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秋天，47岁的伊丽莎白·帕卡德从伊利诺伊州精神病院出院。回家后不久，她的丈夫——西奥菲勒斯·帕卡德便将她囚禁家中。在19世纪，大多数州允许丈夫决定他的妻子什么时候需要被送进某一机构。但是，对于一名妇女被关押在自己家中的情况，法律却未做任何规定。为了抗议这种限制，伊丽莎白将一封求救信抛出了窗口。這封信被送到了查理·R . 斯达尔法官手中，并引发了一场后来影响深远的诉讼：帕卡德诉帕卡德案。

父亲让她接受教育，丈夫却将她送进精神病院

　　伊丽莎白并未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女性权利的倡导者，但她似乎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她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母原本给她取名叫贝琪，但她却对此并不满意，自己改名为听上去更具独立意识的伊丽莎白。她的父亲十分富有，在社会上很受尊敬，也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在当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还很有争议，但他仍将所有的孩子都送到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伊丽莎白也因此得以进入阿姆赫斯特女子神学院，学习文学、哲学和科学。没过多久，学院的老师就承认，她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通过不断的学习，她拥有了敏锐的分析头脑。此时她还不知道，有朝一日，这将拯救她的生命，并为妇女的权利斗争开拓道路。
　　伊丽莎白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然而不幸却降临了。1835年的圣诞节期间，她开始头痛不已，精神错乱。虽然医生给她看过病，但伊丽莎白仍然不断出血和呕吐。父母非常担心她的健康，于是把她送进了伍斯特州立医院——同时是一家精神病院。父亲觉得，伊丽莎白因为教书而承受了太多的精神压力。他开始为她物色婚配对象——西奥菲勒斯·帕卡德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也出生于教士之家。但是，他们家对于女性的态度是不大友好的，甚至认为“女性是罪恶之源，在社会中应当是次等和压抑的角色”。在结婚之前，伊丽莎白和西奥菲勒斯互不了解。他只知道她是父亲朋友的女儿，不知道她如此“叛逆”。
　　伊丽莎白很快感受到了与丈夫在观念上的冲突。她在给友人费舍尔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有一种精神自由，一种权利，一种决心，不称呼任何人为主人。”然而她的丈夫却在教堂公开宣扬“夫为妻纲”。这让伊丽莎白非常恼怒。尽管西奥菲勒斯一开始表示了对她的“包容”，但伊丽莎白公开反对丈夫在教堂讲道的举动，还是激怒了他。西奥菲勒斯把伊丽莎白赶出了教堂，让她上一个由他的姐夫讲授的“小班”。西奥菲勒斯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然而，这对伊丽莎白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她在小班上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表现得更为激进。
　　在结婚21年、生了6个孩子之后，西奥菲勒斯意识到，他的家庭彻底失控了。他劝说伊丽莎白去精神病院，伊丽莎白坚决拒绝了，并再次表示，丈夫应该是女人的保护者，允许她有自己的意见和信仰，并在这些权利上支持她。西奥菲勒斯对此嗤之以鼻，他决定行使丈夫的合法权利，将妻子送往精神病院。当时，伊利诺伊州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男人说他的妻子精神不正常，他可以把她关进一个机构，作为一个囚犯对待。
　　终于，1860年6月18日，这一天到来了。早上，伊丽莎白正准备洗澡时，看到丈夫和其他人从大厅走向她的房间。由于没有穿衣服，她匆忙锁上了门。后来，伊丽莎白记录下她丈夫所谓“合法绑架”的过程：“我是以如下方式被绑架的：1860年6月18日清晨，当我从床上起来，准备洗澡时，我看见我丈夫和我们的两位医生走向我，他们都是教堂和圣经班的成员，还有一位陌生的绅士，伯吉斯警长。由于害怕，我匆忙锁上门，赶紧穿上衣服。这时，我丈夫用斧头劈开窗户，强行进入了我的房间！他们三个走近我的床，每个医生都摸了我的脉搏，没有问一个问题，就诊断说我精神不正常。所以在这两位医生，梅里克医生和纽柯克医生看来，精神错乱是由脉搏的跳动而不是精神的活动来表现的。当然，当时我的脉搏的确因为过度恐惧而跳动着。我问道，‘这么一个不合时宜、出乎意料、没有男子气概，甚至蛮横无理地进入一位女士私人卧室的人，脉搏怎么会还没有这位高雅的、温柔的、敏感的女士跳得快呢？ ’”这番话自然没有被回答。伊丽莎白最终还是被送往伊利诺伊州立医院，一关就是三年。

她为所有的妻子发声，为所有“精神病人”辩解

　　伊丽莎白能够回家归功于一封来自她大儿子的信。但是在回家后，西奥菲勒斯并未掉以轻心。他把妻子锁在家中的育儿室里，并用木条钉住窗户。他截获了所有寄来的信件，并且拒绝她的任何朋友去看她。同时，他给北安普顿精神病院的院长写信，打算再将伊丽莎白送入精神病院。伊丽莎白偶然读到了回信并把它抄了下来，然后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她知道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并很快想到了办法。她观察到，每天都有一个男人从她的窗口经过。于是，她写了一封给朋友哈斯莱特太太的信，并在那个男人经过窗前时，把那封信从窗底的缝隙里推了出去。她央求他把信送给哈斯莱特太太，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
　　这封信辗转到了斯达尔法官手中。法官向哈斯莱特提出，如果她和目击证人能签署一份伊丽莎白在自己家中被囚禁的誓言，那么法院可能可以颁发人身保护令。这是她获得司法救济的唯一机会。于是，哈斯莱特太太找了很多证人。他们作证：房子的前门是从外面锁上的，伊丽莎白房间的窗户从外面被钉死。于是，郡治安官把人身保护令交给了西奥菲勒斯，命令他和伊丽莎白一起出庭，并解释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妻子囚禁起来。西奥菲勒斯的解释是妻子精神错乱，还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他还拿到了医生的证言：不仅伊丽莎白精神不健全，她的母亲和亲戚也都有疯病。这疯狂是遗传的。他作为家长，是在“行使保护权”。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也为审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知道这次审判非常重要，不仅仅对她自己，而且对其他处于与她相似情况的女性也是如此。她聘请斯蒂芬·摩尔律师为她辩护。律师在庭上表现非常出色，他详细地介绍了伊丽莎白所受到的囚禁，并请来了多名证人。紧接着，在法庭上，他对伊丽莎白进行了类似于今天的精神鉴定的询问。伊丽莎白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表现既冷静又理性，谈吐有序，条理清晰。她向陪审团表示，自己是因为对夫权的不同见解而被报复。紧接着，她拿出了那封她抄录的、来自北安普顿精神病院的回信。信中很明白地表明，西奥菲勒斯正密谋将伊丽莎白再次送入精神病院，并将她终身囚禁在那里。她的律师找来证人，揭露了另一个令人气愤的事实：在之前伊丽莎白被送入精神病院期间，她的丈夫曾多次以她的名义向其父要钱。这些钱从未用在精神病院受尽折磨的伊丽莎白身上。
　　终于，1864年1月18日晚上10点，陪审团听完了庭审的全过程。他们仅仅商议了7分钟，就回到法庭，并做出如下裁决： “我们在听取了本案的证据之后，确信伊丽莎白·帕卡德精神正常，不应当再被囚禁。”拥挤的法庭被掌声和欢呼声淹没，所有的手帕都浸透了眼泪。过了好一会儿，大家的情绪才平静下来，才又坐了下来。秩序恢复后，伊丽莎白的律师提出动议，要求释放他的委托人。斯达尔法官遂代表伊利诺伊州第20司法巡回法院当庭表示：“现在宣布，伊丽莎白·帕卡德夫人，作为一个理性正常的女人，不再受到任何束缚。”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从法院回来的伊丽莎白发现，获得了自由的她，却没有地方可去——西奥菲勒斯趁机把房子卖了。当她回到家时，一切都不见了。家具、书籍、衣服，所有的个人物品都不见了。她只好回娘家住，幸好父母接纳了她。然而此后余生，她始终没能和西奥菲勒斯离成婚，就连偶尔几次去看望孩子，都会受到他的斥骂。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击垮伊丽莎白。她转而为女性的权利而斗争。她四处演讲、笔耕不辍，呼吁伊利诺伊州议会出台立法，禁止丈夫将妇女和子女送进精神病院。通过她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几个州的立法机构共通过了34项法案，以保护已婚妇女的权利。议会纷纷设立委员会，对医院财务问题、卫生条件、治疗水平进行检查，责令他们改正。伊丽莎白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经过九年的诉讼，她终于在53岁那年与孩子们团聚，并获得了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最后，她一直活到了81岁——自然，再也没有患过所谓精神疾病，并以自己的著作、演讲和在议会的积极活动名留青史。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