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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定坐下来写主题为“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文章时,我默然良久。的确,我的青春早已像小鸟一样飞去无踪影,我是这个短语中如假包换的中心语,老“姐姐”。而那个定语“乘风破浪”,则让我格外唏嘘——人生的最高境界乃是不劳而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个人若能够一辈子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为什么要去乘风破浪?可惜,人生的最大无奈,恰恰在于一旦命运以特定的方式选择了我们,我们无权选择逃避。当风吹来浪打来,无论愿意与否,都得想方设法去应付。
出国
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降落在美国大西北的小镇机场。我,一个离开校园才半年的日语专业毕业生,变成了一个留美博士的陪读妻子。丈夫背负的债务和我兜里的一百美元让我很快明白,我要去挣钱。而打工的机会,只在大城市里,不在小镇上。
于是,买张票坐上大巴,离开来不及熟悉的小镇,离开新婚的丈夫,我来到了离小镇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我完全没有经验,连英文也磕磕巴巴,餐馆的老板娘还是把我留下了。她不付一分钱底薪,我边做边学,每天能否挣到小费,能挣多少,全凭我自己。
当时的我,连炒菜必须先放油都不懂,要给客人上菜送酒,首先得学会认菜。用餐高峰时,大厨把客人点的菜炒出来,厨房的料理台上呼啦啦排满一溜,宫保鸡丁、辣子肉丁、陈皮牛柳……我哪里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比各种菜更难搞的是那些鸡尾酒。不要讲客人满嘴的英文,就是说汉语,我也弄不懂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称。于是,客人嘴里叽里咕噜冒出一大串,我就死死记住那一串一串的音节,到调酒师面前再一串一串地背出来。这个过程里最怕有人打岔,一旦被岔开,那些音节记不全了,我便立刻抓瞎。
还有,老板娘对我们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她要求出菜一定要用一种硕大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托盘的直径几乎有我身高的一半,即便是空的,单手托着也晃晃悠悠,何况再放满四、五碟菜!说不得,只好练。工作的空档时间,我从对付空托盘开始,渐渐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慢慢悟出来,要像男人们那样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来,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过,用手托起来以后,把大托盘搁一端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起落,就成了。
每天收工已是深夜,我和工友们一起回到芝加哥市区的一栋老房子。我的房间大约八平方米,把报纸铺在地板上,睡袋铺在报纸上,就是全部家当。起初每天夜里还要背菜单、酒水单,后来就不用了,可以洗个澡倒头就睡。江湖真不是那么容易闯荡的。不是没有过又累又委屈,自己躲起来哭的夜晚,只是心里还存着一点梦想,梦想着只要肯努力,眼下的状态终将成为过去。
求学
后来,随着我先生学业的变动,我们夫妇横穿大半个美国,来到了宾州的伯利恒小城。在接连做过一个三口之家的清洁工和进出口公司的小职员后,我认识到,要想将来能在此地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不念书肯定是不行的。
我没有按部就班地去考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入学考试,没有考试成绩而能够被录取,是我和系主任聊了两个多小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来的。这种录取附带条件: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
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老师在上面实例演示,学生在下面跟着做,每次上完课后一头雾水。可这是头一门必修课啊,每每想起系主任开出的条件,连做梦都要被惊出一身冷汗。到此地步,我只有天天泡在试验室里,拼尽全力去熬。到期末,我这门课的成绩刚好在系主任要求的线上。
我的“拼命事迹”断断续续进入了我的指导教授Hennings博士的耳朵里。Hennings教授因此大笔一挥,免掉了我下一学期的学费。随后,他连续两个学期帮我申请到了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倚仗着Hennings教授的鼎力相助,我得以安心读书,而不为学费操心。
可没过两年,Hennings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院长,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早已为我规划好的研究方向高歌猛进,没想到要去正式拜见后来那位接手我的指导教授。许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元。这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秘书们用十分平静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如何推荐?我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我得到的回信,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封三段式的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都注不了册,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我连夜给院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的公函寄来,院长特批了我的申请,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院长写的那封信,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
工作
生活中有时会突然出现个人力量根本无法冲破的狂风巨浪。毕业后,我经历重重面试终于被一家公司相中,却在约定和公司人事电话沟通入职事宜的当天,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遭到攻击相继倒塌,曼哈顿城下一片黑烟火海,通信网络迅速被切断,我等待的电话再也没有打进来过。幸好还有文字。我一边写,一边教养幼儿,在文字的情境里构筑一个自我宣泄的空间,倒也没觉得那些日子特别绝望。
后来,全球渐渐掀起了“汉语热”。而我凭着一张教育学院的硕士文凭,加上一叠文学作品获奖证书,接受了圣彼得大学的教职。又一轮从头来过,系主任命我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当时我已是二子之母,带着两个小娃娃,一头教书,一头念书,不折不扣的人仰马翻,顾此失彼。那几年最大的渴望,便是脚趾头也能抬上书桌,和十指一起干活儿。好歹熬出来了,没有辜负那几年,两个小小的丫头努力懂事,对我尽可能地体谅、理解与配合。后来,我基本上不需要苦口婆心监督她们的学业,也算那几年辛苦的一重意外收获。
此后,我在数个不同的大学校园里兜兜转转,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大大小小的风浪似乎从未打算轻易放过我们。所谓“乘风破浪”,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潇洒,那么意色昂扬。如果可以,谁不希望自己可以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荡起双桨,一辈子优哉游哉?奈何我們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一份子,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一根线一粒米都要自己赤手空拳去挣回来。命运加诸我们人生里的风再大,浪再狂,也还是要硬着头皮去面对,乍起胆子去闯,只因为——即便没有伸手扼住命运咽喉的力气,也不能任由命运扼住了我们自己的咽喉。
出国
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降落在美国大西北的小镇机场。我,一个离开校园才半年的日语专业毕业生,变成了一个留美博士的陪读妻子。丈夫背负的债务和我兜里的一百美元让我很快明白,我要去挣钱。而打工的机会,只在大城市里,不在小镇上。
于是,买张票坐上大巴,离开来不及熟悉的小镇,离开新婚的丈夫,我来到了离小镇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我完全没有经验,连英文也磕磕巴巴,餐馆的老板娘还是把我留下了。她不付一分钱底薪,我边做边学,每天能否挣到小费,能挣多少,全凭我自己。
当时的我,连炒菜必须先放油都不懂,要给客人上菜送酒,首先得学会认菜。用餐高峰时,大厨把客人点的菜炒出来,厨房的料理台上呼啦啦排满一溜,宫保鸡丁、辣子肉丁、陈皮牛柳……我哪里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比各种菜更难搞的是那些鸡尾酒。不要讲客人满嘴的英文,就是说汉语,我也弄不懂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称。于是,客人嘴里叽里咕噜冒出一大串,我就死死记住那一串一串的音节,到调酒师面前再一串一串地背出来。这个过程里最怕有人打岔,一旦被岔开,那些音节记不全了,我便立刻抓瞎。
还有,老板娘对我们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她要求出菜一定要用一种硕大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托盘的直径几乎有我身高的一半,即便是空的,单手托着也晃晃悠悠,何况再放满四、五碟菜!说不得,只好练。工作的空档时间,我从对付空托盘开始,渐渐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慢慢悟出来,要像男人们那样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来,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过,用手托起来以后,把大托盘搁一端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起落,就成了。
每天收工已是深夜,我和工友们一起回到芝加哥市区的一栋老房子。我的房间大约八平方米,把报纸铺在地板上,睡袋铺在报纸上,就是全部家当。起初每天夜里还要背菜单、酒水单,后来就不用了,可以洗个澡倒头就睡。江湖真不是那么容易闯荡的。不是没有过又累又委屈,自己躲起来哭的夜晚,只是心里还存着一点梦想,梦想着只要肯努力,眼下的状态终将成为过去。
求学
后来,随着我先生学业的变动,我们夫妇横穿大半个美国,来到了宾州的伯利恒小城。在接连做过一个三口之家的清洁工和进出口公司的小职员后,我认识到,要想将来能在此地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不念书肯定是不行的。
我没有按部就班地去考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入学考试,没有考试成绩而能够被录取,是我和系主任聊了两个多小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来的。这种录取附带条件: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
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老师在上面实例演示,学生在下面跟着做,每次上完课后一头雾水。可这是头一门必修课啊,每每想起系主任开出的条件,连做梦都要被惊出一身冷汗。到此地步,我只有天天泡在试验室里,拼尽全力去熬。到期末,我这门课的成绩刚好在系主任要求的线上。
我的“拼命事迹”断断续续进入了我的指导教授Hennings博士的耳朵里。Hennings教授因此大笔一挥,免掉了我下一学期的学费。随后,他连续两个学期帮我申请到了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倚仗着Hennings教授的鼎力相助,我得以安心读书,而不为学费操心。
可没过两年,Hennings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院长,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早已为我规划好的研究方向高歌猛进,没想到要去正式拜见后来那位接手我的指导教授。许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元。这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秘书们用十分平静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如何推荐?我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我得到的回信,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封三段式的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都注不了册,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我连夜给院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的公函寄来,院长特批了我的申请,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院长写的那封信,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
工作
生活中有时会突然出现个人力量根本无法冲破的狂风巨浪。毕业后,我经历重重面试终于被一家公司相中,却在约定和公司人事电话沟通入职事宜的当天,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遭到攻击相继倒塌,曼哈顿城下一片黑烟火海,通信网络迅速被切断,我等待的电话再也没有打进来过。幸好还有文字。我一边写,一边教养幼儿,在文字的情境里构筑一个自我宣泄的空间,倒也没觉得那些日子特别绝望。
后来,全球渐渐掀起了“汉语热”。而我凭着一张教育学院的硕士文凭,加上一叠文学作品获奖证书,接受了圣彼得大学的教职。又一轮从头来过,系主任命我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当时我已是二子之母,带着两个小娃娃,一头教书,一头念书,不折不扣的人仰马翻,顾此失彼。那几年最大的渴望,便是脚趾头也能抬上书桌,和十指一起干活儿。好歹熬出来了,没有辜负那几年,两个小小的丫头努力懂事,对我尽可能地体谅、理解与配合。后来,我基本上不需要苦口婆心监督她们的学业,也算那几年辛苦的一重意外收获。
此后,我在数个不同的大学校园里兜兜转转,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大大小小的风浪似乎从未打算轻易放过我们。所谓“乘风破浪”,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潇洒,那么意色昂扬。如果可以,谁不希望自己可以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荡起双桨,一辈子优哉游哉?奈何我們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一份子,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一根线一粒米都要自己赤手空拳去挣回来。命运加诸我们人生里的风再大,浪再狂,也还是要硬着头皮去面对,乍起胆子去闯,只因为——即便没有伸手扼住命运咽喉的力气,也不能任由命运扼住了我们自己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