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2020年8月11日，纪录片《城市梦》在武汉首映。身在美国的导演陈为军通过手机拍摄的短视频说，这是他将近20年纪录片生涯的最后一部片子，他跟观众道别：“喜欢我片子的朋友，在此别过，再见了。”
　　作为陈为军徒弟的程春霖，此时正在首映现场，他跟观众一样，也是才知道自己的师傅要就此告别。“我完全不知道，他之前没有跟我说。”作为陈为军20年摄影搭档的赵骅没有到场。他一向对出席各种仪式不感兴趣。“他（陈为军）都没去，我去做什么呢？”赵骅说。
　　陈为军长居美国已经好几年，他患上了重病，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的纪录片事业。他切断了跟外部世界的大多数联系。许多人找不到他，包括他在武汉电视台的同事。
　　陈为军在银幕上的告别视频被许多人传开。一位武汉电视台的同事问到赵骅，赵骅觉得这大概是陈为军多年来想着告别纪录片的又一次——他们一直为“真实”所困。赵骅给陈为军发了一条微信：“‘真实’是双刃剑，常常会伤害无辜的人，这是我们在拍摄纪录片中的体会。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只要我们初心不改，为真为善为美去做点事情，上帝会原谅我们的。人活着就这么点时间，这么点机会，这么点能耐，做点利生的事情，值得。”

　　陈为军没有给赵骅回信。4天之后，陈为军给赵骅打了一次电话，他说服了赵骅接受我的采访。这是赵骅几十年里第一次接受长时间的专访。我们在武汉聊了两天。
　　赵骅花了很长时间，从他的电脑里找到了他最初和陈为军合作的片子——《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陈为军会把这部十几分钟的片子视作自己纪录片创作思想的开端。“我的许多拍纪录片的想法最开始就在这里形成。”陈为军8年前在东湖边的一家茶馆里跟我说起过这部片子。然而，他自己都没有保留，我当时没有看到。
　　8年后，我终于看到了这部短片。在充满颗粒感的片子里，出场的主人公是时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他们被并置在同一时间线上，各自平行生活，连接他们的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思考。赵骅没看片子，就跟我说起他记得邓晓芒给学生说到了纯洁，说到了他讲课的费用，说到了他对女儿的态度。
　　陈为军非常欣赏邓晓芒。他觉得人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邓晓芒的《灵之舞》。8年前，他就已经说过，但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一次，我用微信问了陈为军。“这本书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就像剥洋葱，要做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的准备。”陈为军说。

　　邓晓芒在书中举的例子是水仙花球茎，和陈为军说的洋葱稍有差别，但并无大碍。“人似乎一直都在‘准备生活’，为将来的‘正式的’生活‘打基础’，到了老年，又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打基础，却从来没有自己好好地生活过，他总是来不及体验生活。在这种繁忙与奔波中，人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生命的鳞片逐一丢弃、失落，直到将生命本身也整个地失落。”
　　这是一本90年代出版的哲学书，邓晓芒从彼时便为人所知，他像是青年导师。
　　陈为军1988年从山东日照一中毕业，考上四川大学新闻系。他第一次坐上火车，中转几次，站了几十个小时，最挤的时候他只能双脚悬空，颇费周折，才来到大城市成都。他家里穷，需要勤工俭学。他被安排的工作是给女生宿舍传话——那时候是不允许男生进女生宿舍的，有什么事通过楼下传达室传话。在一次为女生传话的过程里，他和一个宿舍的女生们发生了不快。这个宿舍的女生紛纷指责他，只有一位例外——这位态度温和的女生后来成为他的初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
　　陈为军在美国家中的院子里抽着烟，通过微信跟我说起往事，就像昨天。8年前在东湖边，陈太太也是坐在旁边，听他接受采访。采访中，陈为军会征求太太意见，哪个该说，哪个不该说。此刻，陈为军不愿说起他的病，也不愿说起他所在的城市，他不想被人打扰。就这么被虚拟空间隔着，挺好。
　　这让我想起马深义。他是陈为军被世界所知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中的主人公。本刊因为这部纪录片，曾经连续多年回访马深义一家。直到近年才中止，因为，他的孩子们长大了。
　　马深义一家能活到现在，这对陈为军有启发。“许多人活不下去，是因为想得太多，而马深义活得简单，什么都不想。”
　　作为纪录片导演的陈为军，不可能什么都不想。“真实”是一个沉重的词，会一直压着它的追寻者。其实，在8年前的访谈里，他就提出要告别纪录片，只不过一次又一次告别之后，这次，也许是最后的告别了。

武汉

　　“武汉是我的家乡，我的大部分作品，拍摄的是武汉人，讲的是武汉的故事。”在短视频里，山东人陈为军说武汉是自己的家乡。把自己当成武汉人，这是许多武汉的外来人会有的感受。“武汉是一座非常有包容心的城市。”
　　大学毕业的时候，陈为军差点回了山东。陈为军和妻子在大学谈恋爱时，一直遭到妻子家人反对。1992年，两人大学毕业，这样的情况仍未改观。他们原本计划“私奔”至山东。但老丈人只有这一个闺女，服软，答应了他们在一起的要求。妻子是湖北人，陈为军和她来到了武汉。 　　陈为军熟悉武汉历史。他跟我说起历史上没有城墙的汉口，说起淮盐在此集散，通往茶马古道。说起商会的自治，说起外来“打码头”的人。“你可以看看王天成一家，他们会称自己是武汉人。”

　　王天成是《城市梦》里的主人公，一位倔强的老头儿。我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在武汉民族大道旁的开心水果店见到了他。他曾经是这一带的地摊王。他会给我看他被烫伤的胳膊，那是因为在武汉街头与“恶人”的一次打斗。
　　在水果店后边清凉的小树林里，他将条纹T恤拉到胸前，天气太热。他换了吸烟的方式，不再是纪录片里出现的斯大林式的烟斗，而是中国式烟袋。他用河南话侃侃而谈。从河南到武汉，从农村到城市，他用二十年时间打出来一片码头——不打怎么能在武汉活下去呢。这是他的生活他的哲学。
　　他在水果店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媳妇给顾客称瓜切果，他不再管这个亭子里的事物。他尽量少说话，但总是要说。他和儿子容易争吵起来，就像在纪录片里那样。
　　在去年，王天成找人安排好了自己的小孙子在武汉读小学的问题，他觉得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完成了，即便现在去死也没有问题了。他像许多老头儿一样，在街边聊家常会聊起国际形势，聊起特朗普，聊起美国总统大选，聊起投票。

　　陈为军当年接受世界银行邀请，拍过一部关于小学生班级选举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能在国内各大网站上找到。
　　在弹幕的时代，会有许多评论从视频画面上掠过。比如，当《请为我投票》里的主角之一成成出現的时候，会出现诸如这样的弹幕——“老特朗普了”，等等。
　　我在武汉见到成成的时候，一时认不出来——他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了1米82的瘦小伙。当他说话时，稍显沙哑的嗓音倒是跟当初很像。
　　他并没有成为公务员，他现在是武汉音乐学院声乐演唱专业的学生。“也许那些评论的人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会很让他们失望。”成成笑言。
　　成成在武汉电视台兼职做主持人。他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同学们叫他“成叔”。他比周围同学大，因为他比他们上大学都晚。他17岁时，就开始在武汉电视台兼职主持人的工作。他想走播音主持的道路。他曾经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课考试中位列全国第三，但那年他的文化课还差三分，没到录取线。次年再考，当他和母亲来到北京、准备复试时，父亲在武汉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和母亲连夜赶回武汉，父亲下葬那天，正是复试的日期。他觉得自己此时不适合再离开武汉。“我妈是山东人，在武汉没有什么亲戚。”他决定留在武汉上学，考入武汉音乐学院。
　　他记得自己被陈为军选作拍摄对象，是在武汉电视台的一次年饭上。她的母亲和陈为军是电视台的同事。
　　《请为我投票》出来之后，许多纪录片爱好者会说起这部著名纪录片里的小胖子。成成上高中的时候，随学校到香港交流，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纪录片里的成成。而在国内院校，影视专业的学生大都看过这部纪录片。
　　现在的成成喜欢看烧脑片，到电影院看诺兰的《信条》时，迟到了6分钟，他重新买了一张票进电影院。他觉得没有看懂。而重新上映的《盗梦空间》，他又看了一遍，这回他搞清楚了陀螺最后到底停还是没停。他喜欢回到过去。
　　赵骅坐在窗户边，想起当年和陈为军去拍《请为我投票》时的一些片段。他说陈为军是一个让人舒服的人，他自己不用想太多，“他是做事的人，做的事很漂亮。”
　　2008年，《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中国人的纪录片此前从未在奥斯卡奖上走得这么远。

老师

　　同样是在2008年，正在武大上学的程春霖，因为喜爱电影，经常会组织一些电影沙龙。他觉得应该请武汉最好的导演来给大家做分享。他请到陈为军，在一家咖啡馆里播放了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陈为军告诉他，在武汉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放过他的片子，这是第一次。这让程春霖感到惊讶。他在武大学的IT专业，但他不想做程序员，他想做和影视相关的事情，他跟陈为军说，想做他的学徒，跟着他学。
　　到了2009年底，程春霖接到陈为军的电话，说有部片子在恩施拍摄，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当然非常乐意了。”冬天的一个早上，陈为军开着车接上程春霖，然后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接上了赵骅。“我当时以为赵老师真是老师。”从此，这个团队有了三个人。赵骅一直住在学校里，他曾经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后来转到武汉电视台工作。

　　程春霖开着车，载着我在武汉大学的校园行驶，他仍在校园租住，他喜欢这里的环境。经过幼儿园时，他说，赵老师说他当年在这个幼儿园读书，他总觉得这是件奇妙的事情。赵骅的父亲曾在武大工作。赵骅的女儿和孙女都在武大中南医院出生，他在那里拍了《生门》。
　　“陈为军说，拍了出生的故事，他还想拍死亡的故事。”赵骅说。但这个关于临终关怀的拍摄计划一直被推迟，现在也许无法完成了。 　　陈为军一直说，人到什么阶段，就拍什么故事，这样才能理解你拍的对象。
　　我想起邓晓芒在《灵之舞》里提起荷尔德林的诗：
　　谁沉冥到
　　那无边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在邓晓芒的理解中，在“深”与“生”之间奋力突围者，是人生的创造者。“非但是人生的创造者，而且是人生的艺术家。非但是人生的艺术家，而且是一切艺术家中最本真、最直接、最具艺术气质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
　　人生是一场表演么？——这是邓晓芒提出的问题。
　　“随着体验的深入，当人们回过头来，就会发现，一切体验都是对体验的体验，就像一个孩子把自己当作水仙花（或把水仙花当作自己）来体验，一个艺术家或欣赏家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角色作为自己的灵魂来体验一样。体验本身具有一种表演性结构。精神即是表演。人生即是表演。”这是邓晓芒的解释，“一个解释学的循环。”
　　陈为军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某种不局限于现实的终极性。他会到哲学的层面寻求答案。
　　在午夜的通话中，大概是夜色渲染的氛围，会让人感到心凉，我想起陈为军以往拍下的那些面对困境时的人表情恐惧的镜头，联系到他的重病，我问道：“你会有感到恐惧的时候么？”陈为军缓慢地连说了几次“当然有”，然后反问道：“有恐惧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方法么？”

恐惧

　　2020年开始的几个月，是武汉人的恐惧时刻。陈为军远在美国，从手机上刷着武汉的信息。武汉刚宣布封城，程春霖从老家湖北红安驱车回到了武汉。他希望能记录下此刻的武汉，但他知道，他能做的不多。他最后是拍了一些医护和快递小哥的短片。还有就是，《城市梦》漫长的后期。
　　与此同时，作为电视台的主持人，成成比一般市民早了一个小时知道武汉封城的消息，他的一位朋友将在早上离汉，但已没了公共交通。他驾车飞速将朋友送出城，又赶在进城通道被锁住之前，回到武汉。他和许多武汉人一起，经历了三个月足不出户的生活。

　　疫情期间，王天成一家并不在武汉，他们回到了河南老家。武汉才解封，王天成就回来了。“我不会待在老家的，怎么样我都要回到武汉。”已经调到别的城管中队的胡毅峰，给王天成送去了口罩和一些物品。这个当初被扇了巴掌的人，如今和王家保持着不错的联系。“他临走还在二维码上给我打了1000块钱。”王天成说。
　　疫情最严重时，胡毅峰住在城管中队办公室里。他们需要管的地方，往往都暴露在病毒可能肆虐之处。他每晚回来都喝几口白酒才睡。他所在城管中队附近的宾馆，被征用为隔离宾馆。
　　我在城管中队见到了胡毅峰，此时，在网上，他被扇巴掌的视频广泛流传。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本国家发改委主管的《改革内参》，上面有他写的文章。他写道：“笔者所在的辖区有一个占道14年的‘钉子户’，历任城管队长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一直未成功。笔者在2014年任中队长后，依据‘疏堵结合’的原则，为其重新找了一个摊点，花了8个月时间终于将其劝离原摊点。”
　　这说的就是王天成一家。他们是幸运儿，能得到这样的安置的摆地摊家庭并不多。“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被认定为贫困户。”跟拍了这家人7个月的赵骅说。
　　为了给这户人家认定为“贫困户”，胡毅峰特意去了王天成老家河南镇平。这是他当城管这么多年，第一次出差。“城管都管城里的事，平时都不用出差的。”胡毅峰说。
　　在城管中队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武汉地图，胡毅峰指着地图告诉我，武汉的某个区是他的出生地。当年他从中南政法大学毕业，考城管的时候，特别避开了他出生的区域。他觉得，城管名声不好。他当时对这个职业有恐惧。

出路

　　武汉有着巨量的在校大学生，此时，他们大都困在校园里。陈为军拍过一部叫《出路》的片子，讲的是“为什么贫穷”，讲的也是教育。和成成一样，那位在纪录片里出现的到处“忽悠”落榜学生“上大学”的老师王振祥，现在也经常被朋友在网上认出来。
　　和成成不一样的是，王振祥是主动找到程春霖和陈为军，希望曝光自己所在培训机构的“忽悠”行径。“我当时已经准备不干了，但想让大家知道一些情况。”
　　陈为军觉得这个题材正好和他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贫穷？”有关联，王振祥成为了他的拍摄对象。摄影主要由程春霖完成，他以王振祥表弟的身份跟着拍摄招生情况。要是别人知道是要做纪录片，“估计当时就报警了。” 王振祥说。
　　王振祥在晚上7点下班之后，跟我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说起往事。他有些羞涩，没有纪录片里在讲台上放声演讲的自如。“那些都是训练出来的。”王振祥说，“我其实是很内向的人。”
　　在纪录片里，王振祥说了一个“犹太人的故事”：犹太人将蜂蜜擦在《圣经》上，让学子觉得读书是甜蜜的。这个故事是他当时就职的培训机构提供的素材，他查过，完全没有这回事。
　　他就这样带着类似的故事，到广阔农村去进行他的“表演”。他不愿跟学生和家长交流，他知道自己在“忽悠”。
　　纪录片《出路》一拍完，他就离开了那所培训机构。纪录片传开后，机构负责人还找他谈话，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机构当时已经快不行了，所以他们也没找我麻烦。”
　　离开那所培训机构，王振祥找了很多出路，如今他给自己老婆开的公司“打工”。这是一家电商，他负责产品的宣发和拍摄。在午夜的武汉街头，他为我带来的相机调好光圈和快门速度，我为他拍下了照片。
　　在另一天的夜晚，我在王兆阳的开心水果店，他们说起正在读专科的女儿准备继续升学或参军。这是她面临的“出路”问题。 　　他们还说起女儿谈男朋友的问题，觉得是时候了，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家，“有钱人家会看不起我们这样的家庭。”
　　远在美国，陈为军也在微信里说起自己女儿。他不会跟女儿讨论纪录片的事情。女儿看过他的纪录片，她如今在美国帮助新移民的机构工作。陈为军觉得对女儿的教育是成功的。他觉得她能独立思考和生活是最重要的。
　　赵骅如今最忙碌的事情是带外孙女。孙女在李家福的科室出生。许多中南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因为这部片子而为人所知，尤其是李家福医生。这些天，赵骅在手机上发现有几张当年拍的李家福的照片，发给了他。疫情期间，李家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感染新冠病毒的孕妇的生产。
　　《生门》制作期间，换了制片人。戴年文成为新的制片人。这是他投的第一部纪录片，并且出人意料地给他带来了过千万的盈利。《城市梦》是他和陈为军团队合作的第二部片子。
　　陈为军回忆起和戴年文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广电总局的一位领导。在这位领导的建议下，他们决定拍这部和城管有关的片子。“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城管是我们理解社会的一个切口。”陈为军说。
　　《生门》的拍摄对陈为军是一种折磨，从另一面看，则又不是。2014年，我经过武汉时，他很兴奋地打开笔记本电脑，让我看其中的素材。我看到了心跳两次停止的夏锦菊最终被救活的视频素材。惊心动魄的场面来自赵骅的拍摄，他在手术室里待了七个小时。他被称为“定海神针”。
　　而在武汉一个下雨天里，赵骅给我找到了他和陈为军最初拍的一个生育的故事《生产》。那是90年代初，陈为军的女儿刚出生，他对这个题材充满兴趣。
　　他们拍摄了武汉一家人对待新生命的态度。家里人有的希望新生的宝宝将来能当官，影响世界，建议取名“亮”，另有家人希望宝宝将来发财，建议取名“发”。不知这个宝宝现在何处，是否又“亮”又“发”，这像是《生门》的微缩版剧集。90年代的许多周末，陈为军和赵骅在武汉电视台的一档早间节目中，希望从这些十几分钟的片子里真实地表达自己。这片小小的空间像是他们的出路。

日夜

　　“为什么是陈为军呢？”赵骅这些年也都在想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俩合得来，虽然陈比他小十多岁。赵是一个心气高的人，对许多事情看不惯，许多导演他都看不过去。但陈为军说什么，他都会听，与他合作，他放心。
　　50后的赵骅是老武汉人。他坐在酒店的沙发上，跟我聊天，能随手指出窗外他曾经拍摄过的地方。
　　“武汉这些年有什么变化么？”我问他。
　　他想了想，“除了高楼大厦，没什么变化。”
　　他和陈为军合作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已经获得了巨大声誉，但可能在他们同事中，许多人都不太清楚他们做的事情。
　　在武汉，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着陈为军所热衷表现的那些没有交集的平行空间。这些空間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陈为军、赵骅和程春霖，都选择人少的地方。他们有一个三人群，但平时也很少说话。就像陈为军在电影开始前的告别，他最亲近的两个伙伴也都不知道。

　　陈为军说，“我想说的话都在作品里了。”
　　程春霖从陈为军放在老家的硬盘里找到了他为NHK拍的《日出日落》。这部 片子，国内没多少人看过，在如今无所不能的网络上，也没有资源。
　　陈为军试图通过涩谷的年轻人和巢鸦的老年人表达对人生的态度。要知道，所有的老年人都曾经是年轻人，他们不是割裂的，而是互通的。此时的陈为军，正身处中年，他用自身连接了两端的思考，他最喜欢这部片子，觉得一生都受用。
　　日落已经很久了，王振祥带着我在武汉的街道七拐八拐，找到一家热闹的牛肉面店。这里的夜宵摊有武汉鲜活的气息。我想起成成说过他对武汉夜宵的热爱。
　　在《出路》里，王振祥在夜宵摊前说起他对学校和教育产业的不满。他当时刚买了一套房子，那时武汉的房价还不贵。现在，他住在一栋五十多层的公寓里，能看到武汉广阔的夜景。
　　此时临近中秋，那些闪烁的五彩灯光，逐渐覆盖了这座城市。陈为军的许多片子，都有中秋或临近中秋的画面。如果你仔细看，就一定会发现。
　　晚上11点，王天成一家将开心水果店的门关上，收工回家。周围的学校仍未解封，更好一些的生意还需等待。
　　同样是晚上11点，胡毅峰在喝完一罐维生素功能饮料之后，也准备下班。他走到办公室后边，换上便装，你会发现，他的穿着挺潮，他还是80后年轻人。他边收拾东西边说，自己女儿最近喜欢看《红楼梦》。
　　另一个11点，我在微信的一头等待着和美国那一头的陈为军通话。上一次采访陈为军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微信时代。
　　雨夜，汉口沿江的西式建筑在湿润中泛着光芒。在一家银行门口，我看到一个流浪汉在廊檐下，盖着毛毯，睡着了。不远处就是码头，“打码头的人”已经不需要从此上岸。
　　完成了在武汉的采访，我在一个悬挂着巨大红日的早晨，坐高铁离开武汉，我想起陈为军的《日出日落》，想起他所拍摄的武汉，想起《灵之舞》，还有如洋葱一样逐渐展开的种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