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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粤赣边境中央苏区的大埔山区，流传着一位神奇地下女交通员与敌周旋、几次脱险，出色完成党交给的秘密任务的感人故事。
这位地下女交通员就是戴丽华。她离休后居住在汕头，生前曾向我们讲述了做地下交通员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化装挑盐 运送电台
1941年初春，我从大埔西河调到福建省平和县长乐游击区寨子村做地下秘密交通员工作。记得那时正是严冬，天气寒冷，夜间降霜下雪，深山结冰，树枝上挂着珍珠帘带，寒气逼人。
我到长乐不久，南委领导李碧山决定，在长乐下村乌旗山建起秘密电台之后，还要迅速在大埔百侯“见南轩”设立一个备用电台，以应紧急需要，平时又可抄收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播发内部资料。运送电台这个光荣而又艰险的任务就落实在我身上。
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领导同志与我共同分析了这条运送路线，路途较远，沿途敌检查站多，要把这个秘密“武器”送到目的地百侯，的确是一个难题。在领导的指导下，经过周密反复考虑后，我决定化装成挑盐工，把电台护送出去。一天，天还未亮，我就把电台包装好，塞进盐担里掩盖好，跟在一支10多人挑盐工队伍中。我在队伍中间，从长乐出发，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冒着严寒，脚踏冰霜，走山路，经大东，上高岗、穿密林，绕过清水宫，走完“猪嬷额岗”（今有人称为大埔二郎山）。休息片刻后，又下山坡，才到南山，再走十多里才能到达大埔百侯见南轩。通过每一个敌检查站都要歇下来，接受敌人检查和询问。此时，我心里紧张，但表面镇静，敌人所有提问，我都能对答如流，就这样避过怀疑，冲过了敌人一个又一个检查站，顺利到达目的地。此后，电台发挥了重大作用。
假扮夫妻 虎口脱险
我与王长胜同志是同一个时期从不同的地方调入福建长乐根据地工作的。据知，王长胜（原名王华生）于1910年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村，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十二军副营长。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进行游击战争。1941年调入长乐根据地，负责区委军事工作和保卫南委电台。韩纵成立后，他先后任留守支队长、第九支队长。我们在一起战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情。1945年初春，我与王长胜在长乐寨子村结婚。婚后不久，长乐寨子村遭敌突袭，发生了一场恶战。
1945年8月8日，福建省保二总队一部与平和县自卫队共500余人，由被抓去的“白皮红心”的保长带路，从寨子村西北的孙公坪跑步而来。敌人进村后，我方才发现。紧急关头，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身患脚病的王长胜队长，不顾自己的安危，指挥九支队全体官兵，边抵抗边撤退。他命令副队长蓝汉华带一批人向山顶坪、秀寨撤退，到岗顶时又遭遇敌人截击，遂退回大埔境内的大东山区；命令政委张全福带一批人沿山路向上西坑撤退。最后这两支撤出的部队都保留下来了。
九支队在寨子遭敌袭击时，政治部主任杜蓝川在战斗中牺牲，支队长王长胜为掩护部队撤退，与敌战斗到最后，因身患脚疾，无法突围出去，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蔡仕仁夫妇等五位同志。他们被敌押回县城后，8月13日，在平和县城英勇就义。寨子村这场遭敌袭击的战斗失利，近20户群众房屋大部分被敌放火烧毁，使九支队和群众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
在寨子村这场战斗中，我没有突围出去，跑回寨子村混在群众中。敌人为了消灭革命的种子，又耍出新阴谋，把这个村的成年人以男女分开排成两行认亲人。在这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我机智地抱住本村青年木成为夫，这位青年点头承认我是他的妻子，其母也指认我是他的媳妇。这一表演，迷惑了敌人，他们信以为真，押着被捕的同志离村回平和县去了。我骗过敌人，虎口脱险。当时我已怀孕数月，一身两命，好危险呀！
王长胜队长牺牲后，张全福代表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在长乐岗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纪念支队长王长胜同志，宣布将韩纵九支队改名为长胜支队，任命徐达为支队长、刘铁珊为副支队长、张全福为政委、罗才为副政委。从此，长胜支队活跃在闽粤赣边境上，为边区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乐寨里这场恶战之后，我跟着部队转移到（大）埔丰（顺）边境山区打游击，次年4月间在游击山区里生下支队长王长胜的遗腹女，取名为王秀芳。为了踏着王长胜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我听从组织安排，忍痛将不满十个月的女儿托付大埔洲瑞赤水村的革命接头户郑訚英抚养。我借这个公开身份的“亲戚”，经常前去探望女儿，暗中与郑訚英传递敌我情报，使得地下党的负责人陈明、何勇为、刘健、张铁城、余坚、黄桐等安全到赤水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60年我才将王秀芳接回汕头家中。
送印遇敌 巧骗团丁
1946年6月的一天，正是炎热的酷暑，我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一项特殊的任务，要迅速地将中共闽粤赣边区的一枚大印，从丰顺送到福建省永定县山村地下交通站。
以什么办法来运送？我想了一下，计上心来，打扮成回娘家的农家媳妇，头戴竹笠，身穿新衣、新鞋，手挽盒篮，内装鸡腿、发粄和替换衣服，把大印包好放在盒篮底下。我由广东丰顺小胜出发，走了一段小路后，就到了潭江渡口。我混在群众中上了渡船，接着坐渡船横过韩江，后来又有十多位国民党的团丁上了船。看到这么多敌人，我不由得警惕了起来。
那天，气候突变，天空乌云密布。船划至河中，突然刮起大风，下起瓢泼大雨，渡船飘摇不定，颠簸得厉害，我手中挽着的盒篮不慎被抛入水中。当那个木制的大印浮出水面，有位团丁就顺手从水中拾起来，左看右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个团丁不识字，看不出是中共大印。在这万分危急关头，我闪电般地伸出手从团丁手中夺回大印，骗他说这是买给儿子玩的木制玩具，团丁听后信以为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虚惊了好一阵子。
船很快到了岸，我立即快步出船步入山村，翻山越岭，过了一山又一山，经过大埔的三洲、银江河口，绕道大麻转入三河、茶阳，再往青溪，靠一双铁脚板一天步行60多公里，冲过敌人多处关卡。最后进入了福建永定境内，按组织指定“交货”地点以暗号与地下交通员接头后，才把这个大印交给他。这次送大印遇敌，我以小孩玩具之物骗过团丁闯过险关，胜利完成了任务。
藏身草丛 母子脱险
我在长乐工作时认识了在长胜支队（原韩纵九支队）任职的陈德念（陈光）同志，获悉他于1916年出生在大埔县枫朗镇大埔角村，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战员。我前夫王长胜牺牲后，我和他来往密切。1948年他任梅、兴、丰、华边县独三大队长时，在李碧山、刘永生等领导同志关怀下，我与他结成夫妻。婚后三天我们各奔战场，我在支队后勤卫生部工作，后调任丰顺马图区任区委组织委员。
这一年，陈光带领的独立三大队连续在猴子岽、山坑子打了三大胜仗，国民党所谓正规独立突击连被打得落花流水。同年11月15日，我在梅县西阳雁荡山坑子口小山村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陈英山。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情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在当时《梅县日报》上刊登巨赏，要缉拿陈光与“匪婆”华姐的人头，擒获者，赏光洋两万。
一天，国民党出动一个加强连拥有20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梅县西阳雁荡山坑子口搜捕陈光和我。敌人进村时，大队长陈光早已率部离开此地，脱了险。我把刚生下才两天的婴儿抱在怀里，用衣服裹着，手握一枝短枪和一只手榴弹，快步往深山里跑。我产后身体虚弱走不动了，便当机立断，快速藏在半山腰水田坎背的草丛中。为了使儿子不哭出声，把儿子的嘴按到我的乳头上，让他吸着奶。这个办法果然很灵，儿子一声未哭。当搜捕之敌距我不到数米远时，我反而镇静了下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我不怕牺牲，也不怕砍头。我横下一条心，准备着，如被敌人搜到了，就先甩出一枚手榴弹，炸死前来之敌，然后再用手枪杀死顽敌，来一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敌人大批人马进村搜查，从中午搜到傍晚。敌人已精疲力竭，还没有搜到半根稻草，恼羞成怒，便放火烧山，接着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了西阳雁荡山村。
这场搜捕与反搜捕的战斗，我们胜利了。我们藏在草堆里几个小时，儿子一声未哭。事后，为了革命事业，我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把第二个儿子陈英山送给梅县长沙竹头围下罗依田阿带夫妇抚养。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部队派连长叶秀开车去长沙深入群众寻找到陈英山，给了抚养户一些物资和现金，将我儿子接回我家抚养，母子团聚。
这位地下女交通员就是戴丽华。她离休后居住在汕头，生前曾向我们讲述了做地下交通员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化装挑盐 运送电台
1941年初春，我从大埔西河调到福建省平和县长乐游击区寨子村做地下秘密交通员工作。记得那时正是严冬，天气寒冷，夜间降霜下雪，深山结冰，树枝上挂着珍珠帘带，寒气逼人。
我到长乐不久，南委领导李碧山决定，在长乐下村乌旗山建起秘密电台之后，还要迅速在大埔百侯“见南轩”设立一个备用电台，以应紧急需要，平时又可抄收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播发内部资料。运送电台这个光荣而又艰险的任务就落实在我身上。
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领导同志与我共同分析了这条运送路线，路途较远，沿途敌检查站多，要把这个秘密“武器”送到目的地百侯，的确是一个难题。在领导的指导下，经过周密反复考虑后，我决定化装成挑盐工，把电台护送出去。一天，天还未亮，我就把电台包装好，塞进盐担里掩盖好，跟在一支10多人挑盐工队伍中。我在队伍中间，从长乐出发，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冒着严寒，脚踏冰霜，走山路，经大东，上高岗、穿密林，绕过清水宫，走完“猪嬷额岗”（今有人称为大埔二郎山）。休息片刻后，又下山坡，才到南山，再走十多里才能到达大埔百侯见南轩。通过每一个敌检查站都要歇下来，接受敌人检查和询问。此时，我心里紧张，但表面镇静，敌人所有提问，我都能对答如流，就这样避过怀疑，冲过了敌人一个又一个检查站，顺利到达目的地。此后，电台发挥了重大作用。
假扮夫妻 虎口脱险
我与王长胜同志是同一个时期从不同的地方调入福建长乐根据地工作的。据知，王长胜（原名王华生）于1910年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村，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红十二军副营长。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进行游击战争。1941年调入长乐根据地，负责区委军事工作和保卫南委电台。韩纵成立后，他先后任留守支队长、第九支队长。我们在一起战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情。1945年初春，我与王长胜在长乐寨子村结婚。婚后不久，长乐寨子村遭敌突袭，发生了一场恶战。
1945年8月8日，福建省保二总队一部与平和县自卫队共500余人，由被抓去的“白皮红心”的保长带路，从寨子村西北的孙公坪跑步而来。敌人进村后，我方才发现。紧急关头，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身患脚病的王长胜队长，不顾自己的安危，指挥九支队全体官兵，边抵抗边撤退。他命令副队长蓝汉华带一批人向山顶坪、秀寨撤退，到岗顶时又遭遇敌人截击，遂退回大埔境内的大东山区；命令政委张全福带一批人沿山路向上西坑撤退。最后这两支撤出的部队都保留下来了。
九支队在寨子遭敌袭击时，政治部主任杜蓝川在战斗中牺牲，支队长王长胜为掩护部队撤退，与敌战斗到最后，因身患脚疾，无法突围出去，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蔡仕仁夫妇等五位同志。他们被敌押回县城后，8月13日，在平和县城英勇就义。寨子村这场遭敌袭击的战斗失利，近20户群众房屋大部分被敌放火烧毁，使九支队和群众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
在寨子村这场战斗中，我没有突围出去，跑回寨子村混在群众中。敌人为了消灭革命的种子，又耍出新阴谋，把这个村的成年人以男女分开排成两行认亲人。在这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我机智地抱住本村青年木成为夫，这位青年点头承认我是他的妻子，其母也指认我是他的媳妇。这一表演，迷惑了敌人，他们信以为真，押着被捕的同志离村回平和县去了。我骗过敌人，虎口脱险。当时我已怀孕数月，一身两命，好危险呀！
王长胜队长牺牲后，张全福代表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在长乐岗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为纪念支队长王长胜同志，宣布将韩纵九支队改名为长胜支队，任命徐达为支队长、刘铁珊为副支队长、张全福为政委、罗才为副政委。从此，长胜支队活跃在闽粤赣边境上，为边区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乐寨里这场恶战之后，我跟着部队转移到（大）埔丰（顺）边境山区打游击，次年4月间在游击山区里生下支队长王长胜的遗腹女，取名为王秀芳。为了踏着王长胜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我听从组织安排，忍痛将不满十个月的女儿托付大埔洲瑞赤水村的革命接头户郑訚英抚养。我借这个公开身份的“亲戚”，经常前去探望女儿，暗中与郑訚英传递敌我情报，使得地下党的负责人陈明、何勇为、刘健、张铁城、余坚、黄桐等安全到赤水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60年我才将王秀芳接回汕头家中。
送印遇敌 巧骗团丁
1946年6月的一天，正是炎热的酷暑，我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一项特殊的任务，要迅速地将中共闽粤赣边区的一枚大印，从丰顺送到福建省永定县山村地下交通站。
以什么办法来运送？我想了一下，计上心来，打扮成回娘家的农家媳妇，头戴竹笠，身穿新衣、新鞋，手挽盒篮，内装鸡腿、发粄和替换衣服，把大印包好放在盒篮底下。我由广东丰顺小胜出发，走了一段小路后，就到了潭江渡口。我混在群众中上了渡船，接着坐渡船横过韩江，后来又有十多位国民党的团丁上了船。看到这么多敌人，我不由得警惕了起来。
那天，气候突变，天空乌云密布。船划至河中，突然刮起大风，下起瓢泼大雨，渡船飘摇不定，颠簸得厉害，我手中挽着的盒篮不慎被抛入水中。当那个木制的大印浮出水面，有位团丁就顺手从水中拾起来，左看右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个团丁不识字，看不出是中共大印。在这万分危急关头，我闪电般地伸出手从团丁手中夺回大印，骗他说这是买给儿子玩的木制玩具，团丁听后信以为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虚惊了好一阵子。
船很快到了岸，我立即快步出船步入山村，翻山越岭，过了一山又一山，经过大埔的三洲、银江河口，绕道大麻转入三河、茶阳，再往青溪，靠一双铁脚板一天步行60多公里，冲过敌人多处关卡。最后进入了福建永定境内，按组织指定“交货”地点以暗号与地下交通员接头后，才把这个大印交给他。这次送大印遇敌，我以小孩玩具之物骗过团丁闯过险关，胜利完成了任务。
藏身草丛 母子脱险
我在长乐工作时认识了在长胜支队（原韩纵九支队）任职的陈德念（陈光）同志，获悉他于1916年出生在大埔县枫朗镇大埔角村，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战员。我前夫王长胜牺牲后，我和他来往密切。1948年他任梅、兴、丰、华边县独三大队长时，在李碧山、刘永生等领导同志关怀下，我与他结成夫妻。婚后三天我们各奔战场，我在支队后勤卫生部工作，后调任丰顺马图区任区委组织委员。
这一年，陈光带领的独立三大队连续在猴子岽、山坑子打了三大胜仗，国民党所谓正规独立突击连被打得落花流水。同年11月15日，我在梅县西阳雁荡山坑子口小山村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陈英山。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情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在当时《梅县日报》上刊登巨赏，要缉拿陈光与“匪婆”华姐的人头，擒获者，赏光洋两万。
一天，国民党出动一个加强连拥有20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梅县西阳雁荡山坑子口搜捕陈光和我。敌人进村时，大队长陈光早已率部离开此地，脱了险。我把刚生下才两天的婴儿抱在怀里，用衣服裹着，手握一枝短枪和一只手榴弹，快步往深山里跑。我产后身体虚弱走不动了，便当机立断，快速藏在半山腰水田坎背的草丛中。为了使儿子不哭出声，把儿子的嘴按到我的乳头上，让他吸着奶。这个办法果然很灵，儿子一声未哭。当搜捕之敌距我不到数米远时，我反而镇静了下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我不怕牺牲，也不怕砍头。我横下一条心，准备着，如被敌人搜到了，就先甩出一枚手榴弹，炸死前来之敌，然后再用手枪杀死顽敌，来一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敌人大批人马进村搜查，从中午搜到傍晚。敌人已精疲力竭，还没有搜到半根稻草，恼羞成怒，便放火烧山，接着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了西阳雁荡山村。
这场搜捕与反搜捕的战斗，我们胜利了。我们藏在草堆里几个小时，儿子一声未哭。事后，为了革命事业，我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把第二个儿子陈英山送给梅县长沙竹头围下罗依田阿带夫妇抚养。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部队派连长叶秀开车去长沙深入群众寻找到陈英山，给了抚养户一些物资和现金，将我儿子接回我家抚养，母子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