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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干探”做卧底
在警界，周京平是很多人知晓的“神奇干探”，他有勇有谋，敢作敢当。不论是担任社区的片儿警，还是管刑侦、治安等多方面工作的领导，周京平都很“闪亮”，总是以立功受奖来“犒赏”自己。
1960年代，祖籍湖南的周京平出生于北京，因为儿时的“英雄情结”，他报考了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就读公安专业。“当时，我们要学习的很多，刑侦、政侦、治安、交通、户籍管理，甚至消防都得学，虽然只读两年，但住校，白天晚上上课，不亚于现在的大学生学四年啊。”说起自己在警察学校读书的经历，周京平一脸自豪。
凭借两年的刻苦努力，1985年周京平成为人民警察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周围的同学很是羡慕，但周京平却选择了放弃，在不解的目光中走进了北京展览路派出所，担任“片儿警”。这样的选择在当初看来或许有些“傻帽儿”，但是在周京平看来，自己当初做出的是一个“伟大而明智”的选择。正是这样的基层工作经验，为他日后胜任各种工作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当“片儿警”第一年，周京平就使一个过去案件高发、违法犯罪不断的铁路巷社区转变成了市级先进的安全居委会。各项目标考核连年评比拿第一，期间，他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荣获青年五四奖章一次……1989年8月，他被任命为派出所副所长，成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最年轻的科所队长、先后分管刑侦、治安、警卫、特行等多方面工作。
11年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经验，让周京平在1995年迈进了公安部经济犯罪保卫局，次年被任命为反假币处副处长，卧底侦办“川贵制造假币案”。他以购假者的身份与假币团伙联系、沟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促成受邀验货准备大笔交易的机会。但就在他前往遵义的前一天，意外出现了，公安部截取一个重要消息，湖南吉首一个了解行动计划的公安干警居然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透露给了犯罪团伙，内容很简单：公安部正在“了解”你，近期可能派人去。局长连夜召回周京平，从安全考虑，决定取消行动。但是周京平认为：“贩假团伙图钱是目的，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使用暴力。只要在经济方面能‘钓’得住就行。我此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对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再说前期做了那么多的铺垫工作，倘若这一次失约，等于前功尽弃。”他的执着和周密严谨的应急方案，以及丰富的斗争经验最终让局长收回了取消原计划的决定。
在去往遵义的火车上，周京平站在车厢的最后一节，把所有可能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资料全部撕毁，只留下一本早已准备好的护照。从那一刻起，他完全融入了角色——自己就是购假者。刚下火车，接头的犯罪嫌疑人就要帮他提密码箱，老到的周京平为了制造神秘感，坚持让“随从”拿着，甚至不让嫌疑人靠近，并扬言要入住遵义最好的酒店。在酒店里一个民警正在进行例行检查，看见警察后周京平立马转换地方。随后的日子，几乎一天换一个住地。为了防止对方滋生图钱施抢的念头，在当地同志的配合下，他及时将密码箱里的“钱”换了一张当地银行的40万加密存折，“现金已带来”彻底打消了犯罪团伙的顾虑，甚至认为周京平是一个狡猾谨慎的“老犯”。
周旋考察多日，贩假分子才同意到重庆见大老板交易，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带着他上火车坐汽车，七拐八绕到了铜梁县，将他安排在一个酒店中，还是没有安排见面的打算，周京平佯装发怒：“我都把性命压在你这儿了，这个酒店是你们安排的，我跟其他人也没什么联系了，你们还不敢让我见你们的老板、见你们提供的货？要是搁我，你在我的地盘上，我不怕你耍花活，大不了我把你‘办’了就得了。”
就这样，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战斗”中，凭借周京平的“出色演出”，公安部统一指挥，一举歼灭这个跨越贵州和四川两地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1997年，已有“神奇干探”美称的周京平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次年，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的称号。
凭着这样的勇气和智谋，多年来,周京平参与并处理了众多经济案件，包括当年轰动一时的“余振东案”，正是他同香港警务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驻香港联络处官员进行会晤，并率团赴美国、加拿大拉开了境外缉捕工作的序幕。办了许多大案要案，他的能力、经验和胆识，或许也是他在危急时刻挂职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也是打黑的主力军”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打黑”关键时刻，您挂职来到重庆，您怎么看待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周京平（以下简称“周”）：作为我本人来讲完全支持重庆打黑。我此前对重庆的情况了解不深，来重庆接触以后，发现重庆打黑确实是形势所迫，不打难以平民愤，难以维持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比如黄赌毒的问题、涉枪、涉暴案件如此频发，换谁也要打，无非就是决策的坚决程度，执行者的智慧、勇气以及打击力度的区别。
举个例子：因为一起轻微刮擦的交通事故，黑恶分子就可能要了你的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遍布全市的赌场、色情娱乐场所，抓捕黑恶分子的时候，几乎都是在赌场上，大部分人还在吸食毒品，完全肆无忌惮。要建设平安重庆，黑恶势力不彻底铲除绝对不行。
记：您所统领的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在“扫黑”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周：我们经侦（经济侦查）干警也是这次打黑的主力军之一。形成规模的黑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他的经济基础大多都是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获取的。这类案件属于我们经侦的业务范围，也是我们的侦查强项。当然，很多案件是刑侦、经侦管辖罪名交织复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多警种都在联合并肩作战。元旦前，经侦总队承担的打黑专案和职责内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举收缴两把手枪、8发子弹，先后缉捕9名逃犯，其中两人还是公安部B级逃犯。我们还破获了票据诈骗四千余万元、伪造乘机旅客航空险等数起大要案件，捣毁三个制造假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假高档香烟的黑窝点。
记：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到重庆就任后成了传奇，他接受的采访不多，一直给外界很神秘的印象。您如何看待王立军带领你们进行重庆打黑时的表现？
周：我来重庆以后，感触很深。打黑工作自2009年6月初开始，到现在第一批案件已经陆续宣判。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而且工作之扎实，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全国可能有比这儿打（黑）得多的，有的可能也很复杂，但以这么快的速度处理清这么复杂的案件，我觉得可以称“重庆速度”。我认为王局长的胆识、谋略、记忆和毅力都是超群的，很多方面值得我好好学习和研究总结。
记：您和王立军接触的机会多吗？生活中的他是不是也很严肃？
周：我和王局会上见的时候多些，单独交代任务的时候也有。我认为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他刚性干练强势的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感情丰富的人。我亲眼见他在募集英烈基金大会上动容，哽咽落泪，我见过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教导他带的研究生，我听过他对一名干警因为母亲生病，加班后违反规定公车私用开警车回家探母尽孝心面临处罚时的理解和宽容，我认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记：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中，常常能发现警察参与其中，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在社会转型期，警察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警察的职业追求到底是什么？这一次重庆扫黑，也有一些警察落网。您的看法是什么？ 周：警察角色不应有变化。个别警察沦为腐败利益集团的工具参与违法犯罪，不代表具有普遍性。我们这支队伍是“纪律部队”，按说比其他部门发生问题的概率应该低一些，但是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世界公认香港是廉政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但那里依然每年都有官员、警员违法违纪。要消除和减少腐败问题，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还应更加自由开放。我认为警察的职业追求应是让不法分子因你的存在而胆寒，让守法民众因你的存在而感到安全。重庆个别警察涉黑，问题值得反思。有个人堕落蜕变原因，也有监督机制问题，干部任期制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比如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曾是一个业务很强，很敬业的人，为什么后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十多年一直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他任期的第五年、第七年早做岗位调整，如果异地交流，结果可能不一样了，至少不会撑起这么大的保护伞，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记：有法律界人士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经济侦查的人才现状却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这一特殊领域的要求。”这个观点是事实吗？在您的工作领域中，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周：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这儿也遇到了。人才奇缺是许多领域都面临的问题，很多专业更新很快，造成精通的人才缺少。另一方面，这还涉及到干警待遇的问题，如何补充、如何维持一个队伍精英团队的建设，资金短缺就是一大问题。很多时候，干警出差办案，补贴费、出差费完全不能弥补办案过程中的必要开支。另外，还要加大对硬件建设的投入，比如遍布街头的“天网”监控系统，以及足够的办案工具，总不能我们的警车老是跑不过不法分子的车吧？
记：您如何看待高学历、高智商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遇到这样的罪犯，您会怎么处理?
周：首先，高学历和高智商不能划等号，现在高学历的人已经很多了。高学历和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高智商犯罪加大了我们办案打击犯罪的难度。其实，目前高智商犯罪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很多涉及其他领域的案件可能也无法破获。高科技犯罪、高智商犯罪在目前来讲，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在经济犯罪中，有一部分人熟悉经济领域各个环节，要怎么打击他们？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也必须精通经济方面的知识，这就是常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记：您办过的经济类大案要案很多，2009年，最受人关注的经济类案件就是“黄光裕案”，从您的角度来看反映了什么问题？黄光裕案件给一些企业家的启示是什么？
周：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案子，因为黄光裕是首富，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我们查处一些经济犯罪时说复杂，其实复杂不在案情，而在关系。由于一些涉案当事人的经济基础雄厚，有的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光环，搭建一定人脉关系寻求保护也不足为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应该守法经营。我以前到企业讲课时就提出，企业要依法自律，依法维权，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不能有不正当竞争，要成为社会上真正受尊重的企业家，一定要守法经营。
记：在当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潮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打击”与“保护”的尺度？
周：应该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在惩处犯罪过程中应该保护什么也是应认真考虑的。比如：一个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只要是他个人行为，不涉及企业，我们在打击其个人犯罪的同时，就要保护企业其他职工的利益不受侵犯和影响，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还能正常运转。不能因为查处了一个案子搞垮了一个企业，或者搞“黄”了一个行业，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宽严相济。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肉霸”王天伦被抓，但我们保护了原他掌管的金普企业的正常运转，要保护无辜的员工不能没了生计，还要保障社会正常的肉食供应服务。
在警界，周京平是很多人知晓的“神奇干探”，他有勇有谋，敢作敢当。不论是担任社区的片儿警，还是管刑侦、治安等多方面工作的领导，周京平都很“闪亮”，总是以立功受奖来“犒赏”自己。
1960年代，祖籍湖南的周京平出生于北京，因为儿时的“英雄情结”，他报考了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就读公安专业。“当时，我们要学习的很多，刑侦、政侦、治安、交通、户籍管理，甚至消防都得学，虽然只读两年，但住校，白天晚上上课，不亚于现在的大学生学四年啊。”说起自己在警察学校读书的经历，周京平一脸自豪。
凭借两年的刻苦努力，1985年周京平成为人民警察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周围的同学很是羡慕，但周京平却选择了放弃，在不解的目光中走进了北京展览路派出所，担任“片儿警”。这样的选择在当初看来或许有些“傻帽儿”，但是在周京平看来，自己当初做出的是一个“伟大而明智”的选择。正是这样的基层工作经验，为他日后胜任各种工作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当“片儿警”第一年，周京平就使一个过去案件高发、违法犯罪不断的铁路巷社区转变成了市级先进的安全居委会。各项目标考核连年评比拿第一，期间，他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荣获青年五四奖章一次……1989年8月，他被任命为派出所副所长，成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最年轻的科所队长、先后分管刑侦、治安、警卫、特行等多方面工作。
11年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经验，让周京平在1995年迈进了公安部经济犯罪保卫局，次年被任命为反假币处副处长，卧底侦办“川贵制造假币案”。他以购假者的身份与假币团伙联系、沟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促成受邀验货准备大笔交易的机会。但就在他前往遵义的前一天，意外出现了，公安部截取一个重要消息，湖南吉首一个了解行动计划的公安干警居然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透露给了犯罪团伙，内容很简单：公安部正在“了解”你，近期可能派人去。局长连夜召回周京平，从安全考虑，决定取消行动。但是周京平认为：“贩假团伙图钱是目的，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使用暴力。只要在经济方面能‘钓’得住就行。我此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对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再说前期做了那么多的铺垫工作，倘若这一次失约，等于前功尽弃。”他的执着和周密严谨的应急方案，以及丰富的斗争经验最终让局长收回了取消原计划的决定。
在去往遵义的火车上，周京平站在车厢的最后一节，把所有可能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资料全部撕毁，只留下一本早已准备好的护照。从那一刻起，他完全融入了角色——自己就是购假者。刚下火车，接头的犯罪嫌疑人就要帮他提密码箱，老到的周京平为了制造神秘感，坚持让“随从”拿着，甚至不让嫌疑人靠近，并扬言要入住遵义最好的酒店。在酒店里一个民警正在进行例行检查，看见警察后周京平立马转换地方。随后的日子，几乎一天换一个住地。为了防止对方滋生图钱施抢的念头，在当地同志的配合下，他及时将密码箱里的“钱”换了一张当地银行的40万加密存折，“现金已带来”彻底打消了犯罪团伙的顾虑，甚至认为周京平是一个狡猾谨慎的“老犯”。
周旋考察多日，贩假分子才同意到重庆见大老板交易，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带着他上火车坐汽车，七拐八绕到了铜梁县，将他安排在一个酒店中，还是没有安排见面的打算，周京平佯装发怒：“我都把性命压在你这儿了，这个酒店是你们安排的，我跟其他人也没什么联系了，你们还不敢让我见你们的老板、见你们提供的货？要是搁我，你在我的地盘上，我不怕你耍花活，大不了我把你‘办’了就得了。”
就这样，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战斗”中，凭借周京平的“出色演出”，公安部统一指挥，一举歼灭这个跨越贵州和四川两地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1997年，已有“神奇干探”美称的周京平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次年，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的称号。
凭着这样的勇气和智谋，多年来,周京平参与并处理了众多经济案件，包括当年轰动一时的“余振东案”，正是他同香港警务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驻香港联络处官员进行会晤，并率团赴美国、加拿大拉开了境外缉捕工作的序幕。办了许多大案要案，他的能力、经验和胆识，或许也是他在危急时刻挂职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也是打黑的主力军”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打黑”关键时刻，您挂职来到重庆，您怎么看待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周京平（以下简称“周”）：作为我本人来讲完全支持重庆打黑。我此前对重庆的情况了解不深，来重庆接触以后，发现重庆打黑确实是形势所迫，不打难以平民愤，难以维持一个祥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比如黄赌毒的问题、涉枪、涉暴案件如此频发，换谁也要打，无非就是决策的坚决程度，执行者的智慧、勇气以及打击力度的区别。
举个例子：因为一起轻微刮擦的交通事故，黑恶分子就可能要了你的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遍布全市的赌场、色情娱乐场所，抓捕黑恶分子的时候，几乎都是在赌场上，大部分人还在吸食毒品，完全肆无忌惮。要建设平安重庆，黑恶势力不彻底铲除绝对不行。
记：您所统领的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在“扫黑”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周：我们经侦（经济侦查）干警也是这次打黑的主力军之一。形成规模的黑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他的经济基础大多都是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获取的。这类案件属于我们经侦的业务范围，也是我们的侦查强项。当然，很多案件是刑侦、经侦管辖罪名交织复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多警种都在联合并肩作战。元旦前，经侦总队承担的打黑专案和职责内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举收缴两把手枪、8发子弹，先后缉捕9名逃犯，其中两人还是公安部B级逃犯。我们还破获了票据诈骗四千余万元、伪造乘机旅客航空险等数起大要案件，捣毁三个制造假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假高档香烟的黑窝点。
记：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到重庆就任后成了传奇，他接受的采访不多，一直给外界很神秘的印象。您如何看待王立军带领你们进行重庆打黑时的表现？
周：我来重庆以后，感触很深。打黑工作自2009年6月初开始，到现在第一批案件已经陆续宣判。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而且工作之扎实，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全国可能有比这儿打（黑）得多的，有的可能也很复杂，但以这么快的速度处理清这么复杂的案件，我觉得可以称“重庆速度”。我认为王局长的胆识、谋略、记忆和毅力都是超群的，很多方面值得我好好学习和研究总结。
记：您和王立军接触的机会多吗？生活中的他是不是也很严肃？
周：我和王局会上见的时候多些，单独交代任务的时候也有。我认为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他刚性干练强势的一面，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感情丰富的人。我亲眼见他在募集英烈基金大会上动容，哽咽落泪，我见过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教导他带的研究生，我听过他对一名干警因为母亲生病，加班后违反规定公车私用开警车回家探母尽孝心面临处罚时的理解和宽容，我认为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
记：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中，常常能发现警察参与其中，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在社会转型期，警察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警察的职业追求到底是什么？这一次重庆扫黑，也有一些警察落网。您的看法是什么？ 周：警察角色不应有变化。个别警察沦为腐败利益集团的工具参与违法犯罪，不代表具有普遍性。我们这支队伍是“纪律部队”，按说比其他部门发生问题的概率应该低一些，但是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世界公认香港是廉政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但那里依然每年都有官员、警员违法违纪。要消除和减少腐败问题，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还应更加自由开放。我认为警察的职业追求应是让不法分子因你的存在而胆寒，让守法民众因你的存在而感到安全。重庆个别警察涉黑，问题值得反思。有个人堕落蜕变原因，也有监督机制问题，干部任期制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比如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曾是一个业务很强，很敬业的人，为什么后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十多年一直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他任期的第五年、第七年早做岗位调整，如果异地交流，结果可能不一样了，至少不会撑起这么大的保护伞，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记：有法律界人士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经济侦查的人才现状却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这一特殊领域的要求。”这个观点是事实吗？在您的工作领域中，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周：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这儿也遇到了。人才奇缺是许多领域都面临的问题，很多专业更新很快，造成精通的人才缺少。另一方面，这还涉及到干警待遇的问题，如何补充、如何维持一个队伍精英团队的建设，资金短缺就是一大问题。很多时候，干警出差办案，补贴费、出差费完全不能弥补办案过程中的必要开支。另外，还要加大对硬件建设的投入，比如遍布街头的“天网”监控系统，以及足够的办案工具，总不能我们的警车老是跑不过不法分子的车吧？
记：您如何看待高学历、高智商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遇到这样的罪犯，您会怎么处理?
周：首先，高学历和高智商不能划等号，现在高学历的人已经很多了。高学历和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高智商犯罪加大了我们办案打击犯罪的难度。其实，目前高智商犯罪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很多涉及其他领域的案件可能也无法破获。高科技犯罪、高智商犯罪在目前来讲，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在经济犯罪中，有一部分人熟悉经济领域各个环节，要怎么打击他们？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也必须精通经济方面的知识，这就是常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记：您办过的经济类大案要案很多，2009年，最受人关注的经济类案件就是“黄光裕案”，从您的角度来看反映了什么问题？黄光裕案件给一些企业家的启示是什么？
周：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案子，因为黄光裕是首富，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我们查处一些经济犯罪时说复杂，其实复杂不在案情，而在关系。由于一些涉案当事人的经济基础雄厚，有的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光环，搭建一定人脉关系寻求保护也不足为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应该守法经营。我以前到企业讲课时就提出，企业要依法自律，依法维权，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不能有不正当竞争，要成为社会上真正受尊重的企业家，一定要守法经营。
记：在当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潮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打击”与“保护”的尺度？
周：应该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在惩处犯罪过程中应该保护什么也是应认真考虑的。比如：一个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只要是他个人行为，不涉及企业，我们在打击其个人犯罪的同时，就要保护企业其他职工的利益不受侵犯和影响，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还能正常运转。不能因为查处了一个案子搞垮了一个企业，或者搞“黄”了一个行业，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宽严相济。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肉霸”王天伦被抓，但我们保护了原他掌管的金普企业的正常运转，要保护无辜的员工不能没了生计，还要保障社会正常的肉食供应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