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事件”其实本不是一件“事件”，它仅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巧妙利用敌伪中的统战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似游山玩水般安全而轻松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竟成了震惊国内外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当时被称为“镇江事件”。这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冤案，使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数十载，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那么，这起所谓的“镇江事件”的本来面目如何呢?本文就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向读者再现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形势严峻被迫撤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开进租界后，残暴地对待原租界区的人民。他们经常挨家挨户进行突击搜查，深更半夜闯进民宅，或中途断绝交通禁止车辆通行，宣布戒严，搜查行人，任意拘捕中国人。日军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更是特别仇视，他们联络汉奸，必要斩尽杀绝而后快。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我地下党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更需要保证安全。经过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的商量，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进行会面。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此外，李士群还指派了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这样，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
　　
　　巧用关系潇洒过境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全身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派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又立即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乘上了二等车厢。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连推带挤地向普通车厢涌去，日本宪兵和警察一一进行严格地盘查，而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从上海到镇江，一路上仅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中间未受到任何检查。据赵先回忆，这样阔绰的旅行还是她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和刘晓、刘长胜同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中间，被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简直有天壤之别。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胡均鹤是何许人也?此人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9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投靠了中统。抗战初期，被汪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的手下工作。他的夫人赵尚芸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他倒是很好地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当时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敌特线索，参加了上海的镇反工作，潘案发生后也受到牵连，1982年得以平反，这是后话了。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长衫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也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这里的明虾、活清水蟹、鲥鱼，可比上海的鲜,咱们在上海可没钱吃这个。”潘汉年笑着说。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正色起来：“没错，他们都曾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被迫叛变。他们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共产党、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表示了同意。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席间胡、刘二人有点拘谨，刘晓他们也不太习惯，只有潘汉年从容自如。当然，谈的也都是金山寺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又由特务人员陪同着一起大摇大摆地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船上另有一些镇江特工站派来的青年伪军军官和便衣特工，他们殷勤接待了刘、潘一行。刘晓与潘汉年并肩在甲板上站着，刘晓小声说：“我们倒像是被特务和伪军押解出境一样。”潘汉年笑了。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仪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只见城门还没有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不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打开了锁，推开了老旧沉重的大木门。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了不多远，城墙上就又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大声喊叫：“站住!”潘汉年转过身用双手筒着嘴，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山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员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准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一个孩子撤丫子跑回村里去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了，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给了挑夫们酬金。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到达了淮南根据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区区党委，党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的集中地点——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刘一宁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的神通广大。要知道当时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是多么的困难，有的出了危险，有的是黑夜偷渡，有的比如刘少奇之到延安，在某些地段是硬靠武装打过去的。像刘晓、潘汉年他们这样大摇大摆，有专人护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负责遥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路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
　　
　　十三年后黑白颠倒
　　
　　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十三年后功过是非却被戏剧般的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195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代会时被秘密宣布逮捕审查，执行者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决定，罪名是“内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亦同时被捕，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经审查给潘汉年戴上了三顶“大帽子”——“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假释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文革”开始后，潘、扬案件又被重新审查，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并被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死后连真名也不允许刻上墓碑。受到此案牵连，胡均鹤、王尧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镇江事件”作为“与汪伪勾结”的重大罪证之一，被立为专案重点审查。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