一年的感受对我们是一样的，纷扰很多，2011年就想把纷扰排除掉，安心地创作。因为做编剧暂时炒得很厉害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编剧的重要性，那我们再不站出来，就更没有可能了，如果那一天来了，什么拍照啊、采访啊、维权啊……我觉得都不是搞创作的人应该做的。
相反的性格、默契的搭档
2009年上半年做完《赵氏孤儿》之后，她们下半年做了《婚姻保卫战》，前者署名前期剧本创作，后者是作为编审。这两部作品都在2010年面世了。《婚姻保卫战》是他们的又一次与赵宝刚导演合作，之前与赵导合作的《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都取得了很好的收视和反响。她们习惯称赵导为老赵，在合作期间，两人都是一场场戏共同地讨论，或者与导演一起斗台词，斗着斗着就能出来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系统里面，同一个段位上。然后两人再分头来写，第二天给老赵看，几乎天衣无缝。以前她们会问导演：你能区分出是谁写的吗?赵导说：别人看不出来我还能看出来。到了《我的青春谁做主》的时候，导演说：我真看不出来了。
好莱坞职业编剧合作是专业分工，有人找噱头，有人找台词。但她们的分工不大一样，都是先期谈得不能再细，然后分头去写。两人住的不远，形成了松散的坐班习惯。除了赶进度，很少熬夜，工作习惯很绿色。两人一起接受采访、参加活动，“因为我们是不拆档的。”有时候任宝茹不想去，高璇会说：你能不能觉悟高点?在创作上两个人是平等的，署名可先可后，“实在是因为任老师比较淡薄，她不在乎我放在她前面……”高璇调侃道。
对于合作的好处，任宝茹：“当然更轻松，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冥思苦想，跳不出来，两个人插科打诨，可能特别随意的一句话就会灵光闪现。而很多编剧一个人会有轻微的抑郁，因为编剧是很封闭的工作。”
当然两个人合作也会发生分歧，比如接戏，高璇色厉内荏的本性经常会暴露出来，经不得两句夸，说不出来NO来拒绝。任宝茹在这方面就坚定很多。高璇在微博里坦白：
我至今学不会说“不”，尤其人家对我一客气，任老师经常怒吼：“你会接吗你不说不?说不会死吗?”哎，从小缺表扬，一辈子致力于“求求你表扬我”，对于不求而得、送上门的表扬，你让我怎么说“不”?
2011年她们遇到了新情况
2010年，编剧们遇到了跟往年不一样的状况，因为很多资本进入影视圈，很多新的公司出现，忽然就有很多人拿着股份和分红来跟编剧来谈。比如邹静之、刘恒已经跟浙江华策签约。高璇和任宝茹也在这一年得到了不少公司的盛情邀请。“面对诱惑，要么迷了，要么烦了，我们是烦了”，在她们看来，这是好事儿，会提升编剧的市场价值和地位，是大家重视编剧的表现。同时又看到了一些新的矛盾，比如创作和合作的多元化会不会受到伤害?经过这一年的整理，她们认清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享受安静的创作过程，坚持写好作品，同时对外界的新鲜的东西也不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