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成都不是历史最长的，但也算名列前茅。不过，成都有两个特点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一是两千多年来从未改过名，二是城市的位置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张仪、司马错出兵攻蜀，蜀王被贬。两年后，秦国封公子通于蜀，命张若为蜀国守（行政长官），并从秦国移民万户于蜀。后来，张仪与张若以国都咸阳为样本建了一座新城，名为“成都”。但由于它一直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带，所以从没成为真正的“都”，却多次充当了割据政权的都。
　　王莽覆灭后，他所封的蜀郡太守公孙述割据益州，自称蜀王，后来在成都称帝，但不久就被汉军攻破，公孙述身亡，成都当了公孙述11年的“国都”。221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史称蜀汉。263年，魏军兵临城下，后主刘禅投降，蜀汉亡。这次成都当了42年的“国都”，但蜀汉疆域不足“三分天下有其一”。306年，巴氐首领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338年，李寿称帝，史称成汉，至346年，成汉亡。这次成都的“国都”史也是42年，但控制范围比上次更小。唐末至宋初，成都也一直作为割据之都，但控制范围只有四川、重庆大部、湖北西北部、陕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
　　不过，至少在法律和理论上，成都当过短暂的全国性首都。那是在唐朝天宝十四年（756年），在安禄山叛军突破潼关后，唐玄宗从长安逃到成都。尽管此前玄宗的太子唐肃宗已在灵武继位，但消息还没传到成都，玄宗自然仍以皇帝自居。而大多数地方的官民也未得到肃宗继位的消息，还将玄宗所在地为“行在所”（临时首都）。不久，肃宗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接受当太上皇的事实，成都失去“行在所”的地位。但在名义上，到次年十二月玄宗回到长安前，成都还分享临时首都的功能，全国的军国大事还要到成都报告或备案，这总算应验了当初成“都”的命名。
　　实际上，除了地理位置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带，成都在不少方面优于其他古都。唐朝以前，政治中心一般都在长安——洛阳，五代起东移至开封，元以后北移至北京。抗战期间，中国政府西迁，选定的陪都是重庆。这固然与重庆易防守的地形有关，但更多的还是考虑当时的主要战场在东部，战时首都不能离得太远，而且长江水道是主要的运输途径，重庆这方面的优势无可取代。即使不得已继续西迁，蒋介石预定的目标也是西康，而不是成都。因为成都的天然屏障是四川盆地四周的高原和山脉，敌方一旦进入盆地，成都便无险可守。
　　这些条件注定了成都只能当割据者的首都，这倒符合命名者的初衷，因为那时连秦国也不过是七个诸候国中的强者，所谓“都”，不过是一个诸侯国之都。大概那些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深谙此道，所以都比较本分，除了诸葛亮一直以攻为守，六出祁山，一次次挑起与曹魏的战事，其他统治者大都安于割据，这也减少了对成都的破坏。
　　元朝时，统治者将秦岭这条中国南北的自然分界线南移到汉中盆地以南，目的在于打破四川对北方的壁垒，以便中央政权能通过汉中盆地有效地控制四川。
　　明清时，四川与云南、贵州同属行省，成都与昆明、贵阳的政治地位并无二致。但由于四川充足的财力和人口，对贫困的云贵有财政资助的义务，实际地位要高得多。到上世纪60年代又是“大三线”指挥部所在地，还是西藏的大后方，地位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划分日趋合理，但建立在中央集权之上的区域中心地位也随之弱化。重庆市的设立无疑对成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新兴产业的优势也使天府之国的资源和人力优势相形见绌。如果说以往两千多年间的成都之所以成“都”，主要是来自中央政府授权的话，今后能否成“都”将主要依靠经济、文化和民生。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曾使人们对成都的安全产生了怀疑，实际上，根据地震史的记载，尽管四川是中国地震较频繁的区域之一，成都城区却是比较安全的。这也是成都之所以成“都”的理由和未来能否成“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