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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构建了一个测度辖区公共服务供给匹配状况的检验模型，并利用中国1999—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救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及社会治安等6种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中国现有的公共服务提供量下，除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近似纯公共品的公共服务成本应完全由政府通过税收垫付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混合型公共服务其成本应根据其拥挤程度以及各自内部的“公共度”，由政府通过差异化财政拨款和受益者付费分摊，社会保障等私人型公共服务的成本应主要由受益居民负担；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努力增加拥挤性公共服务，特别是私人型公共服务的提供，以降低经济风险，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关键词：公共服务；拥挤系数；成本分摊；匹配程度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3-0096-08
收稿日期：2010-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JY1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73073）；武汉大学211建设项目；武汉大学985建设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卢洪友（1958-），男，山东费县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税收理论与制度设计和公共部门效率等方面的研究。E-mail：hongylu@sohu.com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基本责任和目标，也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通过分权由地方政府提供辖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辖区居民的福利状况［1］。换而言之，地方政府以福利定价形式为辖区居民提供帕累托效率水平下的公共服务量时居民福利达到最大化［2］。地方政府更加了解辖区居民需求偏好故而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官员的偏好都会影响到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状况，因此公共服务可能存在供给过度或者不足，导致公共服务提供的非有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状况还是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性，某些公共服務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存在过度供给，而在中西部地区供给严重不足。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背景下，揭示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匹配状况是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效制定公共服务价格的基础性依据，对改革公共服务管理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政府公共服务匹配程度的测度，即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拥挤性”的测度具有重要的经济政策含义［3］。Wyckoff和Craig分别测量了美国义务教育和司法服务的拥挤程度［4-5］，前者从公共服务非排他性角度，构建了社会教育需求与私人教育需求的联立函数并计算出美国义务教育的公共程度；后者基于布坎南的辖区理论实证了司法服务拥挤度，发现法律公共性与司法服务拥挤度成反比。Holcombe和Sobel通过对政府立法支出与人口、平均税率进行回归，利用两者的系数变换计算出政府立法的匹配程度［6］。此外，很多研究分析了辖区人口规模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量之间的关系 ［3-7-8-9-10］，这些都涉及到了辖区公共服务提供的拥挤性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匹配问题。林万龙基于调研资料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供求内容上的不匹配，并认为财权过于向上集中是形成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11］。刘小鲁运用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公共品的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在供给中存在显著的拥塞效应，中央政府财政补助对提高区域性公共品的人均供给水平作用甚微［12］。赵农和刘小鲁分析发现区位性因素对地方公共品的最优质量同时存在一个促进和抑制作用［13］；同时受区位因素影响，替代性公共品与非替代性公共品在最优质量与最优供给数量上存在差异。龚锋和卢洪友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7类公共服务的需求函数，并据此构建了服务的供需匹配指数，分析发现供需数量平衡地区比重维持在70%左右，而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度地区比重在12%—20%之间波动［14］。
二、公共服务匹配状况检验模型
我们对传统的分析“辖区公共品供给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传统的分析辖区公共品最优供给问题都是基于中位选民投票决策理论展开，并认为通过集体投票决策，中位收入居民的需求状况将最终成为辖区政府制定公共服务提供量的主要依据［15-16-17］。本文的分析延续了这一基本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将居民需求偏好特征纳入整个分析框架中；同时设定可选择的多种拥挤函数形式，克服传统分析中结论过于依赖单一的模型设定形式的弊病，并基于此构建一个一般性的测度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匹配程度的检验模型。
假定存在一个典型的地方辖区，该辖区的公共服务由政府统一提供，并且公共服务提供的总成本同辖区居民支付税收份额正相关；同时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完全由辖区居民在既定“税收价格”下投票决定，则在居民收入均匀分布假定下，辖区公共服务的供给量等于居民的中位需求量，也即中位收入居民的需求量。
1.中位居民的需求方程
如果辖区内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总量为Q，则中位收入居民消费量q m=α(N)·Q，其中，α(N)为公共服务使用过程中的拥挤程度，它是使用人数N的函数。如果一项服务属于纯公共品，那么有α(N)=1；如果为私人品，则有α(N)=N -1；大多数混合公共品则有0<α(N)<1。
中位收入居民有由消费私人品数量z m和消费公共品数量q m构成的效用函数：
由于居民具有收入预算约束，中位居民面临收入合理配置的如下最优化问题：
这里将私人品价格单位化为1，单位公共品生产价格为P，被视为模型的外生变量，y m为中位收入居民的收入，t m为其所担负的辖区税收份额。据此我们可以求解出中位收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最优需求，它为单位公共服务价格和居民收入的函数：
为了求解方便，将其设定为一个复合公共服务需求函数，同时将居民需求偏好特征纳入其中：
最后，中位收入居民通过民主程序投票确定最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量Q *：
对（5）式两边取对数，得到辖区最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程：
2.拥挤函数的设定
为了保证结论的一般性与稳健性，在基本框架基础上，我们基于辖区人口设定了多种不同形式的拥挤函数形式
其中第一种是传统理论分析框架下的拥挤函数设定形式，我们所采用的后三种拥挤函数设定形式主要受到McKingney［18］、Hayes和Slottje［19］以及 Edwards［20］等相关文献的启发。并据此测度辖区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设定如下四种形式，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前三种均为基于辖区人口规模设定的形式；第四种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拥挤函数形式，我们根据不同拥挤函数的设定对辖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函数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通过服务的拥挤系数对其属性进行界定。
3.辖区公共服务需求模型
依据拥挤函数(7)—(10)的不同设定，结合方程(6)的辖区公共服务一般需求提供方程，可以求解出以下不同拥挤函数设定下的辖区公共服务需求函数：
关键词：公共服务；拥挤系数；成本分摊；匹配程度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3-0096-08
收稿日期：2010-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JY1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73073）；武汉大学211建设项目；武汉大学985建设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卢洪友（1958-），男，山东费县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税收理论与制度设计和公共部门效率等方面的研究。E-mail：hongylu@sohu.com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实现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基本责任和目标，也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通过分权由地方政府提供辖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辖区居民的福利状况［1］。换而言之，地方政府以福利定价形式为辖区居民提供帕累托效率水平下的公共服务量时居民福利达到最大化［2］。地方政府更加了解辖区居民需求偏好故而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官员的偏好都会影响到地区公共服务的提供状况，因此公共服务可能存在供给过度或者不足，导致公共服务提供的非有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状况还是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性，某些公共服務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存在过度供给，而在中西部地区供给严重不足。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背景下，揭示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匹配状况是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效制定公共服务价格的基础性依据，对改革公共服务管理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政府公共服务匹配程度的测度，即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拥挤性”的测度具有重要的经济政策含义［3］。Wyckoff和Craig分别测量了美国义务教育和司法服务的拥挤程度［4-5］，前者从公共服务非排他性角度，构建了社会教育需求与私人教育需求的联立函数并计算出美国义务教育的公共程度；后者基于布坎南的辖区理论实证了司法服务拥挤度，发现法律公共性与司法服务拥挤度成反比。Holcombe和Sobel通过对政府立法支出与人口、平均税率进行回归，利用两者的系数变换计算出政府立法的匹配程度［6］。此外，很多研究分析了辖区人口规模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量之间的关系 ［3-7-8-9-10］，这些都涉及到了辖区公共服务提供的拥挤性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匹配问题。林万龙基于调研资料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供求内容上的不匹配，并认为财权过于向上集中是形成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11］。刘小鲁运用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公共品的需求对价格缺乏弹性，在供给中存在显著的拥塞效应，中央政府财政补助对提高区域性公共品的人均供给水平作用甚微［12］。赵农和刘小鲁分析发现区位性因素对地方公共品的最优质量同时存在一个促进和抑制作用［13］；同时受区位因素影响，替代性公共品与非替代性公共品在最优质量与最优供给数量上存在差异。龚锋和卢洪友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7类公共服务的需求函数，并据此构建了服务的供需匹配指数，分析发现供需数量平衡地区比重维持在70%左右，而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度地区比重在12%—20%之间波动［14］。
二、公共服务匹配状况检验模型
我们对传统的分析“辖区公共品供给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传统的分析辖区公共品最优供给问题都是基于中位选民投票决策理论展开，并认为通过集体投票决策，中位收入居民的需求状况将最终成为辖区政府制定公共服务提供量的主要依据［15-16-17］。本文的分析延续了这一基本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将居民需求偏好特征纳入整个分析框架中；同时设定可选择的多种拥挤函数形式，克服传统分析中结论过于依赖单一的模型设定形式的弊病，并基于此构建一个一般性的测度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匹配程度的检验模型。
假定存在一个典型的地方辖区，该辖区的公共服务由政府统一提供，并且公共服务提供的总成本同辖区居民支付税收份额正相关；同时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完全由辖区居民在既定“税收价格”下投票决定，则在居民收入均匀分布假定下，辖区公共服务的供给量等于居民的中位需求量，也即中位收入居民的需求量。
1.中位居民的需求方程
如果辖区内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总量为Q，则中位收入居民消费量q m=α(N)·Q，其中，α(N)为公共服务使用过程中的拥挤程度，它是使用人数N的函数。如果一项服务属于纯公共品，那么有α(N)=1；如果为私人品，则有α(N)=N -1；大多数混合公共品则有0<α(N)<1。
中位收入居民有由消费私人品数量z m和消费公共品数量q m构成的效用函数：
由于居民具有收入预算约束，中位居民面临收入合理配置的如下最优化问题：
这里将私人品价格单位化为1，单位公共品生产价格为P，被视为模型的外生变量，y m为中位收入居民的收入，t m为其所担负的辖区税收份额。据此我们可以求解出中位收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最优需求，它为单位公共服务价格和居民收入的函数：
为了求解方便，将其设定为一个复合公共服务需求函数，同时将居民需求偏好特征纳入其中：
最后，中位收入居民通过民主程序投票确定最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量Q *：
对（5）式两边取对数，得到辖区最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程：
2.拥挤函数的设定
为了保证结论的一般性与稳健性，在基本框架基础上，我们基于辖区人口设定了多种不同形式的拥挤函数形式
其中第一种是传统理论分析框架下的拥挤函数设定形式，我们所采用的后三种拥挤函数设定形式主要受到McKingney［18］、Hayes和Slottje［19］以及 Edwards［20］等相关文献的启发。并据此测度辖区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设定如下四种形式，进行对比分析：
其中前三种均为基于辖区人口规模设定的形式；第四种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拥挤函数形式，我们根据不同拥挤函数的设定对辖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函数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通过服务的拥挤系数对其属性进行界定。
3.辖区公共服务需求模型
依据拥挤函数(7)—(10)的不同设定，结合方程(6)的辖区公共服务一般需求提供方程，可以求解出以下不同拥挤函数设定下的辖区公共服务需求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