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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了解日本的中国人
越來越多
中日关系受各自的心理、心态的制约不可谓不大。
19世纪末以前，囿于东海一隅的日本几乎进入不了中国的视野。甲午战争一仗，如同一场事先预测大个子必胜的拳击比赛，结果却被小个子翻盘。从此中国对日本格外在意，一边通过学习日本来富国强兵，一边又因为“21条”、14年抗战等而经受了丧权辱国、国土沦陷、民众牺牲的钻心之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日政策，因为这段历史，基本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对有实力并有潜在野心再度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保持高度警惕，二是承认日本经济、科学技术领先于中国，需要吸取有益经验。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重视对日交往，但同时又保持谨慎。周恩来总理被中日两国学者认为是重视日本、对日友好的中方领导人，据说他会见过的日本人是所有外国人中占比最多的。周恩来实际上也是基于上述两个前提展开对日外交。据后来披露的1971年、1972年中美首脑会谈记录，可以知道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多次流露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担心和警惕。据中日建交时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在周恩来去世后的回忆，周在内部会议上曾归纳日本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交往特点。
随着近几十年中日关系格局的巨变和交流多元化，中国人的对日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精英层围绕如何看待日本仍不断发生争论。2003年前后就曾有过一场围绕“对日新思维”的论战；近几年学者之间就如何看待日本依然不时碰撞出火花。例如有的人认为日本不肯谢罪反省，意味着还想走老路；而有的人则认为更应重视战后日本的变化，以及中日之间国力对比已发生的根本性改变。
在改革开放前，因为了解渠道有限，中国民众对日主要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日本观，主流心态是偏向警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再看今天，以GDP为主要依据，中国国力已是日本的2.5倍，对日心态为何还是普遍存在一种隔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日观在进一步变化过程中。近几年中国去日本旅游的人数直线上升；自媒体和微信等大众交流平台上，肯定日本长处甚至拔高日本的呼声时而占上风。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刊物上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对外交往、出游人数较多的地区，其对日观形成的依据，普遍由以前的主要基于历史印象转变为主要根据对当今日本的直观了解（当然不一定全面）。这是一个有益的趋势，但毕竟能对日本有亲身感受的中国人还是少数。
日本的“沉降岛国心态”
关于日本社会的对华“群体心理”，我前几年发过一篇题为“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21世纪的新变化及其趋向”的几万字长文，其中谈到了以下关键的两点：
第一是不少中国人迄今还认为日本在欺负中国，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受害者意识”，所以两国间发生矛盾，一些人就借“抵制日货”发泄。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社会自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反而说中国是大国，应该让让日本。连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日本政治家也认为中国已经远比日本高出一头，反而是日本自己要有“骨气”。
第二是日本100多年来养成了漠视、无视亚洲邻国的社会风气，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加上国内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至今仍未找到出路，日本国民中蔓延着一种焦躁感和保守心理，于是在媒体添油加醋的煽动性报道渲染下，中国成为日本社会的发泄对象。
当年希特勒也是在本国经济、外交走投无路之时，以“打破凡尔赛紧箍咒”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夺取了政权并走上危险的扩张道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要警惕日本右翼掌权的危险。但毕竟时代已变，我长期生活在日本，还是感到要相信广大日本人民有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良知和判断能力，战后近70年的和平生活也使之发自内心地厌恶战争、反对扩军，极端右倾化基本不会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方向。
听到某些日本政客或口无遮拦的评论家侮辱中国的言论，不少国人还是会马上产生“日本居高临下地藐视中国”的反感。但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应该更理性，透过表面现象去观察日本人的某种深层心态——他们的这种心态就像是半夜吹口哨，靠高声地否定、嘲笑对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我把今天日本社会较为普遍的对华心态，称之为“沉降岛国心态”。其中的关键词为：
一、“沉降”。这指日本社会一边缅怀曾有过的“辉煌”，但由于少子高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明知潮流已变又不愿放下架子的心态。这种“沉降”还有日本特定的背景，即过去的一度辉煌建立在欺负邻国的基础上，嘴上不肯认错而内心十分害怕对方“以牙还牙”。
二、“岛国”心态。隔着大海，对世界大势及其不断变化的理解与适应总是慢一拍，又总担心自己被“越顶”、被拉下。因为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形成偏向于从坏着想、容易悲观绝望的思维定式，经常凭空想象乃至炮制、夸大某种外来“威胁”，心底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缺乏症”，但实际中，又会通过美化本国历史、拔高自己以求得心理平衡，甚至相信了自编自演的“神话”而一时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可一旦碰壁，又往往会自怨自艾，最后适应于现实。
日本人自己也对此多有评点，日语中就有“岛国根性”一词。一个较著名网页对“岛国根性”的定义是：长期居住在缺乏与他国交流的岛国国民心态，视野狭窄，闭塞，小肚鸡肠。服装、发型乃至言论都求趋同，缺乏包容性和通融。但又爱听来自外面的称赞好话。又有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憧憬，一旦认准“先进”，会学得比别人更认真；因为缺乏直接接触，对外界的认识容易概念化、流于想象；认为对方好就只看好的，不看缺点，反之亦走极端。也有日本人自嘲：近代以来在欧美面前自惭形秽，对亚洲邻国则自以为高人一头，是一种“卑劣的国民性”；还认为日本人把个人依附于国家，国势强盛时个人也傲慢起来，国家衰落，个人也丧失自信。
调整心态已是时候 了解了中日两国各自对外心态的特点后，回过头来看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就会发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可以作出别样的解释。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从上到下说起中国存在的问题就来劲，看到中国一时遭遇挫折就幸灾乐祸，媒体上充斥着两个极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美国舆论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公布对世界各国的形象调查，最近5年，在所有调查对象国里，日本对华亲近感指数一直不高。中国向来重视如何改变日本对华的印象，花了很大力气，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心态尚未走出死胡同是一大原因。日本社会大都不愿从自身问题去找衰落的原因，而认定是中国将其从当了上百年的“亚洲老大”地位上踢落下来。偏偏中国网络上不时传出一些不理智的声音，流露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耿耿于怀，这种言论被日本媒体放大十倍反复渲染，使得更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难以建立。只要这样的相持持续，上述基于各自心态的非理性对立情绪，就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不过，我觉得日本最终还是会跟着世界大潮流走的。中国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出手不凡，以及一年700万游客来日本扫货，这些动向都在冲击着日本社会对华的传统认知。30年前，日本媒体主要谈中国的“穷”，20年前谈“偷渡”，10年前谈的最多的还是“模仿抄袭”，现在看到充满自信的中国游客如入无人之境般在东京银座行走，虽然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还是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日本经济想要走出困境还是要多与中国合作，日本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反思“仅靠抱美国大腿不行了”的言论。对于中国近几年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经济模式，日本学者很敏感、很关注。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我估计这一差距如果扩大到3倍以上或中国GDP赶上美国的话，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将会发生质的变化。
国内日本问题专家还指出了“‘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这一发展阶段“相克”的问题，认为“安倍之所以小动作不断，其深层原因还要归结于中国国力发展的‘青春期’撞上了日本国力颓势的‘更年期’”。确实，处于“上升期”“青春期”的中国更进取，提倡有所作为，而处于“更年期”的日本，内心缅怀昔日荣光，拼命想保住既得利益，对于新兴大国既羡慕又畏惧。
我想，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如果能更进一步调整过于受历史记忆影响的对日心态，抓住对日关系主动权，对于要不断适应的全球新形势来说，会相对容易一些。中国国力超越日本，不再是目标而已是现实，下一个目标应该以引领全球的心态和心胸去把握对日关系。
美国前驻日外交官，后来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日本部长的凯文·梅尔，在其日文版著作里特别指出了日本人（包括其外交官精英）对外猜疑心重，爱听好话，怕被离弃的特点。他披露，美国对日外交官内部掌握的对日外交要领是，一半的时间放在对日本做口头承诺上，不断重复地说“We still love them”（我們，还爱着他们），以此换取日本在其他领域的实质性让步。
当然，美国这样的手法是以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前提的。中国进一步发展国力为万事之本，但与此同时，不妨更多地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展示软实力。考虑到日本人的特点，在公开场合、在双方会谈中是否可以多说一些肯定其国际地位、寻求对等合作的话，以塑造大国魅力？调整中日关系中看待彼此的心态，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摘自《同舟共进》）
越來越多
中日关系受各自的心理、心态的制约不可谓不大。
19世纪末以前，囿于东海一隅的日本几乎进入不了中国的视野。甲午战争一仗，如同一场事先预测大个子必胜的拳击比赛，结果却被小个子翻盘。从此中国对日本格外在意，一边通过学习日本来富国强兵，一边又因为“21条”、14年抗战等而经受了丧权辱国、国土沦陷、民众牺牲的钻心之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日政策，因为这段历史，基本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对有实力并有潜在野心再度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保持高度警惕，二是承认日本经济、科学技术领先于中国，需要吸取有益经验。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重视对日交往，但同时又保持谨慎。周恩来总理被中日两国学者认为是重视日本、对日友好的中方领导人，据说他会见过的日本人是所有外国人中占比最多的。周恩来实际上也是基于上述两个前提展开对日外交。据后来披露的1971年、1972年中美首脑会谈记录，可以知道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多次流露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担心和警惕。据中日建交时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在周恩来去世后的回忆，周在内部会议上曾归纳日本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交往特点。
随着近几十年中日关系格局的巨变和交流多元化，中国人的对日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精英层围绕如何看待日本仍不断发生争论。2003年前后就曾有过一场围绕“对日新思维”的论战；近几年学者之间就如何看待日本依然不时碰撞出火花。例如有的人认为日本不肯谢罪反省，意味着还想走老路；而有的人则认为更应重视战后日本的变化，以及中日之间国力对比已发生的根本性改变。
在改革开放前，因为了解渠道有限，中国民众对日主要存在一种比较矛盾的日本观，主流心态是偏向警惕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再看今天，以GDP为主要依据，中国国力已是日本的2.5倍，对日心态为何还是普遍存在一种隔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日观在进一步变化过程中。近几年中国去日本旅游的人数直线上升；自媒体和微信等大众交流平台上，肯定日本长处甚至拔高日本的呼声时而占上风。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刊物上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对外交往、出游人数较多的地区，其对日观形成的依据，普遍由以前的主要基于历史印象转变为主要根据对当今日本的直观了解（当然不一定全面）。这是一个有益的趋势，但毕竟能对日本有亲身感受的中国人还是少数。
日本的“沉降岛国心态”
关于日本社会的对华“群体心理”，我前几年发过一篇题为“日本各阶层是怎样看待中国的？——21世纪的新变化及其趋向”的几万字长文，其中谈到了以下关键的两点：
第一是不少中国人迄今还认为日本在欺负中国，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受害者意识”，所以两国间发生矛盾，一些人就借“抵制日货”发泄。他们不知道的是，日本社会自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反而说中国是大国，应该让让日本。连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日本政治家也认为中国已经远比日本高出一头，反而是日本自己要有“骨气”。
第二是日本100多年来养成了漠视、无视亚洲邻国的社会风气，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加上国内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至今仍未找到出路，日本国民中蔓延着一种焦躁感和保守心理，于是在媒体添油加醋的煽动性报道渲染下，中国成为日本社会的发泄对象。
当年希特勒也是在本国经济、外交走投无路之时，以“打破凡尔赛紧箍咒”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夺取了政权并走上危险的扩张道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要警惕日本右翼掌权的危险。但毕竟时代已变，我长期生活在日本，还是感到要相信广大日本人民有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良知和判断能力，战后近70年的和平生活也使之发自内心地厌恶战争、反对扩军，极端右倾化基本不会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方向。
听到某些日本政客或口无遮拦的评论家侮辱中国的言论，不少国人还是会马上产生“日本居高临下地藐视中国”的反感。但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应该更理性，透过表面现象去观察日本人的某种深层心态——他们的这种心态就像是半夜吹口哨，靠高声地否定、嘲笑对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我把今天日本社会较为普遍的对华心态，称之为“沉降岛国心态”。其中的关键词为：
一、“沉降”。这指日本社会一边缅怀曾有过的“辉煌”，但由于少子高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明知潮流已变又不愿放下架子的心态。这种“沉降”还有日本特定的背景，即过去的一度辉煌建立在欺负邻国的基础上，嘴上不肯认错而内心十分害怕对方“以牙还牙”。
二、“岛国”心态。隔着大海，对世界大势及其不断变化的理解与适应总是慢一拍，又总担心自己被“越顶”、被拉下。因为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形成偏向于从坏着想、容易悲观绝望的思维定式，经常凭空想象乃至炮制、夸大某种外来“威胁”，心底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缺乏症”，但实际中，又会通过美化本国历史、拔高自己以求得心理平衡，甚至相信了自编自演的“神话”而一时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可一旦碰壁，又往往会自怨自艾，最后适应于现实。
日本人自己也对此多有评点，日语中就有“岛国根性”一词。一个较著名网页对“岛国根性”的定义是：长期居住在缺乏与他国交流的岛国国民心态，视野狭窄，闭塞，小肚鸡肠。服装、发型乃至言论都求趋同，缺乏包容性和通融。但又爱听来自外面的称赞好话。又有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憧憬，一旦认准“先进”，会学得比别人更认真；因为缺乏直接接触，对外界的认识容易概念化、流于想象；认为对方好就只看好的，不看缺点，反之亦走极端。也有日本人自嘲：近代以来在欧美面前自惭形秽，对亚洲邻国则自以为高人一头，是一种“卑劣的国民性”；还认为日本人把个人依附于国家，国势强盛时个人也傲慢起来，国家衰落，个人也丧失自信。
调整心态已是时候 了解了中日两国各自对外心态的特点后，回过头来看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就会发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可以作出别样的解释。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从上到下说起中国存在的问题就来劲，看到中国一时遭遇挫折就幸灾乐祸，媒体上充斥着两个极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美国舆论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公布对世界各国的形象调查，最近5年，在所有调查对象国里，日本对华亲近感指数一直不高。中国向来重视如何改变日本对华的印象，花了很大力气，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心态尚未走出死胡同是一大原因。日本社会大都不愿从自身问题去找衰落的原因，而认定是中国将其从当了上百年的“亚洲老大”地位上踢落下来。偏偏中国网络上不时传出一些不理智的声音，流露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耿耿于怀，这种言论被日本媒体放大十倍反复渲染，使得更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难以建立。只要这样的相持持续，上述基于各自心态的非理性对立情绪，就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不过，我觉得日本最终还是会跟着世界大潮流走的。中国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出手不凡，以及一年700万游客来日本扫货，这些动向都在冲击着日本社会对华的传统认知。30年前，日本媒体主要谈中国的“穷”，20年前谈“偷渡”，10年前谈的最多的还是“模仿抄袭”，现在看到充满自信的中国游客如入无人之境般在东京银座行走，虽然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但还是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阻挡。日本经济想要走出困境还是要多与中国合作，日本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反思“仅靠抱美国大腿不行了”的言论。对于中国近几年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经济模式，日本学者很敏感、很关注。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我估计这一差距如果扩大到3倍以上或中国GDP赶上美国的话，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将会发生质的变化。
国内日本问题专家还指出了“‘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这一发展阶段“相克”的问题，认为“安倍之所以小动作不断，其深层原因还要归结于中国国力发展的‘青春期’撞上了日本国力颓势的‘更年期’”。确实，处于“上升期”“青春期”的中国更进取，提倡有所作为，而处于“更年期”的日本，内心缅怀昔日荣光，拼命想保住既得利益，对于新兴大国既羡慕又畏惧。
我想，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如果能更进一步调整过于受历史记忆影响的对日心态，抓住对日关系主动权，对于要不断适应的全球新形势来说，会相对容易一些。中国国力超越日本，不再是目标而已是现实，下一个目标应该以引领全球的心态和心胸去把握对日关系。
美国前驻日外交官，后来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日本部长的凯文·梅尔，在其日文版著作里特别指出了日本人（包括其外交官精英）对外猜疑心重，爱听好话，怕被离弃的特点。他披露，美国对日外交官内部掌握的对日外交要领是，一半的时间放在对日本做口头承诺上，不断重复地说“We still love them”（我們，还爱着他们），以此换取日本在其他领域的实质性让步。
当然，美国这样的手法是以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前提的。中国进一步发展国力为万事之本，但与此同时，不妨更多地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展示软实力。考虑到日本人的特点，在公开场合、在双方会谈中是否可以多说一些肯定其国际地位、寻求对等合作的话，以塑造大国魅力？调整中日关系中看待彼此的心态，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