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受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多元格局驱动、广西特殊区位特征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广西出现贩毒制毒多发的社会问题。毒品问题的治理，既关系着总体国家安全，也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从地缘因素、政治生态、历史、观念、民风等多个角度探究广西制贩毒问题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宏观把握、注重个体特殊性、长期严抓的毒品问题综合治理路径。
【关键词】制贩毒问题;源头治理;改良措施
【作 者】陈静，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讲师;张晓春，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教授。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79-0010
一、问题的提出
毒品问题的危害不容小觑。历史上，毒品问题曾经一度导致国家陷入丧权辱国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中国政府用三年时间肃清了毒品问题在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曾经一度享有“无毒国”的美誉，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毒源地“金三角”的崛起，大量的毒品通过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输入到中国，中国的毒品问题死灰复燃。中国既是毒品的过境国，也是消费国[1]，毒品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恶劣的影响。[2]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在会上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3]201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4]这是首次把禁毒工作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5]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2019年1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再次指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6]
毒品问题对安全发展的危害并非是单一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广西作为中国对东盟开放联系的重要门户，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发展前景向好。但若任由毒品问题泛滥，则会破坏发展的大好局面。比如，就经济方面而言，为治理毒品问题占用了本该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毒品问题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破坏营商环境，影响了投资选择，畸形的毒品经济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平衡，影响经济安全;[7]就社会发展而言，毒品的制作、流通、吸食及其引发的偷盗、抢劫、走私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全，其导致的家庭破裂也为社会安全埋下了隐患;广西与越南接壤，被视为毒品自东南亚进入中国到达广东的重要通道[8]，西南边境上大宗毒品的走私和运输往往和武装贩运结合在一起[9]，严重破坏了国土安全;毒品的制作过程需要使用大量化学制剂，排出有毒废物，也影响了生态和资源安全。目前整个广西在强制隔离所戒毒的人数扔排在全国的前十，如此庞大的吸毒人群，对广西总体发展是巨大的威胁，治理广西毒品问题刻不容缓。
毒品问题的治理，既关系着总体国家安全，也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毒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综合运用法律、文化、教育等措施。解决好毒品问题，是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完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10]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如何铲除广西毒品问题滋生的土壤，如何遏制制贩毒品问题在广西边境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蔓延，如何在毒品问题治理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地缘引导优势。
二、广西成为制贩毒品重灾区之一的原因分析及调研样本选择依据
广西的贩卖毒品案件有一定的地域原因，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等原因，具有源头在外、外流贩毒人数较多的特点。因此，对毒品问题的“源头”分析应考虑多重因素。
（一）引发广西制贩毒问题的“源头”探析
对社会问题进行源头治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的“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13]而源头治理，就需要探究引发问题的根源。经过梳理多年对广西毒品问题研究的成果，我们总结得出，广西地处边境，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以地理位置为要素的区位特征，历史遗留和民族、宗族文化等多重因素是引发广西毒品问题的源头。
1.地理位置原因
既往分析广西毒品问题形成的原因，总离不开对地理位置的分析。[14]
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一方面，广西有三市八县与越南接壤，整个边境线长1020公里，而越南紧靠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地形上的便利使广西成为“金三角”毒品自越南过境流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之一。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2019年，全国共缴获海洛因、冰毒晶体及片剂、氯胺酮等主要毒品33吨，其中来自“金三角”地区的共27.3吨，同比上升5.5%，占總量的82.7%。[15]另一方面，广西四周环山，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山多地少是广西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山地、丘陵和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69.7%，平原和台地占27%，水域面积占3.3%。[16]这也使居住在山区的人民难以靠种植获得理想的经济收入。
从社会地理位置上看，边境三市中，百色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85%，崇左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90%以上，防城港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8.2%。[17]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还聚集了大量跨境民族，部分边民还与越南方面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18]便利的地缘优势和社会关系，让走私毒品犯罪变得更为隐蔽，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产生的信任让犯罪嫌疑人之间攻守同盟的意识非常强烈，这种类型的毒品犯罪往往很难找到对其进行打击的突破口。[19] 从经济地理位置上看，广西尽管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但由于区位特殊，目前处在华南、西南、东盟三个重要经济圈的枢纽，是多区域合作的交汇处，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应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从近三年的广西地区生产总值的排名来看，经济地位与广西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并不对等：2018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20352.51亿元，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1489元，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28[20];2019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21237.14亿元，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19[20];2020年广西地区区生产总值（GDP）22156.69亿元，前三季生产总值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19[20]。
基于沿边、沿海、沿江的区位特征，土壤特点，以及不对等的经济地理位置等诸多原因，广西大部分县乡村经济状况不理想，尤其是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为了改变经济状况，广西各县乡村外出务工人群庞大，加上对毒品违法犯罪认知淡漠，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到发达地区后比较容易受到诱惑而吸食毒品，或者受蛊惑参与制毒、贩毒;人员外出务工后，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由于对这部分人缺乏监督和教育，不少留守儿童也成为参与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21]
2.历史及社会方面的原因
广西曾是毒品的主要过境地。鸦片战争前，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由于比较适合罂粟生长，成为中国最早商种罂粟的地区，乃至成为罂粟种植的主要区域[22]。而广西东面的广东省广州市历史上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广西都是云贵烟土输出至广东的主要通道，桂林、梧州、南宁都曾经是鸦片运销集散地，百色有80%的家庭与烟土生意有关联[22]，部分地区的人员历史上就有贩运毒品的恶习。如今，广西依然被不法分子视为毒品从云南通往广东、广东通往越南的主要通道。
历史上，广西曾经有众多吸毒人员。1945年，广西人口约为14545868人，但1936～1940年广西仅官方登记的烟民就有300692人，占总人口的2.07%。[2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禁烟肃毒行动中，广西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历史上烟毒泛滥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使广西民众缺乏对毒品的警惕性，也使广西再次成为毒品的过境通道。广西于1972年开始再次发现吸毒现象，1983年开始再次发现贩毒案件，1992年以前侦破的毒品案件多为过境案件，截至2021年6月，广西有登记的现有吸毒人数仍然排在全国前五1。
3.民族、宗族因素的影响
首先，广西与越南存在宗族往来。基于地缘和跨境人员交流的原因，广西与越南跨境民族人口众多、关系复杂，有建立在宗族血亲、姻亲基础上相互来往的情感需求，也有语言上沟通交流的便利;越南与重要毒源地金三角接壤，广西破获的经过越南进入广西的毒品案件，涉案人员大都与越南方面有宗族或姻亲关系2。
其次，广西与广东存在相近或共同宗亲。广西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地理位置毗邻，都有广泛且强大的宗族文化，也有共同的宗亲关系。[24]广西部分地方制毒和贩毒案件多发，是因为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犯罪团伙的存在，或有宗族势力在背后支撑。广东是国内最大的毒品集散地及重要制毒源头，通过宗亲关系渗透成为广东制毒贩毒活动向广西蔓延的途径之一。[25]
4.跨境民族不同政策的影响
在邊境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因为国界的原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较为密切，尤其是在广西和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普遍存在，彼此国家的边境政策和民生福祉成为边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中越两国的边民都认为中国的边民政策好于越南的边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境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26]，导致部分越南边民对自己的经济状态不满，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和婚姻、亲属等关系向我国进行贩卖毒品的犯罪活动，以期改变生活状态。
（二）“源头问题”调研样本选择及依据
截至2019年4月，广西共有18个县（市、区）被国家和自治区列为2019年禁毒重点整治对象。3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边境走私贩毒、制毒、外流贩毒和毒品滥用等突出问题，是广西毒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毒品问题不仅严重祸害当地，而且辐射周边、影响全国。整治好这18个地区的毒品问题，对促进广西禁毒形势向好和稳定全区社会治安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实地调研重点地区，探寻毒情严重的原因，找准禁毒工作难点，是解决制贩毒源头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选择了柳州市柳江县、鹿寨县，崇左凭祥市，防城港市上思县，钦州市灵山县等五个县（市）作为实地调研样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广西禁毒办进行前期调研时发现，这几个地方的引发毒品问题的因素具有代表性，且都跟民族、宗族、家族的因素有密切的联系。1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柳江制毒的问题曾经非常严重，“柳江技师”在广西的制毒案件中占比较高，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一种现象被冠以了地名，往往说明了此类现象在当地具有普遍性，跟民风、家风有一定的密切关系，从民风改善、家风建设的角度去解决毒品问题可能有较好的效果。
二是崇左市、凭祥市是越南毒品进入广西的重要通道之一，边境线上的山子屯全村40多户人，有30多户存在涉毒违法犯罪，大部分家庭都有跨国的姻亲、亲属关系，这些关系给他们贩毒提供了更为牢固的信任和合作基础。
三是防城港市上思县与钦州市，崇左市宁明县、扶绥县相邻，2017年因为外流贩毒严重被国家禁毒办挂牌整治，与该县相邻的宁明的南面与越南交界，是越南往广西走私毒品的重要通道之一。
四是钦州市灵山县因为外流贩毒问题严重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禁毒办挂牌整治，灵山县虽然不属于边境、民族地区，但是灵山的一些家族式贩毒现象比较明显突出，[27]1～5在一些查获的外流贩毒案件里面，发现大部分成员来自同一个宗族。 三、对样本地区的调研结果及其分析
（一）样本地区毒品问题形成的历史沿革原因
1.特殊区位使广西容易成为毒品过境地
在国家禁毒办开展毒品重点地区整治行动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尤其是崇左市从未缺席，一直都有县市区被挂牌整治。2018年底，在最新确定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名单中，崇左市的宁明县、大新县，经过努力，已经成功“脱帽”，不再是毒情严重地区。但是由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影响，广西边境市（县）在摘帽之后依旧存在着较大的走私、贩卖毒品的隐患。如凭祥市是广西口岸数量最多的边境城市，也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最大和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是衔接中国“一带一路”西南通道的前沿阵地。中越边境许多地方没有天然的屏障，翻过一座小山包，或者穿过杂草地、涉过小河小溪就可以直达对方领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上思贩毒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上思县位于广西南部、十万大山北麓，与边境地区宁明、凭祥、龙州等地相毗邻，被视为毒品流通过境的重要中转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便利的交通在上思和中越边境地区之间搭起了一条运输毒品的通道，这些毒品流入上思后再迅速销往北海、钦州、广东等地。
2.制贩毒在广西有一定的历史渊源2
广西长期在广东活动的吸毒人员约4300人，约有三成吸毒人员是在广东染上毒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柳江区成团镇就有人前往广东打工并在当地染上了毒瘾。在节假日返回柳江时，也把吸毒恶习带回了柳江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吸毒致死的人员众多，成团镇甚至出现老年人给年轻人抬棺材的情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灵山县曾经是两广最大的野生动物交易集散地，货源主要来自中越边境地区，九十年代后期，由于野生动物商贩被打击整治，部分被打击的商贩便利用原来在中越边境囤积的人脉，转型从事毒品贩运。
柳江的制羟亚胺技术，最早来源在调研中一直无法考证。但2017～2019三年侦破的涉毒案件反映出其制毒技术可能来自邻省广东惠州一带。2018年，柳江制毒技师的劳务费从最初的每桶2万余元提高到5万余元，甚至发展到后来的25万余元每桶。巨大的利润驱使和相邻省份制毒工厂被高压打击的双重作用影响下，柳江区的制毒态势一度严重。在2019年1～10月广西抓获的制毒师里面，柳江区户籍超过一半，占比53.95%。即使相关部门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依旧有摁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存在。
（二）样本地区制贩毒问题形成的社会生态原因
1.跨境民族和跨境婚姻是走私贩运毒品的重要原因
中越边境有数十万越南归国华侨和將近两万的“越南新娘”1。这些华侨有曾在越南居住、学习、工作的经历，通晓越南的语言、在越南有人脉关系、熟悉中越两国的地形道路状况。有些人主动或被动地与境外的毒贩勾结，利用便利条件参与贩毒;“越南新娘”熟悉中越两国边境管理制度，也熟知各种偷渡途径。她们当中的有些人是主动参加贩毒，有些是被欺骗参与贩毒。有些“越南新娘”已经成为中越边境贩毒的主力军。[28]1～4一旦参与走私毒品，公安机关就很难核实她们的身份并跟踪打击。在发现非法的跨国婚姻后，相关部门也只能责令其限期出境。但越南新娘即使暂时离开，也会很快又回来。
2.以宗族为纽带的制贩毒团伙给打击毒品犯罪造成阻碍
广西大部分地区非常注重宗族和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当地有些人以在宗族或者家族中是否有号召力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有面子的标准，毒贩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在通过贩毒获得巨额利益之后，会以宗亲身份出资修路、修缮祠堂，并向政府部门渗透，提高其在当地的声望，并发展大批当地中青年充当其贩毒马仔，逃避警方视线。
据中渡监狱一名因制毒被判无期徒刑的男性罪犯自述，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染上了毒瘾，第一次被公安机关发现并处行政拘留后，在其时任某县公安局长舅舅的帮助下，该名罪犯轻易地走出了拘留所。知道身后有家族的保护伞，该名罪犯有恃无恐，在从吸毒到贩毒，再到制毒的路上越走越远。
3.对犯罪缺乏畏惧的家庭观念对制贩毒的发生有直接影响
广西边境的地理位置给当地居民提供了边贸的便利，无形中也为毒品犯罪和走私提供了便利。有些边民认为不论是做正当的边贸，还是走私、贩毒，都不需要太多的文化。有些家庭甚至鼓励孩子没有读完初中就出来跟随家人做生意，而这样的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凭祥边境村庄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看到他人通过走私甚至贩毒发财后，经不住诱惑或者被欺骗也走上贩毒道路。
大部分的涉毒人员的家庭观念非常淡漠，既不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出路，也不关心家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不少毒贩家属也认为，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制毒、贩毒的目的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至于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并不重要。
4.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部分地区外流贩毒严重的主要原因
以广西上思县为例，2017年以前，上思县属于贫困县，收入普遍不高。为了生活，很多人选择到广东打工，有些村屯留下的基本就是老人和孩子。由于学历不高，大部分人只能跟着老乡或者亲戚朋友进到工厂流水线。有些人在打工的过程中，由于生活状态不理想、心情苦闷、被人引诱等原因染上毒瘾，随后成了大毒贩的“马仔”，回到广西购买毒品然后再运往广东贩卖。
5.欠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制贩毒蔓延的关键原因
外出务工人员众多是灵山外流贩毒严重的根本原因，这部分人员学历较低，有些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即使是在严格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今天，我们在走访中还是发现，在个别涉毒家庭里，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父亲涉毒后母亲改嫁，孩子不服从爷爷奶奶的管教，学校老师多次上门做工作也没有效果。还有一些涉毒人员的子女在小学就开始出现夜不归宿、每天要零花钱的情况。
调研中发现，上思的有些村屯没有村小学。为了解决孩子读书问题，有些村民不得不到县城区租房给孩子读书。由于部分的年轻都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老人白天要从县城赶回村屯干农活，晚上再赶到县城去接孩子放学。这样的状况在上思的村屯较为普遍，村民表示这样让他们很难监督孩子好好学习，以至于有些孩子在勉强读完小学之后就偷偷地辍学。虽然学校和老师极力劝回，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好好学习，即使勉强读完初中，也只能重蹈父辈的老路外出务工，增加涉毒的风险。 （三）样本地区制贩毒问题形成的政治生态原因
在广西制毒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中，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占了重要地位。
1.司法腐败削弱了禁毒效果
制贩毒的利润极其可观，巨额利益驱使催生了腐败。受利益驱使，部分执法者选择充当了毒贩和吸毒人员的保护伞，这种现象在柳州柳江区尤为突出。
“柳江制毒师”闻名制贩毒犯罪网络内部，柳江区制造的毒品甚至被贩毒圈认为是“免检产品”。2016年，该区被广西壮族自治禁毒委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挂牌督办，2017年被国家禁毒委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2018年又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29]在自治区挂牌督办后的几年，当地加大了禁毒工作力度，然而毒情却未随着力度加大而好转，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柳州市委、柳江区委意识到，在柳江区严重的毒情后面，一定有着一双双看不见的“推手”。
经过深挖彻查，柳江区先后扫掉了柳江原三任局长在内的31名涉毒保护伞，2018年开始柳江制毒活动才有明显收敛，全国侦破的柳江籍涉毒案件也明显下降。
柳江区最早亲自参与制毒的人员，在获得资本积累后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曾经从事制贩毒的部分人在获得巨额利润后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参与制毒，提供资金链给从事制毒的人，然后以收取借贷利息的方式参与制毒分成。而不惜高利借贷也要制毒的人，不少是由于赌博欠债太多，为了还钱和继续赌博铤而走险从事制毒的。一个地方的赌博和高利贷能够盛行，与当地恶劣的政治、法制生态环境不无关系，甚至出现在办理制毒案件时，有政法工作者会为在押案犯传递消息，以致案犯翻供的情况。
2.消极不作为成为恶劣的政治生态的衍生物
政治、法制生态不断恶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是，有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惧怕检举揭发会招致打击报复，就生出“明哲保身”、“做多错多”的想法。虽不贪赃枉法，却也只能消极作为。这极大地影响了禁毒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巩固扫除恶工作的胜利成果的同时，如何重塑良好的政治生态，激励公安队伍的斗志，也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制贩毒源头数据分析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趋势结论
综合公安部禁毒局、广西禁毒总队，以及边境市禁毒支队、禁毒大队、移民局侦查大队了解到的信息，尽管广西在2018年以来，在缉毒战果方面打了个翻身仗。但广西依然还处在制贩毒品的火山口，随时有可能成为东南亚毒品入境第一通道。理由如下：
（一）越南大通道、大产地的格局正在形成
越老边境多条进入广西的毒品贩运通道没有得到根本压制，大宗海洛因从广西边境三市八县走私入境问题十分突出，而且还有持续增多的可能。据广西禁毒总队反馈，去年越南警方缴获约1吨毒品，90%是要运往我国，主要通道就是广西。从边境侦查部门获取的情况分析，由于广西这几年一直在加大毒品案件的打击力度，制毒原料、制毒工具、制毒技师出现了转移到越南的趋势。越南大通道、大产地的格局正在形成，直接面对的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压力必然陡增。
（二）云南边境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广西边控力度相对薄弱
云南近几年一直持续加大边境地区专项整治行动，缴获各类毒品、缴获制毒物品、查获走私案件持续上升，1 而且云南边控力量、装备、能力都比广西强。这两年，公安部又组织全国各地缉毒精干力量到云南开展“红蓝对抗”毒品查缉技能大比武，这相当于调集全国禁毒警力在协助云南固边固防，这样的边控力量，广西是远远不能企及的。而涉毒犯罪分子要打开运输毒品的通道，必定想方设法地从边控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西进行“突破”。
（三）新出现滥用物质种类的蔓延不容忽视
广西各地公安机关还连续发现多起制造、贩卖氟安酮的案件，有些嫌疑人是把氟安酮当氯胺酮制贩，有些明知自己制贩的就是氟安酮仍铤而走险。虽然表面上这类案件的破获总量不大，但在城市污水监测中也发现了氟安酮的存在，根据城市污水中氟安酮的含量可推测出有些城市约有万余人在吸食氟安酮1。这个情况说明广西滥用氟安酮的人群以及制贩氟安酮的人群有所增长。广西对吸毒人员清零清隐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滥用其他对神经系统有兴奋、致幻等作用的新物质的人群有所滋生，这一情况不可忽视。
（四）广西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向
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由于广西毗邻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一直被当成毒品的重要过境地和消费地，深受毒品问题的困扰。不少边境地区的民众受贫穷所困，成为走私、运输毒品的主力军，经濟因素是大部分毒品问题形成的最大诱因。
其次，中越跨境民族生活的边境、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由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广西和云南曾一度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尽管自2000年国家民委倡议发起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边境、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改善，边境、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但是禁不住毒品犯罪带来巨大利润的诱惑，跨境民族地区民众参与贩毒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其中还包括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
第三，由于多重因素影响，广西制贩毒问题还大概率存在持续恶化，越发严重的可能。广西边境走私贩毒村、制毒村、中转集散村、吸毒村的问题不会因为打击了一两次犯罪、侦破了一两起案件就得到彻底解决，而目前针对海上毒品贩运的情况还没有足够严厉有效的打击措施。
综上结论，广西毒品问题的形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是边境地区特定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专门的信仰和喜好，喜欢什么和讨厌什么都在民族文化里找到明显的标志。因此，治理策略需充分考虑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形成的民族要素，从促进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的角度去探讨解决边境、民族毒品问题的对策。
五、构建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议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30]广西毒品问题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要有效地治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制贩毒源头问题，就必须综合考虑广西毒品问题形成的地缘原因、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等，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建立起长期、有效、科学的、现代化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民族地区治理毒品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对地源原因的治理对策
1.完善边境便道管理
边境便道指的是除官方通道以外，中越之间可供行人或者车辆通行的便道，目前广西边境地区便道的产生往往都与违法犯罪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走私或者非法务工等。目前广西大部分边境地区都有了物理隔离带，但很多物理隔离带尚未安装视频识别监控、智能化报警跟踪等系统。应该提升边管技防系统建设，深入推进群防群治，[31]让边境安全管理措施延伸到边境少数民族的各家各户中。
2.依靠群众自理，完善“路长”制度
广西本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不同族群有不同的风俗，具有民众自理的土壤。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开始，针对广西边境地区走私和毒品问题严重的现状，专门拨款设立了“路长制”以协作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边检部门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但是由于缺乏比较详细的考评标准和激励机制，目前“路长制”的实施过程中依旧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精神指示的重要举措。
3.加大对边境“三非”人员的治理力度，完善就业保障制度
在广西边境参与制毒贩毒人员大多系因贫制毒或者因贫贩毒。其中参与走私毒品的部分人员是偷渡来中国的越南人，这些人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属于“三非”人员，在中国并不容易找工作，很容易被贩毒集团教唆引诱走私毒品，“三非”问题和毒品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更大的国家安全问题。[32]但由于这个群体的身份难以查明，给边境地区的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合理的约束“三非”人员的出入境和完善用工制度，既解决边境地区用工短缺的难题，也有利于解决边境地区的毒品走私问题。
（二）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在广西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部分村屯没有中小学学校，村民只能到县城租房子给孩子读书。受入学政策的影响，在县城没有房产的村民的子弟择校时还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不止增加了村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打击了经济落后地区主动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结构平衡的问题，降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成本，有利于提升就学率，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增强民众防毒拒毒的意识。
2.增强边境地区乡村教师对岗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虽然广西在改变师资结构，尤其是边境地区乡村教师的结构性矛盾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开展了引进教师、加强教师培训、“送教下乡”等方面工作。上述活动开展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要提升边境、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首要问题就是要留住乡村教师、提升乡村教师的岗位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途径一是要改变本地教育部门的观念，增强特岗教师的归属感。二是要增强特岗教师对职业的认同感，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核心任务，民族教育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特岗教师的思想整治素质培养是增强特岗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3.推进边境、民族地区中小学学校民族文化课程建设，夯实基础教育的基石
課程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而传统文化是以“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为主轴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文治教化”的功能。广西边境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开展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固边爱国”的精神融入其中，让受教育者从小就意识到利用便利的地理环境参与走私、贩卖毒品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破坏，养成自觉抵御毒品侵害的意识。
（三）改变不良观念，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1.改变“读书无用”观念，实现民族进步
受边境地区多元文化、跨国文化的影响，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商轻文的现象。尽管还有很多边民认为，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是致富的主要途径。在边境地区，经济利益诱发的犯罪行为频现，这是对边境文化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个重要体现。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弘扬正面的民族文化，利用优秀文化元素改变部分边民的认知，通过改变民众的认知，从而改变民众的行为，实现民族进步。
2.借助边境、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和民族传统活动，开展喜闻乐见的禁毒宣传教育
利用民族重要节假日或者是风俗习惯来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可以既增加毒品预防教育的趣味性，又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广西上思县南屏瑶族乡群众有着欢庆“丰收节”的节日传统，每到稻谷丰收季节，当地禁毒办就会联合当地文化部门结合丰收节的寓意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民众在欢乐的氛围中更能体会到“珍爱生活，远离毒品”的重要性，增强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的意识。
（四）完善民族边境地区的禁毒社会工作体系，提升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1.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工作的氛围，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禁毒社工队伍
毒品问题的治理，打击固然很重要，但是治理由毒品引发的其它社会问题同样重要，包括禁毒宣传教育、吸毒人员的救治和回归，需要依靠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是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打造适合本民族本地区的禁毒社会工作体系，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和语言优势，吸收具有专业知识的各种社会力量，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禁毒社工队伍，为治理毒品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边境、民族地区的禁毒师资培训
学校是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的主阵地，教师应该是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的主体。如果教师对毒品知识了解不足，就难以对学生进行到位的防毒拒毒教育，也难以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可能涉毒的情况，甚至还有可能会对公安机关查处学生涉毒行动进行阻拦。在校生的毒品预防教育，主要就是要通过加强教师的毒品预防教育而实现。
（五）实行毒贫同治，巩固禁毒扶贫的效果
1.巩固境内的禁毒扶贫成果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中部分贫穷人口是毒品问题导致，这类人员往往容易成为“贫困人员中的贫困者”，更是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虽然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推行，2020年广西的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33]，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解决不了，广西的贫困问题还有可能反复出现，防止涉毒人员因毒致贫、因毒返贫依然任重道远。广西还需要继续探索适合边境、民族地区的禁毒脱贫的新路子，采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等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毒贫同治、决胜小康的局面。
2.加强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分享禁毒扶贫的成果
跨境民族虽然因为国界而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但是彼此之间基于姻亲和族缘的关系，本就有许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广西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治理不能仅靠中国一举之力，更需要团结周边国家形成合力。防止因毒致贫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周边国家的问题，中国禁毒扶贫的经验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在周边国家进行共享，形成文化认同，更有利于解决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
六、小 结
本文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从地缘角度去分析广西毒品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寻找解决毒品问题的综合路径。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毒品问题带来的危害也是全方位的，单一的手段很难彻底治理广西毒品问题的泛滥给地区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毒品问题的过程，就是地区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地区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过来才能有效遏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刘爱娇，乔义然.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毒品犯罪的形势及对策[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1（4）.
[2] 张晓春.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4）.
[3] 王晓州.深刻领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意义 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J].理论学习与探索，2021（6）.
[4] 吴鹏.习近平禁毒思想的渊源、特色与践行[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2）.
[5] 王川.禁毒首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N].上海法制报，2014-08-03（03）.
[6] 马振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1（2）.
[7] 莫兴鉴，屈健.广西边境地区毒品贩运活动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3）.
[8] 曾丽宏，罗宗铭.广跨界民族地区毒品问题的危害及其解决对策[J].法制博览，2019（22）.
[9] 周渝.败军之后是孤军，孤军之后是残军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是如何沦为贩毒武装的[J].国家人文历史，2020（6）.
[10] 何曜.提升长三角地区毒品问题社会治理能力的思路探究——基于200个随机案例的实证研究[J].上海法学研究，2019（10）.
[11] 张金铭.制毒犯罪形势及制毒物品违法犯罪——以山东省为例[J].法制博览，2019（15）.
[12] 乌方博.制毒态势发展态势预测模型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8（6）.
[13] 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研究[J].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7.
[14] 王志辉.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7.
[15] 国家禁毒委员会.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R].2020-06-25.
[16] 广西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西人文·自然地理[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0-07-13）[2021-01-19].http：//www.gxzf.gov.cn/mlgxi/gxrw/zrdl/t1003585.shtml.
[17] 刘建文.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思考[J].西部发展研究，2019（11）.
[18] 何艳.中越跨境民族概况初探[J].中国民族博览，2019（4）.
[19] 李灵希，张拓.广西边境地区毒品走私问题及其治理[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1）.
[20] 尚毛毛，杨鹏，车吉轩.新时代广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出路：统计核算调整的视角[J].改革与战略，2021（01）.
[21] 严红英.农村毒品问题的现状及治理路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0（5）.
[22] 周琼.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与生态管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5）.
[23] 陈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运动[J].中国档案，2012（8）.
[24] 陈雪军，冼欣宜.论粤桂龙母崇拜的多元文化内涵[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25] 陶冶.迷局、宗族与国家形象——电视剧《破冰行动》的三个面相[J].中国电视，2018（5）.
[26] 鄧军，何清新，黄艺平，等.国家认同视域下的中越边境民间文化安全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9）. [27] 灵山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灵山县近五年来外流贩毒毒情形势分析报告[R].2019.
[28] 凭祥市禁毒办.迎接区政法委调研禁毒有关工作汇报材料[R].2019.
[29] 张国栋，韦荣荣.对涉毒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严惩不贷，一举扭转被三级挂牌关注的柳江区禁毒工作形势——直击广西柳州惩腐打“伞”第一案[J].中国纪检监察，2019（5）.
[30] 程波辉.国家治理视域下制度现代化的理念塑造[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5）.
[31] 白利友.陆地边境安全治理的多维向度[J].社会科学战线，2020（12）.
[32] 罗柳宁.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管理与边疆安全研究[J].昆明学院学报，2018（8）.
[33] 陆涛.广西脱贫成果巩固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与科技，2021（5）.
REGIONAL GUIDING： AN ANALYSIS OF THE PATHS ON
COMPREHENSIVE CONSTROL OF DRUGS IN BORDER
AND ETHNIC REGIONS OF GUANGXI
Chen Jing， Zhang Xiaochun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twined influences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overall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drive of varied interest structures， and the special regional character of Guangxi province， Guangxi has emerged the social problem of frequent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The control of drugs not only relates to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governing capability. We should explore the forming reasons of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in Guangxi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factor， political ecology， history， idea， and folk custom， on this basis proposing the paths on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drugs as macro control， attention on individual particularity， and long-term strict control.
Keywords： The problem of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fundament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責任编辑：罗柳宁〕
【关键词】制贩毒问题;源头治理;改良措施
【作 者】陈静，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讲师;张晓春，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教授。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179-0010
一、问题的提出
毒品问题的危害不容小觑。历史上，毒品问题曾经一度导致国家陷入丧权辱国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中国政府用三年时间肃清了毒品问题在中国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曾经一度享有“无毒国”的美誉，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毒源地“金三角”的崛起，大量的毒品通过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输入到中国，中国的毒品问题死灰复燃。中国既是毒品的过境国，也是消费国[1]，毒品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恶劣的影响。[2]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在会上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3]201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4]这是首次把禁毒工作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5]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2019年1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中再次指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6]
毒品问题对安全发展的危害并非是单一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广西作为中国对东盟开放联系的重要门户，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发展前景向好。但若任由毒品问题泛滥，则会破坏发展的大好局面。比如，就经济方面而言，为治理毒品问题占用了本该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毒品问题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破坏营商环境，影响了投资选择，畸形的毒品经济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平衡，影响经济安全;[7]就社会发展而言，毒品的制作、流通、吸食及其引发的偷盗、抢劫、走私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全，其导致的家庭破裂也为社会安全埋下了隐患;广西与越南接壤，被视为毒品自东南亚进入中国到达广东的重要通道[8]，西南边境上大宗毒品的走私和运输往往和武装贩运结合在一起[9]，严重破坏了国土安全;毒品的制作过程需要使用大量化学制剂，排出有毒废物，也影响了生态和资源安全。目前整个广西在强制隔离所戒毒的人数扔排在全国的前十，如此庞大的吸毒人群，对广西总体发展是巨大的威胁，治理广西毒品问题刻不容缓。
毒品问题的治理，既关系着总体国家安全，也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毒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综合运用法律、文化、教育等措施。解决好毒品问题，是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完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10]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如何铲除广西毒品问题滋生的土壤，如何遏制制贩毒品问题在广西边境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蔓延，如何在毒品问题治理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地缘引导优势。
二、广西成为制贩毒品重灾区之一的原因分析及调研样本选择依据
广西的贩卖毒品案件有一定的地域原因，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等原因，具有源头在外、外流贩毒人数较多的特点。因此，对毒品问题的“源头”分析应考虑多重因素。
（一）引发广西制贩毒问题的“源头”探析
对社会问题进行源头治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的“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13]而源头治理，就需要探究引发问题的根源。经过梳理多年对广西毒品问题研究的成果，我们总结得出，广西地处边境，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以地理位置为要素的区位特征，历史遗留和民族、宗族文化等多重因素是引发广西毒品问题的源头。
1.地理位置原因
既往分析广西毒品问题形成的原因，总离不开对地理位置的分析。[14]
从自然地理位置上看，一方面，广西有三市八县与越南接壤，整个边境线长1020公里，而越南紧靠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地形上的便利使广西成为“金三角”毒品自越南过境流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之一。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2019年，全国共缴获海洛因、冰毒晶体及片剂、氯胺酮等主要毒品33吨，其中来自“金三角”地区的共27.3吨，同比上升5.5%，占總量的82.7%。[15]另一方面，广西四周环山，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山多地少是广西土地资源的主要特点，山地、丘陵和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69.7%，平原和台地占27%，水域面积占3.3%。[16]这也使居住在山区的人民难以靠种植获得理想的经济收入。
从社会地理位置上看，边境三市中，百色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85%，崇左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90%以上，防城港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8.2%。[17]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还聚集了大量跨境民族，部分边民还与越南方面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18]便利的地缘优势和社会关系，让走私毒品犯罪变得更为隐蔽，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产生的信任让犯罪嫌疑人之间攻守同盟的意识非常强烈，这种类型的毒品犯罪往往很难找到对其进行打击的突破口。[19] 从经济地理位置上看，广西尽管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但由于区位特殊，目前处在华南、西南、东盟三个重要经济圈的枢纽，是多区域合作的交汇处，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应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从近三年的广西地区生产总值的排名来看，经济地位与广西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并不对等：2018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20352.51亿元，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1489元，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28[20];2019年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21237.14亿元，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19[20];2020年广西地区区生产总值（GDP）22156.69亿元，前三季生产总值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排名第19[20]。
基于沿边、沿海、沿江的区位特征，土壤特点，以及不对等的经济地理位置等诸多原因，广西大部分县乡村经济状况不理想，尤其是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为了改变经济状况，广西各县乡村外出务工人群庞大，加上对毒品违法犯罪认知淡漠，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到发达地区后比较容易受到诱惑而吸食毒品，或者受蛊惑参与制毒、贩毒;人员外出务工后，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由于对这部分人缺乏监督和教育，不少留守儿童也成为参与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21]
2.历史及社会方面的原因
广西曾是毒品的主要过境地。鸦片战争前，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由于比较适合罂粟生长，成为中国最早商种罂粟的地区，乃至成为罂粟种植的主要区域[22]。而广西东面的广东省广州市历史上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广西都是云贵烟土输出至广东的主要通道，桂林、梧州、南宁都曾经是鸦片运销集散地，百色有80%的家庭与烟土生意有关联[22]，部分地区的人员历史上就有贩运毒品的恶习。如今，广西依然被不法分子视为毒品从云南通往广东、广东通往越南的主要通道。
历史上，广西曾经有众多吸毒人员。1945年，广西人口约为14545868人，但1936～1940年广西仅官方登记的烟民就有300692人，占总人口的2.07%。[23]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禁烟肃毒行动中，广西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历史上烟毒泛滥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使广西民众缺乏对毒品的警惕性，也使广西再次成为毒品的过境通道。广西于1972年开始再次发现吸毒现象，1983年开始再次发现贩毒案件，1992年以前侦破的毒品案件多为过境案件，截至2021年6月，广西有登记的现有吸毒人数仍然排在全国前五1。
3.民族、宗族因素的影响
首先，广西与越南存在宗族往来。基于地缘和跨境人员交流的原因，广西与越南跨境民族人口众多、关系复杂，有建立在宗族血亲、姻亲基础上相互来往的情感需求，也有语言上沟通交流的便利;越南与重要毒源地金三角接壤，广西破获的经过越南进入广西的毒品案件，涉案人员大都与越南方面有宗族或姻亲关系2。
其次，广西与广东存在相近或共同宗亲。广西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地理位置毗邻，都有广泛且强大的宗族文化，也有共同的宗亲关系。[24]广西部分地方制毒和贩毒案件多发，是因为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犯罪团伙的存在，或有宗族势力在背后支撑。广东是国内最大的毒品集散地及重要制毒源头，通过宗亲关系渗透成为广东制毒贩毒活动向广西蔓延的途径之一。[25]
4.跨境民族不同政策的影响
在邊境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因为国界的原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较为密切，尤其是在广西和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普遍存在，彼此国家的边境政策和民生福祉成为边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中越两国的边民都认为中国的边民政策好于越南的边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境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26]，导致部分越南边民对自己的经济状态不满，利用便利的地理条件和婚姻、亲属等关系向我国进行贩卖毒品的犯罪活动，以期改变生活状态。
（二）“源头问题”调研样本选择及依据
截至2019年4月，广西共有18个县（市、区）被国家和自治区列为2019年禁毒重点整治对象。3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边境走私贩毒、制毒、外流贩毒和毒品滥用等突出问题，是广西毒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毒品问题不仅严重祸害当地，而且辐射周边、影响全国。整治好这18个地区的毒品问题，对促进广西禁毒形势向好和稳定全区社会治安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实地调研重点地区，探寻毒情严重的原因，找准禁毒工作难点，是解决制贩毒源头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选择了柳州市柳江县、鹿寨县，崇左凭祥市，防城港市上思县，钦州市灵山县等五个县（市）作为实地调研样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广西禁毒办进行前期调研时发现，这几个地方的引发毒品问题的因素具有代表性，且都跟民族、宗族、家族的因素有密切的联系。1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柳江制毒的问题曾经非常严重，“柳江技师”在广西的制毒案件中占比较高，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一种现象被冠以了地名，往往说明了此类现象在当地具有普遍性，跟民风、家风有一定的密切关系，从民风改善、家风建设的角度去解决毒品问题可能有较好的效果。
二是崇左市、凭祥市是越南毒品进入广西的重要通道之一，边境线上的山子屯全村40多户人，有30多户存在涉毒违法犯罪，大部分家庭都有跨国的姻亲、亲属关系，这些关系给他们贩毒提供了更为牢固的信任和合作基础。
三是防城港市上思县与钦州市，崇左市宁明县、扶绥县相邻，2017年因为外流贩毒严重被国家禁毒办挂牌整治，与该县相邻的宁明的南面与越南交界，是越南往广西走私毒品的重要通道之一。
四是钦州市灵山县因为外流贩毒问题严重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禁毒办挂牌整治，灵山县虽然不属于边境、民族地区，但是灵山的一些家族式贩毒现象比较明显突出，[27]1～5在一些查获的外流贩毒案件里面，发现大部分成员来自同一个宗族。 三、对样本地区的调研结果及其分析
（一）样本地区毒品问题形成的历史沿革原因
1.特殊区位使广西容易成为毒品过境地
在国家禁毒办开展毒品重点地区整治行动以来，广西边境地区尤其是崇左市从未缺席，一直都有县市区被挂牌整治。2018年底，在最新确定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名单中，崇左市的宁明县、大新县，经过努力，已经成功“脱帽”，不再是毒情严重地区。但是由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的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影响，广西边境市（县）在摘帽之后依旧存在着较大的走私、贩卖毒品的隐患。如凭祥市是广西口岸数量最多的边境城市，也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最大和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是衔接中国“一带一路”西南通道的前沿阵地。中越边境许多地方没有天然的屏障，翻过一座小山包，或者穿过杂草地、涉过小河小溪就可以直达对方领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上思贩毒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上思县位于广西南部、十万大山北麓，与边境地区宁明、凭祥、龙州等地相毗邻，被视为毒品流通过境的重要中转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便利的交通在上思和中越边境地区之间搭起了一条运输毒品的通道，这些毒品流入上思后再迅速销往北海、钦州、广东等地。
2.制贩毒在广西有一定的历史渊源2
广西长期在广东活动的吸毒人员约4300人，约有三成吸毒人员是在广东染上毒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柳江区成团镇就有人前往广东打工并在当地染上了毒瘾。在节假日返回柳江时，也把吸毒恶习带回了柳江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吸毒致死的人员众多，成团镇甚至出现老年人给年轻人抬棺材的情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灵山县曾经是两广最大的野生动物交易集散地，货源主要来自中越边境地区，九十年代后期，由于野生动物商贩被打击整治，部分被打击的商贩便利用原来在中越边境囤积的人脉，转型从事毒品贩运。
柳江的制羟亚胺技术，最早来源在调研中一直无法考证。但2017～2019三年侦破的涉毒案件反映出其制毒技术可能来自邻省广东惠州一带。2018年，柳江制毒技师的劳务费从最初的每桶2万余元提高到5万余元，甚至发展到后来的25万余元每桶。巨大的利润驱使和相邻省份制毒工厂被高压打击的双重作用影响下，柳江区的制毒态势一度严重。在2019年1～10月广西抓获的制毒师里面，柳江区户籍超过一半，占比53.95%。即使相关部门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依旧有摁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存在。
（二）样本地区制贩毒问题形成的社会生态原因
1.跨境民族和跨境婚姻是走私贩运毒品的重要原因
中越边境有数十万越南归国华侨和將近两万的“越南新娘”1。这些华侨有曾在越南居住、学习、工作的经历，通晓越南的语言、在越南有人脉关系、熟悉中越两国的地形道路状况。有些人主动或被动地与境外的毒贩勾结，利用便利条件参与贩毒;“越南新娘”熟悉中越两国边境管理制度，也熟知各种偷渡途径。她们当中的有些人是主动参加贩毒，有些是被欺骗参与贩毒。有些“越南新娘”已经成为中越边境贩毒的主力军。[28]1～4一旦参与走私毒品，公安机关就很难核实她们的身份并跟踪打击。在发现非法的跨国婚姻后，相关部门也只能责令其限期出境。但越南新娘即使暂时离开，也会很快又回来。
2.以宗族为纽带的制贩毒团伙给打击毒品犯罪造成阻碍
广西大部分地区非常注重宗族和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当地有些人以在宗族或者家族中是否有号召力作为衡量个人是否有面子的标准，毒贩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在通过贩毒获得巨额利益之后，会以宗亲身份出资修路、修缮祠堂，并向政府部门渗透，提高其在当地的声望，并发展大批当地中青年充当其贩毒马仔，逃避警方视线。
据中渡监狱一名因制毒被判无期徒刑的男性罪犯自述，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染上了毒瘾，第一次被公安机关发现并处行政拘留后，在其时任某县公安局长舅舅的帮助下，该名罪犯轻易地走出了拘留所。知道身后有家族的保护伞，该名罪犯有恃无恐，在从吸毒到贩毒，再到制毒的路上越走越远。
3.对犯罪缺乏畏惧的家庭观念对制贩毒的发生有直接影响
广西边境的地理位置给当地居民提供了边贸的便利，无形中也为毒品犯罪和走私提供了便利。有些边民认为不论是做正当的边贸，还是走私、贩毒，都不需要太多的文化。有些家庭甚至鼓励孩子没有读完初中就出来跟随家人做生意，而这样的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凭祥边境村庄一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看到他人通过走私甚至贩毒发财后，经不住诱惑或者被欺骗也走上贩毒道路。
大部分的涉毒人员的家庭观念非常淡漠，既不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出路，也不关心家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不少毒贩家属也认为，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制毒、贩毒的目的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至于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并不重要。
4.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部分地区外流贩毒严重的主要原因
以广西上思县为例，2017年以前，上思县属于贫困县，收入普遍不高。为了生活，很多人选择到广东打工，有些村屯留下的基本就是老人和孩子。由于学历不高，大部分人只能跟着老乡或者亲戚朋友进到工厂流水线。有些人在打工的过程中，由于生活状态不理想、心情苦闷、被人引诱等原因染上毒瘾，随后成了大毒贩的“马仔”，回到广西购买毒品然后再运往广东贩卖。
5.欠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制贩毒蔓延的关键原因
外出务工人员众多是灵山外流贩毒严重的根本原因，这部分人员学历较低，有些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即使是在严格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今天，我们在走访中还是发现，在个别涉毒家庭里，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父亲涉毒后母亲改嫁，孩子不服从爷爷奶奶的管教，学校老师多次上门做工作也没有效果。还有一些涉毒人员的子女在小学就开始出现夜不归宿、每天要零花钱的情况。
调研中发现，上思的有些村屯没有村小学。为了解决孩子读书问题，有些村民不得不到县城区租房给孩子读书。由于部分的年轻都选择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老人白天要从县城赶回村屯干农活，晚上再赶到县城去接孩子放学。这样的状况在上思的村屯较为普遍，村民表示这样让他们很难监督孩子好好学习，以至于有些孩子在勉强读完小学之后就偷偷地辍学。虽然学校和老师极力劝回，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好好学习，即使勉强读完初中，也只能重蹈父辈的老路外出务工，增加涉毒的风险。 （三）样本地区制贩毒问题形成的政治生态原因
在广西制毒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中，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占了重要地位。
1.司法腐败削弱了禁毒效果
制贩毒的利润极其可观，巨额利益驱使催生了腐败。受利益驱使，部分执法者选择充当了毒贩和吸毒人员的保护伞，这种现象在柳州柳江区尤为突出。
“柳江制毒师”闻名制贩毒犯罪网络内部，柳江区制造的毒品甚至被贩毒圈认为是“免检产品”。2016年，该区被广西壮族自治禁毒委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挂牌督办，2017年被国家禁毒委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2018年又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列为“重点毒情关注地区”。[29]在自治区挂牌督办后的几年，当地加大了禁毒工作力度，然而毒情却未随着力度加大而好转，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柳州市委、柳江区委意识到，在柳江区严重的毒情后面，一定有着一双双看不见的“推手”。
经过深挖彻查，柳江区先后扫掉了柳江原三任局长在内的31名涉毒保护伞，2018年开始柳江制毒活动才有明显收敛，全国侦破的柳江籍涉毒案件也明显下降。
柳江区最早亲自参与制毒的人员，在获得资本积累后社会身份发生了转变。曾经从事制贩毒的部分人在获得巨额利润后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参与制毒，提供资金链给从事制毒的人，然后以收取借贷利息的方式参与制毒分成。而不惜高利借贷也要制毒的人，不少是由于赌博欠债太多，为了还钱和继续赌博铤而走险从事制毒的。一个地方的赌博和高利贷能够盛行，与当地恶劣的政治、法制生态环境不无关系，甚至出现在办理制毒案件时，有政法工作者会为在押案犯传递消息，以致案犯翻供的情况。
2.消极不作为成为恶劣的政治生态的衍生物
政治、法制生态不断恶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是，有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惧怕检举揭发会招致打击报复，就生出“明哲保身”、“做多错多”的想法。虽不贪赃枉法，却也只能消极作为。这极大地影响了禁毒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巩固扫除恶工作的胜利成果的同时，如何重塑良好的政治生态，激励公安队伍的斗志，也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制贩毒源头数据分析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趋势结论
综合公安部禁毒局、广西禁毒总队，以及边境市禁毒支队、禁毒大队、移民局侦查大队了解到的信息，尽管广西在2018年以来，在缉毒战果方面打了个翻身仗。但广西依然还处在制贩毒品的火山口，随时有可能成为东南亚毒品入境第一通道。理由如下：
（一）越南大通道、大产地的格局正在形成
越老边境多条进入广西的毒品贩运通道没有得到根本压制，大宗海洛因从广西边境三市八县走私入境问题十分突出，而且还有持续增多的可能。据广西禁毒总队反馈，去年越南警方缴获约1吨毒品，90%是要运往我国，主要通道就是广西。从边境侦查部门获取的情况分析，由于广西这几年一直在加大毒品案件的打击力度，制毒原料、制毒工具、制毒技师出现了转移到越南的趋势。越南大通道、大产地的格局正在形成，直接面对的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压力必然陡增。
（二）云南边境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广西边控力度相对薄弱
云南近几年一直持续加大边境地区专项整治行动，缴获各类毒品、缴获制毒物品、查获走私案件持续上升，1 而且云南边控力量、装备、能力都比广西强。这两年，公安部又组织全国各地缉毒精干力量到云南开展“红蓝对抗”毒品查缉技能大比武，这相当于调集全国禁毒警力在协助云南固边固防，这样的边控力量，广西是远远不能企及的。而涉毒犯罪分子要打开运输毒品的通道，必定想方设法地从边控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西进行“突破”。
（三）新出现滥用物质种类的蔓延不容忽视
广西各地公安机关还连续发现多起制造、贩卖氟安酮的案件，有些嫌疑人是把氟安酮当氯胺酮制贩，有些明知自己制贩的就是氟安酮仍铤而走险。虽然表面上这类案件的破获总量不大，但在城市污水监测中也发现了氟安酮的存在，根据城市污水中氟安酮的含量可推测出有些城市约有万余人在吸食氟安酮1。这个情况说明广西滥用氟安酮的人群以及制贩氟安酮的人群有所增长。广西对吸毒人员清零清隐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滥用其他对神经系统有兴奋、致幻等作用的新物质的人群有所滋生，这一情况不可忽视。
（四）广西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向
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由于广西毗邻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一直被当成毒品的重要过境地和消费地，深受毒品问题的困扰。不少边境地区的民众受贫穷所困，成为走私、运输毒品的主力军，经濟因素是大部分毒品问题形成的最大诱因。
其次，中越跨境民族生活的边境、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由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广西和云南曾一度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尽管自2000年国家民委倡议发起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边境、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改善，边境、民族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但是禁不住毒品犯罪带来巨大利润的诱惑，跨境民族地区民众参与贩毒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其中还包括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
第三，由于多重因素影响，广西制贩毒问题还大概率存在持续恶化，越发严重的可能。广西边境走私贩毒村、制毒村、中转集散村、吸毒村的问题不会因为打击了一两次犯罪、侦破了一两起案件就得到彻底解决，而目前针对海上毒品贩运的情况还没有足够严厉有效的打击措施。
综上结论，广西毒品问题的形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是边境地区特定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专门的信仰和喜好，喜欢什么和讨厌什么都在民族文化里找到明显的标志。因此，治理策略需充分考虑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形成的民族要素，从促进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的角度去探讨解决边境、民族毒品问题的对策。
五、构建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议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30]广西毒品问题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要有效地治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制贩毒源头问题，就必须综合考虑广西毒品问题形成的地缘原因、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等，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建立起长期、有效、科学的、现代化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民族地区治理毒品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对地源原因的治理对策
1.完善边境便道管理
边境便道指的是除官方通道以外，中越之间可供行人或者车辆通行的便道，目前广西边境地区便道的产生往往都与违法犯罪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比如走私或者非法务工等。目前广西大部分边境地区都有了物理隔离带，但很多物理隔离带尚未安装视频识别监控、智能化报警跟踪等系统。应该提升边管技防系统建设，深入推进群防群治，[31]让边境安全管理措施延伸到边境少数民族的各家各户中。
2.依靠群众自理，完善“路长”制度
广西本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不同族群有不同的风俗，具有民众自理的土壤。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开始，针对广西边境地区走私和毒品问题严重的现状，专门拨款设立了“路长制”以协作当地公安机关或者边检部门做好情报收集工作。但是由于缺乏比较详细的考评标准和激励机制，目前“路长制”的实施过程中依旧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精神指示的重要举措。
3.加大对边境“三非”人员的治理力度，完善就业保障制度
在广西边境参与制毒贩毒人员大多系因贫制毒或者因贫贩毒。其中参与走私毒品的部分人员是偷渡来中国的越南人，这些人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属于“三非”人员，在中国并不容易找工作，很容易被贩毒集团教唆引诱走私毒品，“三非”问题和毒品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更大的国家安全问题。[32]但由于这个群体的身份难以查明，给边境地区的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合理的约束“三非”人员的出入境和完善用工制度，既解决边境地区用工短缺的难题，也有利于解决边境地区的毒品走私问题。
（二）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在广西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部分村屯没有中小学学校，村民只能到县城租房子给孩子读书。受入学政策的影响，在县城没有房产的村民的子弟择校时还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不止增加了村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打击了经济落后地区主动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结构平衡的问题，降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成本，有利于提升就学率，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增强民众防毒拒毒的意识。
2.增强边境地区乡村教师对岗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虽然广西在改变师资结构，尤其是边境地区乡村教师的结构性矛盾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开展了引进教师、加强教师培训、“送教下乡”等方面工作。上述活动开展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要提升边境、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首要问题就是要留住乡村教师、提升乡村教师的岗位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途径一是要改变本地教育部门的观念，增强特岗教师的归属感。二是要增强特岗教师对职业的认同感，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核心任务，民族教育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特岗教师的思想整治素质培养是增强特岗教师职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3.推进边境、民族地区中小学学校民族文化课程建设，夯实基础教育的基石
課程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而传统文化是以“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为主轴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文治教化”的功能。广西边境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开展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固边爱国”的精神融入其中，让受教育者从小就意识到利用便利的地理环境参与走私、贩卖毒品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破坏，养成自觉抵御毒品侵害的意识。
（三）改变不良观念，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1.改变“读书无用”观念，实现民族进步
受边境地区多元文化、跨国文化的影响，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商轻文的现象。尽管还有很多边民认为，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是致富的主要途径。在边境地区，经济利益诱发的犯罪行为频现，这是对边境文化安全造成威胁的一个重要体现。文化和信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弘扬正面的民族文化，利用优秀文化元素改变部分边民的认知，通过改变民众的认知，从而改变民众的行为，实现民族进步。
2.借助边境、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和民族传统活动，开展喜闻乐见的禁毒宣传教育
利用民族重要节假日或者是风俗习惯来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可以既增加毒品预防教育的趣味性，又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例如，广西上思县南屏瑶族乡群众有着欢庆“丰收节”的节日传统，每到稻谷丰收季节，当地禁毒办就会联合当地文化部门结合丰收节的寓意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民众在欢乐的氛围中更能体会到“珍爱生活，远离毒品”的重要性，增强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的意识。
（四）完善民族边境地区的禁毒社会工作体系，提升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1.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禁毒工作的氛围，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禁毒社工队伍
毒品问题的治理，打击固然很重要，但是治理由毒品引发的其它社会问题同样重要，包括禁毒宣传教育、吸毒人员的救治和回归，需要依靠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是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打造适合本民族本地区的禁毒社会工作体系，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和语言优势，吸收具有专业知识的各种社会力量，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禁毒社工队伍，为治理毒品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边境、民族地区的禁毒师资培训
学校是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的主阵地，教师应该是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的主体。如果教师对毒品知识了解不足，就难以对学生进行到位的防毒拒毒教育，也难以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可能涉毒的情况，甚至还有可能会对公安机关查处学生涉毒行动进行阻拦。在校生的毒品预防教育，主要就是要通过加强教师的毒品预防教育而实现。
（五）实行毒贫同治，巩固禁毒扶贫的效果
1.巩固境内的禁毒扶贫成果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中部分贫穷人口是毒品问题导致，这类人员往往容易成为“贫困人员中的贫困者”，更是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虽然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推行，2020年广西的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33]，但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解决不了，广西的贫困问题还有可能反复出现，防止涉毒人员因毒致贫、因毒返贫依然任重道远。广西还需要继续探索适合边境、民族地区的禁毒脱贫的新路子，采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等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毒贫同治、决胜小康的局面。
2.加强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分享禁毒扶贫的成果
跨境民族虽然因为国界而生活在不同的区域，但是彼此之间基于姻亲和族缘的关系，本就有许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广西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治理不能仅靠中国一举之力，更需要团结周边国家形成合力。防止因毒致贫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周边国家的问题，中国禁毒扶贫的经验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在周边国家进行共享，形成文化认同，更有利于解决广西边境、民族地区的毒品问题。
六、小 结
本文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从地缘角度去分析广西毒品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寻找解决毒品问题的综合路径。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毒品问题带来的危害也是全方位的，单一的手段很难彻底治理广西毒品问题的泛滥给地区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毒品问题的过程，就是地区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地区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过来才能有效遏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刘爱娇，乔义然.中缅边境地区跨境毒品犯罪的形势及对策[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1（4）.
[2] 张晓春.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4）.
[3] 王晓州.深刻领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意义 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J].理论学习与探索，2021（6）.
[4] 吴鹏.习近平禁毒思想的渊源、特色与践行[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2）.
[5] 王川.禁毒首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N].上海法制报，2014-08-03（03）.
[6] 马振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1（2）.
[7] 莫兴鉴，屈健.广西边境地区毒品贩运活动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3）.
[8] 曾丽宏，罗宗铭.广跨界民族地区毒品问题的危害及其解决对策[J].法制博览，2019（22）.
[9] 周渝.败军之后是孤军，孤军之后是残军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是如何沦为贩毒武装的[J].国家人文历史，2020（6）.
[10] 何曜.提升长三角地区毒品问题社会治理能力的思路探究——基于200个随机案例的实证研究[J].上海法学研究，2019（10）.
[11] 张金铭.制毒犯罪形势及制毒物品违法犯罪——以山东省为例[J].法制博览，2019（15）.
[12] 乌方博.制毒态势发展态势预测模型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8（6）.
[13] 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研究[J].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7.
[14] 王志辉.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治理精细化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7.
[15] 国家禁毒委员会.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R].2020-06-25.
[16] 广西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西人文·自然地理[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0-07-13）[2021-01-19].http：//www.gxzf.gov.cn/mlgxi/gxrw/zrdl/t1003585.shtml.
[17] 刘建文.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思考[J].西部发展研究，2019（11）.
[18] 何艳.中越跨境民族概况初探[J].中国民族博览，2019（4）.
[19] 李灵希，张拓.广西边境地区毒品走私问题及其治理[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1）.
[20] 尚毛毛，杨鹏，车吉轩.新时代广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出路：统计核算调整的视角[J].改革与战略，2021（01）.
[21] 严红英.农村毒品问题的现状及治理路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0（5）.
[22] 周琼.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与生态管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5）.
[23] 陈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运动[J].中国档案，2012（8）.
[24] 陈雪军，冼欣宜.论粤桂龙母崇拜的多元文化内涵[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25] 陶冶.迷局、宗族与国家形象——电视剧《破冰行动》的三个面相[J].中国电视，2018（5）.
[26] 鄧军，何清新，黄艺平，等.国家认同视域下的中越边境民间文化安全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9）. [27] 灵山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灵山县近五年来外流贩毒毒情形势分析报告[R].2019.
[28] 凭祥市禁毒办.迎接区政法委调研禁毒有关工作汇报材料[R].2019.
[29] 张国栋，韦荣荣.对涉毒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严惩不贷，一举扭转被三级挂牌关注的柳江区禁毒工作形势——直击广西柳州惩腐打“伞”第一案[J].中国纪检监察，2019（5）.
[30] 程波辉.国家治理视域下制度现代化的理念塑造[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5）.
[31] 白利友.陆地边境安全治理的多维向度[J].社会科学战线，2020（12）.
[32] 罗柳宁.越南边民入境务工管理与边疆安全研究[J].昆明学院学报，2018（8）.
[33] 陆涛.广西脱贫成果巩固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与科技，2021（5）.
REGIONAL GUIDING： AN ANALYSIS OF THE PATHS ON
COMPREHENSIVE CONSTROL OF DRUGS IN BORDER
AND ETHNIC REGIONS OF GUANGXI
Chen Jing， Zhang Xiaochun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twined influences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overall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drive of varied interest structures， and the special regional character of Guangxi province， Guangxi has emerged the social problem of frequent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The control of drugs not only relates to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governing capability. We should explore the forming reasons of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in Guangxi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factor， political ecology， history， idea， and folk custom， on this basis proposing the paths on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drugs as macro control， attention on individual particularity， and long-term strict control.
Keywords： The problem of drug making and trafficking; fundament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