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提燃油，再提电价。
　　六月底七月初，国家发改委有关能源价格的直接干预在市场上形成反应不一的多重效果：国际石油期货价格应声下降、国内A股相关板块纷纷走强、理论界对通胀前景的看法有了更大的分歧……
　　在笔者看来，这件事至少说明，以价格管制为特征对抗通胀的方式已接近操作上限；在全球化特性日益明显的今天，用个案化的“体制优势”来抵抗内外部经济危机的思路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简单说，本次提高能源产品价格，有两个出乎意料。
　　其一，市场预期的燃油价格上调时间原本锁定在奥运之后，毕竟现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也就不到50天时间。中国历来有办“大事”前一定保持市场稳定的传统，上调价格出现在奥运之前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其次，不等开完奥运，提前祭出价格管制措施说明目前通胀压力形势紧迫，也表明决策层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和效率也在提高，并非悲观派所讲的“一成不变”，――市场人士在预测油价上调时候，本以为政府会在相关行业调研和补贴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
　　现在看来，无论是主观选择还是客观压力，给决策层的时间没有想象那么充裕，政府宏观经济“相机抉择”的周期正在缩短。
　　我们看到，以往上调燃油价格都是在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推出的。即在预期国际油价出现回落时出手干预，从而实现了国内国际价格的自然接轨。
　　以汽油价格为例，2005年先后四次对汽油出厂价格进行调整，其中三次上调一次下调。上调累积800元，下调也就是150元，总体上调650元。有意思的是，2005到2006年的同比涨幅明显低于2004至2005年。也就是说，政府2005年推出的价格上调在大体上实现了国内国际价格相对接轨的初衷。
　　但是，市场并没有如想象那么简单，2006年后，国际油价上涨幅度更为迅猛，到目前为止，原油价格上涨了一倍。2005年之后的国内燃油出厂价虽然上调过几次，但零售方面却基本保持了不变，价格管制发挥了相当作用。
　　此番在2008年宏观调控大幕启动后不久便出手调整了国内燃油出厂及零售价格的确提前于以往的操作习惯，由此看来确是情非得已。
　　事实上，用价格管制对抗通货膨胀一直以来是决策层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失衡局面时的一个有效办法，虽谈不上是最优选择，但其结果通过以往经验证明是有效的，这也是舆论所谓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的具体表现之一。
　　中国政府在平抑物价，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类似燃油和电力等价格方面有着独到的做法，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推出时机总还算是恰到好处。在这方面，现有体制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证低收入阶层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连攀升的情况下生活质量不至大幅下降，政府有关部门在必要的时候会对某些商品进行直接干预以达到平抑价格，稳定人心的目的。这在疏导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社会积怨方面亦有正面作用。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市场化程度看似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第一时间传导并全盘接受了国际市场发生的任何风险，在“自由市场主义”鼓噪下，不论条件地全面接受市场自然波动，使其国民经济动辄遭受海外风潮的负面影响。这方面教训不谓不多，拉美、东南亚、中东等等案例俯拾皆是。
　　客观地说，体制优势在避免中国遭遇更大范围内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屏障作用。但是，如果一味夸大体制优势的正面效应而不顾外部条件的变化、一味简单照搬以往经验则也同样是十分危险的。
　　以往的经验是什么?是建立在管制成本低于其收益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在社会可能的不稳定和政府财政支付成本之间的取舍上必然要以不伤经济“元气”为基础进行干预。一旦干预变成了无休止的填补黑洞，最终让所有纳税人为危机买单、被经济压力压垮，则其成本效益就会发生逆转，更大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最终不但管制会失效，社会局面也会迎来更多风险因素。在有关决策层看来，价格管制的最佳效果就是：由于价格波动具有箱体式运行的周期性，从谷底到波峰的过程正好是到达管制成本的边界。由此，被管制的价格迎来新一轮的回落，从而实现了管理层所期望的经济“软着陆”。但是，目前单就燃油价格而言，从2005年以来实施的有关价格管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套用股市语言，如果国际能源价格长期居高不下，那么其价格很可能会进入另一个“箱体”运行。记得2005年时，高盛分析师曾预言油价将达到100美元/桶。现在，这个目标位早已达到，只见更高而并不见回落。现在，那位分析师再度预测油价将在两年内突破200美元/桶，我们能够仅仅把这当作是危言耸听吗?价格被管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外部风险的伤害，体现的是一种制度优势，而现在，由锁定价格到适当上调，亦是一种避险自保的积极措施。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在发挥效用，现在的问题是，上调价格的目标位是否合适?上调所减轻的压力能否抵足以消管制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因为如果燃油，电力等基础产品价格控制不当，则其后期的“硬着陆”会将通货膨胀指数推到更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