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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创设义庄以后，当义庄物质资源贫乏，富家大族在力所能及时，拨出部分家财投到义庄，赡族保族、拯孤扶寡、恤苦助弱，这被认为乃福泽乡里的义举。这样的忘我利他行为，既有助维持家族在乡里的地位，亦可强化其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认同感，尤其可令家族与社会之间结成命运共同体（Twitchett，1959;黄明理，2008），拙园义庄的设立，基本上发挥了这一功能，令盛氏家族能在乡里中享负盛名，获得称颂。
可是，愚斋义庄却未能洞悉中國文化底蕴和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结果却让家族（五房）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弄巧成拙。简单来说，设立愚斋义庄的目标，是要赡族救济，造福社会、福荫后代，但义庄的章程却留下了家族可以挪用其资产以自肥的巨大漏洞，而家族中人又过于贪心，不能自我管束约制，结果真的有人利用其漏洞，为了自肥而吞并了义庄资产，损害了公众利益，与孤寡贫苦待救者为敌，遭到社会人士举报，并引出了连串相互纠缠的财产争夺，既暴露出义庄内部的因财失义，也招致外部侵吞公产的指控。至于最为现实的指标，虽然盛宣怀留下的遗产是前所未见的丰厚庞大，但愚斋义庄既没能在常州及上海赢得口碑，也没能在中华大地上得到称颂，反而留下骂名，更遑论有助提升家族名望与福荫后代了，这样的结局，不但令人感到无奈和叹息，也应该作为反面教材，实在值得后来者引以为戒，提高警惕。
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
一个家族的两个义庄：一旧一新、一小一大、一传统一西化……两者到底反映了何种值得深思的不朽追求？表现出哪些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又揭示了何种变幻莫测的时代现实？让我们思考其中的重要内涵和特质，并作粗略比较。
第一，两者明显有共同的敬祖护族、延续子孙血脉的追求，并同样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但拙园义庄是盛康在有生之年创立，具体运作在他领导督促下进行，所以更能切合其思想与追求，稳步发展。但愚斋义庄是在盛宣怀去世后按其生前遗愿与口头遗言由遗孀、子孙及李经芳等协助创立，运作时缺乏盛宣怀的领导与监督，出现问题时没有能够主持大局的人。
第二，两者同样设立“永久发展基金”，强调“动利不动本”，以经常性收入支持义庄作为发展的原则，一心希望义庄能够“以存久远”。但拙园义庄能够成功取得皇帝圣谕设立，得到朝廷背书、官府保证，章程规则严格规定不能变卖及挪用“永久发展基金”。愚斋义庄虽然也把规则章程送到法院备案，也在章程中指明不能挪用或变卖“永久发展基金”，但程度上明显没像拙园义庄般获得那么高层次权力的保障。更大的败笔是，愚斋义庄在章程中列明，只要董事会成员的过半数成员同意，即能更改规章与条文，这便给日后瓜分义庄资产留下藉口，将愚斋义庄推向了任人鱼肉、遭到内外侵吞的境地。
第三，两者对子孙的照顾保护同样极为重视，也花费了巨大心血在教育之上，可是子孙后代中的人力资本、行为表现与精神斗志等，却大不相同。盛康大花资源于鼓励子孙读书，亦十分强调后代考取功名，但同时又注重家教，以光宗耀祖为使命，所以即使盛宣怀没有中举，他却意志坚定，斗志旺盛，终能紧抓机遇，在主持洋务方面大放异彩。而到盛宣怀一代，他同样投入大量资源于子孙教育，也期望他们能中举，但家教方面则不像父辈那样重视，已没上一代那么强烈的光宗耀祖思想，所以当子孙未能中举时，加上百日维新时科举取消，并没激发他们的拼劲和斗志。这些因素都与后代们一直养尊处优，甚至成为纨绔子弟有关，可见缺乏拼搏精神和斗志的子孙，不但不能给家族发展注入动力，反而会侵蚀家族发展的根基，令本来实力雄厚的盛氏家族，掉进了急速滑落的泥沼，可见子孙贤与不肖的人力资源因素，实在对家族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两者均热心慈善，关心宗族乡里，一生亦慷慨捐献，甚至从家族财产或个人遗产中拨出一个不小的比例创立义庄。盛康捐创的拙园义庄，由于制度设计简洁扼要，保护得力，所以能够令捐献财产得到保留，避免了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下被瓜分的劫数。盛宣怀的愚斋义庄虽然制度设计不弱，但只停留于法院备案的水平，公权力的保护明显不足，协助创立义庄的子孙，其实有潜在利益冲突，埋下了过半董事会成员赞同即能修章的“魔鬼”细节，令义庄最终无法抵御诸子均分的那股分割力量，走上了消亡清盘之路。
第五，两个义庄的核心资产大多为不动产，并利用其经常性收入支持慈善事业。但拙园义庄的不动产大多为农田，所在地大多为乡村，资产价格变动不大，较为稳定，就算政局大变，也没什么影响。愚斋义庄同样拥有大部分不动产——主要是地皮、物业，但亦有不少金融资产，尤其股票及有价证券，而这些资产更大多集中于上海（城市），容易受政局不稳影响，资产价值起落巨大。如果这些资产拿去做按揭借贷，利息不少，但政局波动，风险巨大则会令借贷成本增加，此点实为日后愚斋义庄因借贷过重被债权人强行拍卖其资产的恶果。
制度的生不逢时和水土不服
当然，除了以上各层面的比较，不能忽略的是当时时代背景的重大变迁——尤其是东学西渐、连番变革失败，以及革命势力不断壮大，最后颠覆满清，结束千年帝制，创立共和政体等，令中国社会不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甚至是哲学思想等被漠视，弃之如敝履，而且西方的文化、制度及思想等，则被视为个人、家族、组织、社会或国家走向强大、文明和现代化的最重要元素，令人趋之若鹜，甚至十分迷恋（陈序经，1977;赵立彬，2005）。
正因如此，当盛宣怀拥有了显赫事业与巨大财富，甚至是到了晚年思考如何落实家业传承与保家护族的慈善救济问题时，他已不再如其祖父辈那样，只以范仲淹为榜样，而是想到仿效西方，甚至一度想借鉴日本的经验。但是，一如俗语所说“各有前因莫羡人”，西方制度之所以发挥良好，或者说西方为什么孕育了那样的制度，其实与其历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特质紧密相连。当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之时，如果其他环环紧扣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等未能配合支援，运作起来必然会衍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于愚斋义庄的发展，恰好突显了制度环境未能相互配合，加上生不逢时，那时的政治环境风狂雨暴，最后令其土崩瓦解。
扼要来说，愚斋义庄的昙花一现，凸显了如下四大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没有没有及早做出安排，令信托及早投入运作，因此最好是在创立者有生之年即能进行，运作成熟更佳，而不是身后有后人代为创立。
第二是义庄设计低估了家族内部诸子均分的分裂力量，因而令内部分裂力量成为义庄胆的最大伤害。
其三是制度安排，忽略了男女平等法律已经颁布，这在现在社会尤其值得注意。
其四是制度高估了政治及法律能够给予的保护，现实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改朝易代很容易带来巨大冲击。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文化沿袭了千年的诸子均分传统，男权主义下的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家产继承的名单外，现代化的保障私产及民间慈善基金法律又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创立者生前没有安排好运作，因此寄望愚斋义庄能够如西方慈善信托般可以高效发挥应有的作用，运作畅顺，无疑缘木求鱼，同时折射出中国社会由弱转强、由停滞走向发展，甚至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道路。
可是，愚斋义庄却未能洞悉中國文化底蕴和社会关系的制度设计，结果却让家族（五房）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弄巧成拙。简单来说，设立愚斋义庄的目标，是要赡族救济，造福社会、福荫后代，但义庄的章程却留下了家族可以挪用其资产以自肥的巨大漏洞，而家族中人又过于贪心，不能自我管束约制，结果真的有人利用其漏洞，为了自肥而吞并了义庄资产，损害了公众利益，与孤寡贫苦待救者为敌，遭到社会人士举报，并引出了连串相互纠缠的财产争夺，既暴露出义庄内部的因财失义，也招致外部侵吞公产的指控。至于最为现实的指标，虽然盛宣怀留下的遗产是前所未见的丰厚庞大，但愚斋义庄既没能在常州及上海赢得口碑，也没能在中华大地上得到称颂，反而留下骂名，更遑论有助提升家族名望与福荫后代了，这样的结局，不但令人感到无奈和叹息，也应该作为反面教材，实在值得后来者引以为戒，提高警惕。
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
一个家族的两个义庄：一旧一新、一小一大、一传统一西化……两者到底反映了何种值得深思的不朽追求？表现出哪些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又揭示了何种变幻莫测的时代现实？让我们思考其中的重要内涵和特质，并作粗略比较。
第一，两者明显有共同的敬祖护族、延续子孙血脉的追求，并同样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但拙园义庄是盛康在有生之年创立，具体运作在他领导督促下进行，所以更能切合其思想与追求，稳步发展。但愚斋义庄是在盛宣怀去世后按其生前遗愿与口头遗言由遗孀、子孙及李经芳等协助创立，运作时缺乏盛宣怀的领导与监督，出现问题时没有能够主持大局的人。
第二，两者同样设立“永久发展基金”，强调“动利不动本”，以经常性收入支持义庄作为发展的原则，一心希望义庄能够“以存久远”。但拙园义庄能够成功取得皇帝圣谕设立，得到朝廷背书、官府保证，章程规则严格规定不能变卖及挪用“永久发展基金”。愚斋义庄虽然也把规则章程送到法院备案，也在章程中指明不能挪用或变卖“永久发展基金”，但程度上明显没像拙园义庄般获得那么高层次权力的保障。更大的败笔是，愚斋义庄在章程中列明，只要董事会成员的过半数成员同意，即能更改规章与条文，这便给日后瓜分义庄资产留下藉口，将愚斋义庄推向了任人鱼肉、遭到内外侵吞的境地。
第三，两者对子孙的照顾保护同样极为重视，也花费了巨大心血在教育之上，可是子孙后代中的人力资本、行为表现与精神斗志等，却大不相同。盛康大花资源于鼓励子孙读书，亦十分强调后代考取功名，但同时又注重家教，以光宗耀祖为使命，所以即使盛宣怀没有中举，他却意志坚定，斗志旺盛，终能紧抓机遇，在主持洋务方面大放异彩。而到盛宣怀一代，他同样投入大量资源于子孙教育，也期望他们能中举，但家教方面则不像父辈那样重视，已没上一代那么强烈的光宗耀祖思想，所以当子孙未能中举时，加上百日维新时科举取消，并没激发他们的拼劲和斗志。这些因素都与后代们一直养尊处优，甚至成为纨绔子弟有关，可见缺乏拼搏精神和斗志的子孙，不但不能给家族发展注入动力，反而会侵蚀家族发展的根基，令本来实力雄厚的盛氏家族，掉进了急速滑落的泥沼，可见子孙贤与不肖的人力资源因素，实在对家族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两者均热心慈善，关心宗族乡里，一生亦慷慨捐献，甚至从家族财产或个人遗产中拨出一个不小的比例创立义庄。盛康捐创的拙园义庄，由于制度设计简洁扼要，保护得力，所以能够令捐献财产得到保留，避免了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下被瓜分的劫数。盛宣怀的愚斋义庄虽然制度设计不弱，但只停留于法院备案的水平，公权力的保护明显不足，协助创立义庄的子孙，其实有潜在利益冲突，埋下了过半董事会成员赞同即能修章的“魔鬼”细节，令义庄最终无法抵御诸子均分的那股分割力量，走上了消亡清盘之路。
第五，两个义庄的核心资产大多为不动产，并利用其经常性收入支持慈善事业。但拙园义庄的不动产大多为农田，所在地大多为乡村，资产价格变动不大，较为稳定，就算政局大变，也没什么影响。愚斋义庄同样拥有大部分不动产——主要是地皮、物业，但亦有不少金融资产，尤其股票及有价证券，而这些资产更大多集中于上海（城市），容易受政局不稳影响，资产价值起落巨大。如果这些资产拿去做按揭借贷，利息不少，但政局波动，风险巨大则会令借贷成本增加，此点实为日后愚斋义庄因借贷过重被债权人强行拍卖其资产的恶果。
制度的生不逢时和水土不服
当然，除了以上各层面的比较，不能忽略的是当时时代背景的重大变迁——尤其是东学西渐、连番变革失败，以及革命势力不断壮大，最后颠覆满清，结束千年帝制，创立共和政体等，令中国社会不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甚至是哲学思想等被漠视，弃之如敝履，而且西方的文化、制度及思想等，则被视为个人、家族、组织、社会或国家走向强大、文明和现代化的最重要元素，令人趋之若鹜，甚至十分迷恋（陈序经，1977;赵立彬，2005）。
正因如此，当盛宣怀拥有了显赫事业与巨大财富，甚至是到了晚年思考如何落实家业传承与保家护族的慈善救济问题时，他已不再如其祖父辈那样，只以范仲淹为榜样，而是想到仿效西方，甚至一度想借鉴日本的经验。但是，一如俗语所说“各有前因莫羡人”，西方制度之所以发挥良好，或者说西方为什么孕育了那样的制度，其实与其历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特质紧密相连。当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之时，如果其他环环紧扣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等未能配合支援，运作起来必然会衍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于愚斋义庄的发展，恰好突显了制度环境未能相互配合，加上生不逢时，那时的政治环境风狂雨暴，最后令其土崩瓦解。
扼要来说，愚斋义庄的昙花一现，凸显了如下四大层面的问题：
其一是没有没有及早做出安排，令信托及早投入运作，因此最好是在创立者有生之年即能进行，运作成熟更佳，而不是身后有后人代为创立。
第二是义庄设计低估了家族内部诸子均分的分裂力量，因而令内部分裂力量成为义庄胆的最大伤害。
其三是制度安排，忽略了男女平等法律已经颁布，这在现在社会尤其值得注意。
其四是制度高估了政治及法律能够给予的保护，现实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改朝易代很容易带来巨大冲击。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文化沿袭了千年的诸子均分传统，男权主义下的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家产继承的名单外，现代化的保障私产及民间慈善基金法律又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创立者生前没有安排好运作，因此寄望愚斋义庄能够如西方慈善信托般可以高效发挥应有的作用，运作畅顺，无疑缘木求鱼，同时折射出中国社会由弱转强、由停滞走向发展，甚至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