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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遵义会议期间党和红军面临灭顶危险的重大转折关头，还是在西安事变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张闻天都坚持真理，一心为公，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一主角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这一群塑像后面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故事。据说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胡锦涛总书记前来视察，当他看到这组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并指着群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 “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遵义会议后，对全党实施组织
和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的几年中，党中央所举行的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据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考虑，能否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并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在1938年以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2月红军东征到山西于3月召开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泽东都未出席。
在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于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在接任总书记后，便很快布置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会议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总之，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涉及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留下的精神遗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急剧然而十分重要的历史拐弯处，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怎样应对、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在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因遵义会议举行时还在长征途中，“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才有条件“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简言之，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1964年，庐山会议挨整的张闻天在读《毛选》时，读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时，他写了一条旁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请注意，此处用了惊叹号。并在旁边又写了一条批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根据已经弄清的史实，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评价：如果说长征途中毛泽东突出显示了军事战略家才能，组织和指挥红军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从而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的话，那么，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这位总书记则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紧紧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政治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党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
再来看西安事变发展变化的轨迹。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13日，中央即在保安窑洞召开了应对事变的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观点非常鲜明：一是通篇没有“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二是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三是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说到了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不同意“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他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17日，周恩来在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认识上取得一致，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而他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是同他不断地注重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在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人们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这番话是站得住脚的。这位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研究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历史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短短6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充分展示了当时党的领袖们的民主作风、政治团结、集体智慧。
（责编 孟红）
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一主角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这一群塑像后面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故事。据说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胡锦涛总书记前来视察，当他看到这组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并指着群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 “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遵义会议后，对全党实施组织
和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的几年中，党中央所举行的会议，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据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考虑，能否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并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张闻天夫人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在1938年以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2月红军东征到山西于3月召开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泽东都未出席。
在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于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张闻天在接任总书记后，便很快布置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会议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总之，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涉及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留下的精神遗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急剧然而十分重要的历史拐弯处，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怎样应对、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在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因遵义会议举行时还在长征途中，“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才有条件“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简言之，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1964年，庐山会议挨整的张闻天在读《毛选》时，读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时，他写了一条旁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请注意，此处用了惊叹号。并在旁边又写了一条批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根据已经弄清的史实，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评价：如果说长征途中毛泽东突出显示了军事战略家才能，组织和指挥红军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从而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的话，那么，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这位总书记则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紧紧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政治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党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
再来看西安事变发展变化的轨迹。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13日，中央即在保安窑洞召开了应对事变的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观点非常鲜明：一是通篇没有“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二是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三是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说到了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不同意“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他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17日，周恩来在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认识上取得一致，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而他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是同他不断地注重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在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人们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这番话是站得住脚的。这位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研究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历史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短短6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充分展示了当时党的领袖们的民主作风、政治团结、集体智慧。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