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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政策是有关外语教育权利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环境因素总是在广泛地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沐浴着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崇尚学术自由的西方社会与注重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走过了共同的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轨迹，在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上正走向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并重之路，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有着殊途同归之处。
一、传统的崇尚人的价值的西方外语教育政策
西方社会有重视个性的历史传统。古希腊，苏格拉底学派主张独立人格的价值，柏拉图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和发展个人的特长，并使之与社会需要相和谐。威廉·冯·洪堡崇尚自由，提倡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推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在洪堡心目中，所谓完全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个人，一个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完全的人“自由是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有了自由，有了“环境的多姿多彩，才能培养出人的独立自主个性，促进他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和多姿多彩”[1]。西方传统的对学术自由的推崇和教育多元功能的提倡，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上体现在各国政府在提升学生个人价值的基础上追求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这是西方教育最根本的精神理念与制度，而自由是培养完全的人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对学生学习自由的尊重表现在外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给予学生充分的语种选择和课程选择的自由。
英国政府给予学生选择学习若干语种的机会，但是并不强制性地规定所学习的语种。政府要求所有的小学都开设多种语种的外语课程，使学生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外语课程不是必修课，学不学、学多少、学什么，全凭学生自己选择。中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同样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于外语课程有困难的学生，可以不学习外语课程，而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这样，外语的教学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那些对外语感兴趣并且更有潜质和语言天赋的学生可以得到外语教师更多的关怀和指导。荷兰政府颁布的《1968年大法案》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两到三门外语作为考试科目，但不需要参加所有的语言考试。而荷兰的“国家行动计划”尽管要求学生应该学习多种外语，但可以采取部分测试的方式，例如专门测试听力或者是专门测试阅读水平。
二、我国传统的外语教育政策：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
纵观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工具主义的，也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从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外语教育走过了140多年的沧桑，尽管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总体上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深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从50年代的“全面向苏联学习”到现在的“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取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此外，20世纪80年代对科技英语的重视，90年代对实用口语的推崇都反映出外语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特点。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交互制约的过程，凡是中国政治运动高涨时，政府就要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调控外语教育，反之，凡是中国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时，政府就大力提倡和推广外语教育[2]。
三、走向趋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并重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在外语教育政策上向社会价值倾斜。“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国家干预甚至包办高等教育却是世界性的，而且它们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引导和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改善经济状况，巩固或者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3]。西方国家充分意识到“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4]。
“9·11”事件后，美国开展了全球反恐战争，政府迫切需要提高国民外语与文化理解能力。因而，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法案具有凸显其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特点。“目前美国在学生个人价值观的导向上，是从个人需要目标向社会需要目标倾斜，从个性传统向共性传统倾斜，从个人主义向利他主义倾斜。”[5]德国顺应本国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对各种外语人才的需求的历史潮流，1964年颁布了《汉堡协议》（Hamburger Abkommen），其中规定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课程设置是必修课，并根据学校的不同类型，规定所开设的第二外语是作为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协议指出学习外语与学习母语（德语）以及数学等课程同等重要，都是中学最主要的基础课程。学习外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欧洲文化交往的需要。此协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不断修订和补充，至今已经修改五次之多[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重心转向亚洲。随着政府把澳大利亚的命运和前途与亚洲国家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重新规划外语教育政策。《澳大利亚学校策略中的亚洲语言研究》所确定的四种目标语言是汉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和韩语，并为实施亚洲主要语言的州立教育机构提供各种资助，使澳洲外语学习扩展到多种亚洲语言，从而使亚洲语言课程的开设蔚然成风。新加坡政府在语言政策确立后制定了语言计划，包括“语言文本计划”和“语言地位计划”。在“语言地位计划”方面，重点学习的四种语言的地位始终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荷兰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增大了对外语教育的需求，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荷兰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
“人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7]教育是人的教育，人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培养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相对于社会而言，人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要通过培养人来得以实现。离开了人的培养，教育不仅丧失了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独立存在的价值，教育的其他价值也不会存在。莫里斯·科根把教育政策价值分为由低到高排列的四个层级：政治的价值、社会的价值、教育的价值和人的价值[8]。其价值形式通过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实践活动得以体现。按莫里斯·科根的观点，这四种表现形式应该遵循由低到高排列的层级形式，也就是外语教育政策首先要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然后是教育的价值，再次是社会的价值，最后才是政治的价值。我国传统的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体现的是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属于工具性价值观。“应然”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在追求外语教育的教育价值和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去追求政治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
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促进人的和谐、全面的发展是外语教育的终极价值。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要体现外语教育的宗旨，即有利于学生的文化、个性、知识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外语的敏感程度及理解和运用能力；有利于引导学生欣赏其他语言的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有利于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的发展，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在一定时期为实现外语教育目标、完成外语教育任务而协调外语教育内外关系所作出的战略性和准则性的规定，其政策价值取向理当是在关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发展和为教育发展相统一，其价值取向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郑新民.独特的研究视野 厚实的理论平台——《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介述.国外外语教学，2006（2）.
[3] 谢安邦.比较高等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叶立群.教育学原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5] 王义高.当代世界教育思潮与各国教改趋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张建伟，王克非.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研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6）.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8] Kogan，Maurice.Educational Policy-Making：A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and Parliament.George Allen
一、传统的崇尚人的价值的西方外语教育政策
西方社会有重视个性的历史传统。古希腊，苏格拉底学派主张独立人格的价值，柏拉图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和发展个人的特长，并使之与社会需要相和谐。威廉·冯·洪堡崇尚自由，提倡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推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在洪堡心目中，所谓完全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个人，一个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完全的人“自由是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有了自由，有了“环境的多姿多彩，才能培养出人的独立自主个性，促进他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和多姿多彩”[1]。西方传统的对学术自由的推崇和教育多元功能的提倡，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上体现在各国政府在提升学生个人价值的基础上追求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这是西方教育最根本的精神理念与制度，而自由是培养完全的人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对学生学习自由的尊重表现在外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给予学生充分的语种选择和课程选择的自由。
英国政府给予学生选择学习若干语种的机会，但是并不强制性地规定所学习的语种。政府要求所有的小学都开设多种语种的外语课程，使学生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外语课程不是必修课，学不学、学多少、学什么，全凭学生自己选择。中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同样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于外语课程有困难的学生，可以不学习外语课程，而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这样，外语的教学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那些对外语感兴趣并且更有潜质和语言天赋的学生可以得到外语教师更多的关怀和指导。荷兰政府颁布的《1968年大法案》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两到三门外语作为考试科目，但不需要参加所有的语言考试。而荷兰的“国家行动计划”尽管要求学生应该学习多种外语，但可以采取部分测试的方式，例如专门测试听力或者是专门测试阅读水平。
二、我国传统的外语教育政策：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
纵观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工具主义的，也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从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外语教育走过了140多年的沧桑，尽管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总体上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深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从50年代的“全面向苏联学习”到现在的“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取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此外，20世纪80年代对科技英语的重视，90年代对实用口语的推崇都反映出外语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特点。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交互制约的过程，凡是中国政治运动高涨时，政府就要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调控外语教育，反之，凡是中国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时，政府就大力提倡和推广外语教育[2]。
三、走向趋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并重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在外语教育政策上向社会价值倾斜。“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国家干预甚至包办高等教育却是世界性的，而且它们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引导和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改善经济状况，巩固或者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3]。西方国家充分意识到“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4]。
“9·11”事件后，美国开展了全球反恐战争，政府迫切需要提高国民外语与文化理解能力。因而，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法案具有凸显其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特点。“目前美国在学生个人价值观的导向上，是从个人需要目标向社会需要目标倾斜，从个性传统向共性传统倾斜，从个人主义向利他主义倾斜。”[5]德国顺应本国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对各种外语人才的需求的历史潮流，1964年颁布了《汉堡协议》（Hamburger Abkommen），其中规定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课程设置是必修课，并根据学校的不同类型，规定所开设的第二外语是作为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协议指出学习外语与学习母语（德语）以及数学等课程同等重要，都是中学最主要的基础课程。学习外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欧洲文化交往的需要。此协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不断修订和补充，至今已经修改五次之多[6]。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重心转向亚洲。随着政府把澳大利亚的命运和前途与亚洲国家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重新规划外语教育政策。《澳大利亚学校策略中的亚洲语言研究》所确定的四种目标语言是汉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和韩语，并为实施亚洲主要语言的州立教育机构提供各种资助，使澳洲外语学习扩展到多种亚洲语言，从而使亚洲语言课程的开设蔚然成风。新加坡政府在语言政策确立后制定了语言计划，包括“语言文本计划”和“语言地位计划”。在“语言地位计划”方面，重点学习的四种语言的地位始终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荷兰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增大了对外语教育的需求，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荷兰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
“人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7]教育是人的教育，人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培养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相对于社会而言，人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要通过培养人来得以实现。离开了人的培养，教育不仅丧失了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独立存在的价值，教育的其他价值也不会存在。莫里斯·科根把教育政策价值分为由低到高排列的四个层级：政治的价值、社会的价值、教育的价值和人的价值[8]。其价值形式通过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实践活动得以体现。按莫里斯·科根的观点，这四种表现形式应该遵循由低到高排列的层级形式，也就是外语教育政策首先要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然后是教育的价值，再次是社会的价值，最后才是政治的价值。我国传统的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体现的是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属于工具性价值观。“应然”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在追求外语教育的教育价值和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去追求政治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
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促进人的和谐、全面的发展是外语教育的终极价值。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要体现外语教育的宗旨，即有利于学生的文化、个性、知识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外语的敏感程度及理解和运用能力；有利于引导学生欣赏其他语言的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有利于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的发展，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在一定时期为实现外语教育目标、完成外语教育任务而协调外语教育内外关系所作出的战略性和准则性的规定，其政策价值取向理当是在关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发展和为教育发展相统一，其价值取向的基本性质和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郑新民.独特的研究视野 厚实的理论平台——《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介述.国外外语教学，2006（2）.
[3] 谢安邦.比较高等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叶立群.教育学原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5] 王义高.当代世界教育思潮与各国教改趋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张建伟，王克非.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研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6）.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8] Kogan，Maurice.Educational Policy-Making：A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and Parliament.George Al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