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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如何“维持治安”，我当时是有顾虑的。现在回想起来，工作比较顺利。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另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上海和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就做好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近日，赵祖康之子现场捐赠了其父1922年交通大学毕业证书。赵祖康堪称“中国公路泰斗”，在他主持公路建设期间，擘画和整修了苏、浙、皖三省两市6条联络公路，为建成全国首条公路网作出重要贡献。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解放前夕，赵祖康还担任了4天的上海代理市长，对维持社会的治安，保护人民的财产贡献颇多。以下是他对这一事情的回忆。
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
1949年4月14日，吴国桢（时任上海市市长）逃往台湾。4月28日，陈良（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告诉我（趙祖康，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张维、张晓崧、张仁滔三个局长已由吴市长批准辞职，你的辞职他没有批。”5月初，陈良接任市长，他发表了一批新局长的名单，如社会局局长陈保泰、民政局局长陶一珊等。
5月24日凌晨1时，陈良对我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代理期间，我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项任务。我因事先曾得到中央地下工作同志的指示，所以同意了。当日上午，陈良邀集各局负责人（当时大多是代理局长或处长）宣布，市长由我代理。其实，对于如何“维持治安”，我当时是有顾虑的。现在回想起来，国民党当局从上海仓皇逃跑后，上海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各局移交工作比较顺利，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另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上海和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就做好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5月24日深夜至25日拂晓，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上海市区，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这一夜，为维持治安和秩序，我通宵和各方面联系。
5月25日下午1时，时任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民革中央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原主委）、专员侯砚圃（民革上海市委原顾问）、我的秘书陆槐清等冒着危险来到政府大楼。简单谈了一些情况后，我决定让徐以枋去工务局，并嘱咐他设法把住在苏州河南的重要职员找回来办公，分别通知局属各单位抢修一些急要工程，确保交通。侯砚圃、陆槐清两人则留在政府办公室，协助我处理紧急工作。下午2时左右，我见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这次会见很重要，李公然同意我的大部分意见，又经过商讨明确了关于移交手续，照常工作，从速恢复公共交通，动员商店、工厂、银行复业等“八点原则”。其中，恢复交通一事最为重要。我当晚就去见了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让他第二天设法恢复交通。
档案、财产的移交
5月26日上午，我召集各局负责人举行会谈。在会上，我把“八点原则”进行了布置，说明这是和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商定的。这天早上，市内公共交通已经恢复。会后，我集中精力设法解决苏州河以北青年军第204师的缴械问题。这一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我很感激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的大力支持。他耐心等待我和邮政总局局长王光裕联系，让我能在两个多小时的电话磋商中商定停战缴械条件。邮电大楼首先竖起白旗。接着，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以及屠宰场附近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经过我们从旁协助，先后停战缴械。
这天下午，宋启荣（西北公路局管理原局长宋希尚的侄子）同钱明（地下党组织负责调查统计工作的同志）、晨钟（解放军先遣部队派驻市府担任警卫、监督的同志）3人来政府和我见面，我以“代市长”身份表示热烈欢迎。当天下午4时，晨钟有任务去四川路桥南堍，要陆槐清通知总务处派一辆吉普车同去。当车驶入四川路时，突然被暗藏路旁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车胎打坏。当时，晨钟十分机警，拉着陆槐清急忙跳下车避进一家小店，幸未受伤。
负责办理各局、处档案和财产的移交，本应该是我这个“代理市长”的一项主要工作。后来，军管会的接管代表奉陈毅市长之命宣布，凡政府及各局的移交手续，一律由派驻所在单位的军事接管人员直接办理。陈毅市长还特别关照，移交问题“不要找赵祖康先生管这件事”。因为，我除工务局外，对其他各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后来一律遵照这一指示，各单位直接与军管干部办理移交。
实际上，接管和移交只是一种手续，党（指共产党地下组织，下同）对各局情况早已掌握。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左右，陈毅市长同曾山、潘汉年等领导到市政府，我表示热烈欢迎。陈毅市长先在办公室招呼我，询问了5月24日白天和晚上的情况，主要是国民党在上海部分军政人员逃跑的情形。下午3时，举行市政府职工大会，陈毅市长进行了诚恳亲切的讲话。当时，大家都十分惊讶，想不到陈毅市长亲自来和我们见面。
陈毅市长的讲话，好像和朋友谈话一样，态度和蔼，大意是：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民不聊生，并没有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相反，他压迫人民，把三民主义完全搞糟了。他怎么对得起他（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身后墙上挂着的孙中山遗像）……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要深刻了解这次解放军胜利的意义。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你们加强学习，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否则，就会有覆没的危险。你们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诸位要固守岗位，安心工作，协助接收，将来量才录用。我们一定按照“主犯必惩，胁从不问，有功必奖”的既定政策执行。希望你们与解放军切实合作。
陈毅市长这番话，大家听后深受感动。大家消除了种种顾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会后，陈毅市长又和我谈了20分钟，主要是劝导我我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我有点儿自卑，害怕做不好。直到现在，我始终牢记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一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对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后，我全力以赴投入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工作之中。
（澎湃新闻网）
近日，赵祖康之子现场捐赠了其父1922年交通大学毕业证书。赵祖康堪称“中国公路泰斗”，在他主持公路建设期间，擘画和整修了苏、浙、皖三省两市6条联络公路，为建成全国首条公路网作出重要贡献。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解放前夕，赵祖康还担任了4天的上海代理市长，对维持社会的治安，保护人民的财产贡献颇多。以下是他对这一事情的回忆。
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
1949年4月14日，吴国桢（时任上海市市长）逃往台湾。4月28日，陈良（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告诉我（趙祖康，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张维、张晓崧、张仁滔三个局长已由吴市长批准辞职，你的辞职他没有批。”5月初，陈良接任市长，他发表了一批新局长的名单，如社会局局长陈保泰、民政局局长陶一珊等。
5月24日凌晨1时，陈良对我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市长职务想请你代理。”代理期间，我主要承担“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项任务。我因事先曾得到中央地下工作同志的指示，所以同意了。当日上午，陈良邀集各局负责人（当时大多是代理局长或处长）宣布，市长由我代理。其实，对于如何“维持治安”，我当时是有顾虑的。现在回想起来，国民党当局从上海仓皇逃跑后，上海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各局移交工作比较顺利，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军纪律严明;另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上海和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就做好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5月24日深夜至25日拂晓，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上海市区，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这一夜，为维持治安和秩序，我通宵和各方面联系。
5月25日下午1时，时任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民革中央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原主委）、专员侯砚圃（民革上海市委原顾问）、我的秘书陆槐清等冒着危险来到政府大楼。简单谈了一些情况后，我决定让徐以枋去工务局，并嘱咐他设法把住在苏州河南的重要职员找回来办公，分别通知局属各单位抢修一些急要工程，确保交通。侯砚圃、陆槐清两人则留在政府办公室，协助我处理紧急工作。下午2时左右，我见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这次会见很重要，李公然同意我的大部分意见，又经过商讨明确了关于移交手续，照常工作，从速恢复公共交通，动员商店、工厂、银行复业等“八点原则”。其中，恢复交通一事最为重要。我当晚就去见了公用局局长刘锡祺，让他第二天设法恢复交通。
档案、财产的移交
5月26日上午，我召集各局负责人举行会谈。在会上，我把“八点原则”进行了布置，说明这是和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商定的。这天早上，市内公共交通已经恢复。会后，我集中精力设法解决苏州河以北青年军第204师的缴械问题。这一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我很感激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的大力支持。他耐心等待我和邮政总局局长王光裕联系，让我能在两个多小时的电话磋商中商定停战缴械条件。邮电大楼首先竖起白旗。接着，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以及屠宰场附近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经过我们从旁协助，先后停战缴械。
这天下午，宋启荣（西北公路局管理原局长宋希尚的侄子）同钱明（地下党组织负责调查统计工作的同志）、晨钟（解放军先遣部队派驻市府担任警卫、监督的同志）3人来政府和我见面，我以“代市长”身份表示热烈欢迎。当天下午4时，晨钟有任务去四川路桥南堍，要陆槐清通知总务处派一辆吉普车同去。当车驶入四川路时，突然被暗藏路旁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车胎打坏。当时，晨钟十分机警，拉着陆槐清急忙跳下车避进一家小店，幸未受伤。
负责办理各局、处档案和财产的移交，本应该是我这个“代理市长”的一项主要工作。后来，军管会的接管代表奉陈毅市长之命宣布，凡政府及各局的移交手续，一律由派驻所在单位的军事接管人员直接办理。陈毅市长还特别关照，移交问题“不要找赵祖康先生管这件事”。因为，我除工务局外，对其他各处情况都不了解。因此，后来一律遵照这一指示，各单位直接与军管干部办理移交。
实际上，接管和移交只是一种手续，党（指共产党地下组织，下同）对各局情况早已掌握。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左右，陈毅市长同曾山、潘汉年等领导到市政府，我表示热烈欢迎。陈毅市长先在办公室招呼我，询问了5月24日白天和晚上的情况，主要是国民党在上海部分军政人员逃跑的情形。下午3时，举行市政府职工大会，陈毅市长进行了诚恳亲切的讲话。当时，大家都十分惊讶，想不到陈毅市长亲自来和我们见面。
陈毅市长的讲话，好像和朋友谈话一样，态度和蔼，大意是：诸位朋友，你们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民不聊生，并没有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相反，他压迫人民，把三民主义完全搞糟了。他怎么对得起他（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身后墙上挂着的孙中山遗像）……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要深刻了解这次解放军胜利的意义。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你们加强学习，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否则，就会有覆没的危险。你们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诸位要固守岗位，安心工作，协助接收，将来量才录用。我们一定按照“主犯必惩，胁从不问，有功必奖”的既定政策执行。希望你们与解放军切实合作。
陈毅市长这番话，大家听后深受感动。大家消除了种种顾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会后，陈毅市长又和我谈了20分钟，主要是劝导我我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我有点儿自卑，害怕做不好。直到现在，我始终牢记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一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对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后，我全力以赴投入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工作之中。
（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