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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运送苏联援华物资和中国还贷物资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在新疆开辟了从霍尔果斯口岸到星星峡的国际通道。新疆省政府和社会组织深入各区县开展筑路动员，宣传筑路就是抗战救国;各区县民众自发动员，积极响应建修、维护国际通道，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心血;通道的开辟改变了过去新疆交通不便、孤悬塞外的局面，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文化交流和传播。许多共产党人、爱国知识分子来到新疆传播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文化宣传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新疆，民众动员，抗战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39-07
抗战前，新疆与内地之间既无铁路，也无公路，仅有甘新、新绥两条大车道相通，来往耗时繁多，甚至新疆与俄国的交通比之内地更为便利。早在1904年，俄国便筑成了连接首都莫斯科和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亚铁路，1930年又建成从塔什干接通西伯利亚铁路的土西铁路，这段铁路与新疆省边界平行，从喀什至阿尔泰山绵延数百公里。铁路建成后，从阿拉木图到霍尔果斯口岸仅200余公里，如此从莫斯科到霍尔果斯不到十日即可抵达。交通的便利使得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更为深远。政治上，盛世才推行“亲苏”“亲共”政策，苏联也大力扶持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中聘用了大量的苏联人员。经济上，俄货充斥新疆市场，新疆和俄国的贸易比重远远超过与国内其他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和有识之士对此极为忧虑，当此之时，报纸、期刊发表了大量探讨新疆与苏联关系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唯恐新疆有“独立”或“赤化”之变。①虽喊出了“开发西北”“建设新疆”②的口号，却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新疆局势并无多大改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急需他国援助，向美、英等国遍求不得，苏联出于自身利益伸出援手。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9月，国民政府派参谋次长杨杰上将率领各军种相关负责人，以“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到莫斯科，秘密协商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的具体事宜。1938—1939年，中苏先后三次签订信用借款合约，苏联对华借款总额达2.5亿美元，向中国政府提供最为急需的军火物资作为借款，有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航油等，中国则以苏联所需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原料作价偿还，如钨、锑、茶叶、皮革、羊毛等。中苏双方合力开辟了西北国际运输通道，有陆地和空中两条线路。陆路交通线起自苏联土西铁路的萨勒奥泽克火车站，穿过新疆，终于兰州，近3000公里，是中苏运输的主干线。在新疆省内是以迪化（乌鲁木齐，文中采用其时名称）为中心，西线为迪伊霍公路（乌鲁木齐-霍尔果斯-伊宁），东线为迪星公路（乌鲁木齐-星星峡），全长1859公里。空中线路是从阿拉木图起飞，终点兰州。
一、成立专门机构，积极政治动员
193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设置“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①制定“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制定了庞大的筑路计划，包括整修新绥汽车路，修筑兰州至迪化的公路和铁路。筑路所需经费高昂，行政院不拨经费，结果是纸上谈兵，不落实处。
盛世才打着“建设新新疆”的口号着手建设新疆，将修筑公路列为建设新疆的首要任务。1935年春，新疆省公路总局成立，统管全省公路修建及养护事宜，着手修筑迪伊（乌鲁木齐—伊宁）、迪哈（乌鲁木齐—哈密）、迪塔（乌鲁木齐—塔城）等公路，到1937年7月1日，迪伊、迪哈公路全部完工通车。②6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刚刚修筑好的新疆公路肩负起抗战的重任。1937年8月29日，杨杰率领的“实业考察团”赴苏联采购作战物资，抵达迪化后，向盛世才提出做好苏联援助物资的转运工作。盛世才虽然对南京国民政府戒心重重，但此事关乎抗战大局，又合乎“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当即表示抗日大业是关系民族危亡的大事，新疆作为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将全力督查这一运输线的安全畅通，保证抗战物资安全通过新疆。此时，公路在新疆省内还有霍尔果斯至伊宁，哈密至星星峡段未动工，新疆省公路局开始加紧修筑这两段道路，同时拓宽天山山脉内果子沟段最为危险的盘山公路。
1937年10月，苏联援华首批车队进入新疆，此后，大批的苏联吉斯卡车络绎不绝地行驶在公路上，卡车上多装着飞机、坦克、大炮的部件，载重大，路基极易受损。为了维护道路畅通，需要不断对路面进行修补和养护。新疆省政府决定动员沿线各区县民众积极投身通道的修补和维护中。新疆公路总局于1939年5月12日至22日，在迪化召开全省公路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除有公路局总局、养路处、公路段、各级职员工人代表75人外，还有各区县民众代表、各机关代表120人左右。③会议标语有34条，第一条就指出：“只有完成全省公路才能加速新疆一切建设，才能更加巩固重要国防后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④会议举行7天，代表们提案392件，对公路建设、路政管理都大有裨益。会后，新疆省公路总局从组织上作了初步改革，设立迪哈和迪伊公路分局负责全线公路的维护。各区县成立筑路委员会，区行政长、县长担任委员长，当地有资望的首领及地方各法团负责人为副委员长及委员。县以下各乡各村选派乡或村筑路代表。公路总局在各区筑路委员会派驻技术组，作技术设计上的领导，区县筑路委员会办事人员由政府每月拨给经费便利工作。⑤会议结束后，各区县代表返回后立即着手成立筑路委员会，在各区县开展宣传动员。乌苏处在迪伊线中点，县内人口只有1万余人，但在1939年5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筑路委员会上，参会民众就有3000余人之多。⑥托克逊、呼图壁、吐鲁番、哈密、伊宁，塔城等多地均纷纷成立筑路委员会，召开筑路大会，全面动员民众参与到公路修筑和维护工作中。
为了接待好苏联援华车队和飞机，保障苏联援华人员的食宿、交通安全，新疆省政府紧急在迪化成立中苏运输招待委员会总会，简称中运会，并在伊犁、迪化、哈密设立了中运会分会，在公路沿线建立了霍城、精二台（果子沟内）、精河、乌苏、玛纳斯、迪化、吐鲁番、鄯善、奇台、七角井、哈密、星星峡等11个汽车接待站，负责接待由陆路运送援华作战物资的苏联飞机及其保障人员。在伊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建立了5个航空站，接待苏联飞行员及他们驾驶的援华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中运会日常所需的修路、建站、物资供应和工资等费用由新疆省财政厅支出，财政厅副厅长是中共党员毛泽民，在他的要求下，财政厅上下都有一个牢固的观念，即“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将中运会所需经费优先处理解决，确保国际通道畅通无阻。①
分析此表所列，可见这次赏赐军功，女真人高于非女真人的所迁官阶平均数量，均是二阶的倍数。对比表1所列正常情况下女真人与非女真人初考所得武散官可知，前者比后者高二阶的情况更为常见（正隆年间的格法和大定年间的格法均是如此），而前者比后者高一阶的，往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如尚书省、枢密院、六部的令史和译史，以及护卫等）。由此推测，若正常情况下非女真人每考武散官迁一阶，则在“超迁格”之下，女真人每考平均可迁武散官三阶（比非女真人高二阶）。
前引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和唐括安礼关于“超迁格”的讨论，也可以作为佐证。世宗曾以奉职和亲军进行比较，指出“皆阀阅子孙”担任的奉职，其出职速度还不如“无荫”的女真族亲军。由于亲军“不以门第收补”，其中一些出自于最低级官员和平民之家的女真人，他们不具有荫叙的资格，因此在被收补为亲军前是没有武散官官阶的。这些“无荫”的女真族亲军若要出职，其武散官必须升至武义将军（金世宗和唐括安礼讨论女真人“超迁格”问题在大定十七年，适用的是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散官制度），而从最低级的进义副尉（从九品下）至武义将军（从六品上），有十四阶。③根据制度，大定中后期奉职的出职年限为150个月。④“无荫”的女真族亲军出职速度既然快于奉职，那么前者至少要在150个月内由进义副尉升至武义将军。按当时“官资以三十月为考”的规定，⑤“无荫”的女真族亲军需要平均每考迁三阶，才能在150个月内升至武义将军。“无荫”女真族亲军的武散官迁转速度，正与大定初年赏赐陕西战功中女真人的情况相同。这说明虽然大定十四年后的散官制度与金朝前期相比有很大差异，但“超迁格”所规定的女真人“超迁官资”的内容，可能并未变化。
而从赏赐陕西军功的规定中，还可以看出，金朝前期女真人的“超迁格”特权，并非适用于整个武散官系统，而是限定在一定品级之内。如押军猛安，“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昭毅以下、武义以上迁两资”，并不区分女真人和非女真人;自昭信校尉以下，才对两者的迁官进行差别性规定。《全辽金文》收录有一份金代《历任襄垣县县令碣》，记载了正隆四年（1159年）至泰和四年（1204年）襄垣县令的任期和散官官阶。①其中有三位女真族官员的武散官迁转情况，也可以佐证“超迁格”的这种特点。其中温迪罕正臣于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以定远大将军（从四品中）到任，次年十一月迁安远大将军（从四品上）;温都德温于承安四年（1199年）五月以安远大将军到任，当年十二月迁昭勇大将军（正四品下）;赤盏乌太于泰和元年九月以昭勇大将军到任，次年十月迁昭毅大将军（正四品中）。这三位女真族襄垣县令的武散官，均是在正常情况下的逐阶迁转，并没有出现“超迁”的情况。这说明在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武散官系统中，至少在从四品及以上的武散官中，女真人的“超遷格”是不适用的，他们的散官也须逐阶迁转。
在泰和元年金朝对于出任县令、丞、簿等职务的规定中，也反映出“超迁格”的作用，由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超迁格”的适用范围。“泰和元年，以县令见阙，近者十四月，远者至十六月，盖以见格，官至明威者并注县令，或犯选并亏永人，若带明威人亦注，是无别也。遂令曾亏永及犯选格，女直人展至广威，汉人至宣武[威]方注县令”。②即按照正常的格法，武散官至明威将军者可注授县令，但泰和元年对这一制度作出了更改，规定如果官员“曾亏永及犯选格”，即曾任监当官课额有亏和曾经任官时有犯罪等不良记录，他们的武散官需要迁升至明威将军（正五品下）以上，方能出任县令，其中女真人需达到广威将军（正五品上）、非女真人需达到宣威将军（正五品中），分别比明威将军高出二阶和一阶。这一关于“曾亏永及犯选格”官员注授县令的新规定中，对女真人的武散官要求高于非女真人，这正是由于在“超迁格”的特权下，女真人散官升迁比非女真人要快的缘故，这说明“超迁格”是适用于正五品武散官阶的。另外，泰和元年还同时规定，“诸右职正杂班……昭信（即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拟诸司除授，仍两除一差”，但是“曾亏永及犯选格”者，则须“女直人迁至武义（即武义将军，从六品上），汉人诸色人武略（即武略将军，从六品下），并注诸司除授，皆两除一差”。③“曾亏永及犯选格”的官员获得“诸司除授”，其武散官需要高于昭信校尉，其中女真人要达到武义将军，非女真人要达到武略将军，对女真人的官阶要求比非女真人高一阶，这也是女真人“超迁格”特权的具体反映，同时也说明正五品以下的武散官阶，也在“超迁格”的适用范围内。
从上述分析看，作为女真人武散官迁转特权的“超迁格”，至晚在金熙宗末年就已经出现，但金朝前期“超迁格”的具体内容，限于史料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仅能从部分职务中女真人初受散官的规定和大定初年赏赐陕西军功事件等简单记载中，略窥其对女真人武散官升迁的作用。据相关史料推测，在正常的官阶迁转情况下，女真人凭借“超迁格”每考平均迁升官资可能为三阶，这即是金世宗所言的“超迁官资”。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前后，金代的武散官官阶系统发生明显变化，从相关记载看，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超迁格”，其适用的官阶范围可能为正五品（包括明威、宣威、广威三阶）至从九品的武散官。自从四品武散官（包括怀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安远大将军三阶）而上，正常情况下女真人也需要逐阶升迁，“超迁格”是不适用的。从大定初年朝廷赏赐陕西军功的规定看，金朝前期的“超迁格”，其适用范围也应该是限于一定品级之内的武散官官阶，但其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研究者指出，金代散官官阶达到三品及以上的高级官僚，享有许多特殊优待，因而金朝政府对于散官升至三品，有严格的限制。①而女真人通过“超迁格”比非女真人更快地达到一定的官阶后（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可能是正五品），改为逐阶升迁，这就可以有效限制女真人升至三品的速度和数量，防止高级官员过多的现象出现，这可能是“超迁格”只适用于中下品级武散官官阶的重要原因。同时，“超迁格”除了正常情况下能够使女真人比非女真人更快地升迁官阶外，在赏赐军功、有过犯官员的职事官注授等特殊状况中，也是能够对女真人的仕途产生影响的。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新疆，民众动员，抗战宣传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39-07
抗战前，新疆与内地之间既无铁路，也无公路，仅有甘新、新绥两条大车道相通，来往耗时繁多，甚至新疆与俄国的交通比之内地更为便利。早在1904年，俄国便筑成了连接首都莫斯科和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亚铁路，1930年又建成从塔什干接通西伯利亚铁路的土西铁路，这段铁路与新疆省边界平行，从喀什至阿尔泰山绵延数百公里。铁路建成后，从阿拉木图到霍尔果斯口岸仅200余公里，如此从莫斯科到霍尔果斯不到十日即可抵达。交通的便利使得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更为深远。政治上，盛世才推行“亲苏”“亲共”政策，苏联也大力扶持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中聘用了大量的苏联人员。经济上，俄货充斥新疆市场，新疆和俄国的贸易比重远远超过与国内其他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和有识之士对此极为忧虑，当此之时，报纸、期刊发表了大量探讨新疆与苏联关系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唯恐新疆有“独立”或“赤化”之变。①虽喊出了“开发西北”“建设新疆”②的口号，却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新疆局势并无多大改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急需他国援助，向美、英等国遍求不得，苏联出于自身利益伸出援手。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9月，国民政府派参谋次长杨杰上将率领各军种相关负责人，以“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到莫斯科，秘密协商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的具体事宜。1938—1939年，中苏先后三次签订信用借款合约，苏联对华借款总额达2.5亿美元，向中国政府提供最为急需的军火物资作为借款，有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航油等，中国则以苏联所需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原料作价偿还，如钨、锑、茶叶、皮革、羊毛等。中苏双方合力开辟了西北国际运输通道，有陆地和空中两条线路。陆路交通线起自苏联土西铁路的萨勒奥泽克火车站，穿过新疆，终于兰州，近3000公里，是中苏运输的主干线。在新疆省内是以迪化（乌鲁木齐，文中采用其时名称）为中心，西线为迪伊霍公路（乌鲁木齐-霍尔果斯-伊宁），东线为迪星公路（乌鲁木齐-星星峡），全长1859公里。空中线路是从阿拉木图起飞，终点兰州。
一、成立专门机构，积极政治动员
193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设置“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①制定“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制定了庞大的筑路计划，包括整修新绥汽车路，修筑兰州至迪化的公路和铁路。筑路所需经费高昂，行政院不拨经费，结果是纸上谈兵，不落实处。
盛世才打着“建设新新疆”的口号着手建设新疆，将修筑公路列为建设新疆的首要任务。1935年春，新疆省公路总局成立，统管全省公路修建及养护事宜，着手修筑迪伊（乌鲁木齐—伊宁）、迪哈（乌鲁木齐—哈密）、迪塔（乌鲁木齐—塔城）等公路，到1937年7月1日，迪伊、迪哈公路全部完工通车。②6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刚刚修筑好的新疆公路肩负起抗战的重任。1937年8月29日，杨杰率领的“实业考察团”赴苏联采购作战物资，抵达迪化后，向盛世才提出做好苏联援助物资的转运工作。盛世才虽然对南京国民政府戒心重重，但此事关乎抗战大局，又合乎“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当即表示抗日大业是关系民族危亡的大事，新疆作为抗日战争中的大后方，将全力督查这一运输线的安全畅通，保证抗战物资安全通过新疆。此时，公路在新疆省内还有霍尔果斯至伊宁，哈密至星星峡段未动工，新疆省公路局开始加紧修筑这两段道路，同时拓宽天山山脉内果子沟段最为危险的盘山公路。
1937年10月，苏联援华首批车队进入新疆，此后，大批的苏联吉斯卡车络绎不绝地行驶在公路上，卡车上多装着飞机、坦克、大炮的部件，载重大，路基极易受损。为了维护道路畅通，需要不断对路面进行修补和养护。新疆省政府决定动员沿线各区县民众积极投身通道的修补和维护中。新疆公路总局于1939年5月12日至22日，在迪化召开全省公路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除有公路局总局、养路处、公路段、各级职员工人代表75人外，还有各区县民众代表、各机关代表120人左右。③会议标语有34条，第一条就指出：“只有完成全省公路才能加速新疆一切建设，才能更加巩固重要国防后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④会议举行7天，代表们提案392件，对公路建设、路政管理都大有裨益。会后，新疆省公路总局从组织上作了初步改革，设立迪哈和迪伊公路分局负责全线公路的维护。各区县成立筑路委员会，区行政长、县长担任委员长，当地有资望的首领及地方各法团负责人为副委员长及委员。县以下各乡各村选派乡或村筑路代表。公路总局在各区筑路委员会派驻技术组，作技术设计上的领导，区县筑路委员会办事人员由政府每月拨给经费便利工作。⑤会议结束后，各区县代表返回后立即着手成立筑路委员会，在各区县开展宣传动员。乌苏处在迪伊线中点，县内人口只有1万余人，但在1939年5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筑路委员会上，参会民众就有3000余人之多。⑥托克逊、呼图壁、吐鲁番、哈密、伊宁，塔城等多地均纷纷成立筑路委员会，召开筑路大会，全面动员民众参与到公路修筑和维护工作中。
为了接待好苏联援华车队和飞机，保障苏联援华人员的食宿、交通安全，新疆省政府紧急在迪化成立中苏运输招待委员会总会，简称中运会，并在伊犁、迪化、哈密设立了中运会分会，在公路沿线建立了霍城、精二台（果子沟内）、精河、乌苏、玛纳斯、迪化、吐鲁番、鄯善、奇台、七角井、哈密、星星峡等11个汽车接待站，负责接待由陆路运送援华作战物资的苏联飞机及其保障人员。在伊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建立了5个航空站，接待苏联飞行员及他们驾驶的援华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中运会日常所需的修路、建站、物资供应和工资等费用由新疆省财政厅支出，财政厅副厅长是中共党员毛泽民，在他的要求下，财政厅上下都有一个牢固的观念，即“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将中运会所需经费优先处理解决，确保国际通道畅通无阻。①
分析此表所列，可见这次赏赐军功，女真人高于非女真人的所迁官阶平均数量，均是二阶的倍数。对比表1所列正常情况下女真人与非女真人初考所得武散官可知，前者比后者高二阶的情况更为常见（正隆年间的格法和大定年间的格法均是如此），而前者比后者高一阶的，往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如尚书省、枢密院、六部的令史和译史，以及护卫等）。由此推测，若正常情况下非女真人每考武散官迁一阶，则在“超迁格”之下，女真人每考平均可迁武散官三阶（比非女真人高二阶）。
前引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和唐括安礼关于“超迁格”的讨论，也可以作为佐证。世宗曾以奉职和亲军进行比较，指出“皆阀阅子孙”担任的奉职，其出职速度还不如“无荫”的女真族亲军。由于亲军“不以门第收补”，其中一些出自于最低级官员和平民之家的女真人，他们不具有荫叙的资格，因此在被收补为亲军前是没有武散官官阶的。这些“无荫”的女真族亲军若要出职，其武散官必须升至武义将军（金世宗和唐括安礼讨论女真人“超迁格”问题在大定十七年，适用的是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散官制度），而从最低级的进义副尉（从九品下）至武义将军（从六品上），有十四阶。③根据制度，大定中后期奉职的出职年限为150个月。④“无荫”的女真族亲军出职速度既然快于奉职，那么前者至少要在150个月内由进义副尉升至武义将军。按当时“官资以三十月为考”的规定，⑤“无荫”的女真族亲军需要平均每考迁三阶，才能在150个月内升至武义将军。“无荫”女真族亲军的武散官迁转速度，正与大定初年赏赐陕西战功中女真人的情况相同。这说明虽然大定十四年后的散官制度与金朝前期相比有很大差异，但“超迁格”所规定的女真人“超迁官资”的内容，可能并未变化。
而从赏赐陕西军功的规定中，还可以看出，金朝前期女真人的“超迁格”特权，并非适用于整个武散官系统，而是限定在一定品级之内。如押军猛安，“阶昭武以上者迁一资，昭毅以下、武义以上迁两资”，并不区分女真人和非女真人;自昭信校尉以下，才对两者的迁官进行差别性规定。《全辽金文》收录有一份金代《历任襄垣县县令碣》，记载了正隆四年（1159年）至泰和四年（1204年）襄垣县令的任期和散官官阶。①其中有三位女真族官员的武散官迁转情况，也可以佐证“超迁格”的这种特点。其中温迪罕正臣于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以定远大将军（从四品中）到任，次年十一月迁安远大将军（从四品上）;温都德温于承安四年（1199年）五月以安远大将军到任，当年十二月迁昭勇大将军（正四品下）;赤盏乌太于泰和元年九月以昭勇大将军到任，次年十月迁昭毅大将军（正四品中）。这三位女真族襄垣县令的武散官，均是在正常情况下的逐阶迁转，并没有出现“超迁”的情况。这说明在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武散官系统中，至少在从四品及以上的武散官中，女真人的“超遷格”是不适用的，他们的散官也须逐阶迁转。
在泰和元年金朝对于出任县令、丞、簿等职务的规定中，也反映出“超迁格”的作用，由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超迁格”的适用范围。“泰和元年，以县令见阙，近者十四月，远者至十六月，盖以见格，官至明威者并注县令，或犯选并亏永人，若带明威人亦注，是无别也。遂令曾亏永及犯选格，女直人展至广威，汉人至宣武[威]方注县令”。②即按照正常的格法，武散官至明威将军者可注授县令，但泰和元年对这一制度作出了更改，规定如果官员“曾亏永及犯选格”，即曾任监当官课额有亏和曾经任官时有犯罪等不良记录，他们的武散官需要迁升至明威将军（正五品下）以上，方能出任县令，其中女真人需达到广威将军（正五品上）、非女真人需达到宣威将军（正五品中），分别比明威将军高出二阶和一阶。这一关于“曾亏永及犯选格”官员注授县令的新规定中，对女真人的武散官要求高于非女真人，这正是由于在“超迁格”的特权下，女真人散官升迁比非女真人要快的缘故，这说明“超迁格”是适用于正五品武散官阶的。另外，泰和元年还同时规定，“诸右职正杂班……昭信（即昭信校尉，正七品下）以上拟诸司除授，仍两除一差”，但是“曾亏永及犯选格”者，则须“女直人迁至武义（即武义将军，从六品上），汉人诸色人武略（即武略将军，从六品下），并注诸司除授，皆两除一差”。③“曾亏永及犯选格”的官员获得“诸司除授”，其武散官需要高于昭信校尉，其中女真人要达到武义将军，非女真人要达到武略将军，对女真人的官阶要求比非女真人高一阶，这也是女真人“超迁格”特权的具体反映，同时也说明正五品以下的武散官阶，也在“超迁格”的适用范围内。
从上述分析看，作为女真人武散官迁转特权的“超迁格”，至晚在金熙宗末年就已经出现，但金朝前期“超迁格”的具体内容，限于史料无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仅能从部分职务中女真人初受散官的规定和大定初年赏赐陕西军功事件等简单记载中，略窥其对女真人武散官升迁的作用。据相关史料推测，在正常的官阶迁转情况下，女真人凭借“超迁格”每考平均迁升官资可能为三阶，这即是金世宗所言的“超迁官资”。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前后，金代的武散官官阶系统发生明显变化，从相关记载看，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的“超迁格”，其适用的官阶范围可能为正五品（包括明威、宣威、广威三阶）至从九品的武散官。自从四品武散官（包括怀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安远大将军三阶）而上，正常情况下女真人也需要逐阶升迁，“超迁格”是不适用的。从大定初年朝廷赏赐陕西军功的规定看，金朝前期的“超迁格”，其适用范围也应该是限于一定品级之内的武散官官阶，但其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研究者指出，金代散官官阶达到三品及以上的高级官僚，享有许多特殊优待，因而金朝政府对于散官升至三品，有严格的限制。①而女真人通过“超迁格”比非女真人更快地达到一定的官阶后（大定十四年官制改革后，可能是正五品），改为逐阶升迁，这就可以有效限制女真人升至三品的速度和数量，防止高级官员过多的现象出现，这可能是“超迁格”只适用于中下品级武散官官阶的重要原因。同时，“超迁格”除了正常情况下能够使女真人比非女真人更快地升迁官阶外，在赏赐军功、有过犯官员的职事官注授等特殊状况中，也是能够对女真人的仕途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