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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国富民弱还是民富国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富国强是公平、高效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中国走的是国富民强之路。这条路从民国开始一以贯之，所谓国富就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权并最终掌握财富，所谓民强就是民众拥有新文明观与强健的体魄，梁启超的“新民”甚至“文革”中的“文化”革命，就是民强的极端实践。
我们之所以走上国富民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无限信任和彻底依赖。
政府掌握大宗财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全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34%，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68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这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出3000多亿。虽然今年货币相对紧缩，企业赢得预期下降，显然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享受社会财富大头由来已久。引用一组公众耳熟能详的数据，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之低，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令人瞠目。
国富是表像，实质是大政府。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政府所掌握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修建的基建工程需要几十万亿的资金，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上万亿的资金，政府以占用财富的方式为大众服务，何罪之有？
此论似是而非。政府在财富占用上具有刚性色彩，滚雪球效应的自我壮大过程，很难想像政府部门会主动下调运营费用，即便是中央提出也会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扯皮中消泯于无形。
由于政府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导致公务员人数与行政成本节节上升。公务员人数上升不仅占据了中国优质的人才资源，还使行政费用大幅上升。根据胡联合等人的研究，按财政支出功能分，1978—2006年二十八年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费从52.9亿元快速上升到757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行政管理费指数从100(本文所指各种指数均以1978年=100，以下省略)上升到3300，即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率13.3%。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00上升到1334，增长12.3倍，年均增长率9.7%;国家财政收入指数从100上升到789，增长6.9倍，年均增长率7.7%;国家财政支出指数从100上升到830.7，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7.9%。从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倍数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分别多19.7倍、25.1倍、24.7倍，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率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3.6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
公务员太多、太能干，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层出不穷；二是公务员队伍自觉驱逐一切可能威胁到公务员队伍含金量的组织，比如NGO组织，或者把各个行会协会办成退休官员俱乐部，完成从入仕到退休之后的市场退路的一条龙体制。
国富民弱导致官僚队伍庞大，寻租空间大增，衍生出的结果是在民间财富蛋糕中分配极不均衡。按照世行的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位居全球前列，必然导致治安成本上升。
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百年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内讧外侮，将中国纳入国富民强的既定发展轨道中，如今依然成为主流。
须知，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新民不在于观念，不在于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在于以颜色区分敌我，而在市场的产权基石。
国富民弱还是民富国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富国强是公平、高效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中国走的是国富民强之路。这条路从民国开始一以贯之，所谓国富就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权并最终掌握财富，所谓民强就是民众拥有新文明观与强健的体魄，梁启超的“新民”甚至“文革”中的“文化”革命，就是民强的极端实践。
我们之所以走上国富民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无限信任和彻底依赖。
政府掌握大宗财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全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34%，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68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这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出3000多亿。虽然今年货币相对紧缩，企业赢得预期下降，显然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享受社会财富大头由来已久。引用一组公众耳熟能详的数据，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之低，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令人瞠目。
国富是表像，实质是大政府。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政府所掌握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修建的基建工程需要几十万亿的资金，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上万亿的资金，政府以占用财富的方式为大众服务，何罪之有？
此论似是而非。政府在财富占用上具有刚性色彩，滚雪球效应的自我壮大过程，很难想像政府部门会主动下调运营费用，即便是中央提出也会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扯皮中消泯于无形。
由于政府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导致公务员人数与行政成本节节上升。公务员人数上升不仅占据了中国优质的人才资源，还使行政费用大幅上升。根据胡联合等人的研究，按财政支出功能分，1978—2006年二十八年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费从52.9亿元快速上升到757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行政管理费指数从100(本文所指各种指数均以1978年=100，以下省略)上升到3300，即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率13.3%。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00上升到1334，增长12.3倍，年均增长率9.7%;国家财政收入指数从100上升到789，增长6.9倍，年均增长率7.7%;国家财政支出指数从100上升到830.7，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7.9%。从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倍数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分别多19.7倍、25.1倍、24.7倍，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率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3.6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
公务员太多、太能干，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层出不穷；二是公务员队伍自觉驱逐一切可能威胁到公务员队伍含金量的组织，比如NGO组织，或者把各个行会协会办成退休官员俱乐部，完成从入仕到退休之后的市场退路的一条龙体制。
国富民弱导致官僚队伍庞大，寻租空间大增，衍生出的结果是在民间财富蛋糕中分配极不均衡。按照世行的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位居全球前列，必然导致治安成本上升。
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百年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内讧外侮，将中国纳入国富民强的既定发展轨道中，如今依然成为主流。
须知，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新民不在于观念，不在于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在于以颜色区分敌我，而在市场的产权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