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阳历元月为了返台参加台北国际书展，提前于农历年前半个多月回去。等到书展忙完以后，抽空拜访四分之一世纪交情的百城堂主人。记得我在近二十年前发现关祖章藏书票(迄今发现的中国第一枚藏书票，见封面)后，不久他即告诉我有一款关祖章的藏书印，同时影印给我。当时忙着寻找关氏的生平事迹，无暇顾及此事，后来不知放置何处，始终没有将它写出来。
　　两年多前，在苏州木渎参加全国藏书票大会，偶遇杨靖华君，承蒙他告知：在桂林图书馆发现关氏于1949年将他父亲冕钧(伯珩)公的收藏捐赠给该馆纪录始末的文献，并将他写成的文章《关祖章藏书票与陈宏谋家书》，同时影印给我。事后还为我刻了两方藏书印，才又让我想起其事。但是事隔多年，朋友早已不知道把关祖章的藏书印放在何处，等他哪天清理藏书找到了后再说。
　　其实这要怪自己，常常求好心切，紧张过头。明明在身边的材料不用，还要劳师动众，恳请远方的朋友帮忙。甚至查到后，又忘记已有的材料。以关氏的生平为例，早在此之前，我就看过胡光熙《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书上记载：“关冕均(伯珩)：广西人。满清翰林。以道员出任京张铁路局会办、总办等职。与梁士诒同以辞官派主新兴铁路业务。时人誉为新派人物。子祖章、祖光，皆余清华同学，婿陈树人，现尚在台。”直到去年拟推荐此书给国内的出版同业，再翻阅此书，看到这条记载，不禁哑然失笑，恍然如梦。
　　这次与百城堂主相逢，方告知已找到关氏的藏书印(见图)。原来他淘到这本书后，经过重新装裱，和其它的书籍混在一起，日久也就忘记放在何处了。而且他记得曾经影印给我，怎么老是不发表出来，最近终于把它找出来，原来是盖在一本《牛角石玉象牙图章样谱》上。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收藏的印章，也盖在这本书上。书中有两枚相同的“祖章藏书”印，比藏书票少了“关”字。同时藏书票是将文字横排在上方，系用他的笔迹制版印刷，而藏书印是位在右上方直排的隶书体。其它的图案大致相同，只是在右下方两个叠在一起的书箱上，刻上去的文字略有差异。据朋友考证：它是用黄杨木刻的。在坚硬的木材上，刻得如此栩栩如绘，几乎和藏书票的神韵一致，足以显示关氏的家学渊源，视制作藏书票与藏书印的要求一样，同时为我国的藏书票历史留下一笔。
　　没想到就在我身边的材料，几乎经过了20年才写出来。都怪自己生性疏懒，只好聚积，不喜撰文的个性，在这件事情上暴露无遗。真该骂我糊里糊涂，老是一件事情丢三落四，没有一鼓作气。而且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提到关祖章。得到这款藏书印后，幸好在博览群书上有专栏，适时将此事略述如上。希望调侃我研究藏书票的谢其章，不要怪我又提及关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