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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古称番禺，以城中有番山、禺山得名。而番禺二山，都在今中山四路一带。中山四路在清代名惠爱大街，属于城内的街道。民国拆城筑路之后，改称惠爱东路。1948年改称中山四路。这里是广州的发祥地，南越王博物馆里的“地层关键柱”，为我们展现广州城建历史的各个断面，把两千多年的繁华盛事与废兴成毁，以最直观的方式，陈列在后人面前，就像一部伟大史诗的不同篇章，波澜壮阔，锋发韵流。
【广州第一块城砖奠基处】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大军征服岭南，海澨的“蛮荒之地”，究竟看中了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流连忘返？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我们不妨站在中山四路上，想象回到了两千多年前，那个金戈铁马唱大风的年代，是一幅怎样的图画。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军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等学问。古人通常把城池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
论山，广州的山势地形，自白云山蜿蜒向南，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以任嚣为南海郡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辖今粤东、粤北、粤中，以及粤西的一部分，郡治设在今中山四路。任嚣领军深壁而守，雄视一方，史称“任嚣城”。任嚣主政南海郡不及十年，因病去世。赵佗拥旄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在任嚣城的西侧，即今中山四路城隍庙至新大新公司一带，修筑南越王宫城。
两位北方将领，不远万里，跑到这山陬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形容：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由北而南，大约从今南越王宫博物馆向南，沿文德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绵延至名盛广场一带。禺山大约从今广大路口起，向西延展至仓边路而止。两山相交于南越王宫博物馆之处，以聚星里为最高处。
论水，中山四路处于会城水网的中心地带。北面是白云山的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掉头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街西侧汇入仙湖；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中山四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
古时的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任嚣城、赵佗城，便建在这个山水形胜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古人说的“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中山四路当之无愧，近倚粤秀、禺、番三山为“形”，远望白云山为“势”，阴阳平衡，山河表里。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陆贾携玺绶、诏书，出使岭南，劝秦南海尉赵佗向汉室称臣。赵佗接受了汉朝赐予的南越王印，剖符通使，称臣奉汉。每年向汉廷进贡，在边关与汉朝互通市物，贸易往来。今天，当我们走在车水马龙，人如潮涌的中山四路上，还能想象自称“蛮夷大长”的赵佗椎髻箕坐，豪迈不羁的神态，陆贾衣袂飘然，袖带仙风，从这里走过的情景吗？
南越国历五世，凡93年。赵佗在位67年，推动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平水土，殖五谷，立制度，崇教化，美风俗，潜移默化，日新其德，使民族文化的慧命，在岭南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若论岭南的“人文始祖”，非赵佗莫属。
【中國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遗迹】
1975年，在忠佑大街的秦代遗址填土层上，曾清理出一段属于南越国宫署的大型砖石走道。1995年夏天，建筑工人在忠佑大街电信局办公楼工地地表以下5到8米深处，挖出了四个“万岁”瓦当。1996年，在宫苑石池西侧又发现了砌筑考究的宫署食水砖井。这些对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早期发现，为其后的大规模发掘研究，提供了依据。
经过钻探勘查，1996年，在原文化局大院内兴建信德文化广场工地上，发现了包括约4000平方米用石板砌筑的斗型大水池、一条长达150米的曲流石渠和回廊等遗迹，还有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步石、石板桥等大量秦砖汉瓦。是为南越国的王宫御苑遗址。石构水池呈斗状，池壁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池壁石板上发现有“蕃”等许多石刻文字。广州古称蕃禺，“蕃”是“蕃禺”的简称。
在发现的砖瓦建筑构件中，最具特色是一块烧制而成的大方砖，又大又厚，边长95厘米，号称“中国第一大方砖”。为了防止砖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工匠在砖坯上留出一些圆孔，显示了古代工匠的巧妙构思。
在南越国宫署里，还有一个奇异的景观，就是水井特别多，历朝历代的都有，堪称“星罗棋布”。其中有三口南越王宫的食水砖井，最深的达14米，最浅的也有8米，都是用专门烧制的弧扇形砖砌成，井底用砖石铺砌，手工非常精细。
最令人称奇的是，当时挖井技术的精妙高超，超乎今人的想象。人们先挖井坑，用弧扇形砖结砌成井圈，井圈外用纯净的泥土夯打结实，以阻隔地下污水渗入井内。井底用五块大石板铺砌，中间一块方形石板的中央凿一圆孔，其余周边四块弧形石板也各凿有一个半圆形小孔，井水就是通过这几个小孔，从地底下慢慢渗上来的。井底石板之下还铺有细沙，形成非常精密的水过滤体系。这口井现在打出来的井水，还完全可以当场饮用。
这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园林建筑遗迹，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遗迹。无论是设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是上佳之作。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古代建筑史和古代工艺史，均有重要价值，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这里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王宫，而且在约5.2万平方米的核心保护区中，叠压着12个历史朝代的文化遗存，包括隋朝的广州刺史署；唐朝的岭南道署、广东节度使司署和清海军节度使司署；南汉的皇宫所在地；宋朝的经略安抚使司署、清海军大都督府；明、清两朝的广东行中书省和布政使司署。 流花逝水，代移风尽，多少繁华往事，令人缅怀。2009年，广州市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上兴建“南越王宫博物馆”，目标定位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年南越国宫署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硕果仅存的番禺学宫】
宋开宝四年（971），广州全城大火。宋军攻入南汉兴王府（今广州），四面纵火，南汉皇帝花了五十年所兴建的珠宫贝阙、阆苑琼楼，一朝尽为灰烬。一座金碧辉煌的王城轰然倒塌了。
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下诏兴学，广州郡守奉诏创建州官学。从此冬夏诗书，春秋礼乐，兴起一派肃肃雍雍的气象。绍圣三年（1096），章粢任广州知府，再把州学迁到番山之下，即今天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至十三中处。那时，这里山水自然环境，美不胜收，前有玉带城濠，风递水香；后有禺山高坡，聚星梯云；左有文溪，右有仙湖，枕山临流，云水趋奔。青青子衿，就读馆中，春弦夏诵，讲道论德，足以召和气之祥，崇斯文之福，所以有“岭南第一儒林”之称。
明、清的行政区，大致上分为省、府、县三级，不再有宋代的路一级了。原来的州学，改称府学。在离广州府学不远处，就是番禺学宫，坐落在今中山四路之上，这是县一级的官办学校。清代，广东文教在全国后来居上，领风气之先。广东状元庄有恭，乾隆年间做过江、浙、鄂、闽四省巡抚、两江总督、刑部尚书，他是广州人，故居就在中山四路的旧仓巷，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豪地写道：“五岭之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而广州之县二，曰南海，曰番禺，俗尚淳美，人才众多，彬彬乎有邹鲁风。”（引自《番禺县志》）
这并非一日功成，而是经历数百年的沉淀积累，一代一代的志士儒英，灯火相传，金声玉振，才有如此盛大的气象。
从严格意义上说，官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与科举配套的人才选拔机构。对学术理论，官学并不进行自由讲学与研习，有课士而无教士，这就是所谓的“课而不教”。由于官学功能受到这样的局限，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仅凭官学，仍不足以兴文教，必须要有另一套系统，通过自由讲学，开启智慧，传授治术，教养人才，传延儒家精神与内涵，裨补官学“课而不教”之失。
于是，书院出现了。
【广州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所书院】
广州第一所书院，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年湮代远，已经失考。只能说，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禺山书院，诞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禺山在古人眼中，是全城的明堂位。曾有一位精于堪舆术的潮州人，对辨别地脉风水很有心得，因为看中广州山水雄秀，全家搬来定居。有一晚他夜宿越秀山上，五更时分起身望气，只见城东苍烟浮动，云蒸霭霭，弥留不散。他循气脉而行，到了禺山的旧仓巷，不禁惊叹：“满城郁葱佳气，萃于此矣。十年内必发鼎甲。”
禺山书院的位置，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选择这个地方，绝不是偶然的，反映出主办者的慧眼；它能够成为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而且是广州历史上最长寿的书院，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占了一块风水宝地。这里向南四百米是广州府学，向东五百米是番禺学宫，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
禺山书院的创办者是梁百揆——这个名字将永垂岭南教育史。
梁百揆，字宗盛，广东番禺人。出生于诗礼人家，父亲梁仲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尤精性命之学，被后人称赞为“纯儒”。梁百揆幼承庭训，博览经史，南宋嘉泰四年（1204）乡试第一。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历任从事郎、太学录、符玺郎、奉议大夫，在朝中以直谏敢言著称。
嘉定十七年（1224），寧宗驾崩，丞相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矫诏废皇储，立理宗。当时中原大地，处处烽火，女真人才去，蒙古人又来，铁骑纵横，满目疮痍，南宋江山，内忧外患。梁百揆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深知历朝掌故，废立之争，从来都是祸胎，他不忍见奸臣乱政，便向朝廷称疾乞休，一巾华发返故乡，在广州禺山创办书院，聚徒讲学。
明代名臣海瑞盛赞梁百揆：“当南渡时，不因官爵而变学守，唯以道德而范乡邦，世皆以‘先生’称之。”（《梁端懿先生墓志铭》）禺山书院一改官学“课而不教”的旧例，让士子游息有地，请业有师。梁百揆被尊称为“端懿先生”。这称呼有两重意思，一是形容梁百揆端庄纯正，二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的儿子也叫端懿，由此可见其理学师承。
禺山书院开办翌年，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探花诞生了。李昴英，字俊明，号文溪，广东番禺人。理宗宝庆二年（1226）李昴英参加临安（杭州）春试，获隽公车，中第三名。据说主考官本拟取他为状元，但有人说，理宗皇帝登基才一年，应以帝王之学为重。所谓帝王之学，即《尚书》的经义，而李昴英是以研究《春秋》见长。结果，状元最后给了专攻《尚书》的台州人王会龙，而李昴英屈居探花。
李昴英踏入仕途后，迁到文溪边，筑室定居，故址在中山四路长塘街原李家巷，与禺山书院只隔一箭之地。李昴英对文溪情有独钟，自号文溪，文集也取名为《文溪集》。他在官场上几起几落，每次罢官和退休后，都住在文溪边。
李昴英任吏部郎官时，上疏弹劾京兆尹贪残害国，并在朝堂之上，直言上陈。理宗皇帝听得郁闷，又打断不了他，索性拂袖而走。谁知李昴英竟不顾朝仪，跑上前扯住皇帝的袍袖，继续慷慨陈词。结果因“大失人臣之礼”，受到解职外放的处分。
嘉熙四年（1240），李昴英因为丁忧，在增城守父墓三年，大约在淳祐三年（1243）返回广州，在中山四路的李家巷隐居。而这时梁百揆仍在禺山书院讲学。淳祐六年（1246）朝廷重新起用李昴英，他离开广州北上，而梁百揆也在同一年逝世。冥冥之中，生死聚散，仿佛早有定数，令人扼腕欷歔。
李昴英性格刚直不阿，虽然后来升任龙图阁侍制、吏部左侍郎，并封以番禺开国男爵位，但他始终还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当一名御史因为弹劾佞臣而遭解职时，李昴英不仅上奏本声援那个御史，而且断然挂冠而去，以示共同进退。后来，朝廷打算起用他为端明殿大学士，佥枢密院事（宰相职），但他死活不干，跑到白云山上修了个“文溪小隐轩”，弄竹弹丝，要学介之推，宁愿“抱木而燔死”，也不肯复出为官。 在梁百揆仙逝二百八十年后，禺山书院又出了一位景星麟凤的人物，他就是以廉洁奉公青史留名，人称“海青天”的海瑞。海瑞也是番禺人，隶籍海南，慕梁氏之名而来，在禺山书院读书。
海瑞是一位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名臣。他的悲剧，是大明的悲剧，是刻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悲剧。他在重游禺山书院时，为梁百揆撰写墓志铭，细品其中滋味，兴衰之慨、命运之叹，溢于言辞间：
然国家误用小人，颠倒是非，纲常伦纪荡扫于青天白日之下，举朝皆贪位保禄巧媚谄佞之徒，而于直言敢谏之士，排诽怨谤有不杀其身不止！嗟，嗟！时不我为，势不我与，端懿先生所以抱病休归，退隐禺山，明道见志也！
这显然是海瑞被罢官后，借梁百揆的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海瑞晚年被革后又重临故地，梁师的牌位还在，案几还在，青砖灰瓦，廊庑台基，都和从前一样。夕阳下的禺山，只是多了几分沧桑的颜色，多了几分献愁供恨的感觉。这里曾寄托着海瑞的青春理想，物还在人已老，难免有怀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慨。南宋与大明的命运，自己与先师的命运，两相比较，何相似一至于此！这便是他要执笔为两百多年前的古人重写墓志铭的原因了。
【城隍，广州的守护神】
广州的城隍庙就在中山四路。由于仓边路一带，清末曾是贫民生活区，因此，围绕着城隍庙四周的商业，也带有鲜明的平民化色彩，数不清的补鞋档、生果档、云吞面档、旧书摊、理发铺、古董玩具店、饼食店和卖鱼生粥、汤圆、河粉的流动小贩。
城隍庙侧有一家叫“镜花台”的映画院（电影院），是广州最早的电影院之一。清光绪年间，电影第一次由法国人带到广州，在石室教堂内丕崇书院放映，当时并无专门的电影院，而第一次出现“映画院”之名，就是中山四路的镜花台。1934年，在城隍庙外开了一间东乐大戏院，剧场内有座位上千，主要演出粤剧，罗品超、文觉非、红线女等粤剧名伶都在这里登过台。
城隍被视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广州城隍诞为农历七月廿四，这一天也被视为广州筑城纪念日。民国以前，每逢城隍诞，民众便聚集在都城隍庙外，席地露宿，名为“打地气”，据说城隍会报梦预告一年祸福，保佑身体健康。清人陈坤有竹枝词记其事：
茫茫人海爱奔波，一夕神前意欲何。
不识今年同伴里，得来地气阿谁多。
从四乡八镇赶来都城隍庙“打地气”的民众，在庙外席地而眠，密密层层，一直到府学东街、府学西街全挤满了。有些虔诚上香祈福的人，从大东门、西门口就开始一步一拜，一直跪拜到都城隍庙前。
城隍诞当天，庆祝与祈福活动达到高潮。“番禺进香会”的大队人马，高举着长二丈宽三尺的巨型神幡和无数彩旗，打着红底黄字大纛，由醒狮开路，前遮后拥，从东面而来；“南海进香会”的队伍也同样高举巨型神幡，打着黄底红字大纛，以佛山飘色前导，浩浩荡荡，从西面而至。两支队伍在城隍庙前会合，道路两旁万众欢腾，爆竹声声震耳欲聋。庙中道士造符箓，卖给上香的信众。陈坤又有竹枝词记其事：
仙城士女尽多才，都向城隍祝寿来。
欲保平安无个事，金钱争掷买符回。
民国以后，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城隍诞被视为末俗流弊。1929年政府接管城隍庙，改为国货市场，城隍像移走。此俗遂式微。
【万木森森一草堂】
说到中山四路，不能不提起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在大塘街长兴里。原来是邱家祠，清代嘉庆年间，由增城举人邱觉广出资兴建，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祠堂式建筑。后来改叫邱氏书屋，专门接待广东各县到省城赴考的邱氏子弟食宿。邱姓以前写作丘，清雍正年间，皇上为避孔丘之讳，下令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一律加“阝”为邱。雖然避讳之习，古已有之，但把祖宗的姓都改了，却是奇耻大辱。因此，民国以后，邱姓的人纷纷发起摘耳朵运动，重新恢复丘姓。
1891年，康有为在邱氏书屋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草堂初办时，弟子只有寥寥十数人。梁启超追述：初时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乃在十五六或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才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康）先生视之若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这段历史，许多书都有记载。其实，康有为在邱氏书屋讲学，时间很短，只有一年，翌年便迁到卫边街的邝氏祠堂了。后来又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今市一宫内）。虽然万木草堂曾三易其地，但今天留下来的遗迹，也只有长兴里的邱氏书屋了。
康有为亲自制定《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校规，又在这里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足以令长兴里名垂竹帛了。因此，现在人们一说起万木草堂，都知道是在长兴里。
后来康梁策动戊戌变法，仅仅推行百日，便以人头落地，失败告终，但诚如梁启超所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康有为传》）而这第一章的第一段，便落墨于万木草堂，中山四路与有荣焉。
回首走过的路程，那些峥嵘岁月，风雨历程，两千年的荣耀，两千年的创造与传承，都写在中山四路的大街小巷、一砖一瓦上。时代的血脉在古老的街区流淌，使它在岁月深邃的历史年轮中，时时闪耀出青春活泼的光华，显得如此年轻。
【广州第一块城砖奠基处】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大军征服岭南，海澨的“蛮荒之地”，究竟看中了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如此流连忘返？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我们不妨站在中山四路上，想象回到了两千多年前，那个金戈铁马唱大风的年代，是一幅怎样的图画。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军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等学问。古人通常把城池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
论山，广州的山势地形，自白云山蜿蜒向南，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以任嚣为南海郡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辖今粤东、粤北、粤中，以及粤西的一部分，郡治设在今中山四路。任嚣领军深壁而守，雄视一方，史称“任嚣城”。任嚣主政南海郡不及十年，因病去世。赵佗拥旄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在任嚣城的西侧，即今中山四路城隍庙至新大新公司一带，修筑南越王宫城。
两位北方将领，不远万里，跑到这山陬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形容：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由北而南，大约从今南越王宫博物馆向南，沿文德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绵延至名盛广场一带。禺山大约从今广大路口起，向西延展至仓边路而止。两山相交于南越王宫博物馆之处，以聚星里为最高处。
论水，中山四路处于会城水网的中心地带。北面是白云山的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掉头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街西侧汇入仙湖；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中山四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
古时的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任嚣城、赵佗城，便建在这个山水形胜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古人说的“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中山四路当之无愧，近倚粤秀、禺、番三山为“形”，远望白云山为“势”，阴阳平衡，山河表里。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陆贾携玺绶、诏书，出使岭南，劝秦南海尉赵佗向汉室称臣。赵佗接受了汉朝赐予的南越王印，剖符通使，称臣奉汉。每年向汉廷进贡，在边关与汉朝互通市物，贸易往来。今天，当我们走在车水马龙，人如潮涌的中山四路上，还能想象自称“蛮夷大长”的赵佗椎髻箕坐，豪迈不羁的神态，陆贾衣袂飘然，袖带仙风，从这里走过的情景吗？
南越国历五世，凡93年。赵佗在位67年，推动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平水土，殖五谷，立制度，崇教化，美风俗，潜移默化，日新其德，使民族文化的慧命，在岭南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若论岭南的“人文始祖”，非赵佗莫属。
【中國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遗迹】
1975年，在忠佑大街的秦代遗址填土层上，曾清理出一段属于南越国宫署的大型砖石走道。1995年夏天，建筑工人在忠佑大街电信局办公楼工地地表以下5到8米深处，挖出了四个“万岁”瓦当。1996年，在宫苑石池西侧又发现了砌筑考究的宫署食水砖井。这些对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早期发现，为其后的大规模发掘研究，提供了依据。
经过钻探勘查，1996年，在原文化局大院内兴建信德文化广场工地上，发现了包括约4000平方米用石板砌筑的斗型大水池、一条长达150米的曲流石渠和回廊等遗迹，还有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步石、石板桥等大量秦砖汉瓦。是为南越国的王宫御苑遗址。石构水池呈斗状，池壁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池壁石板上发现有“蕃”等许多石刻文字。广州古称蕃禺，“蕃”是“蕃禺”的简称。
在发现的砖瓦建筑构件中，最具特色是一块烧制而成的大方砖，又大又厚，边长95厘米，号称“中国第一大方砖”。为了防止砖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工匠在砖坯上留出一些圆孔，显示了古代工匠的巧妙构思。
在南越国宫署里，还有一个奇异的景观，就是水井特别多，历朝历代的都有，堪称“星罗棋布”。其中有三口南越王宫的食水砖井，最深的达14米，最浅的也有8米，都是用专门烧制的弧扇形砖砌成，井底用砖石铺砌，手工非常精细。
最令人称奇的是，当时挖井技术的精妙高超，超乎今人的想象。人们先挖井坑，用弧扇形砖结砌成井圈，井圈外用纯净的泥土夯打结实，以阻隔地下污水渗入井内。井底用五块大石板铺砌，中间一块方形石板的中央凿一圆孔，其余周边四块弧形石板也各凿有一个半圆形小孔，井水就是通过这几个小孔，从地底下慢慢渗上来的。井底石板之下还铺有细沙，形成非常精密的水过滤体系。这口井现在打出来的井水，还完全可以当场饮用。
这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园林建筑遗迹，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遗迹。无论是设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是上佳之作。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古代建筑史和古代工艺史，均有重要价值，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这里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王宫，而且在约5.2万平方米的核心保护区中，叠压着12个历史朝代的文化遗存，包括隋朝的广州刺史署；唐朝的岭南道署、广东节度使司署和清海军节度使司署；南汉的皇宫所在地；宋朝的经略安抚使司署、清海军大都督府；明、清两朝的广东行中书省和布政使司署。 流花逝水，代移风尽，多少繁华往事，令人缅怀。2009年，广州市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上兴建“南越王宫博物馆”，目标定位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年南越国宫署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硕果仅存的番禺学宫】
宋开宝四年（971），广州全城大火。宋军攻入南汉兴王府（今广州），四面纵火，南汉皇帝花了五十年所兴建的珠宫贝阙、阆苑琼楼，一朝尽为灰烬。一座金碧辉煌的王城轰然倒塌了。
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下诏兴学，广州郡守奉诏创建州官学。从此冬夏诗书，春秋礼乐，兴起一派肃肃雍雍的气象。绍圣三年（1096），章粢任广州知府，再把州学迁到番山之下，即今天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至十三中处。那时，这里山水自然环境，美不胜收，前有玉带城濠，风递水香；后有禺山高坡，聚星梯云；左有文溪，右有仙湖，枕山临流，云水趋奔。青青子衿，就读馆中，春弦夏诵，讲道论德，足以召和气之祥，崇斯文之福，所以有“岭南第一儒林”之称。
明、清的行政区，大致上分为省、府、县三级，不再有宋代的路一级了。原来的州学，改称府学。在离广州府学不远处，就是番禺学宫，坐落在今中山四路之上，这是县一级的官办学校。清代，广东文教在全国后来居上，领风气之先。广东状元庄有恭，乾隆年间做过江、浙、鄂、闽四省巡抚、两江总督、刑部尚书，他是广州人，故居就在中山四路的旧仓巷，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豪地写道：“五岭之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拱稽，受治于广州之长。而广州之县二，曰南海，曰番禺，俗尚淳美，人才众多，彬彬乎有邹鲁风。”（引自《番禺县志》）
这并非一日功成，而是经历数百年的沉淀积累，一代一代的志士儒英，灯火相传，金声玉振，才有如此盛大的气象。
从严格意义上说，官学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与科举配套的人才选拔机构。对学术理论，官学并不进行自由讲学与研习，有课士而无教士，这就是所谓的“课而不教”。由于官学功能受到这样的局限，从宋代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仅凭官学，仍不足以兴文教，必须要有另一套系统，通过自由讲学，开启智慧，传授治术，教养人才，传延儒家精神与内涵，裨补官学“课而不教”之失。
于是，书院出现了。
【广州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所书院】
广州第一所书院，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年湮代远，已经失考。只能说，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禺山书院，诞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禺山在古人眼中，是全城的明堂位。曾有一位精于堪舆术的潮州人，对辨别地脉风水很有心得，因为看中广州山水雄秀，全家搬来定居。有一晚他夜宿越秀山上，五更时分起身望气，只见城东苍烟浮动，云蒸霭霭，弥留不散。他循气脉而行，到了禺山的旧仓巷，不禁惊叹：“满城郁葱佳气，萃于此矣。十年内必发鼎甲。”
禺山书院的位置，大约在今城隍庙西侧。选择这个地方，绝不是偶然的，反映出主办者的慧眼；它能够成为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而且是广州历史上最长寿的书院，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占了一块风水宝地。这里向南四百米是广州府学，向东五百米是番禺学宫，形成了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
禺山书院的创办者是梁百揆——这个名字将永垂岭南教育史。
梁百揆，字宗盛，广东番禺人。出生于诗礼人家，父亲梁仲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者，尤精性命之学，被后人称赞为“纯儒”。梁百揆幼承庭训，博览经史，南宋嘉泰四年（1204）乡试第一。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历任从事郎、太学录、符玺郎、奉议大夫，在朝中以直谏敢言著称。
嘉定十七年（1224），寧宗驾崩，丞相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矫诏废皇储，立理宗。当时中原大地，处处烽火，女真人才去，蒙古人又来，铁骑纵横，满目疮痍，南宋江山，内忧外患。梁百揆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深知历朝掌故，废立之争，从来都是祸胎，他不忍见奸臣乱政，便向朝廷称疾乞休，一巾华发返故乡，在广州禺山创办书院，聚徒讲学。
明代名臣海瑞盛赞梁百揆：“当南渡时，不因官爵而变学守，唯以道德而范乡邦，世皆以‘先生’称之。”（《梁端懿先生墓志铭》）禺山书院一改官学“课而不教”的旧例，让士子游息有地，请业有师。梁百揆被尊称为“端懿先生”。这称呼有两重意思，一是形容梁百揆端庄纯正，二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的儿子也叫端懿，由此可见其理学师承。
禺山书院开办翌年，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探花诞生了。李昴英，字俊明，号文溪，广东番禺人。理宗宝庆二年（1226）李昴英参加临安（杭州）春试，获隽公车，中第三名。据说主考官本拟取他为状元，但有人说，理宗皇帝登基才一年，应以帝王之学为重。所谓帝王之学，即《尚书》的经义，而李昴英是以研究《春秋》见长。结果，状元最后给了专攻《尚书》的台州人王会龙，而李昴英屈居探花。
李昴英踏入仕途后，迁到文溪边，筑室定居，故址在中山四路长塘街原李家巷，与禺山书院只隔一箭之地。李昴英对文溪情有独钟，自号文溪，文集也取名为《文溪集》。他在官场上几起几落，每次罢官和退休后，都住在文溪边。
李昴英任吏部郎官时，上疏弹劾京兆尹贪残害国，并在朝堂之上，直言上陈。理宗皇帝听得郁闷，又打断不了他，索性拂袖而走。谁知李昴英竟不顾朝仪，跑上前扯住皇帝的袍袖，继续慷慨陈词。结果因“大失人臣之礼”，受到解职外放的处分。
嘉熙四年（1240），李昴英因为丁忧，在增城守父墓三年，大约在淳祐三年（1243）返回广州，在中山四路的李家巷隐居。而这时梁百揆仍在禺山书院讲学。淳祐六年（1246）朝廷重新起用李昴英，他离开广州北上，而梁百揆也在同一年逝世。冥冥之中，生死聚散，仿佛早有定数，令人扼腕欷歔。
李昴英性格刚直不阿，虽然后来升任龙图阁侍制、吏部左侍郎，并封以番禺开国男爵位，但他始终还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当一名御史因为弹劾佞臣而遭解职时，李昴英不仅上奏本声援那个御史，而且断然挂冠而去，以示共同进退。后来，朝廷打算起用他为端明殿大学士，佥枢密院事（宰相职），但他死活不干，跑到白云山上修了个“文溪小隐轩”，弄竹弹丝，要学介之推，宁愿“抱木而燔死”，也不肯复出为官。 在梁百揆仙逝二百八十年后，禺山书院又出了一位景星麟凤的人物，他就是以廉洁奉公青史留名，人称“海青天”的海瑞。海瑞也是番禺人，隶籍海南，慕梁氏之名而来，在禺山书院读书。
海瑞是一位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名臣。他的悲剧，是大明的悲剧，是刻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悲剧。他在重游禺山书院时，为梁百揆撰写墓志铭，细品其中滋味，兴衰之慨、命运之叹，溢于言辞间：
然国家误用小人，颠倒是非，纲常伦纪荡扫于青天白日之下，举朝皆贪位保禄巧媚谄佞之徒，而于直言敢谏之士，排诽怨谤有不杀其身不止！嗟，嗟！时不我为，势不我与，端懿先生所以抱病休归，退隐禺山，明道见志也！
这显然是海瑞被罢官后，借梁百揆的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海瑞晚年被革后又重临故地，梁师的牌位还在，案几还在，青砖灰瓦，廊庑台基，都和从前一样。夕阳下的禺山，只是多了几分沧桑的颜色，多了几分献愁供恨的感觉。这里曾寄托着海瑞的青春理想，物还在人已老，难免有怀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慨。南宋与大明的命运，自己与先师的命运，两相比较，何相似一至于此！这便是他要执笔为两百多年前的古人重写墓志铭的原因了。
【城隍，广州的守护神】
广州的城隍庙就在中山四路。由于仓边路一带，清末曾是贫民生活区，因此，围绕着城隍庙四周的商业，也带有鲜明的平民化色彩，数不清的补鞋档、生果档、云吞面档、旧书摊、理发铺、古董玩具店、饼食店和卖鱼生粥、汤圆、河粉的流动小贩。
城隍庙侧有一家叫“镜花台”的映画院（电影院），是广州最早的电影院之一。清光绪年间，电影第一次由法国人带到广州，在石室教堂内丕崇书院放映，当时并无专门的电影院，而第一次出现“映画院”之名，就是中山四路的镜花台。1934年，在城隍庙外开了一间东乐大戏院，剧场内有座位上千，主要演出粤剧，罗品超、文觉非、红线女等粤剧名伶都在这里登过台。
城隍被视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广州城隍诞为农历七月廿四，这一天也被视为广州筑城纪念日。民国以前，每逢城隍诞，民众便聚集在都城隍庙外，席地露宿，名为“打地气”，据说城隍会报梦预告一年祸福，保佑身体健康。清人陈坤有竹枝词记其事：
茫茫人海爱奔波，一夕神前意欲何。
不识今年同伴里，得来地气阿谁多。
从四乡八镇赶来都城隍庙“打地气”的民众，在庙外席地而眠，密密层层，一直到府学东街、府学西街全挤满了。有些虔诚上香祈福的人，从大东门、西门口就开始一步一拜，一直跪拜到都城隍庙前。
城隍诞当天，庆祝与祈福活动达到高潮。“番禺进香会”的大队人马，高举着长二丈宽三尺的巨型神幡和无数彩旗，打着红底黄字大纛，由醒狮开路，前遮后拥，从东面而来；“南海进香会”的队伍也同样高举巨型神幡，打着黄底红字大纛，以佛山飘色前导，浩浩荡荡，从西面而至。两支队伍在城隍庙前会合，道路两旁万众欢腾，爆竹声声震耳欲聋。庙中道士造符箓，卖给上香的信众。陈坤又有竹枝词记其事：
仙城士女尽多才，都向城隍祝寿来。
欲保平安无个事，金钱争掷买符回。
民国以后，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城隍诞被视为末俗流弊。1929年政府接管城隍庙，改为国货市场，城隍像移走。此俗遂式微。
【万木森森一草堂】
说到中山四路，不能不提起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在大塘街长兴里。原来是邱家祠，清代嘉庆年间，由增城举人邱觉广出资兴建，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的祠堂式建筑。后来改叫邱氏书屋，专门接待广东各县到省城赴考的邱氏子弟食宿。邱姓以前写作丘，清雍正年间，皇上为避孔丘之讳，下令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一律加“阝”为邱。雖然避讳之习，古已有之，但把祖宗的姓都改了，却是奇耻大辱。因此，民国以后，邱姓的人纷纷发起摘耳朵运动，重新恢复丘姓。
1891年，康有为在邱氏书屋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草堂初办时，弟子只有寥寥十数人。梁启超追述：初时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乃在十五六或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才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康）先生视之若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这段历史，许多书都有记载。其实，康有为在邱氏书屋讲学，时间很短，只有一年，翌年便迁到卫边街的邝氏祠堂了。后来又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今市一宫内）。虽然万木草堂曾三易其地，但今天留下来的遗迹，也只有长兴里的邱氏书屋了。
康有为亲自制定《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校规，又在这里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足以令长兴里名垂竹帛了。因此，现在人们一说起万木草堂，都知道是在长兴里。
后来康梁策动戊戌变法，仅仅推行百日，便以人头落地，失败告终，但诚如梁启超所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康有为传》）而这第一章的第一段，便落墨于万木草堂，中山四路与有荣焉。
回首走过的路程，那些峥嵘岁月，风雨历程，两千年的荣耀，两千年的创造与传承，都写在中山四路的大街小巷、一砖一瓦上。时代的血脉在古老的街区流淌，使它在岁月深邃的历史年轮中，时时闪耀出青春活泼的光华，显得如此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