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张烨诗中对人生的悲剧性昭示和极具颠覆、反转意义的审美旨趣，都共同体现了精神自救意义上“颠扑不破”却“针锋相对”的复杂内涵。在她的诗中，“撒旦与天使”的善恶置换颠覆了现实中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定位，显示出“二律背反”的意味，表现了丑对美、恶对善、黑暗对光明的反向拯救意识。
关键词：二律背反 诗歌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张烨大胆的破坏性语言不但发泄了女性压抑已久的欲望，也在守礼的肉体与激昂的灵魂搏斗中强化了诗歌书写的生命激情，展示出一种美恶倒置的奇异诗境。她在怪诞中将作品的“美”和“意义”转化为“丑”和“无意义”，并在对现实的大胆叛逆和无畏的揭露中将“美”的元素沦落为“恶”，从而将对“美”的有意破坏通过由“恶”为“美”的极大反差呈现为“撒旦”与“天使”的两相对立模式。撒旦与天使的意义置换除了增强诗歌的张力外，还展示了红白两色势不两立的视觉意境，以此来宣泄现实中美恶倒置、黑白颠倒的愤懑与不满。
一 美恶并举
张烨诗中的“美”，通常指向诗人对爱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如玫瑰、蝴蝶、小鸟、白雪、阳光、星星等浪漫美丽的意象蕴含着美的本质。然而，这些“美”时不时地经受来自外界的摧残。枯萎的花朵、死亡等意象所隐含的美的毁灭，与童话般纯真美丽的诗歌意象如影随形，影射出一个微小的生命存在挣扎在与之相抵制的世界中所爆发出的生命激情。这种含蓄、委婉的古典美与强烈欲望的宣泄交相辉映，折射出一切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难逃毁灭的悲剧感。如张烨的处女作《安娜·卡列尼娜》（1965）仿佛贯穿美与毁美的二律背反，暗示着命运的怪圈。安娜·卡列尼娜一切美好如花的信念、爱情、希冀、热情被碾成齑粉的可悲命运和被时代放逐，甚至于世不容的异己精神逐渐被压制。而诗人至纯至高的精神则被淹没在内心深处，如同安娜卧轨一样成为心理原型的魔圈，并由此衍生了情与欲的对立模式。在这里，欲对情的玷污正是“美”被“恶”毁坏的写照。如果说“美”是诗人洁如白雪的内心世界，那么“毁美”则是颠覆撼动梦幻世界的一股破坏性力量——姑且可称之为“恶”。
在张烨的笔下，天使与撒旦呈现出意象倒置的奇异意境。在《撒旦之歌》中，诗人对撒旦的叛逆举动所给予的一种热烈、无意识的同情，与其说是热爱自由，毋宁说是她对权威深恶痛绝的极端表现。然而，在扭曲人性的时代，“红魔”如魁梧强壮的哥利亚，对此诗人表达了势单力薄的无奈感：“……/可惜我缺乏勇气/缺乏力量/也没有扫罗王和人们的支持/否则，我会拣起沉甸甸的鹅卵石/冷静地走向前——/像大卫那样战胜歌利亚！（《血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艺术想象作为“美”的突破口，试图驱除盘踞于心的巨大阴影。但自觉缺乏勇气和力量而退缩不前的自我形象给全诗投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阴影。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美”的叙述带有隐约的复调意味。在偏于感性的抒情基调下，美恶并举或在至恶中勾勒出至善的极大落差构建了阴与阳的对立交叉、相悖相融的精神向度，而两极精神世界的重合为一，抵达了异己异质的艺术高度，展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轨迹。在这里，美恶并举的复调韵味是通过对“美”无怨无悔的向往和在“美有罪”的悖论中完成的：
是什么样的时代的手？/拨去了墙上的美？/时代的月光告诉人们／美有罪/蔷薇死去的时候/像火焰的熄灭/去年这个时候啊，/我与你——/手牵手经过蔷薇。/我们的爱就像火焰的蔷薇，/欢笑的蔷薇。/此刻，我们无声地目送花魂远去，/似幻美的消失……/五月的蔷薇——/开在睡梦之中。/像爱情燃烧在我的诗篇里。（《五月的蔷薇》，1968）
蔷薇意象作为“美”的寓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为我遮蔽风雨，驱赶黑夜……保佑我的意志……挡住世界的侵袭，维护我的尊严”（《玫瑰之歌》，1968）；人类如果没有玫瑰就等于“没有白昼”（《预感》，1969）可见，诗人将蔷薇意象升华为人类不可替换的宝贵价值和精神财富。然而它却遭受了践踏，残缺不全地散在地上，“美”被摧残的悲凉无奈心境溢于其中。诗人将心中的疑惑和忧伤淡淡一笔寄托在难以言表的睡梦之中，使这朵“拨去的美”在梦中永久绽放。换言之，诗人把即将凋谢而枯萎的“美”转移到自己的睡梦中，从此挽救了“似幻美的消失”。这一对“美”的位置置换与其视为对心灵挣扎的减轻，莫如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调，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懈追求和反抗精神。梦与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距离使她夹在美与恶的对峙之间。因此，她的诗歌更多的是默然的痛楚和一种象征性的解脱。
二 美有罪
张烨对美的追求不仅通过想象空间的转移实现，也通过反讽、戏拟的笔触表现了在“美有罪”的时代语境中寻求“美”的反抗精神。
卷起一块黑色瀑布——/谁也不知道我将秀发盘在头顶。/我多么害怕一把蛇信似的剪刀，/会突然伸出我面前——/剪掉一头光泽乌黑的长发。/66年厌恶长发——/长发是封资修腐朽的根须。/我偏偏认为长发是健康的美丽。/我突然想：要是我长着红头发——/红头发自由地行走在大街上——/像一面红旗，一团革命的火焰——/谁敢剪：一定有人会说，/“谁敢动它谁就反动。”（《66年》，1966）
在“美”被政治风云所框定和制约的现实下，诗人从青春少女喜爱长发却不被接受的生活感受出发，勾勒出1966年异常的时代风貌。诗中长发和红长发所暗示的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美”折射出“健康的美丽”和“被扭曲的美”。对美的二律背反正是在那段特殊年代所孕育的，而诗人试图颠覆二美的定位，将被“体制下的美”所禁止的“美”浮出水面的尝试形容为“夏娃去尝禁果”。这无疑是表露了冲破被时代规训的美，而寻求真美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通过月亮和星星的意象运用加以深化，有种对被禁止的价值明知故犯而不屑一顾的气势：
……眼前这个红海样/会顺从我的意愿变得和平善良吗？/它正沉醉于战争的癫狂！/它甚至不允许世界上有月亮。/月亮平静地升起，/心头却怦怦直跳，/她勇敢地向红海洋走去——/在这样残酷的年代，/在这样喧嚣的晚上……（《月亮》，1969）
诗中雪白素洁的月亮和癫狂汹涌的红海洋，这一“白”与“红”的色彩对比鲜明地传达了诗人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和与近乎血腥的世道势不两立的宿命。这决死一战的精神博弈，一是对绝对权威的僭越，二是将对美的信念与月亮同化为一体的犯禁过程，进而驱逐红海洋激荡在心中的恐惧和不安。在这首诗歌中，相比以月亮为代表的“白”所蕴含的纯然本真、典雅含蓄，“红”更多包涵着覆盖淹没“白”的毁灭性力量。而诗人正是用红与白的色彩对比，隐约表露面对不可预知的外部世界进行交战深感杯水车薪、无可奈何的生命体验。从这种意义上说，白色意象具有强与弱互为表里的意味，因为白色指向纯而易被污染、洁而易变的精神之“弱”。而由此发出的红色意象借着诗人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不但隐含着毁美的负面意味，同时也通过诗人联觉想象的无限，展开推翻了消灭性的“毁美（恶）”意象，进而达到了以恶抑恶的反转效果，并构成了由恶转美、由美化恶的艺术张力。
三 善恶的反向拯救
这种意象的突变和反转在《死神的表白》、《撒旦之歌》中尤为明显。生与死、天使与撒旦的意象转换通过善与恶的角色倒置，以旁敲侧击的表达方式表现了诗人对人类道德消失殆尽的悲愤：
我是死神！/可我远不如你们那样的程度！/对待善良的生命/你们用拳头、鞭子、子弹——/筑成死亡；/而我悲哀地为他们铺就雪白的床。/即便对你们这样的暴徒——/我来拾取灵魂的时候——/还用手指轻轻替你们阖上/跳动着罪恶的眼皮……（《死神的表白》，1966）
在这首诗中，“死神”为人类铺就的“白”床与月亮遥相呼应，具有一生一死的双关意义，而月亮、雪、星星等核心意象所共同具备的白色视觉意象，则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人间的真善美。诗中的意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还是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等各种感官的综合运用。白色意象正是基于视觉上与“红”构成鲜明对比，在隐喻人性与非人性的同时，也丰富了“热”与“冰”的视觉意象，并将这种视觉意象转化为真真实实的心理感受。雪白的床预设死亡，随之月亮意象群所涵盖的温暖、明朗、梦幻的暖色调色彩意象转化为冰冷、阴森、死亡的冷色调意象，进而构成了人间已灭绝的真善美反而从死神的手中复原的反转效果，而白色冷暖色调的鲜明对比所蕴含的反转意味又是与撒旦、天使所构成的黑白色彩对比一脉相承。
诗人将白日的向往和夜晚的梦幻，以青春妙龄体验到的激情与柔情、兴奋与困惑，以及与现实环境强烈的冲突感都寄寓于一正一反的二律背反中，并试图倒转从上而下、不可逆转的现实处境，以求精神上的解脱。诗歌以少女敏感细柔的感情律动浸染着阴柔文风，更为大胆阴冷、不受拘束甚至居高临下、狂傲不羁的撒旦以拯救人类的英雄形象推翻了以“白”为高、以“天使”为正的惯性思维，进而从侧面映射了黑白颠倒、异常极端的现实处境，并以此将陷于困境无法自拔的自我借着颠覆黑白完成了自我救赎。而以黑为白、以撒旦为天使的逆向转化在《梦》（1969）中则表现为以恶为善的反向拯救：
喝醉了酒窝摇摇晃晃入睡了/在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我无意中看见上帝吩咐他的侍从/将自由藏进一个玫瑰色的宝箱/接着，/又被搬进他随行的旅车。/顿时我的心中，/萌发起一个念头：/去问上帝要，不然/“做小偷！当强盗！/做一次血色的冒险！这样的机会/一生中再难逢着。”
为了抢夺自由，宁可与上帝作对的反抗叛逆精神，也是植根于以反为正的二律背反中，它不仅有力地讽刺了以正为反的现实，并且冲破了女性书写特有的细腻感伤的写作窠臼，达到了由弱为强的艺术效果。然而在这大胆反讽的二律背反中，蕴含着凝重的悲剧意味，诗人不但将天使提升为人间一切美好的道德理念象征，而且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上赤裸裸地再现了受苦受难的个体生命存在。进而从天使与撒旦所影射的二度空间回到现实，重演了一幕天堂沦落为人间地狱的惨状。
张烨对“美”的追求和诉说起到了从反面影射“恶”的作用：从长头发、裙子等对青春妙龄的少女来说不可或缺的审美因素被时代视为另类的现实感受出发；通过月亮、星星等隐喻崇高精神的意象大胆表露了美恶并举、以恶为善的奇异境界；以天使与撒旦的善恶置换揭露现实的黑暗，体现不与世同流合污的反抗、叛逆精神。虽然其诗歌中经常出现拟人化的手法和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并潜在写作普遍存在的通病——浓重的“季节性感伤”，带有青春期自发的多愁善感，以及厚重感和穿透力不足等缺点，但正是因为这种粗糙质朴的字句将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构造了张烨独特的诗歌风貌，展现了其质感丰富的内心世界。
张烨诗中浓厚的二律背反意象增强了情感的冲撞力，赋予了诗歌文本的多解性、背离性和相对性。诗作中的悖论在于通过对美的去魅化营造化阴为阳、化恶为善的诗歌意象。这不但激化了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的尖锐冲突，凸显了身处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上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还通过正向与逆向思维使个人情感的深度和力度得以强化。显然，张烨诗歌中意象的二律背反不仅是她对黑暗现实的有力控告，而且还揭示了她内在的生存困惑与生命追求，而这不失为是种化解内心苦闷和精神矛盾的理想方式。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程光炜：《梦的痉挛与其狂悖的痛楚——张烨诗的心理透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 张烨：《丙午红魔》，李润霞编选：《青春的绝响》，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5] 李润霞：《亦诗亦史——关于“文革”时期的潜在诗选》，《青春的绝响》（编者序），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李贞玉，女，1982—，韩国人，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诗歌。
关键词：二律背反 诗歌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张烨大胆的破坏性语言不但发泄了女性压抑已久的欲望，也在守礼的肉体与激昂的灵魂搏斗中强化了诗歌书写的生命激情，展示出一种美恶倒置的奇异诗境。她在怪诞中将作品的“美”和“意义”转化为“丑”和“无意义”，并在对现实的大胆叛逆和无畏的揭露中将“美”的元素沦落为“恶”，从而将对“美”的有意破坏通过由“恶”为“美”的极大反差呈现为“撒旦”与“天使”的两相对立模式。撒旦与天使的意义置换除了增强诗歌的张力外，还展示了红白两色势不两立的视觉意境，以此来宣泄现实中美恶倒置、黑白颠倒的愤懑与不满。
一 美恶并举
张烨诗中的“美”，通常指向诗人对爱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如玫瑰、蝴蝶、小鸟、白雪、阳光、星星等浪漫美丽的意象蕴含着美的本质。然而，这些“美”时不时地经受来自外界的摧残。枯萎的花朵、死亡等意象所隐含的美的毁灭，与童话般纯真美丽的诗歌意象如影随形，影射出一个微小的生命存在挣扎在与之相抵制的世界中所爆发出的生命激情。这种含蓄、委婉的古典美与强烈欲望的宣泄交相辉映，折射出一切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难逃毁灭的悲剧感。如张烨的处女作《安娜·卡列尼娜》（1965）仿佛贯穿美与毁美的二律背反，暗示着命运的怪圈。安娜·卡列尼娜一切美好如花的信念、爱情、希冀、热情被碾成齑粉的可悲命运和被时代放逐，甚至于世不容的异己精神逐渐被压制。而诗人至纯至高的精神则被淹没在内心深处，如同安娜卧轨一样成为心理原型的魔圈，并由此衍生了情与欲的对立模式。在这里，欲对情的玷污正是“美”被“恶”毁坏的写照。如果说“美”是诗人洁如白雪的内心世界，那么“毁美”则是颠覆撼动梦幻世界的一股破坏性力量——姑且可称之为“恶”。
在张烨的笔下，天使与撒旦呈现出意象倒置的奇异意境。在《撒旦之歌》中，诗人对撒旦的叛逆举动所给予的一种热烈、无意识的同情，与其说是热爱自由，毋宁说是她对权威深恶痛绝的极端表现。然而，在扭曲人性的时代，“红魔”如魁梧强壮的哥利亚，对此诗人表达了势单力薄的无奈感：“……/可惜我缺乏勇气/缺乏力量/也没有扫罗王和人们的支持/否则，我会拣起沉甸甸的鹅卵石/冷静地走向前——/像大卫那样战胜歌利亚！（《血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艺术想象作为“美”的突破口，试图驱除盘踞于心的巨大阴影。但自觉缺乏勇气和力量而退缩不前的自我形象给全诗投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阴影。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美”的叙述带有隐约的复调意味。在偏于感性的抒情基调下，美恶并举或在至恶中勾勒出至善的极大落差构建了阴与阳的对立交叉、相悖相融的精神向度，而两极精神世界的重合为一，抵达了异己异质的艺术高度，展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轨迹。在这里，美恶并举的复调韵味是通过对“美”无怨无悔的向往和在“美有罪”的悖论中完成的：
是什么样的时代的手？/拨去了墙上的美？/时代的月光告诉人们／美有罪/蔷薇死去的时候/像火焰的熄灭/去年这个时候啊，/我与你——/手牵手经过蔷薇。/我们的爱就像火焰的蔷薇，/欢笑的蔷薇。/此刻，我们无声地目送花魂远去，/似幻美的消失……/五月的蔷薇——/开在睡梦之中。/像爱情燃烧在我的诗篇里。（《五月的蔷薇》，1968）
蔷薇意象作为“美”的寓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为我遮蔽风雨，驱赶黑夜……保佑我的意志……挡住世界的侵袭，维护我的尊严”（《玫瑰之歌》，1968）；人类如果没有玫瑰就等于“没有白昼”（《预感》，1969）可见，诗人将蔷薇意象升华为人类不可替换的宝贵价值和精神财富。然而它却遭受了践踏，残缺不全地散在地上，“美”被摧残的悲凉无奈心境溢于其中。诗人将心中的疑惑和忧伤淡淡一笔寄托在难以言表的睡梦之中，使这朵“拨去的美”在梦中永久绽放。换言之，诗人把即将凋谢而枯萎的“美”转移到自己的睡梦中，从此挽救了“似幻美的消失”。这一对“美”的位置置换与其视为对心灵挣扎的减轻，莫如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调，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懈追求和反抗精神。梦与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距离使她夹在美与恶的对峙之间。因此，她的诗歌更多的是默然的痛楚和一种象征性的解脱。
二 美有罪
张烨对美的追求不仅通过想象空间的转移实现，也通过反讽、戏拟的笔触表现了在“美有罪”的时代语境中寻求“美”的反抗精神。
卷起一块黑色瀑布——/谁也不知道我将秀发盘在头顶。/我多么害怕一把蛇信似的剪刀，/会突然伸出我面前——/剪掉一头光泽乌黑的长发。/66年厌恶长发——/长发是封资修腐朽的根须。/我偏偏认为长发是健康的美丽。/我突然想：要是我长着红头发——/红头发自由地行走在大街上——/像一面红旗，一团革命的火焰——/谁敢剪：一定有人会说，/“谁敢动它谁就反动。”（《66年》，1966）
在“美”被政治风云所框定和制约的现实下，诗人从青春少女喜爱长发却不被接受的生活感受出发，勾勒出1966年异常的时代风貌。诗中长发和红长发所暗示的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美”折射出“健康的美丽”和“被扭曲的美”。对美的二律背反正是在那段特殊年代所孕育的，而诗人试图颠覆二美的定位，将被“体制下的美”所禁止的“美”浮出水面的尝试形容为“夏娃去尝禁果”。这无疑是表露了冲破被时代规训的美，而寻求真美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通过月亮和星星的意象运用加以深化，有种对被禁止的价值明知故犯而不屑一顾的气势：
……眼前这个红海样/会顺从我的意愿变得和平善良吗？/它正沉醉于战争的癫狂！/它甚至不允许世界上有月亮。/月亮平静地升起，/心头却怦怦直跳，/她勇敢地向红海洋走去——/在这样残酷的年代，/在这样喧嚣的晚上……（《月亮》，1969）
诗中雪白素洁的月亮和癫狂汹涌的红海洋，这一“白”与“红”的色彩对比鲜明地传达了诗人不与世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和与近乎血腥的世道势不两立的宿命。这决死一战的精神博弈，一是对绝对权威的僭越，二是将对美的信念与月亮同化为一体的犯禁过程，进而驱逐红海洋激荡在心中的恐惧和不安。在这首诗歌中，相比以月亮为代表的“白”所蕴含的纯然本真、典雅含蓄，“红”更多包涵着覆盖淹没“白”的毁灭性力量。而诗人正是用红与白的色彩对比，隐约表露面对不可预知的外部世界进行交战深感杯水车薪、无可奈何的生命体验。从这种意义上说，白色意象具有强与弱互为表里的意味，因为白色指向纯而易被污染、洁而易变的精神之“弱”。而由此发出的红色意象借着诗人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不但隐含着毁美的负面意味，同时也通过诗人联觉想象的无限，展开推翻了消灭性的“毁美（恶）”意象，进而达到了以恶抑恶的反转效果，并构成了由恶转美、由美化恶的艺术张力。
三 善恶的反向拯救
这种意象的突变和反转在《死神的表白》、《撒旦之歌》中尤为明显。生与死、天使与撒旦的意象转换通过善与恶的角色倒置，以旁敲侧击的表达方式表现了诗人对人类道德消失殆尽的悲愤：
我是死神！/可我远不如你们那样的程度！/对待善良的生命/你们用拳头、鞭子、子弹——/筑成死亡；/而我悲哀地为他们铺就雪白的床。/即便对你们这样的暴徒——/我来拾取灵魂的时候——/还用手指轻轻替你们阖上/跳动着罪恶的眼皮……（《死神的表白》，1966）
在这首诗中，“死神”为人类铺就的“白”床与月亮遥相呼应，具有一生一死的双关意义，而月亮、雪、星星等核心意象所共同具备的白色视觉意象，则不同程度地折射出人间的真善美。诗中的意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还是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等各种感官的综合运用。白色意象正是基于视觉上与“红”构成鲜明对比，在隐喻人性与非人性的同时，也丰富了“热”与“冰”的视觉意象，并将这种视觉意象转化为真真实实的心理感受。雪白的床预设死亡，随之月亮意象群所涵盖的温暖、明朗、梦幻的暖色调色彩意象转化为冰冷、阴森、死亡的冷色调意象，进而构成了人间已灭绝的真善美反而从死神的手中复原的反转效果，而白色冷暖色调的鲜明对比所蕴含的反转意味又是与撒旦、天使所构成的黑白色彩对比一脉相承。
诗人将白日的向往和夜晚的梦幻，以青春妙龄体验到的激情与柔情、兴奋与困惑，以及与现实环境强烈的冲突感都寄寓于一正一反的二律背反中，并试图倒转从上而下、不可逆转的现实处境，以求精神上的解脱。诗歌以少女敏感细柔的感情律动浸染着阴柔文风，更为大胆阴冷、不受拘束甚至居高临下、狂傲不羁的撒旦以拯救人类的英雄形象推翻了以“白”为高、以“天使”为正的惯性思维，进而从侧面映射了黑白颠倒、异常极端的现实处境，并以此将陷于困境无法自拔的自我借着颠覆黑白完成了自我救赎。而以黑为白、以撒旦为天使的逆向转化在《梦》（1969）中则表现为以恶为善的反向拯救：
喝醉了酒窝摇摇晃晃入睡了/在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我无意中看见上帝吩咐他的侍从/将自由藏进一个玫瑰色的宝箱/接着，/又被搬进他随行的旅车。/顿时我的心中，/萌发起一个念头：/去问上帝要，不然/“做小偷！当强盗！/做一次血色的冒险！这样的机会/一生中再难逢着。”
为了抢夺自由，宁可与上帝作对的反抗叛逆精神，也是植根于以反为正的二律背反中，它不仅有力地讽刺了以正为反的现实，并且冲破了女性书写特有的细腻感伤的写作窠臼，达到了由弱为强的艺术效果。然而在这大胆反讽的二律背反中，蕴含着凝重的悲剧意味，诗人不但将天使提升为人间一切美好的道德理念象征，而且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上赤裸裸地再现了受苦受难的个体生命存在。进而从天使与撒旦所影射的二度空间回到现实，重演了一幕天堂沦落为人间地狱的惨状。
张烨对“美”的追求和诉说起到了从反面影射“恶”的作用：从长头发、裙子等对青春妙龄的少女来说不可或缺的审美因素被时代视为另类的现实感受出发；通过月亮、星星等隐喻崇高精神的意象大胆表露了美恶并举、以恶为善的奇异境界；以天使与撒旦的善恶置换揭露现实的黑暗，体现不与世同流合污的反抗、叛逆精神。虽然其诗歌中经常出现拟人化的手法和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并潜在写作普遍存在的通病——浓重的“季节性感伤”，带有青春期自发的多愁善感，以及厚重感和穿透力不足等缺点，但正是因为这种粗糙质朴的字句将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构造了张烨独特的诗歌风貌，展现了其质感丰富的内心世界。
张烨诗中浓厚的二律背反意象增强了情感的冲撞力，赋予了诗歌文本的多解性、背离性和相对性。诗作中的悖论在于通过对美的去魅化营造化阴为阳、化恶为善的诗歌意象。这不但激化了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的尖锐冲突，凸显了身处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上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还通过正向与逆向思维使个人情感的深度和力度得以强化。显然，张烨诗歌中意象的二律背反不仅是她对黑暗现实的有力控告，而且还揭示了她内在的生存困惑与生命追求，而这不失为是种化解内心苦闷和精神矛盾的理想方式。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程光炜：《梦的痉挛与其狂悖的痛楚——张烨诗的心理透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 张烨：《丙午红魔》，李润霞编选：《青春的绝响》，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5] 李润霞：《亦诗亦史——关于“文革”时期的潜在诗选》，《青春的绝响》（编者序），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李贞玉，女，1982—，韩国人，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