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控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建，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制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一些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唯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会抢到时间，但他虽然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要求我们关爱每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