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纵观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讽刺像一根线贯串始终.形成了一个优秀传统,因为沙俄帝国本身就是一部极有讽刺性的“作品”.莫里哀讲过,对付畸形事物和邪恶势力的最好武器莫过于讽刺.“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最大的致命打击”杜勃罗留波夫也说,“法律只能惩治一切罪恶和过失,但不能惩治恶劣的性格,也不能惩治一个人腐化的本质;……这种为法律所无力惩治的毒根应该用讽刺方法来加以揭发和嘲弄.”果戈理、谢德林和托尔斯泰深深懂得,讽刺具有特异功能,哪怕是“无所畏惧的人,遇到讽刺还是有所畏惧的”.所以,他们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运用讽刺艺术针砭沙皇专制暴政和多种邪恶势力.但是,由于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和美学思想不尽相同,他们的讽刺又有明显差异.本文试从讽刺主题、讽刺技巧和讽刺风格三个方面,谈谈三位作家讽刺艺术的共同性与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