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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易成本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在其专著《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思想。本文在分析迪克西特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阐述了该框架的特点与不足之处，并尝试指出了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政策制定；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政治学；迪克西特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041-06
一、引言
近30年来，交易成本经济学被用来研究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诸多问题，一个被称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领域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80年代，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名称提出之前，一些学者就已经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领域，例如，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特里莫进行了公共官僚机构的研究，温格特和马歇尔分析了国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安排。1990年，诺思在其发表的论文《交易成本政治学》中，不仅把交易成本引入政治过程。而且直接将其命名为交易成本政治学，这标志着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诞生…。199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出版《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该书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政抬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思想，该书被誉为“关于交易成本分析的经典之作”。本文拟对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述评。
二、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框架
迪克西特在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围绕政治效率、交易成本、政治交易合同、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治理结构和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建构了自身的分析框架。
1.价值标准——效率
交易成本政治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和挑战。新古典经济学是直接建立在零交易成本这一假定之上的，科斯定理很好地描述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如果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参与人必然能够通过自愿交易或谈判实现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不管初始权利如何分配”。当然，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科斯定理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所有妨碍界定、监督或实施一项经济交易的费用都是交易成本。”科斯定理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和参照点，其真正价值在于如何将现实与之对照，认识、找出、区分产生这些交易成本的原因和影响并降低交易成本。正是由于科斯定理的条件不能满足，所以对该标准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无效率。而交易成本在政治过程中都存在，甚至某些形式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政治过程在影响经济产出方面特别不具有效率。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动态效率观。制度和组织安排是为了实现效率，并使总的成本最小化。制度和组织安排具有一定稳定性，但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当面临不确定和突变的现实环境，原来的最佳组织结构可能会遇到困境，进而降低效率，甚至产生危机，因而选择与进化显得非常重要。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和组织安排相比，政治组织和制度选择与进化的力量相对缓慢，效率假定更缺乏说服力。特别是政治家可能控制信息以减缓制度的选择和进化过程。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系统的绩效观。判断政治制度的效率应当系统考量，要同时考虑事前和事后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仅仅根据特定的绩效产出来判断。迪克西特举了一个美国国防部购买铁锤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产生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将二者比较，就不能武断地认为一种制度安排就是非效率的。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适应性效率观。由于政治过程中代理关系的复杂，代理人可能存在多个目标，这就要求权衡多个目标中确定效率标准，即多目标下必须考虑政治的范围经济问题，应当关注时间和功能两方面的效率。对制度安排的效率评价要进行“矫正性检验”，即“如果没有更好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设计出来并在实施中获得净收益，那么该结果就被假定为是有效率的”。不能够一看到表面的无效率，就主张对之替代。许多似乎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可能是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的可靠尝试。应当根据组织和制度安排设计与这些交易成本相匹配的机制。从而应付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世界。
2.核心概念——政治交易成本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对经济政策分析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产生不满，以一种演进的视角，将政策的制定看成是“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一个“连续发生的、不完全和不完备的过程。交易成本政治学肯定政治市场的存在，政治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是权利交换的交易关系，由于政治市场的不完全性，就产生了各种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就是指“政治市场中权力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经济政策分析的交易成本观就是考察在政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可以使系统减少这些成本的工具。
政治交易成本主要包括(1)搜寻和信息成本。政策制定过程本质上是许多参与者同时企图影响直接制定政策者的行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需要搜寻各自依赖的对象，在此过程中获取对主体有用信息以及政策问题界定所需的成本。(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政治过程看成是一种交易合同，政治交易的各方就政策制定过程进行谈判、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而产生的成本。(3)执行和监督成本。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达成一致的交易合同并不能自动执行，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执行成本，而且需要监督成本。(4)政治组织成本。建立、维持或改变政治组织需要的成本。(5)政治制度运行的成本。
就经济政策制定过程而言，迪克西特重点讨论了由于信息拥堵、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他借用威廉姆森使用的“信息拥堵”这一术语来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这类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由逆向选择带来的信号显示和筛选成本、由道德风险带来的监督与激励成本和第三方信息的不可证实性成本。由于代理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因此会带来相应的控制成本，不仅需要事后控制机制，而且也需要事前控制机制。第三种政治交易成本是由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3.基本分析单位——不完全政治合同
威廉姆森指出，在TCE中，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经济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和单一的交易。在TCP看来，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易和合同关系。政治合同的一方是公民(个体或利益集团机构)，而另一方是政治家(个人和党派)或 行政管理机构(规制机构等)。合同是政策(法令)与选票(或捐款)的交易承诺。与经济合同不同，多数政治合同都是隐性合同，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1)政治合同很少是两个确知的缔约者之间的合同。(2)政治合同的内容一般比经济合同的内容模糊得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口瑚(3)合同交易各方的地位不对等，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处于优势地位。(4)许多政治合同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能行使这种职能。…政治合同的这些特性使得政治合同的制定和实施会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问题。
迪克西特认同威廉姆森所代表的TCE观点，与经济交易合同相同，政治交易合同也是不完全合同。原因在于环境不确定性和当事人的有限理性约束。TCE假定契约的完备性也受到当事人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的影响。给定同等强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当事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不同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了相应的交易后果和内含的交易成本。就TCP而言，由于政治选举周期的限制，迪克西特没有讨论交易频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影响。
4.人性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迪克西特的TCP分析框架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性假设。有限理性指的是“有限认知能力为条件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人们的知识和理解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多变性导致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这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很难根据突发事件对这些交易进行调整。在TCP中。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更大。政治合同更多的是隐性合同。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不完善。因而有限理性更为重要。另外，迪克西特对人性作了机会主义假设。基于政治交易合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會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就需要事后和事前治理机制。
5.将组织与制度视为治理结构
TCE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以代替将企业看做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政治制度与组织都可以归属于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以各种各样的代理关系为特点的。一般来说，一项交易的各方利益群体至少在局部是相互冲突的，并且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有一些信息和行为上的优势。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制定一个激励或惩罚方案，使代理人的行为至少部分按照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方向进行调整。与TCE强调通过事后治理和部分事前机制设计来解决机会主义不同，TCP强调承诺和约束来解决。因为政治市场中政治代理关系过于复杂，很难进行机制设计和事后治理。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处理不同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政治治理结构在政治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关注治理结构为处理交易成本所进行的演变。”
6.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如前所述，TCP分析的核心目标是节约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迪克西特在论述了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之后，提出了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1)承诺。既然机会主义是从事后的行为自由产生的，那么显而易见，控制机会主义的办法就是采取限制事后行为自由的事前承诺。作者指出，可信的承诺机制要在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观测，而且事后不可逆转。可信性具有不同的度，承诺机制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它所达到的可信度。当然承诺具有一定刚性，这带来了牺牲灵活性的成本。因此，良好的承诺机制还要处理好与灵活性的关系。增强政策可信性的手段主要有锁定行动、授权和重复博弈及信誉。锁定行动是指，通过事先公开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偏好，或者限制自己未来的行动自由，从而获得政策的可信性。将采取行动的权力给予其他不会受机会主义诱惑的人也能增强政策的可信性。通过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间的重复多次博弈将会带来合作均衡。而背离者将会承担高成本。另外，信誉使得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能够抵制短期收益的诱惑。
(2)代理和激励。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竞争性和透明度的缺乏等原因。政策过程中会出现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因此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就逆向选择而言。要使代理人能够真实地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就必须向代理人提供足够份额的经济剩余或租金。就道德风险而言，问题是需要平衡风险与激励。迪克西特认为，政府激励通常是低效的并受到其自身的限制，这样，代理人常常不得不拒绝代理。然而，他分析到，在威尔逊的模型中。弱激励和禁止或限制条件成为纳什均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系统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的合理方式。
三、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的理论创新及不足
迪克西特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思想，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之处。
一是理论的新发展。“政治交易成本”概念首先由诺思提出的，他主要关注交易成本的一个特殊方面，也就是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32具理性”失灵，但他并没有对产生这些成本的核心因素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如何应付这些成本的机制做出深入研究。而迪克西特在诺斯的政治交易成本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将委托代理、承诺、时间一致性、宪政经济学、机会主义、激励、信誉等范畴纳入到统一的理论分析中，把经济政策和制度形成的过程视为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各种参与者应付这些成本、获取利益的策略行动的产物，从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为其他新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基础。
二是政策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前沿领域的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产生对政策科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单纯的政治学分析或经济学分析都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政策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迪克西特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较好地解释了现实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政策制定的有用性概念框架。在加强政策科学中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创新了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在政策过程的制定环节存在着交易成本，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变迁、政策终结等环节都可以纳入政治交易成本分析视角。通过分析政策过程各环节的交易成本的类型、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提供降低政策过程的交易费用的治理机制，将为政策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三是交易成本政治学弥补了理性选择交易政治学的缺点和不足。自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来，众多学者对政治交易和政治市场的概念已经普遍接受，但很少有人注意交易成本对政治制度和行为的影响。理性选择交易政治学忽略了政治制度的作用，将政治制度当作外生变量，分析在既定的政治制度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主体如何决策。不仅如此，公共选择理论学家过于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精致与严谨，但却牺牲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而交易成本政治学将制度分析纳入其中，许多在理性选择模型那得不到解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解释，并且解释 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稳定存在的原因。
尽管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还是受到一些批评。
1.政治交易成本概念的模糊性。政治交易成本界定不甚清楚，没有一个合理的分类。不能真正区别于经济关系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至于无法将其纳人到一个相对统一且完美的简单模型中。相反，“不得不构建许多分散的小模型来处理政治过程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迪克西特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只给出了一个能够组建出不同分析模型的松散的概念性框架。
2.TCP缺乏经验实证研究。对于TCE来说，尽管威廉姆森致力于使交易成本理论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功，但交易成本的数据来源和度量方法问题仍然是交易成本假设检验面临的最大挑战_5_68。与TCE在经验实证研究取得较大成功不同，TCP缺乏足够的经验实证研究的支持。尽管迪克西特在书中给出了关于GATF和税收的两个具体案例分析，但在案例中，并没有给出交易成本的具体测度和政策制定过程的TCP机制的特定讨论。由于政治代理关系的复杂性、政治隐性合同的特性和政治交易成本数据的难获得性使得政治交易成本的测度比TCE更加困难。
3.交易成本政治分析的价值标准的单一化。交易成本政治分析是以效率为价值标准的，其核心目标是分析制度安排如何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与经济领域将效率作为唯一价值标准不同，政治分析如果完全依据效率标准讨论制度安排的成败会存在一些问题。在政治领域中，许多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并非仅仅从效率这一价值标准出发，而更多地关注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等价值。不仅如此，政治的效率“取决于与各种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阶级集团利益关系的性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价值分配的过程。政策制定者可能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尽管这样的政策是非效率的。这就不难理解政府对夕阳产业、弱势产业的保护了。
4.认知假设不一致。对于TCP而言。政治交易合同是其基本分析单位，合同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他认为，政治过程和制度之所以对代理人问题处理不好，其原因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然而，在设计合同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以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他对委托人作了超理性的假定，即委托人不会面临理性的约束，能了解代理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数，能设计出最优合同，这与他的TCP分析框架中的有限理性假设存在冲突。迪克西特过于强调完备合同的事前设计问题，却忽视了事后不完全合同的治理机制的选择问题。
5.迪克西特的TCP分析框架轻视了作为代理人的政策直接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在迪克西特看来，政策制定过程是“许多企图影响政策直接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按这样一种界定，政策制定过程是委托人之间的博弈过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直接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忽视，成为委托人之间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和“记录者”，这显然与实际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相符合。比如，就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言，基层一线公务员，即“街头官僚”是代理人，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公民是委托人，然而。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理论充分说明了代理人并不一定是委托人之间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
四、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
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对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于政治交易的理解。毋庸置疑，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政治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运用以及更好地运用。针对交易成本政治学发展的一些困惑和不足，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未来研究必须关注以下几个议题。
1.发展政治交易成本的测度手段与方法
要想使得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更具有解释力，必须使交易成本成为可操作性的概念范畴。并能得到实证检验。一方面，对政治交易成本进行大致的归类，获取检验所需要的数据：另一方面寻找和设计出符合特定类型政治交易成本的可行方法。这方面，经济交易成本的测度方法可以为政治交易成本提供借鉴。
2.注重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
影响各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因素是不同的。各种交易成本的形式也会不一样。而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都会影响处理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的建立。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宗教、人口、语言等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会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对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选择产生影响。“特定的治理结构可能适合特定的制度环境，迪克西特注意到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要想使交易成本政治学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解释力，必须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特点，建构符合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
3.将信任纳入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
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人性认知假设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从因果解释和逻辑关系的一致性出发坚持这一假设本无可厚非。但是要想更好地理解个人行为，必须超越这一人性假设，“进而考虑信任的问题”。人性假设不能绝对化，按照人性的“内核分裂模型,，人的本性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关键问题在于，要找出机会主义行为和信任行为发生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学习和合作能力的认知假设对理解政治交易成本也很有必要。人的学习和合作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习得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因素相似，会促成“共享的心智模型”，而“异质的心智模型”经过沟通、交流和学习，也有可能形成合作能力，这对降低政治交易成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对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的关键概念形成共识
学者从多个角度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有的以交易成本为关键概念的分析，有的以激励为核心的分析，有的以合同为核心的分析。迪克西特以交易成本为重要主题，将政治交易合同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说明合同关系，其中特别强调激励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作用。对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来说。必须在政治交易、政治合同、交易成本共同作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关键分析概念上达成某种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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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 骏，交易费用政治学：现状与前景[J]，经济研究，2c103。(1)：80-94。
关键词：政策制定；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政治学；迪克西特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5—0041-06
一、引言
近30年来，交易成本经济学被用来研究政治学与公共管理领域的诸多问题，一个被称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领域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80年代，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名称提出之前，一些学者就已经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领域，例如，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特里莫进行了公共官僚机构的研究，温格特和马歇尔分析了国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安排。1990年，诺思在其发表的论文《交易成本政治学》中，不仅把交易成本引入政治过程。而且直接将其命名为交易成本政治学，这标志着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诞生…。199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出版《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该书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政抬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思想，该书被誉为“关于交易成本分析的经典之作”。本文拟对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述评。
二、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框架
迪克西特在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一书中，围绕政治效率、交易成本、政治交易合同、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治理结构和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建构了自身的分析框架。
1.价值标准——效率
交易成本政治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和挑战。新古典经济学是直接建立在零交易成本这一假定之上的，科斯定理很好地描述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如果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参与人必然能够通过自愿交易或谈判实现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不管初始权利如何分配”。当然，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科斯定理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所有妨碍界定、监督或实施一项经济交易的费用都是交易成本。”科斯定理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和参照点，其真正价值在于如何将现实与之对照，认识、找出、区分产生这些交易成本的原因和影响并降低交易成本。正是由于科斯定理的条件不能满足，所以对该标准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无效率。而交易成本在政治过程中都存在，甚至某些形式的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政治过程在影响经济产出方面特别不具有效率。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动态效率观。制度和组织安排是为了实现效率，并使总的成本最小化。制度和组织安排具有一定稳定性，但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当面临不确定和突变的现实环境，原来的最佳组织结构可能会遇到困境，进而降低效率，甚至产生危机，因而选择与进化显得非常重要。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主张的制度和组织安排相比，政治组织和制度选择与进化的力量相对缓慢，效率假定更缺乏说服力。特别是政治家可能控制信息以减缓制度的选择和进化过程。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系统的绩效观。判断政治制度的效率应当系统考量，要同时考虑事前和事后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仅仅根据特定的绩效产出来判断。迪克西特举了一个美国国防部购买铁锤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产生的影响。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将二者比较，就不能武断地认为一种制度安排就是非效率的。
交易成本政治学追求的是适应性效率观。由于政治过程中代理关系的复杂，代理人可能存在多个目标，这就要求权衡多个目标中确定效率标准，即多目标下必须考虑政治的范围经济问题，应当关注时间和功能两方面的效率。对制度安排的效率评价要进行“矫正性检验”，即“如果没有更好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设计出来并在实施中获得净收益，那么该结果就被假定为是有效率的”。不能够一看到表面的无效率，就主张对之替代。许多似乎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可能是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的可靠尝试。应当根据组织和制度安排设计与这些交易成本相匹配的机制。从而应付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世界。
2.核心概念——政治交易成本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对经济政策分析的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产生不满，以一种演进的视角，将政策的制定看成是“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一个“连续发生的、不完全和不完备的过程。交易成本政治学肯定政治市场的存在，政治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是权利交换的交易关系，由于政治市场的不完全性，就产生了各种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就是指“政治市场中权力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经济政策分析的交易成本观就是考察在政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可以使系统减少这些成本的工具。
政治交易成本主要包括(1)搜寻和信息成本。政策制定过程本质上是许多参与者同时企图影响直接制定政策者的行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需要搜寻各自依赖的对象，在此过程中获取对主体有用信息以及政策问题界定所需的成本。(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政治过程看成是一种交易合同，政治交易的各方就政策制定过程进行谈判、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而产生的成本。(3)执行和监督成本。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达成一致的交易合同并不能自动执行，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执行成本，而且需要监督成本。(4)政治组织成本。建立、维持或改变政治组织需要的成本。(5)政治制度运行的成本。
就经济政策制定过程而言，迪克西特重点讨论了由于信息拥堵、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他借用威廉姆森使用的“信息拥堵”这一术语来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这类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由逆向选择带来的信号显示和筛选成本、由道德风险带来的监督与激励成本和第三方信息的不可证实性成本。由于代理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因此会带来相应的控制成本，不仅需要事后控制机制，而且也需要事前控制机制。第三种政治交易成本是由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3.基本分析单位——不完全政治合同
威廉姆森指出，在TCE中，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经济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和单一的交易。在TCP看来，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易和合同关系。政治合同的一方是公民(个体或利益集团机构)，而另一方是政治家(个人和党派)或 行政管理机构(规制机构等)。合同是政策(法令)与选票(或捐款)的交易承诺。与经济合同不同，多数政治合同都是隐性合同，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1)政治合同很少是两个确知的缔约者之间的合同。(2)政治合同的内容一般比经济合同的内容模糊得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口瑚(3)合同交易各方的地位不对等，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处于优势地位。(4)许多政治合同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能行使这种职能。…政治合同的这些特性使得政治合同的制定和实施会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问题。
迪克西特认同威廉姆森所代表的TCE观点，与经济交易合同相同，政治交易合同也是不完全合同。原因在于环境不确定性和当事人的有限理性约束。TCE假定契约的完备性也受到当事人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的影响。给定同等强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当事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不同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了相应的交易后果和内含的交易成本。就TCP而言，由于政治选举周期的限制，迪克西特没有讨论交易频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影响。
4.人性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迪克西特的TCP分析框架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性假设。有限理性指的是“有限认知能力为条件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人们的知识和理解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多变性导致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这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很难根据突发事件对这些交易进行调整。在TCP中。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更大。政治合同更多的是隐性合同。政治合同比经济合同更不完善。因而有限理性更为重要。另外，迪克西特对人性作了机会主义假设。基于政治交易合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會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就需要事后和事前治理机制。
5.将组织与制度视为治理结构
TCE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以代替将企业看做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政治制度与组织都可以归属于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以各种各样的代理关系为特点的。一般来说，一项交易的各方利益群体至少在局部是相互冲突的，并且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来说有一些信息和行为上的优势。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制定一个激励或惩罚方案，使代理人的行为至少部分按照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方向进行调整。与TCE强调通过事后治理和部分事前机制设计来解决机会主义不同，TCP强调承诺和约束来解决。因为政治市场中政治代理关系过于复杂，很难进行机制设计和事后治理。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处理不同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政治治理结构在政治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关注治理结构为处理交易成本所进行的演变。”
6.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如前所述，TCP分析的核心目标是节约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迪克西特在论述了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之后，提出了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
(1)承诺。既然机会主义是从事后的行为自由产生的，那么显而易见，控制机会主义的办法就是采取限制事后行为自由的事前承诺。作者指出，可信的承诺机制要在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观测，而且事后不可逆转。可信性具有不同的度，承诺机制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它所达到的可信度。当然承诺具有一定刚性，这带来了牺牲灵活性的成本。因此，良好的承诺机制还要处理好与灵活性的关系。增强政策可信性的手段主要有锁定行动、授权和重复博弈及信誉。锁定行动是指，通过事先公开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偏好，或者限制自己未来的行动自由，从而获得政策的可信性。将采取行动的权力给予其他不会受机会主义诱惑的人也能增强政策的可信性。通过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间的重复多次博弈将会带来合作均衡。而背离者将会承担高成本。另外，信誉使得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能够抵制短期收益的诱惑。
(2)代理和激励。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竞争性和透明度的缺乏等原因。政策过程中会出现代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因此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就逆向选择而言。要使代理人能够真实地公开其掌握的信息，就必须向代理人提供足够份额的经济剩余或租金。就道德风险而言，问题是需要平衡风险与激励。迪克西特认为，政府激励通常是低效的并受到其自身的限制，这样，代理人常常不得不拒绝代理。然而，他分析到，在威尔逊的模型中。弱激励和禁止或限制条件成为纳什均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系统解决交易成本问题的合理方式。
三、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的理论创新及不足
迪克西特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运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提出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思想，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之处。
一是理论的新发展。“政治交易成本”概念首先由诺思提出的，他主要关注交易成本的一个特殊方面，也就是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32具理性”失灵，但他并没有对产生这些成本的核心因素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如何应付这些成本的机制做出深入研究。而迪克西特在诺斯的政治交易成本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将委托代理、承诺、时间一致性、宪政经济学、机会主义、激励、信誉等范畴纳入到统一的理论分析中，把经济政策和制度形成的过程视为各种交易成本以及各种参与者应付这些成本、获取利益的策略行动的产物，从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为其他新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基础。
二是政策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前沿领域的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产生对政策科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单纯的政治学分析或经济学分析都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政策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迪克西特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较好地解释了现实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政策制定的有用性概念框架。在加强政策科学中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创新了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在政策过程的制定环节存在着交易成本，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变迁、政策终结等环节都可以纳入政治交易成本分析视角。通过分析政策过程各环节的交易成本的类型、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提供降低政策过程的交易费用的治理机制，将为政策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三是交易成本政治学弥补了理性选择交易政治学的缺点和不足。自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来，众多学者对政治交易和政治市场的概念已经普遍接受，但很少有人注意交易成本对政治制度和行为的影响。理性选择交易政治学忽略了政治制度的作用，将政治制度当作外生变量，分析在既定的政治制度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主体如何决策。不仅如此，公共选择理论学家过于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精致与严谨，但却牺牲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而交易成本政治学将制度分析纳入其中，许多在理性选择模型那得不到解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解释，并且解释 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稳定存在的原因。
尽管交易成本政治学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动态演进过程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还是受到一些批评。
1.政治交易成本概念的模糊性。政治交易成本界定不甚清楚，没有一个合理的分类。不能真正区别于经济关系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至于无法将其纳人到一个相对统一且完美的简单模型中。相反，“不得不构建许多分散的小模型来处理政治过程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迪克西特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只给出了一个能够组建出不同分析模型的松散的概念性框架。
2.TCP缺乏经验实证研究。对于TCE来说，尽管威廉姆森致力于使交易成本理论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功，但交易成本的数据来源和度量方法问题仍然是交易成本假设检验面临的最大挑战_5_68。与TCE在经验实证研究取得较大成功不同，TCP缺乏足够的经验实证研究的支持。尽管迪克西特在书中给出了关于GATF和税收的两个具体案例分析，但在案例中，并没有给出交易成本的具体测度和政策制定过程的TCP机制的特定讨论。由于政治代理关系的复杂性、政治隐性合同的特性和政治交易成本数据的难获得性使得政治交易成本的测度比TCE更加困难。
3.交易成本政治分析的价值标准的单一化。交易成本政治分析是以效率为价值标准的，其核心目标是分析制度安排如何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与经济领域将效率作为唯一价值标准不同，政治分析如果完全依据效率标准讨论制度安排的成败会存在一些问题。在政治领域中，许多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并非仅仅从效率这一价值标准出发，而更多地关注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等价值。不仅如此，政治的效率“取决于与各种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阶级集团利益关系的性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价值分配的过程。政策制定者可能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尽管这样的政策是非效率的。这就不难理解政府对夕阳产业、弱势产业的保护了。
4.认知假设不一致。对于TCP而言。政治交易合同是其基本分析单位，合同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他认为，政治过程和制度之所以对代理人问题处理不好，其原因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不足。然而，在设计合同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以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他对委托人作了超理性的假定，即委托人不会面临理性的约束，能了解代理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数，能设计出最优合同，这与他的TCP分析框架中的有限理性假设存在冲突。迪克西特过于强调完备合同的事前设计问题，却忽视了事后不完全合同的治理机制的选择问题。
5.迪克西特的TCP分析框架轻视了作为代理人的政策直接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在迪克西特看来，政策制定过程是“许多企图影响政策直接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按这样一种界定，政策制定过程是委托人之间的博弈过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直接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忽视，成为委托人之间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和“记录者”，这显然与实际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不相符合。比如，就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言，基层一线公务员，即“街头官僚”是代理人，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公民是委托人，然而。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理论充分说明了代理人并不一定是委托人之间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
四、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
迪克西特的交易成本政治学思想对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于政治交易的理解。毋庸置疑，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政治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运用以及更好地运用。针对交易成本政治学发展的一些困惑和不足，交易成本政治学的未来研究必须关注以下几个议题。
1.发展政治交易成本的测度手段与方法
要想使得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更具有解释力，必须使交易成本成为可操作性的概念范畴。并能得到实证检验。一方面，对政治交易成本进行大致的归类，获取检验所需要的数据：另一方面寻找和设计出符合特定类型政治交易成本的可行方法。这方面，经济交易成本的测度方法可以为政治交易成本提供借鉴。
2.注重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
影响各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因素是不同的。各种交易成本的形式也会不一样。而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性都会影响处理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的建立。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宗教、人口、语言等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会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对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选择产生影响。“特定的治理结构可能适合特定的制度环境，迪克西特注意到了制度环境因素对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要想使交易成本政治学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解释力，必须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特点，建构符合特定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
3.将信任纳入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
政治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人性认知假设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从因果解释和逻辑关系的一致性出发坚持这一假设本无可厚非。但是要想更好地理解个人行为，必须超越这一人性假设，“进而考虑信任的问题”。人性假设不能绝对化，按照人性的“内核分裂模型,，人的本性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关键问题在于，要找出机会主义行为和信任行为发生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学习和合作能力的认知假设对理解政治交易成本也很有必要。人的学习和合作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习得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因素相似，会促成“共享的心智模型”，而“异质的心智模型”经过沟通、交流和学习，也有可能形成合作能力，这对降低政治交易成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对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的关键概念形成共识
学者从多个角度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有的以交易成本为关键概念的分析，有的以激励为核心的分析，有的以合同为核心的分析。迪克西特以交易成本为重要主题，将政治交易合同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说明合同关系，其中特别强调激励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作用。对交易成本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来说。必须在政治交易、政治合同、交易成本共同作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关键分析概念上达成某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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