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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淋淋的高利贷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高利贷从未像2011年如此疯狂。
2011年8月1日青岛电视台《今日》栏目报道了一则新闻：前不久，在即墨市金华街发生了一起惨剧，一名中年男子因不堪被逼债，从4楼跳下不幸身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借高利贷所引发的。
而因高利贷引发的血案并非个案。
江苏启东信用联社海复分社员工朱某给高利贷做担保，并且自己放贷。后来借高利贷的服装老板跑掉了，放贷者将朱某非法拘禁，信用社也将其开除，今年6月21日，朱某从启东维多利亚大酒店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江苏启东近几个月来，已连续出现了多起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暴力事件。
近来，内蒙古、山西、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业主自杀、出逃事件中，多见亿万富豪和中小企业主。
被高利贷逼死的亿万富豪们
7月22日，《中国日报》报道说，在过去的8年里，中国大陆共有72位亿万富豪非正常死亡，平均每40天，就有一位亿万富翁死去。
在非正常死亡的72位亿万富豪中，15位被杀，17人自杀，7人死于意外，19人因病去世，14人被依法处决。在这个死亡名单上，自杀的比重超过了1／4，自杀者的平均年龄为50岁。
2011年4月13日中午，包头亿万富豪、惠龙公司总裁金利斌和自己的司机喝了很多酒。金利斌撇下已经被灌醉的司机，买了两桶汽油，把车开到厂区一个僻静之处，将汽油浇在了自己和豪华座驾上。被人发现时，金利斌已经烧成一堆焦炭，年仅44岁。
金利斌和他的企业拥有许多光彩头衔：“包头市十大杰出青年”“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包头市年度感动人物”“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等等。
金利斌身后留下了12.397亿元的社会集资、1.109亿元的职工集资和1.1亿元的银行贷款，这是一个让债权人心碎、让政府头疼的烂摊子。一个年迈的债权人正在吃饭时听说金利斌死亡，一口饭喷出，心脏病发而亡。
2004年，金利斌开始向员工以及社会融资。起初月息2分，之后涨到了3分左右，疯狂时期更是高达1毛多。高息让金利斌吸引到了大笔资金，同时也将自己连带着数千个家庭推向痛苦的深渊。
金利斌解脱了，但却留下了绝望的借贷者。
惠龙公司集资案的受害者保守估计在2000人以上，很多家庭倾家荡产。
而惠龙集团也并非孤例。
2011年7月8日上午，华光股份总经理贺旭亮自杀身亡。有传闻说，是因为债主逼债而死。
2011年5月20日，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被人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他拥有6家企业，但他的相关债务高达4.2亿，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直接因素。
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他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身亡。据媒体披露，乔金岭之死，源于一场离奇的债务诉讼。
2005年1月1日晨，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静忙照顾孩子，然后从自己4层办公楼的天台纵身跃下，跳楼身亡。警方在现场获得的赵的遗书显示，其自杀原因为：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高利贷债主堵门。
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等7人选择了自缢，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等5人选择了跳楼，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等两人选择了投水，合肥森淼集团董事长侯业富等两人选择了服毒……
每一起亿万富豪自杀案身后都有一个甚或几个大企业的倒闭破产，数千上万个家庭的一夜间重返赤贫，社会如何愈合这样的创伤?
银行资金偷渡至地下借贷市场
谁能说得清楚，中国有多少热钱涌入了地下借贷市场?
2011年8月11日《京华时报》上刊登了一条名为《银监会否认3万亿贷款流人高利贷》的消息。文中说：“近日，银行信贷政策紧缩未变，民间借贷市场需求日益高涨。有媒体披露，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已有3万亿元银行资金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而是转入了高利贷市场。”
银监会对此回应称，该报道失实。
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大量的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明里暗里涌入了高利贷市场。除银行自己的各种理财产品外，突然如潮涌出的各种各样的担保公司、公募私募基金、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和更为猖獗的地下钱庄，成为了发放高利贷的野战军。
上市公司争放高利贷
201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上市公司争放高利贷利息收入超过主业利润》。文中说：“上半年，上市公司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32.3％。截至7月底，在上市公司发布的对外委托贷款公告中，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1.6％。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被称为‘高利贷倒爷’。”
让我们吃惊的是，在上市公司放高利贷的利益链中，银行充当了中介的角色。
在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并不承担过多风险，而只是对委托人的资金来源、资质等进行审查，并协助收回借款，在此过程中收取手续费。连借款人也通常是由委托人自己寻找。
股市的投资人把钱交给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却不干实业，不仅如此，竞还没完没了地在股市增发募股筹资圈钱，拿着几亿几十亿数百亿的钱去放高利贷。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暴利如雨。不管赚了多少，中国股市80％的上市公司，从不给投资人分红；可如果亏了，“股市有风险，责任当自负”。
即使分了红，还要除息。股价会在分红的当天以除息的名义自动强制下跌，将分给投资人的那部分红利从股价中扣除，这且不说，还要扣除10％的红利税。
天底下有比这还丑陋的股市规则吗?
高利贷使房地产成为活火山
高利贷中80％~90％的资金，涌入了中国房地产，使中国房地产变成了一座活火山。
2011年8月，还在盛夏的中国楼市，已在悄悄入冬。卖不出去的空置房，已达到惊人的数量。
让我们来读一下2011年8月19日《南都周刊》上的这条新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商品房价首次全面停涨房企隐性破产》。文中说：在今年8月16日至19日在海南举行的“2011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有开发商透露，目前已有一批房地产企业“隐性破产”。业内预测，下半年市场就会出现由积压带来的价格下行。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表示，今年三季度很多地区仍然不断上调土地收益金基础价格。“今年上半年流拍整体数量是去年的268％，个贷、现金流、应付工程款，都证明开发商合理的现金流开始出现紧张。”
任志强还透露，虽然房地产业表面波澜不惊，但事实上破产企业非常之多。
中国房地产积压的库存量已使中国楼市告危。
以北京为例，7月北京新上市期房住宅签约率仅为7.1％，创近4个月新低。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可售面积按照周平均成交量计算，去库存时间分别达到16个月、10个月、7个月和12个月。
此外，武汉、杭州、宁波的去库存时间甚至高达21个月、22个月和29个月，另有南京、福州、苏州等城市的去库存时间也超过1年。
数据显示，北京6月份过千家中介公司零成交，400多家中介门店关闭。
让我们再看看作为中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温州楼市：
温州商品房交易量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新房成交量不到去年的1／6，二手房交易同比下降37.5％，土地流标率74％。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至少有220亿热钱从温州楼市撤离。
8月22日，温州街头的楼盘打折促销广告随处可见。
温州市民陈女士将一套面积178平方米的房子再次调低价格出售，从原先的每平方米40800元调整到每平方米37000元。自4月份挂出45000元的交易价以来，陈女士已经，第5次主动降价，房子还是没卖掉。
上半年温州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61.9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4％；市区二手住房总成交量为63.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8.6％，而在7月上旬，甚至出现零交易量的情况。
《温州都市报》上出现大量房产转让广告，每天5个版，数千套房产在转让。
《温州都市报》时政要闻部副主任吴智勇称，“有房东刚拿到开盘的房子，现在愿意在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减10万出售。”
温州市中区一套学区房，70平方米，房东承诺单价可降5000元，总价减少35万元。“房东都急哭了，”代理该套房产的中介人员向记者说，“温州市区的一套学区房价格为41000元／平方米，现在还没有卖掉，眼看贷款就要到期，房东说36000元，平方米也卖。”
温州楼市会不会成为中国楼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说传销是一种经济邪教，可它的危害远不及高利贷。中国已为传销立法，并开展了强有力的打击行动，可高利贷至今无法无天。
政府对高利贷的受害者说，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于是，高利贷的受害者投告无门。当法律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可能选择非常手段为自己讨回公平。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高利贷从未像2011年如此疯狂。
2011年8月1日青岛电视台《今日》栏目报道了一则新闻：前不久，在即墨市金华街发生了一起惨剧，一名中年男子因不堪被逼债，从4楼跳下不幸身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借高利贷所引发的。
而因高利贷引发的血案并非个案。
江苏启东信用联社海复分社员工朱某给高利贷做担保，并且自己放贷。后来借高利贷的服装老板跑掉了，放贷者将朱某非法拘禁，信用社也将其开除，今年6月21日，朱某从启东维多利亚大酒店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江苏启东近几个月来，已连续出现了多起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暴力事件。
近来，内蒙古、山西、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业主自杀、出逃事件中，多见亿万富豪和中小企业主。
被高利贷逼死的亿万富豪们
7月22日，《中国日报》报道说，在过去的8年里，中国大陆共有72位亿万富豪非正常死亡，平均每40天，就有一位亿万富翁死去。
在非正常死亡的72位亿万富豪中，15位被杀，17人自杀，7人死于意外，19人因病去世，14人被依法处决。在这个死亡名单上，自杀的比重超过了1／4，自杀者的平均年龄为50岁。
2011年4月13日中午，包头亿万富豪、惠龙公司总裁金利斌和自己的司机喝了很多酒。金利斌撇下已经被灌醉的司机，买了两桶汽油，把车开到厂区一个僻静之处，将汽油浇在了自己和豪华座驾上。被人发现时，金利斌已经烧成一堆焦炭，年仅44岁。
金利斌和他的企业拥有许多光彩头衔：“包头市十大杰出青年”“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包头市年度感动人物”“内蒙古自治区百强企业”等等。
金利斌身后留下了12.397亿元的社会集资、1.109亿元的职工集资和1.1亿元的银行贷款，这是一个让债权人心碎、让政府头疼的烂摊子。一个年迈的债权人正在吃饭时听说金利斌死亡，一口饭喷出，心脏病发而亡。
2004年，金利斌开始向员工以及社会融资。起初月息2分，之后涨到了3分左右，疯狂时期更是高达1毛多。高息让金利斌吸引到了大笔资金，同时也将自己连带着数千个家庭推向痛苦的深渊。
金利斌解脱了，但却留下了绝望的借贷者。
惠龙公司集资案的受害者保守估计在2000人以上，很多家庭倾家荡产。
而惠龙集团也并非孤例。
2011年7月8日上午，华光股份总经理贺旭亮自杀身亡。有传闻说，是因为债主逼债而死。
2011年5月20日，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被人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他拥有6家企业，但他的相关债务高达4.2亿，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直接因素。
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他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身亡。据媒体披露，乔金岭之死，源于一场离奇的债务诉讼。
2005年1月1日晨，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静忙照顾孩子，然后从自己4层办公楼的天台纵身跃下，跳楼身亡。警方在现场获得的赵的遗书显示，其自杀原因为：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高利贷债主堵门。
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等7人选择了自缢，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等5人选择了跳楼，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等两人选择了投水，合肥森淼集团董事长侯业富等两人选择了服毒……
每一起亿万富豪自杀案身后都有一个甚或几个大企业的倒闭破产，数千上万个家庭的一夜间重返赤贫，社会如何愈合这样的创伤?
银行资金偷渡至地下借贷市场
谁能说得清楚，中国有多少热钱涌入了地下借贷市场?
2011年8月11日《京华时报》上刊登了一条名为《银监会否认3万亿贷款流人高利贷》的消息。文中说：“近日，银行信贷政策紧缩未变，民间借贷市场需求日益高涨。有媒体披露，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已有3万亿元银行资金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而是转入了高利贷市场。”
银监会对此回应称，该报道失实。
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大量的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明里暗里涌入了高利贷市场。除银行自己的各种理财产品外，突然如潮涌出的各种各样的担保公司、公募私募基金、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和更为猖獗的地下钱庄，成为了发放高利贷的野战军。
上市公司争放高利贷
2011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上市公司争放高利贷利息收入超过主业利润》。文中说：“上半年，上市公司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32.3％。截至7月底，在上市公司发布的对外委托贷款公告中，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1.6％。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被称为‘高利贷倒爷’。”
让我们吃惊的是，在上市公司放高利贷的利益链中，银行充当了中介的角色。
在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并不承担过多风险，而只是对委托人的资金来源、资质等进行审查，并协助收回借款，在此过程中收取手续费。连借款人也通常是由委托人自己寻找。
股市的投资人把钱交给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却不干实业，不仅如此，竞还没完没了地在股市增发募股筹资圈钱，拿着几亿几十亿数百亿的钱去放高利贷。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暴利如雨。不管赚了多少，中国股市80％的上市公司，从不给投资人分红；可如果亏了，“股市有风险，责任当自负”。
即使分了红，还要除息。股价会在分红的当天以除息的名义自动强制下跌，将分给投资人的那部分红利从股价中扣除，这且不说，还要扣除10％的红利税。
天底下有比这还丑陋的股市规则吗?
高利贷使房地产成为活火山
高利贷中80％~90％的资金，涌入了中国房地产，使中国房地产变成了一座活火山。
2011年8月，还在盛夏的中国楼市，已在悄悄入冬。卖不出去的空置房，已达到惊人的数量。
让我们来读一下2011年8月19日《南都周刊》上的这条新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商品房价首次全面停涨房企隐性破产》。文中说：在今年8月16日至19日在海南举行的“2011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有开发商透露，目前已有一批房地产企业“隐性破产”。业内预测，下半年市场就会出现由积压带来的价格下行。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表示，今年三季度很多地区仍然不断上调土地收益金基础价格。“今年上半年流拍整体数量是去年的268％，个贷、现金流、应付工程款，都证明开发商合理的现金流开始出现紧张。”
任志强还透露，虽然房地产业表面波澜不惊，但事实上破产企业非常之多。
中国房地产积压的库存量已使中国楼市告危。
以北京为例，7月北京新上市期房住宅签约率仅为7.1％，创近4个月新低。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可售面积按照周平均成交量计算，去库存时间分别达到16个月、10个月、7个月和12个月。
此外，武汉、杭州、宁波的去库存时间甚至高达21个月、22个月和29个月，另有南京、福州、苏州等城市的去库存时间也超过1年。
数据显示，北京6月份过千家中介公司零成交，400多家中介门店关闭。
让我们再看看作为中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温州楼市：
温州商品房交易量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新房成交量不到去年的1／6，二手房交易同比下降37.5％，土地流标率74％。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至少有220亿热钱从温州楼市撤离。
8月22日，温州街头的楼盘打折促销广告随处可见。
温州市民陈女士将一套面积178平方米的房子再次调低价格出售，从原先的每平方米40800元调整到每平方米37000元。自4月份挂出45000元的交易价以来，陈女士已经，第5次主动降价，房子还是没卖掉。
上半年温州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61.9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4％；市区二手住房总成交量为63.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8.6％，而在7月上旬，甚至出现零交易量的情况。
《温州都市报》上出现大量房产转让广告，每天5个版，数千套房产在转让。
《温州都市报》时政要闻部副主任吴智勇称，“有房东刚拿到开盘的房子，现在愿意在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减10万出售。”
温州市中区一套学区房，70平方米，房东承诺单价可降5000元，总价减少35万元。“房东都急哭了，”代理该套房产的中介人员向记者说，“温州市区的一套学区房价格为41000元／平方米，现在还没有卖掉，眼看贷款就要到期，房东说36000元，平方米也卖。”
温州楼市会不会成为中国楼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说传销是一种经济邪教，可它的危害远不及高利贷。中国已为传销立法，并开展了强有力的打击行动，可高利贷至今无法无天。
政府对高利贷的受害者说，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于是，高利贷的受害者投告无门。当法律不能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可能选择非常手段为自己讨回公平。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