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既有比较利益正在衰减，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国亟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结构。
　　从经济发展实践看，发展中国家按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稀缺性将使得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逐步丧失，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日益呈现出依赖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在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之前，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提升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当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不会一帆风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使其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创新发展动力不足。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就业、税收、资金投入、经济增长等考虑也难以割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难以形成技术升级的凝聚力。
　　二是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结构提升所带来的对高档消费品、技术设备更新等投资品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又会通过进口和储蓄漏出的途径，“泄露”至国外的相关产业，国内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减弱，但却带动了国外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是技术创新空间不足。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产业转移或者“干中学”来分享技术溢出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涓滴扩散”带来的能力提升始终都是外生的、潜在的，不能提升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现实的竞争力。
　　四是产业空心化、低良化发展趋向严重。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基础就在于持续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外生的技术推动向内生的创新驱动转变。对中国而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也趋向衰减，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势在必然。中国要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与分工地位，亟须建立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国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只会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新兴市场”。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