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和萧红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其小说的背景地点也往往选在自己的故乡，而小说主题又往往在诗意的叙述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荒凉与悲伤。同时他们又是迥异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们的语言风格以及小说的内在气质上。
关键词：沈从文；萧红；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引言：
在现代文学众多的女性作家中，笔者一向是对萧红最具好感的，自然，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必要将她们进行平行的比较，分出高下之处，但我认为萧红能着眼于广阔的乡土，以及祖国大地上苦难的人民，其魄力与眼界是难能可贵的。近日阅读了《萧红选集》，虽然歆慕于《呼兰河传》纯熟的艺术手法，但《山下》这一不起眼的短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背着筐子的林姑娘也总是跑进我的脑海中，让我想起那个同样爱在水边玩耍的，沈从文笔下的三三。我欣赏着美丽，又那样急切地想要参透那美丽背后的哀愁，故作此手记，略述己见。
一、纯善的少女形象与故园情结
无论是三三还是林姑娘，都被作者赋予了纯善的性格特征，她们心灵澄澈，充满柔情，同时，面对命运，她们又有着同样的无力与悲苦。她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对故园的回忆中美好而柔软的那一面。
三三生活在杨家碾坊，自五岁失去父亲，与母亲依偎度日，山明水秀的湘西给予了她姣好的容貌和灵动俏皮的性格。一开篇她出于对溪水中鱼儿的占有欲，对钓鱼人毫不掩饰的不满态度，就表现出了她的真实。自白脸的城里人来到三三的家乡，与她相遇相识，并多次夸赞她的聪明美丽，天真的三三便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作者对少女微妙的心理描写是出神入化的，虽然从未点破，但通过三三总有意无意提到城里，羡慕与嫉妒白脸少爷身边的周小姐等情节，都可以看出她对白脸人日益加深的喜爱与牵念。然而这一切对于她都是一场虚幻的想象，尽管她芳心暗许，尽管母亲多多少少看出她的心思，与她一起怀着美好的希望，但白脸人的忽然死亡，终止了她对爱情与城市的所有期盼。
林姑娘同样与母亲相依为命，她纯洁开朗，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对山上冒缨的包谷，林中新鲜的竹笋，都怀有甜甜的喜爱之情，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小朋友。她勤劳乖巧，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为残疾的母亲分忧，她为下江人辛勤地劳动奔走，为母亲带来了骄傲与物质上的满足。母女俩纯洁朴实，不曾独占新奇的饭菜，无私地分给邻里，过着简单和睦的日子。但因为母亲受人挑唆执意要求加薪，林姑娘为下江人工作挣钱的机会还是被夺去了，从此，失去了工作与精神依托的他变得缄默孤僻。
沈从文笔下有许多湘西的女子，如三三、翠翠、萧萧，在对她们美好人性的塑造中，寄寓着作者对家乡凤凰的无限怀念，每个景致的描写，少女们的一颦一笑，都是作者对家乡的精神遥望。创作《三三》时沈从文身居青岛，也正处于对张兆和的追求阶段，一种漂泊无根的心灵状态总是使他一提笔就想到湘西，并把家乡塑造为梦幻的乌托邦。沈从文说，他永远是个乡下人。他不断漂泊，而文字永远扎根故土，表现出深沉的故园情结；“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1]《山下》的故事虽然不是发生在东北乡村的，但但凡阅读此文者，都会在林姑娘的与大自然山水草木亲近的接触中看到萧红幼时在后花园的快乐时光。同时，她对乡土的叙述不仅局限于自己的东北乡，她心系呼兰河，更关注中国社会所有下层人民的生存处境。而此篇小说作于香港，对陪都重庆的描写，也是她思恋故园的心灵写照。
不同的是，沈从文对家乡的描写，充满着回归的期盼与家乡永远纯净，从而启迪人心的希冀，而萧红虽然在细腻的描绘中也表现出无限的眷恋，用回忆家乡排遣漂泊的孤独，但在一些作品中，她也无意掩饰家乡风俗中落后的一面，希望通过批判与揭示，达到某种更高层次的启蒙作用。
二、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与悲剧的原因
两位少女悲剧命运的原因，以及悲剧背后掩藏的深刻寓意，首先是城市文化的融入对理想的牧歌式故园的震动；其次，人物自身性格的封闭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三三》中，白脸少爷对三三的赞美也许并不存在着什么深意，或许只是处于礼貌与新鲜感，而不谙世事的三三已经抱定了他要娶她的想法。在城里人的眼中，乡村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游览山水，参观碾坊，在溪边钓鱼，而这种喜爱也许并没有那么牢靠，从他打算过些日子换个地方疗养，就可见，作者塑造的城里人，把乡村当成了一种低于自己经济文化处境的消遣空间。在集市中，周小姐故作亲切的寒暄与赞美，也和天真坦率的三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三希望随小河流到城里去，再也不回来了，是出于对爱情与城市美好的向往，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母亲思考的也许就更多了，她对女儿美好未来的希冀也是带有幻想色彩的，守着碾坊的她迟迟未嫁出三三，更是希望对方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配得上这丈夫留下的家业。她们对城市的认识也是很浅显的：每一家都有许多穿了花绸衣服的女人，装扮的同新娘子一样，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必作。每一个人家，屋子里一定还有许多跟班同丫头，跟班的坐在大门，前接客人的名片，丫头便为老爷拨莲心去燕窝毛……纵观全文，三三和母亲诚然质朴热情，在周小姐来访时表现得竟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不该留下吃饭，抓了两只活鸡让她们带走，但同时也是被动的，被压抑的，三三的心事不曾对妈妈讲，妈妈的心思也不曾向三三吐露，就让它们默默在心底生根，最后又默默枯萎。
林姑娘服务的下江人虽然是宽厚慷慨的，但有着更加明显的心理优越性，在林妈妈走近他们的房屋时，他呵斥林妈妈要她出去。但本文中的林妈妈就看似没有那么无辜了，正是她轻易受了人们的挑唆，加之长期物质资源匮乏造成的些许贪婪，使下江人最终丧失了耐心。而且，林妈妈在习惯了食用下江人送的饭菜后，便不再自己做饭，一开始，还大有一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感受，还要烧些柴，产生一点没有依靠的感觉，而后来在习惯了被给予之后，林姑娘突然的被解雇，家里竟然找不到麦耙和干柴，这种独立性的丧失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城里的人未必坏，乡下的人也未必全都纯净如水，只是在这两种文化相遇发生碰撞之时，彼此的隔阂与差异必定导致某些悲剧的发生。《三三》中的白脸少爷没有故意对三三许下任何不能实现的承诺，团总的奉承却显出油滑；《山下》中的下江人从未故意加害，轻慢待林姑娘，而王丫头妒忌林姑娘，甚至拒绝帮病重的她打一桶水，在她失去工作后还要加以嘲讽。城乡的二元对立不是城市单方向的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戕害与毁灭，相比之下，二者碰撞时差异如何弥合，问题如何解决，人性如何在金钱等刺激下发生微妙的改变，也许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三、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迥异的内在气质
在语言风格与作者的内在气质方面，沈从文和萧红是各有千秋的，作为一个怀着引人向善愿望的男性作家，沈从文的湘西幻境充满了诗意与温柔，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萧红，却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出东北乡土某种意义上的原始与蛮荒，充满了刚性与粗犷，既对家乡苦难的人民怀着深深的同情，也希望借批判引起人们的觉醒与进步。而风格气质的评定不能只通过某一篇小说得出，纵向比对，在他们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得到更完整的认识。
沈从文一直怀着一种“救赎人心，重造人性”的文学理想[2]，在沈从文看来，陈腐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导致的人性异化都是摧残正常人性的缘由。于是，他用诗意的语言打造了湘西梦境般的纯美境界，以及众多纯美的少女形象，她们眸子清明，灵动如水，拥有着自然美景氤氲出的纯净气质。沈从文正是以这种悠扬的牧歌节奏谱写着人性救赎的良方，这也是他创作的起点与基石。李健吾曾这样评论《边城》：“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3]，其实也是沈从文整体创作风格的贴切写照。
萧红的语言同样是优美的，在描绘童年记忆的后花园时，描写祖父对她的疼爱时，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浓浓的感情。她的内心兼有着女性的柔美以及隐忍的刚毅，想必看过《生死场》的读者都会对她笔下各个坚强而苦难的农村女性过目不忘：逆来顺受的麻面婆、渴望爱情的金枝、起死回生，比男人更勇敢的王婆，被虐待而死的月英……也对《呼兰河传》中大方开朗的小团圆媳妇、王寡妇的悲惨遭遇感到痛心。在她的笔下，常有一丝荒凉寂寞的痛楚，而又并未长久沉溺于这种境界，她对故乡人民麻木不仁，无关紧要的人生态度又怀着深深的隐忧。
结束语：
沈从文与萧红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在现实欲挫之时，他们都想到了在文学上返回家乡，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甚至全人类人生的答案，即便《三三》与《上下》都不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但通过对比分析，从中亦能窥见两位作家的风华。
参考文献：
[1]邵华强，凌宇编，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广州、香港，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1984，70.
[2]杨兹举·《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34.
[3]李健吾·边城[M].咀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2.
关键词：沈从文；萧红；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引言：
在现代文学众多的女性作家中，笔者一向是对萧红最具好感的，自然，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必要将她们进行平行的比较，分出高下之处，但我认为萧红能着眼于广阔的乡土，以及祖国大地上苦难的人民，其魄力与眼界是难能可贵的。近日阅读了《萧红选集》，虽然歆慕于《呼兰河传》纯熟的艺术手法，但《山下》这一不起眼的短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背着筐子的林姑娘也总是跑进我的脑海中，让我想起那个同样爱在水边玩耍的，沈从文笔下的三三。我欣赏着美丽，又那样急切地想要参透那美丽背后的哀愁，故作此手记，略述己见。
一、纯善的少女形象与故园情结
无论是三三还是林姑娘，都被作者赋予了纯善的性格特征，她们心灵澄澈，充满柔情，同时，面对命运，她们又有着同样的无力与悲苦。她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对故园的回忆中美好而柔软的那一面。
三三生活在杨家碾坊，自五岁失去父亲，与母亲依偎度日，山明水秀的湘西给予了她姣好的容貌和灵动俏皮的性格。一开篇她出于对溪水中鱼儿的占有欲，对钓鱼人毫不掩饰的不满态度，就表现出了她的真实。自白脸的城里人来到三三的家乡，与她相遇相识，并多次夸赞她的聪明美丽，天真的三三便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作者对少女微妙的心理描写是出神入化的，虽然从未点破，但通过三三总有意无意提到城里，羡慕与嫉妒白脸少爷身边的周小姐等情节，都可以看出她对白脸人日益加深的喜爱与牵念。然而这一切对于她都是一场虚幻的想象，尽管她芳心暗许，尽管母亲多多少少看出她的心思，与她一起怀着美好的希望，但白脸人的忽然死亡，终止了她对爱情与城市的所有期盼。
林姑娘同样与母亲相依为命，她纯洁开朗，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对山上冒缨的包谷，林中新鲜的竹笋，都怀有甜甜的喜爱之情，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小朋友。她勤劳乖巧，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为残疾的母亲分忧，她为下江人辛勤地劳动奔走，为母亲带来了骄傲与物质上的满足。母女俩纯洁朴实，不曾独占新奇的饭菜，无私地分给邻里，过着简单和睦的日子。但因为母亲受人挑唆执意要求加薪，林姑娘为下江人工作挣钱的机会还是被夺去了，从此，失去了工作与精神依托的他变得缄默孤僻。
沈从文笔下有许多湘西的女子，如三三、翠翠、萧萧，在对她们美好人性的塑造中，寄寓着作者对家乡凤凰的无限怀念，每个景致的描写，少女们的一颦一笑，都是作者对家乡的精神遥望。创作《三三》时沈从文身居青岛，也正处于对张兆和的追求阶段，一种漂泊无根的心灵状态总是使他一提笔就想到湘西，并把家乡塑造为梦幻的乌托邦。沈从文说，他永远是个乡下人。他不断漂泊，而文字永远扎根故土，表现出深沉的故园情结；“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1]《山下》的故事虽然不是发生在东北乡村的，但但凡阅读此文者，都会在林姑娘的与大自然山水草木亲近的接触中看到萧红幼时在后花园的快乐时光。同时，她对乡土的叙述不仅局限于自己的东北乡，她心系呼兰河，更关注中国社会所有下层人民的生存处境。而此篇小说作于香港，对陪都重庆的描写，也是她思恋故园的心灵写照。
不同的是，沈从文对家乡的描写，充满着回归的期盼与家乡永远纯净，从而启迪人心的希冀，而萧红虽然在细腻的描绘中也表现出无限的眷恋，用回忆家乡排遣漂泊的孤独，但在一些作品中，她也无意掩饰家乡风俗中落后的一面，希望通过批判与揭示，达到某种更高层次的启蒙作用。
二、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与悲剧的原因
两位少女悲剧命运的原因，以及悲剧背后掩藏的深刻寓意，首先是城市文化的融入对理想的牧歌式故园的震动；其次，人物自身性格的封闭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三三》中，白脸少爷对三三的赞美也许并不存在着什么深意，或许只是处于礼貌与新鲜感，而不谙世事的三三已经抱定了他要娶她的想法。在城里人的眼中，乡村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游览山水，参观碾坊，在溪边钓鱼，而这种喜爱也许并没有那么牢靠，从他打算过些日子换个地方疗养，就可见，作者塑造的城里人，把乡村当成了一种低于自己经济文化处境的消遣空间。在集市中，周小姐故作亲切的寒暄与赞美，也和天真坦率的三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三希望随小河流到城里去，再也不回来了，是出于对爱情与城市美好的向往，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母亲思考的也许就更多了，她对女儿美好未来的希冀也是带有幻想色彩的，守着碾坊的她迟迟未嫁出三三，更是希望对方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配得上这丈夫留下的家业。她们对城市的认识也是很浅显的：每一家都有许多穿了花绸衣服的女人，装扮的同新娘子一样，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必作。每一个人家，屋子里一定还有许多跟班同丫头，跟班的坐在大门，前接客人的名片，丫头便为老爷拨莲心去燕窝毛……纵观全文，三三和母亲诚然质朴热情，在周小姐来访时表现得竟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不该留下吃饭，抓了两只活鸡让她们带走，但同时也是被动的，被压抑的，三三的心事不曾对妈妈讲，妈妈的心思也不曾向三三吐露，就让它们默默在心底生根，最后又默默枯萎。
林姑娘服务的下江人虽然是宽厚慷慨的，但有着更加明显的心理优越性，在林妈妈走近他们的房屋时，他呵斥林妈妈要她出去。但本文中的林妈妈就看似没有那么无辜了，正是她轻易受了人们的挑唆，加之长期物质资源匮乏造成的些许贪婪，使下江人最终丧失了耐心。而且，林妈妈在习惯了食用下江人送的饭菜后，便不再自己做饭，一开始，还大有一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感受，还要烧些柴，产生一点没有依靠的感觉，而后来在习惯了被给予之后，林姑娘突然的被解雇，家里竟然找不到麦耙和干柴，这种独立性的丧失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城里的人未必坏，乡下的人也未必全都纯净如水，只是在这两种文化相遇发生碰撞之时，彼此的隔阂与差异必定导致某些悲剧的发生。《三三》中的白脸少爷没有故意对三三许下任何不能实现的承诺，团总的奉承却显出油滑；《山下》中的下江人从未故意加害，轻慢待林姑娘，而王丫头妒忌林姑娘，甚至拒绝帮病重的她打一桶水，在她失去工作后还要加以嘲讽。城乡的二元对立不是城市单方向的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戕害与毁灭，相比之下，二者碰撞时差异如何弥合，问题如何解决，人性如何在金钱等刺激下发生微妙的改变，也许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三、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迥异的内在气质
在语言风格与作者的内在气质方面，沈从文和萧红是各有千秋的，作为一个怀着引人向善愿望的男性作家，沈从文的湘西幻境充满了诗意与温柔，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萧红，却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出东北乡土某种意义上的原始与蛮荒，充满了刚性与粗犷，既对家乡苦难的人民怀着深深的同情，也希望借批判引起人们的觉醒与进步。而风格气质的评定不能只通过某一篇小说得出，纵向比对，在他们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得到更完整的认识。
沈从文一直怀着一种“救赎人心，重造人性”的文学理想[2]，在沈从文看来，陈腐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导致的人性异化都是摧残正常人性的缘由。于是，他用诗意的语言打造了湘西梦境般的纯美境界，以及众多纯美的少女形象，她们眸子清明，灵动如水，拥有着自然美景氤氲出的纯净气质。沈从文正是以这种悠扬的牧歌节奏谱写着人性救赎的良方，这也是他创作的起点与基石。李健吾曾这样评论《边城》：“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3]，其实也是沈从文整体创作风格的贴切写照。
萧红的语言同样是优美的，在描绘童年记忆的后花园时，描写祖父对她的疼爱时，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浓浓的感情。她的内心兼有着女性的柔美以及隐忍的刚毅，想必看过《生死场》的读者都会对她笔下各个坚强而苦难的农村女性过目不忘：逆来顺受的麻面婆、渴望爱情的金枝、起死回生，比男人更勇敢的王婆，被虐待而死的月英……也对《呼兰河传》中大方开朗的小团圆媳妇、王寡妇的悲惨遭遇感到痛心。在她的笔下，常有一丝荒凉寂寞的痛楚，而又并未长久沉溺于这种境界，她对故乡人民麻木不仁，无关紧要的人生态度又怀着深深的隐忧。
结束语：
沈从文与萧红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在现实欲挫之时，他们都想到了在文学上返回家乡，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甚至全人类人生的答案，即便《三三》与《上下》都不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但通过对比分析，从中亦能窥见两位作家的风华。
参考文献：
[1]邵华强，凌宇编，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广州、香港，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1984，70.
[2]杨兹举·《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34.
[3]李健吾·边城[M].咀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