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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久必分
许多年后，孙传芳蛰居天津租界佛教居士林，回想起1927年春天兵败情景，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在江西战场上接二连三的指挥失误，而是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根本不待见他。孙部退出盘踞多年的江浙后，把全部兵力撤回长江以北，他觍着脸，单衣小帽跑到天津，与张作霖重攀交情，还是想借兵重新打回江南，那是他发迹的地方呀。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孙部全都吃掉。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司令，即便在江西吃了败仗，还有五万以上可战之兵。且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在即，出于与武汉方面抗衡的需要，也急于寻找合作伙伴，故曾密派亲信张群与孙接洽。张群向孙传芳许诺，一旦归顺南京政府，即委孙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本人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统率全军。之前，孙传芳的参谋长蒋百里劝他与南方合作，也不曾想过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但孙称自己是北洋系出身，与南军素无瓜葛，拒绝了蒋的邀约。
既然南方的革命洪流到了长江一带弄出了两个政府，且这两个政府都以革命竞相标榜，那就只有各干各的，分兵北伐。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部进兵河南，占领驻马店；南京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渡江，也节节推进。偏巧此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冯玉祥也出手了。
这个在辛亥后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以其变色龙一般多变的政治立场而著称。他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也曾与孙文麾下的护国军作过战，三年前在北京推翻曹锟政府、宣布脱离北洋成立“国民军”，使国内咸以国民英雄视之。但驱逐废帝溥仪出宫一事却惹得坊间物议汹汹。冯的军事班底主力，是他任陕西督军时带出来的一支彪悍的西北军。他在绥远五原一兴兵，失散的旧部便又都找了回来，声势日众，成为對南军北伐的一个有力策应。
冯玉祥在莫斯科时就加入了国民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安徽歙县人徐谦。徐谦陪他下野后一同赴俄考察，已先期回国，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要职。是以，北伐军打到长江一线，国民政府北迁，冯就成了武汉方面着意要拉拢的对象。就冯玉祥本人来说，他对偏左的武汉当局也不感冒，早几年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就与共产党人和苏联走得很近。眼下苏联人又是给钱，又是给枪，武汉已俨然成为继广州之后的中国革命中心了。
虽然人在西安，与武汉、与南京“关山修阻”， 冯玉祥也已嗅出宁汉不和的气息。他不希望看到革命过早分裂，为此还特地在4月间致电徐谦和蒋介石，说“迩来各方同志，告以此中情形，多谓同志对于介石同志，彼此各有不满，以是交相责难”，他“远闻之下，不胜隐忧”，故以“相忍互谅”四字特意劝告，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离间革命势力之计”。
武汉政府下达第二期北伐令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6月11日，在攻下郑州后的一次军事联席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部即从河南撤回。武汉此举，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肃清两湖，实则是对冯着意笼络，以地盘换得冯对武汉的支持。汪精卫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希望冯为武汉守住北方门户，好让他从容“东征”，一门心思去对付刚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蒋介石。
武汉所谋，这个基督将军当时还蒙在鼓里，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文说，唐生智南返，临别有郑重表示，“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
唐生智部撤回武汉，冯玉祥单独面对北方的奉、鲁军，再加军费筹措困难，顿感压力吃重。他迫切需要与蒋携起手来，遂派秘密代表与蒋接洽。与蒋、冯都有交情的黄郛，把朋友王正廷介绍给冯，希望从中说合。南方北方，信的主总应该是同一个，王正廷正是个基督徒。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传教士家庭的王正廷，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家，1919年曾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虽然在代表团内部制造摩擦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但在国人眼里，也算是个舌辩奇才。
6月16日，闻听蒋介石已到徐州，冯即飞电蒋，说要赴徐州“面倾渴想”，并表示，当与山西的阎锡山共同奋斗，惟蒋总司令马首是瞻。蒋即电复冯玉祥云，“远劳存问，于心不安”，恐冯途中跋涉，不如由本人赴归德（河南商丘）图良晤。冯得电后，亦恐劳蒋跋涉，即立即起程赴徐，并于19日早晨七时许到达徐州。蒋、冯遂在徐州车站把臂言欢。
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南京每月给冯200万元的军饷，冯则全力支持南京。这比武汉给的要多得多，冯玉祥当然肯干。冯玉祥还表示，他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武汉政府施压，把大鼻子鲍罗廷等一批苏俄顾问送回去，驱逐军队和机关中的共产党员。
既已谈拢，两家迅即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革命军将继续誓师，进行二次北伐。
武汉方面已暗换门庭，准备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了。
米哈伊尔·马科维奇·鲍罗廷是个化名，这个职业革命家的真名是格鲁申别尔格。鲍罗廷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在那里，拿破仑曾经同俄国人打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他以此为名，只是为了纪念那场战役。
1905年俄国革命时，鲍罗廷已被列宁视作新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后起之秀，尽管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党的委员。为了逃脱沙皇的打压，他像数十万离开俄国的流亡者一样，坐在轮船统舱里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这座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城市里，他成了犹太人社区一所夜校的校长，并亲自教工人子弟学习英文。此后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一个叫芳妮·奥尔卢克的来自维尔纳的女子的芳心，并很快有了两个儿子，弗雷德和诺曼，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当大多数流亡者幻想在这块有着远大前程的国土上发财致富时，他却一点也不喜欢芝加哥那种浓烈的商业味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坚持不让自己和家人美国化。他坚信，自己是带着使命离开祖国的，他不会让丰裕的物质生活侵蚀、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鲍罗廷校长在西迪维逊街的夜校，逐渐成为了当地犹太人社交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已俨然成为当地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他明白，自己的一生终将围绕着两个光芒闪闪的词运转，那就是俄国和革命。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冬宫掀起的一场风暴，促使了临时政府的倒台和列宁政权的建立，在全世界的俄国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也把鲍罗廷重新吸引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来。他终于明白，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要想赶上时代的潮流，就必须登上列宁的快车，于是，在无数个日夜的纠结后，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两岁——离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返身回国参加革命。十年前初到美国，那时他还是一个外表青涩的白脸小生，等他坐着邮船驶离美国海岸，已是面带沧桑的鲍罗廷大叔了。
当鲍罗廷兴冲冲地回到莫斯科时，列宁正在致力于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火烧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去。革命正处于危急中，德国人、英国人虎视眈眈，整个伏尔加地区面临着重陷白军之手的危险，在城市里，食不果腹的工人也失去了革命的兴趣。按捺着焦灼不堪的情绪，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个长期流落在外的革命信徒。一番长谈后，列宁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工人的信，希望他带着这封信重新回到美国去，争取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开火。但鲍罗廷还未来得及去实施这项重要使命，亲手交予他这项任务的革命领袖就在一场暗杀中受了伤。一个叫范娅卡普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会场向列宁开了枪，后者发表演讲后正要离开。
革命神童——他一直这么自认为——终于受到了重用，他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驻墨西哥领事。既为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信念，也是生计，此后，直到前往中国的1923年，他曾经被共产国际派往欧亚两个大陆十几个国家指导革命。作为列宁的私人代表和被革命阵营“派到新世界的第一位秘使”，他提着一只大牛皮箱子，走遍了欧洲，一直走到西半球，箱子的夹层里装着卢布、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毕竟，对世界各地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好東西。
他的党内声望在离开莫斯科奔走世界各地的一年里反而上升了。此时革命趋势减弱，却到处传来他屡建奇勋的报告，他的事迹难免被夸大。在某些人的眼里，他简直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带有特异功能的人，他穿越戒备森严的边界就如同从红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样轻松。不管革命空气多么稀薄的地方，他总能迅速拉起组织，纠合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成了国际共运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继续穿梭在莫斯科、柏林之间，沿着四通八达的红色“地下铁路”，把自己线上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列宁面前。其中就有他在墨西哥发展的、出身印度婆罗门的罗易。罗易自从去莫斯科见过列宁后，就不满足于只是领导印度革命了，因为印度太小了，离他想象中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太遥远了，他拒绝接受重返印度领导革命的任务，鲍罗廷只好反复提醒他，“服从命令是布尔什维克最高尚的品德”。几年后，这个人也去了中国。
去英国发动罢工时，鲍罗廷被党内同志出卖了。伦敦警察厅把他捉了去。秘密警察早就盯上他了。他在监狱被关了半年多，然后驱逐出境。当他出狱后回到莫斯科，列宁已经第三次中风，当年杀手射进颈部的子弹虽已取出，但革命领袖的健康已严重受损。鲍罗廷的靠山即将倒了，回国没多久他就觉察到，自己在国内政坛中爹不疼娘不爱，几乎成了革命的一个多余者。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时的老同事、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他介绍给孙中山，作为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代表前往中国。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鲍罗廷是满腹狐疑的，他甚至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的兴趣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甚至印度，而不是中国。据说把他派往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时就认识了孙中山，而且他会说英语，与孙的交谈不成问题。
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听从了加拉罕的建议，决定前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国民党虽然软弱，毕竟是中国惟一的革命党。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已经被一场场失败的革命快要逼疯了，正热切地盼望着一个外国人来帮他拯救中国。他离开莫斯科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天，孙中山与俄国特使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的几个月后。
莫斯科—哈尔滨—北京—上海—广州，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段，为了避开英国移民局官员的侦查，他乘坐的是一只运送牲口的平底船。陪同这个职业革命家的，还有几百只商家托运的绵羊。秋天的南中国海经常刮台风，鲍罗廷不幸遭遇到了。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要是船长找不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本文作者就会同船上的两百只绵羊同命运了——它们死得一只不剩。”孙中山在广州迎接了被台风搞得疲惫不堪的鲍罗廷一行，鲍罗廷描述这次会面时说，“孙中山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他注视着我，几秒钟之后才把目光移开。”
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这一做法无法理解。他们习惯于把孙中山看作一个有献身精神却无能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假革命的？但莫斯科已经判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决无可能领导一次革命，所以他们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而共产党人也必须加入到这场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当然，“可以往他们的篮子里放自己的鸡蛋”。
借助于孙中山的声威，鲍罗廷的“革命权威”的声望建立了起来，这是他来中国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的。他还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会一住四个年头。一张莫斯科指示下的“革命挂毯”在广州编织成功了，他在这里参与了南方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他也尊敬有加。一个革命者对权力、名誉和声望的渴求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几乎乐不思蜀了。到孙中山去世、北伐开始，他一直处于掌声包围中，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的晕乎乎的状态中。让他高兴的是，1923年底，他的妻子芳妮带着两个儿子从美国投奔他来了广州，分享了他的这份荣光。这无疑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一开始在党内几乎排不上号的蒋介石，指挥着八个装备不良的军，竟然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江城武汉，到处受到英雄和解放者的待遇，这让在广州的鲍罗廷既高兴又不安。北伐前，他与蒋介石就党务改组的事曾有过多次长谈，深知蒋虽然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读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著作，但对孙中山的崇拜使他根本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据他观察，蒋个性独立，不像汪精卫事事拱让。外人看来是他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明白得很，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的指挥棒已经落到了蒋介石手里，自己不过是个第二提琴手，还是客席的。 巨大的胜利喜悦冲淡了隐忧。在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加伦将军的襄助下，战事节节推进，身着褐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可说是无往而不胜。广州已成后方，政府中枢必须北迁，方能及时掌控革命形势。1926年10月，鲍罗廷和宋子文、孙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秘书陈友仁等前往汉口，以作迁都准备。一路上每天都遇到暴雨，大水冲垮了乡间小路，河上的桥也都不见了，一个参加了长途跋涉的苏联人S·A·达林，记述了为期二十五天旅途的艰险，达林说，他终于明白了帝国主义为什么只征服这个国家的局部，只要远离处于中心的城市地带，革命总是安全的。
蒋介石坐着一艘小汽艇在南昌城外迎接了他们。几个月不见，鲍罗廷觉得，北伐军总司令看上去是越发气宇轩昂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分裂充满气愤。恼怒时还会用难听的宁波话骂人。但当鲍罗廷得悉，蒋执意不去武汉，并且要把总司令部安在南昌时，心头有了一种隐忧：分裂或许将不可避免。
他的妻子芳妮很愿意继续留在广州。这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突然迷恋上了集会时在台上演讲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作为丈夫的代表去演讲。她说俄语，再由人译成广东话，说的和听的都费神费力，然而她乐此不疲。
芳妮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是随第二批政府人员于这年底离开广州的。他们那一组北上队伍里，有于右任、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和女儿廖梦醒（辛西娅）等。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个刚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叫陈丕士的年轻人也随团行动，他到了汉口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的秘书。日后鲍罗廷回国，他是护送人员之一。
蒋介石带着黄埔嫡系将领们去了武汉下游数百公里外的上海。那里的租界报纸上，帝国主义成天对武汉口诛笔伐，呼吁列强出兵干涉。热衷于危言耸听的各国记者纷纷走出国际饭店的酒吧，溯江而上，前来一探究竟，采访被视作罪魁祸首的鲍罗廷。鲍罗廷照例缄默着，他让记者们自己去大街上感受革命的气氛。上海已经动了刀，革命者人头落地，就像谚语说的母猪正在吞吃自己的猪崽，他很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汉口究竟往何处去，只有静候变化。最主要的，他要看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四月初从法国转道莫斯科回到上海，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蒋介石表示，党务的事全由“汪主席”作主，他自己将“专心军旅”。他提醒汪，不要去武汉，因为那里被鲍罗廷一手控制了。但汪还是在到达上海五天后悄悄坐船去了武汉。
汪精卫避免了在上海陷身蒋介石与总工会方面的冲突，但最后他还是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几个月后，武汉政府的几大魁首从共产党人的“不轨行动”和过火的农民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攻击目标。继上海、广州、南京之后，两湖也动手了，鲍罗廷前往长沙时，差点遭到当地一个叫何键的军阀的毒手。据说最后使汪精卫下决心向共产党人下手的，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如何应对作出了明确指令，那就是尽快拉起一支工农武装。这让汪精卫感到了恐慌。而把这份报告透露给汪精卫的，是共产国际另一个派驻中国的代表、印度人罗伊。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发来让他转给宋子文的电报，“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出价付款。盼如期发货。”这封用江湖切口发出的电文，他猜测“商人”当指蒋介石，货物，无疑是指俄国人。陈友仁由此判断，他的好友宋子文已经倒向南京了。事实明摆着，要把共产党人分出去，那么俄国顾问们就必须离开中国。
二、失落的权杖
1927年7 月27日，因流感发着低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动身了。不巧的是，他的手臂因骑马坠地骨折了。为了鲍顾问一行的安全得以保证，外交部长陈友仁让刚来中国的儿子、外交部秘书陈丕士一路陪同。行前他向儿子透露，他自己随后也将带着西尔维亚和约莲达两个女儿离开汉口，转道上海前往欧洲。
随行的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爱冒险的美国记者。十年前她去俄国采访十月革命时就与鲍罗廷的妻子芳妮认识。听说鲍罗廷即将回国，她一定要求同行。
陈丕士为这次远行准备了一张中国地图，规划了数条线路。这张英文版的地图，他是从外交部办公楼的墙下揭下来的，亚麻布裱糊，很结实。最后他们决定坐火车先到郑州，然后到陇海线的最西端，再换乘汽车。鲍罗廷还幻想着，到郑州能够说服冯玉祥。
武汉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军乐队演奏起了送行曲，有人在为苏联人的离开落泪，也有人说着讥讽的话。汪精衛给了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贡献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还说期待着两党进一步的合作。
卫兵的哨子吹响了，满载着卡车、大量汽油、粮食以及行李的火车拉响了汽笛，驶向前途未卜的前方。
第二天正午，车到郑州，打着灰布绑腿，黑鞋子、白袜子、理着平头的冯玉祥带着仪仗队在车站迎接他们。在捐出了一笔可观的金额——名义上是路桥修缮费——之后，鲍罗廷一行受到了殷勤款待，在郑州的几天里，几乎每晚都有宴会。分散在各单位的俄国军事顾问都赶来会合上车了，军乐队再次奏响《基督教战士进行曲》。冯玉祥与鲍罗廷热烈拥抱，并吩咐手下，沿途一定要对鲍顾问一行多加保护。冯已与南京结成同盟，已无可能再与苏俄合作，客气话说了几大筐，大家都不点破，但谁都明白，蜜月期结束了。
老掉牙的、装满给养的机车，咔嚓咔嚓沿着陇海线一路向西北，过了洛阳后，终于在终点站灵宝停了下来。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大卡车、五辆小车，继续西去。鲍罗廷和他的医生、秘书一起坐在一辆八汽缸的别克敞篷轿车里。这辆漂亮的车子原来的主人是吴佩孚，去年春天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后就成了鲍罗廷的座驾。
旅途是辛苦的，却也颇不寂寞，晚上露营或在旅店休整时，健谈的鲍罗廷总是跟身边人讲令他着迷的戏剧和文学，讲莫斯科的梅耶荷德的革命戏剧。他的古典文学素养令人吃惊。他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安娜·路易斯似乎对鲍罗廷着了迷，所有人都困乏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她美妙的歌声总会突然响起。 过了临潼，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鲍顾问和美女记者的关系迅速升温了。她从卡车移到了别克车上。中途休息的时候，她在车上唱一首孩童时代学会的歌，《当牧人在夜里守护他们的羊群》。鲍罗廷睁开一直闭着的灰色眼睛，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说，看在上帝面上，女士，唱《国际歌》吧。路易斯突然忍不住哭了，站起身走开了。鲍罗廷苦笑了一下，一脸无辜地说：“难道我刺痛了她的心？我可不是存心要伤她的心。”这个职业革命家的心思全被失败带来的悲愤占满了。
车队经过陕西、甘肃到达宁夏，然后穿过茫茫戈壁，往苏联国境绝尘而去，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远远地扔在了身后。离开宁夏十四天后，他们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在这里鲍罗廷首次遭受到对他在中国失败的严厉批评。他辩解说，你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们不可能想象上海和广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你们也不可能想象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具有造反和起义传统的农民，所谓革命党人只不过是力图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情绪低落的鲍罗廷急着想走。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一架小飞机前往上乌斯丁克，在那里他将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前往莫斯科。
陈丕士随后赶去时，十一月的莫斯科已经下雪了。他的父亲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已经到了。他们和宋庆龄一起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他们正赶上俄国革命十周年庆典，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庆祝仪式。此时的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两派斗争正是白热化的时候，托洛茨基这个孟什维克，输给了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红场庆典一星期后被开除出党。鲍罗廷与斯大林一向合不来，他的日子也难过了起来。
陈友仁打算前往欧洲，度过他的流亡岁月，行前他告诉儿子，他是不可能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的，因为蒋这个“假绅士”，“袖珍拿破仑”，已经把中国革命给葬送了。他说自己说不来中国话，更搞不清党内到底有多少派系，水到底有多深，回去也没什么用。他还说，自己做过一任外交部长，清楚地知道，西方列强和日本都在觊觎中国，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将来自日本， “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应付一场巨大的战争，”他说，“儿子，你要继续留在莫斯科，直到俄国人出手帮助中国与日本人斗的那一天。”
鲍罗廷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北伐军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离开了。1931年，邓演达在南京被捕。他在北伐时期的老搭档蒋介石下令，将之枪毙于南京汤山。
軍事顾问加伦将军稍晚些时候，化装成外轮水手沿长江秘密东下上海，也由吴淞口出境潜回苏联。加伦将军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卫国战争，成为苏联红军首批五位元帅之一（其他四人是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再后来，在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枪毙了。有个在狱里见过他的人说，将军的一只眼珠被打得滚了出来，他不断地说：“这些恶棍把我打成了这样！”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
整个7月，冯玉祥都在催蒋介石北上进兵。他说，北京乃先总理遗骸所在，目下被野心不死的张作霖盘踞着，革命军势力自与卖国军阀奋斗以来，死伤残废不知凡几，若士气一绥，兵心必乱，惟以全力北伐，乃为上策，务于最短期内，直捣幽燕，迎先总理遗骸早日归葬钟山。
冯玉祥说，自己所部二十余万兵力，自攻克郑州后，正在肃清黄河之南残敌，“务请吾兄提兵猛进，直破济南”。西路，他会与阎锡山沿京汉线共策进行，且阎部已出兵正太线，逼着奉军退过了正定以北，自己的骑兵第三军也已占领曹州一线。他希望蒋在东线策应。
冯玉祥还想继续做个和事佬，撮合宁、汉纠纷两方，电文中也多次提到阻碍北伐的内外部阻力。他向蒋表示，对于真正的同志，“弟当竭其愚诚，相引中道，必期志同道合，一致工作也”，相信内部问题不至于为患。纵有变故发生，他也一定会信守徐州会谈时的约定。
冯玉祥的继续施压起了作用，继蒋介石上半年在上海清共后，武汉也步其后尘，提出分共。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占领了工会和农会总部，并把怀疑受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政工人员首批驱逐，不少人在冲突中被处死。一些共产党人转入了地下，另一些逃往正在调防江西的张发奎的部队。此时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亡，要么暴动。而前者的懦夫行径注定是被瞧不起的。而党在日益喧嚣的反共浪潮中也迫切需要有一支真正的武装在自己手里。
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北伐的两员虎将，唐生智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二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叶挺调转枪口，正式亮明旗帜。汪精卫急派张发奎、朱培德前往征讨。冯玉祥在洛阳收到汪精卫自九江发来的密电后，即刻飞电南京，称此次变化，江西境内已非常紊乱，武汉各部确已分化，“所谓东征计划，万难实现，特电飞闻”。
只是汪在分共的同时也不放弃倒蒋。冯玉祥电文中说的东征告吹的估计还是失算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惟恐宁汉合作后，他在两湖的地盘将遭到削弱，匆忙发布了讨蒋令。南京内部也是面和心不和，李宗仁等桂系一派早就不服蒋了，认为唐军东征，意在讨蒋，只要蒋下了台，宁汉合作就搬去了一块拦路的大石头。蒋说，武汉所攻者我个人，个人不成问题，完全接受监察委员命令。于是决然离宁赴沪，通电下野，回奉化溪口老家将养去了。
蒋介石如此爽快交出手中权杖，给人的感觉他是为了合作大局，不欲以个人进退滋生纠纷，实则是此时军事上的失利使他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7月以来，东西两路北伐军前锋进抵北方，徐州一战，蒋的第一路军被全线挫败，不得不从徐州撤出。先番败北的孙传芳乘机追击，与张宗昌兵分两路，一直追至淮阴、蚌埠。早年出入证券市场交易所的蒋介石明白，此时大盘下行，只有尽快抛盘才能保本。
冯玉祥一直在着力捏合宁汉两家，以致党内诸公心态失衡者对之有“一柱擎天”之讥。蒋的下野通电一发布，闻听蒋“微服赴沪”，他就“惶悚莫名”，托党内元老、南京政府中央委员李烈钧向蒋转去一电，敦促蒋“克日还宁，主持大计”。的确，蒋介石一离开南京，中枢混乱，导致局势迅速恶化。奉鲁军反攻得手，复起图谋江南之心，引起南京城一片恐慌。8月底，孙传芳军自龙潭、栖霞山一带渡江，谋取南京、镇江。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各将精兵，东西夹击，再加杨树庄的海军在孙军渡江时出击，战场局势渐有改观。龙潭一役，南北两军各出动十万之众，激战七日夜，死伤数万，孙传芳的反扑之势终被挫败，再次退往长江以北。北伐的军事颓势总算挽回了，但也只是僵持之局，且直奉联手的整体军事实力，尤在北伐军之上。 大石头已去，宁汉重还一家。新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参与者是原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班人马。撕破了的脸面，只需稍事修饰，就又是革命同志。北伐是革命大义，蒋总司令在与不在，继续打下去当是共识，至于何时打进北京城，迎还先总理遗骸，那也只有天晓得了。只是重新整合过的革命洪流里，已经没有了鲍罗廷，没有了加仑将军，没有了慷慨激昂的共产党人出任的党代表。
此时的蒋介石，在奉化老家明净的山水间休憩了近一个月后，已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他的好友张群带着一个九人小组为他安排一切。按照他在写给好友黄郛的信中所说，此去他将作一年环球之行。
对于蒋介石的遽然下野，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惋惜。3月以来，自上海城厢插上青天白日旗，蒋总司令近乎流氓勒索的催款，已经让上海的大小商人们吓破了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新政府任命的财政部长孙科，是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惟一的儿子。这个儿子与他的父亲并不合拍，早在广州大本营期间，身为广州市长的孙科就对乃父的容共政策嗤之以鼻。北伐军一打到长江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党内有名的激进左派，武汉分共时，他又来了个华丽转身。相比宋子文而言，这个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文学士与武汉政府的关系自然更近。
以孙科的才具，做新政府的财务大管家实是勉为其难。三个月前，银行家张嘉璈与蒋介石谈中央财政，张的预算用度为每月一千四百万，蒋提高到一千六百万，实际用度却在每月两千万元左右。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一而再、再而三的输血，再加上蒋特殊的高压手段，才使南京这台大机器运转正常。孙公子没有蒋总司令的手腕，也没有社会下只角的帮会兄弟供其驱策，陈光甫、张嘉璈这班银行家更不会听他的，他上任一个月，只筹集到大约八百万元。这点钱，开个门面都困难，更遑论北伐。
为了搞到钱，孙公子只有采用老办法，发行国库券。新发行的四千万国库券，依旧是用二五海关税作担保，但发行效果与蒋在位时不啻云泥之别。这个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新财长不敢推行强行认购，他要以德化人，让资本家们认清大势，自愿掏钱包。他召集了一次上海实业界和银钱业头面人物的会议，参加者有虞洽卿、秦润卿、顾馨一、王晓籁，还有从香港调来的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饶是他说破了天，大老板们都只是叫苦。他们甚至公推虞洽卿带了一帮人到南京，要求减少认购数。
钱业公会认购的数字简直让新部长绝望，他们只认购了三十几万，不及当时交给蒋的十分之一。其他各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孙科雄心勃勃出任新财长，这一来到底脸上挂不住，他跑到重新选举的上海总商会讲话，敦促商界出钱支持革命事业，底下居然有人向他发嘘声。先前用强制手段征收的两个月房屋出租金，也没人买账了，想要帮会的嘴里吐出鸦片买卖的好处，也无异与虎谋皮。新政府开张才两个来月，几乎要穷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了。
呼吁蒋复出的声音再次抬头。冯玉祥领头起唱，跟声附和者不在少数。此时的蒋介石，已结束日本之行回到上海。面对来自军界的迭声催请，他没有任何表示。时机未到，他还在等待。前总司令此时正陷身于一场热恋。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三、布克小姐在途中
布克小姐是个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女孩，1921年高中毕业，无心再上大学，成天跟着一幫从中国返美度假的年轻人疯玩。家人管不住这个心野的姑娘，就索性随她自己作主，跟着这帮年轻人坐慢船去中国了。
这个小镇姑娘还从没出过远门呢，首次离家，竟然跑到东半球去了！一艘从旧金山起程的邮轮，慢悠悠地在海上走了三个月，拐进吴淞口，她就被四周的情景震慑了。看到黄浦江浑黄的水面上缓缓开出来满载货物的一长串的舢板船，当地人叫“拖机宝”的，她就哇哇地叫出了声，因为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老式明轮船，灯火通明，两侧的明轮击打出雪白的水花，她认定这船是密西西比河上服役的那一只。而停泊在码头上飘着红蓝白三色旗的远洋巨轮，则让她相信它们来自高中时读过的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这个姑娘就这么懵懵懂懂去美资的英文报纸《大陆报》报了到，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女记者，同时还是美国国际新闻社派驻上海的通讯员。她都还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想象呢。或许美国报纸上的中国新闻要的就是这么一个调调，把现实世界与想像中的混为一谈。她的上司是一个叫道约尔的爱尔兰人，一头红发，老爱笑，他是本埠新闻版主编，手下的记者米勒、克劳、柯罗思，全都是新闻界的老司机了。一开始，他们揶揄地叫布克小姐“美国姑娘”。她还那么小，春心未动，寻寻开心正好。但不久她知道了“美国姑娘”是高级妓女的代名词，就发狠再也不让叫了。后来他们都叫她的中文名字“宝爱莲”了，这是她的中文教师、一个老学究取的，用的是她的名字的吴方言读音，其实她的本名Edna Lee Booker，正而八经音译过来应该叫艾德娜·李·布克。
布克小姐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姑娘，爱动，爱笑，很少老老实实呆在市中心广东路和江西路交接处那幢外表破败的报社大楼里。用上海话说是特别“热赤”。她也没一天在大学里好好读过新闻学。但在遍地都是新闻的上海滩混，就连一只瞎猫都能碰上死耗子呢。她混迹在十里洋场的各种社交场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酒会、舞会，这种场合，年轻的外籍女孩永远是受欢迎的。她就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穿梭其间，从大人物的嘴里，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连蒙带猜捞一些花边新闻，点缀她供职那家报纸的小角落，渐渐地，宝爱莲这个名字竟也在上海滩上闯出了小小的名头。
在美国总领事康宁汉夫妇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她遇上了宋氏三姐妹里的老三宋美龄，宋氏家族最小的女儿。那天，三小姐身着缎礼服，模样友好而可爱，这是宝小姐第一次遇上本地上流社会的女性，只觉得喜欢得不得了。宋家的三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她们的父亲送到美国读书，英语说得十分流利，谈吐都是纯美式，三小姐时年芳龄廿五，比宝小姐稍长几岁。宝小姐觉得，在谈到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和谈到美中关系时，三小姐身上就会焕发出一种光芒，一种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渴望。宝小姐那时还不解男女之情，她不会懂得，这种报效渴望其实和想要献身于一个男人的渴望差不多。 可能是嫌晚宴上说话不够畅快，过了几天，三小姐邀请她去打网球喝茶。宝小姐欣然接受了，她很高兴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宋家住在法租界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洋房里，这幢洋房在西摩路上，原是一个英国人建的别墅，带花园和一个网球场。宋家的男主人宋耀如早年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兼带推销《圣经》，发达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实业家之后，就把这处漂亮的房产买了下来。门房说，三小姐在画室作画，宝小姐跟着往内宅走的时候，她灵敏的鼻子似乎嗅到了这家子的平和与温煦。她觉得，这里保留着传统中国最好的一面，同时又向西方现代精神敞开了大门。
三小姐还像初识那天一样热情，就好像她们才分手就又见面了。这种热情让本来还有些许拘谨的宝小姐放松了。她看到三小姐这天穿的是一身半西式的网球服，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聪慧的额前留着一绺刘海，不长不短，堪堪齐眉，颈后挽着一个干净的发髻，柔亮得如同绸缎一般，让她不由自主想摸一摸。
两个女孩交谈甚欢时，三小姐的母亲走了进来。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最伟大母亲的女性，是一个温和澹然的妇人，穿着黑缎上衣和多襇的裙子，柔亮的頭发上绑了一个整齐的假发髻。宝小姐这才知道，三小姐有这么漂亮的发色原来是来自她母亲遗传。
偌大的宋家花园里就住着三小姐和她母亲宋夫人，两个弟弟还在美国念书，她哥哥宋子文则偶尔回来。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家世显赫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远在太原，二姐宋庆龄眼下在南方，正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圣人”、广州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孙文战斗在一起，而这家的男主人，几年前就因肾病去世了。
宋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与孩子们的父亲宋耀如结婚前，她就是上海西郊徐家庄园的圣公会教徒，那时，她刚从出生地浙江余姚迁到上海不久。而更早的时候，宋夫人的母亲，就是明朝时最早皈依天主教的徐光启家族的后裔。宝小姐以她刚入行的新闻记者的眼力观察到，宋家花园里每一处的布置，都可以看出主人对上帝的虔诚。比如，客厅靠墙的桌上摆着各种中英文宗教期刊和一本巨大的家庭圣经，三小姐经常弹奏的钢琴上，摆着一本赞美诗集，楼上还有一个宋夫人专用的祈祷室，她每天都要在里面诵读圣经，并为儿女们作祷告。儿女们总是太忙，而上帝总得要有人去侍奉的。
去宋家花园的次数多了，与宋夫人熟悉了，宋夫人就会给宝小姐讲一些祖上的故事。她说她母亲的娘家，世居一个叫“徐家汇”的地方，三百多年前，徐光启由利玛窦受洗加入天主教，又帮助利玛窦把西文书译成中文，是明朝万历年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大臣。她还会以一种含羞的神情回忆起少女时代，学刺绣女红、进教会学校学英文、读整本的原版圣经。这个孤独的妇人说得最多的是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一直认为他是这一代中国人中的翘楚。
每次，一边喝着宋府仆人端上来的茶，一边听宋夫人说话，宝小姐觉得她不是在听一个女人絮叨，而是在听一部近世中国的革命史。这让这个美国姑娘既心生神往，又为自己的平庸气短。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到这种大历史中去呢？光是想想，就够热血沸腾的了。她对中国历史和革命的知识，短期内长进如此之快，大多就来自与宋夫人的闲话。当宋夫人说完这些故事起身离开，已经等得迫不及待的三小姐就拿起球拍，和她一起飞一般冲到网球场。球场边上，三小姐的哥哥宋子文，一个如假包换的绅士，已经等不及要与她们一决雌雄了。
有一天，打完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个姑娘说起了未来的终身大事。她们都已二十出头，说是未来，也是转眼就要到来的事。当谈论到那个还不知在何处的夫婿时，宝小姐看到，三小姐的眼里又流露出了那种热切而渴望交付出去的光芒，似乎前方的爱情是一片浪漫的冒险之地，是荆棘丛中的一丛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了大姐夫、二姐夫这样的大富商和革命家作比较，尚待字闺中的三小姐对未来的理想夫婿没有多谈，这个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只说了一句话，他得是有力量改变中国的人。这让宝爱莲这个美国小镇来的姑娘倒抽了一口凉气，有的人生来就注定不是凡人，而自己就像浅溪里的一条小鱼，连抓到稍微像样一点的新闻的机会都没有。
机会说来就来，这个心思活络的长腿姑娘跳一跳就抓到了。就在她来到上海的第二年，中国北方摊上大事了，北洋军阀的两个巨头，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为了争夺中央政府主宰权，准备大打出手。西方媒体对此自然非常关注，纷纷派出得力干将采访报道。布克小姐得知这一消息，立马找到道约尔，要求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报社的老司机们怕死不愿上前线，爱尔兰佬不同意也只能同意，但他对这个姑娘的新闻素养心中有数，生怕她搞来一堆家长里短的八卦，坍报社的台，后来还是命《大陆报》驻北京的记者柯罗思也加入对直奉战争的报道。
说干就干，宝小姐收起了晚礼服和舞鞋，换上卡其马裤和旧衣，戴上一顶旧的苏格兰圆帽，二话不说就跳上了一列开往北方的火车。浴盐是必须带的，还有一双银色高跟鞋，一条湖蓝色的连衫裙。一个叫约翰的朋友来送行时说，中国北方臭虫很多，塞给她一罐杀虫剂非要她带上。除此之外，塞了满满一包的就是康拉德、毛姆和曼斯菲尔德的小说。
火车开出了上海，哐当哐当一路北上。不时有拖儿带女的难民上车，空气流通不畅，严严实实的车厢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恶臭。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单调了起来，但丝毫没有打击到她高涨的热情。她的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乘坐魔毯飞到了首都北京，那里有徐世昌总统，他每日坐在华丽的总统府接见访客，她想象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她的心还飞到了满洲北部的奉天，那里的独裁者张作霖元帅是她的下一个采访目标。当然，她还想去古老中国的心脏洛阳，那里做过数朝的古都，目前驻扎着吴佩孚将军和麾下的数十万大军，最后当然还有广州，革命家孙中山的风采她早就想瞻仰了的，这是她除了上海最向往的一个城市，她梦想中的广州就像一个青花旧盘子，一艘帆船，或者是一幅绣着大红牡丹的流苏披肩。
宝小姐先到北京。请求拜会总统的信函送到礼宾官那里后，迟迟没有下文，她乘隙参加了端纳在西山公园组织的一个郊游派对。那时的端纳还只是一个澳洲驻北京的年轻记者，远没有后来做国府顾问那么风光，但在北京的圈子里已经混得如鱼得水。宝小姐爱热闹，再加有点人来疯，社交圈子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不久她受某个外交官夫人邀请，又去一个大官的府邸参加了一场晚宴。她想，自己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难道就是来参加一场场舞会的吗？难得她有这片刻的清醒，也幸亏总统的美国顾问、“很吃得开”的福开森博士也来参加了这场舞会，福开森见她采访徐世昌无望，就专门修书一封，介绍了她去东北采访张作霖了。 在奉天的老帅府，她见到了传说中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宝小姐说，彼时正是春天，帅府的院墙下，桃树的枝头正绽出花朵，一个外套黑丝绒马褂、头戴黑色绸子瓜皮帽的年迈老人，正佝身独坐在一张雕花石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心满意足地抽水烟，他转过脸来，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赫然正是报纸上见过的老帅本人。不消说，这次不无突兀的造访是老帅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安排的。
带着张作霖赠送的一条白狐皮草——她走到哪都喜欢晒她的衣服和饰品——宝小姐回到北京，采访了上次给她吃闭门羹的徐世昌，然后和柯罗思一起南下洛阳，去见吴佩孚。不知是因为要去洛阳，还是因为马上要见到这个大军阀了，她激动得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
跳下拥挤的火车，掸掉满头满身厚厚的灰，她居然能够想起李白的一句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说的就是这古都。看来宝小姐也没有道约尔想的那样不堪，起码在她身边的男同事看来，为了这趟采访她是做足了功课。和在奉天看到的到处都在备战相仿，一路上碰来碰去也都是调防的兵。两个军阀巨头的老前辈袁世凯说得好，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来他们真的要捋起袖子在中原大地上逐鹿了。兵们抽着气味难闻的香烟，斜背着枪，浑不在意，还不时拿枪口到处乱指，就好像手上是一件庄稼把式，看得宝小姐和她的男伴心惊肉跳。有一个兵还故意沾了一点她擦面用的冷霜，在胡子上瞎涂一气，惹得一旁的同伴哈哈大笑。
被手下将官称作“玉帅”的吴佩孚，在军营的一处密室里接见了两个风尘仆仆的美国记者。在等待的片刻辰光，宝爱莲的目光被会客室里混搭风格的布置吸引住了。那间屋子的一边是一排红木书柜，上头挂了一幅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的油画像，另一边是一张供桌，青烟袅袅的景泰蓝香炉上方，则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紫檀木雕的关公像。然后，她惊异地看到，一个身形细长、头发短得能看到发青的头皮的中年男子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吴佩孚穿的不是军服，而是一袭暗湖色绸子长衫，外套一件锦缎马褂，看上去就像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乡间学究。
说是一次軍事采访，面前的这个男子却很少谈到他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好像担心被两个记者刺探去了军情，一直在夸夸其谈地赞美华盛顿。他说华盛顿把美利坚各州统一成了一个国家，他也要把中国分裂的各省统一起来，使国家真正繁荣与富强。令宝爱莲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吴将军突然面露羞色，问她爱不爱读诗歌。得到客人肯定的回答后，他拿出了一叠新写的诗歌递给她看。这些诗工工整整地抄在宣纸上，第一首是献给华盛顿的一首赞诗。吴佩孚当着两个客人的面大声吟诵起来，激情四射，并伴以剧烈的手势。当一个军官进来报告对奉军的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时，这个诗人又回到了现实，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巡阅使大人。他对两个美国记者说，要统一中国，就必须把中国大地上那个土匪先铲除掉。宝爱莲听得心底发笑，她想起在奉天时，张作霖当着她的面谴责吴是“统一中国的障碍”。
接受采访后，吴佩孚要坐火车北上，去保定亲自指挥作战。保定是直军大本营，他的家也在那里。看起来吴佩孚对这个冒冒失失闯来的美国女记者颇有好感，临出发时邀请宝小姐共赴保定，去他家里做客。宝爱莲与柯罗思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就近观察战场的机会，就接受了邀请。
一到保定，柯罗思留在军营，宝爱莲则以贵客的身份，住进了吴公馆内院。宝爱莲见人就熟，很快就与吴的太太张佩兰混得烂熟。张佩兰安排了四个丫鬟服侍她，每天与她同吃同住，状如姐妹。在宝爱莲看来，有着满人血统的张佩兰是个气场强大的女子，虽算不上一个标致美人，但大嘴，皓齿，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再加喜欢穿大花的绸袄，也是别具魅力。“吴夫人本身就像是一幅由紫色、黑色和金色构成的中国传统画”，她如是评论张佩兰的穿着。
如果不是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可能还要在保定的吴宅内院里继续生活下去，把刺探到的军阀私生活添油加醋加工一番，源源不断发往上海和美国的报纸上去。战争一打响，她第一时间跑到了长辛店的最前线，去经受了血与火的一番洗礼。她终于见识了战争，见识了死神，死神就像一把巨型的镰刀一样，收割走了冲出战壕在旱麦地里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从战场上退下来时，她坐的是一辆挤满伤兵的火车，车轮的哐当声和伤兵的呻吟交织在一起，她亲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脚边死去，却又无能为力。后来她换乘了一辆没有伤兵的火车，但发现，整节车厢除了她一个活人，其余全是粗木箱打制的棺材，棺材里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直奉交战，首场直军不利，尔后，吴佩孚的大将冯玉祥出兵增援，战场形势又戏剧性扭转，奉军败退关外。宝爱莲在保定火车站的一辆专列上采访到了冯玉祥。这个一向以草根形象示人的军阀浓眉如戟，体格壮得像一头牛。当采访进行时，车厢外潮水般涌过的兵们不断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冯也低沉地哼唱了起来。宝爱莲这才注意到，指挥车厢里防风灯压着的军事地图上，摊开着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赞美诗集。一个多月战地记者的经历，让这个少不更事的美国姑娘一下子成熟了，她已经学会了独立思考，她觉得在中国这幕错综复杂的大戏里，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眼前这个冯玉祥，他究竟是在谋一己之利，还是真心来帮吴佩孚的？
上海的报社那边不断打电报来，催促宝爱莲离开保定，她却一个人坐火车跑到太原，又去采访阎锡山。路上，她坐的火车又是受枪击，又是遭炮轰，她没把小命丢在黄土旮旯真是个奇迹。直奉第一次大战已经结束，新闻主编道约尔称赞两位记者工作出色的电报早就到了，还说要给他们加薪，宝爱莲却滞留北方，没有归意。从太原经石家庄回到保定，她重逢了吴佩孚，还顺带采访了直军的另一员大将曹锟。战事第一阶段，曾风传吴佩孚被奉军炸死，当宝爱莲重提此事时，吴佩孚很有风度地笑笑：宝小姐，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只有当那颗写有我名字的子弹击中我时，我才会死。
对于刚刚收尾的这场战争，和成千上万当了炮灰的年轻生命，吴佩孚说，他是十分痛心的。他告诉女记者，大治必经大乱，目前看来，统一中国的障碍已经除掉一个了，但还有另一个障碍有待扫除。 吴佩孚没有说另一个障碍是谁。不用猜，她也知道说的是在南方的孙中山。她想自己这一趟跑下来，北方的军政强人可说是一网打尽了，剩下的，也只有刚来中国时就视之为英雄的孙中山了。
她问了一句，一出口就觉得多余：“那么，将军，您会在短时间内出手扫除这些障碍吗？”
“是的。”吴佩孚的回答简捷有力。
看来去广州已经迫在眉睫，正好她供职的报社也下达了“即往采访孙逸仙”的任务，宝爱莲就准备先回上海，然后再南下广东。
离开上海才短短几个月，宝爱莲就欣喜地看到，自己这个入行不久的菜鸟竟然成了新闻界的红人。回上海的第一顿午餐是在美国领事馆用的，是领事夫人萝达请的。她欣喜地看到，宋美龄也在午餐会的来宾中。
领事夫人用咖喱套餐招待客人，正餐有咖喱鸡和柚子沙拉，餐后甜点是印度的“古拉马卡拉”，须加糖和新鲜椰奶。很快，宋美龄拉着她，溜到了房间角落。宋美龄说，《大陆报》上的战地新闻都读了，写得很好，她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宝小姐对北方军阀们产生不应有的好感。
宝爱莲坚持说，她的报道立场是中立的。
接下来，宋美龄一直在用一种恳切的语气跟宝爱莲介绍南方政府的意图。在她的描述中，南方的革命者是一群真正要解民于倒悬的志士，是完全不同于世故市侩的北方军阀的理想主义者。“你一定要去南方看看！”她说着这些时的如火热忱，让宝爱莲觉得，她又变回熟悉的三小姐了。
宝爱莲说，报社已经作好安排，明天就要出发去广州了。听到这话，宋美龄的眼里绽出了欣喜的火苗。她说，南方或许正在危机中，但最后的希望一定是属于南方的，那里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次去，可以与孙中山先生彻谈一番，也可以与她二姐孙夫人聊一聊，以对国民党人有全面了解。分别时她提醒说，你见过的尤金叔叔，教我英国文学的、那个从特立尼特回国参加革命的律师陈友仁，已经到了广州，可以让他安排会见孙中山和另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伍廷芳。
这个被命运垂青的女记者就这么带着一台打字机和照相机上路了。浪漫小说依然是旅途必备读物。冥冥之中已安排好她，来给1922年的中国历史做一个见证。她乘坐的“苏州”号小轮船甫抵广州，总统府英文秘书尤金·陈，也就是陈友仁，已在码头上等着她了。
这位日后的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来中国十年了，一口英语还是说得要比中文好。他来自印属西印度群岛，一个叫特立尼特的美丽小岛，在1911年前往中国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开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挣到了数万家财。这个客家人的后代，丢下岛上的美丽别墅，丢下自己的法律专业，丢下热爱戏剧的妻子和在英国公学上学的孩子，变卖家产回到祖国，追随革命导师和亲密战友孙中山，参与到共和事业中去，他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宝爱莲特别感兴趣的。她很想有时间单独采访这个男人，他不平凡的经历里肯定有着许多美妙的素材。
但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陈友仁安排她住下就匆匆离开了。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陈炯明兵变了。当隆隆的炮声从总统府方向传来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独家新闻正迎面砸来。作为此刻广州城里惟一的外国记者，她千载难逢地赶上了。她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她赶紧起草好一份电讯稿，向着旧城区中心的电报局跑。此时的大街上已到处都是兵，枪弹不长眼睛到处横飞。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找到电报局大门的，当她发出电文，跨出电报局大门，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发炸弹落在电报局大厅楼上，把大楼炸坍了好大一角，爆炸的气浪把她掀倒在了街上。
据宝爱莲日后自述，采访孙中山的任务，她是在停泊珠江的一艘军舰上完成的。闻听孙中山已逃出总统府上了永丰舰，她设法搞来一艘摩托艇，连夜顺江追寻而去。摩托艇半途遭到叛军拦截，机枪子弹横扫过来，一个被她忽悠过来开船的军官中弹昏迷，她一把抓过方向盘，自己驾驶起来，驶离了险境。这一幕看得同船人目瞪口呆。原来她在加州读高中时就是个摩托艇爱好者，暑假里经常跟着姐夫驾艇畅游，这一爱好似乎就是为了这一天的采访作的准备。
她抓着船舷，手脚并用上了永丰舰。一个海军军官带着她，走到正在一张方形柚木桌前伏案工作的孙中山面前。她的朋友宋三小姐的这个姐夫，个子不高，头发和胡子修剪得很短，皆已灰白，嘴唇两旁深镌着皱纹。在闷热的船舱里，他穿着的那件正中开襟的丝质外套，扣子从领口到下摆还是一丝不苟。他转过身来，对面前的美国女记者说：请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我是在为实现正义、人道和民主而斗争，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已经为之奋斗多年，并将继续为之奋斗，直至死亡。
孙中山向女记者叙述叛乱的发生经过，卫队对他们夫妻的忠诚，还有他百折不挠的革命大志。采访中途，进来一个中等身高、体型瘦削的年轻军官，向孙请示什么。宝爱莲觉得他长得帅气，不由多看两眼。只见他肤色略深而干净，留着一抹修得很短的唇髭，目光沉着敏捷，举止里没有虚浮气和欲讨女人欢心的意味。宝爱莲此时还不会知道，此人正是她的朋友宋三小姐日后的丈夫蒋介石。她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男人，是她的朋友说的那种有力量去改变世界的男人。
广州的乱象持续了好久，蒋介石率军东征陈炯明了，沙面岛的外国人都迁往香港暂避了，宝爱莲回不了上海，整个夏天都滞留在湿漉漉的广州。等到回上海，已是两个月后的事了。她是转道香港，搭乘一艘太平洋班轮回去的。船航行在初秋的滂沱大雨中，这个接连经历了几场两败俱伤的内战的美国姑娘，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罗盘，它奇怪而陌生，又有着一种把她裹挟其中的魔力。春天她去北方时送她一罐杀虫剂的约翰，这两个月里与她鱼雁往返，两人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她迫不及待要回去收获爱情了。
再次拜访孙中山是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一幢安静的洋房里。孙告诉她，过去数月的煎熬总算有了结果，他已经准备寻求苏联的帮助，并让共产党人参与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一个叫越飞的苏联共产党宣传专家已飞来上海见他，并带来了列宁的问候。宝爱莲注意到，说到英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方政府时，孙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傷心。孙的声音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从他伤感的眼神里，她感到有一团慢火在燃烧。 孙中山声音振奋地宣称，他将率领中国民众奋起革命，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枷锁，他要像列宁拯救俄国人民一样拯救本国人民。孙夫人宋庆龄步入客厅，中止了革命家的演说。她眉眼温和娇羞，看着丈夫如看圣人。
这是宝小姐第一次见到她的朋友宋美龄的二姐。她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如此年轻，她的脸庞又是如此精致。那天，女主人穿的是一件很合身的精美的蓝旗袍，在她眼中愈发显得优雅迷人。其实，她知道孙夫人只比她朋友大两岁，但革命家夫人的光环使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带上了仰视。她心里暗暗叹了声，真是个花朵般的女人。
她用带来的相机给他们拍照。两人坐在藤椅上向她微笑，宋庆龄的身子微微向丈夫侧着。送她走时，宋庆龄用英文悄悄告诉她，她对他不是爱，是崇敬。
回到报社，她对着打字机就噼哩啪啦打开了。这篇充满激情的电讯稿她写了好久也没有收手的意思。新闻主编道约尔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走到她身后看了一会说：姑娘，你的素材很棒，但问题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在过去几年里已反复报道过了，你重复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听到这话，她的手指从键盘上滑落了下来。
道约尔说，原来以为你去采访孙中山，是要问他们那帮人是不是打算转向共产党了，上海所有的记者都削尖脑袋想去见他，你倒好，这么幸运见到他了，回来却写这么一篇浪漫的爱情故事，暴殄天物啊！
宝爱莲这才恍然大悟，她在打字机里换了一张纸，重新写道：孙逸仙对美国拒绝南方共和国，拒绝提供财政援助深感失望，决定向俄国求助。俄国鼓动家越飞已抵上海，与孙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带来列宁的问候，及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俄方表示支持孙的事业，孙将于近期返回广州，俄国顾问团将帮助孙重建军队，云云。
道约尔又看了一遍，笑着说：这就对了，现在你可以再引用几句孙中山的话，加一点他和夫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民众的苦难故事，这篇稿就完成了。
道约尔想把宝爱莲培养成《大陆报》的名记。这个美国姑娘虽然文字火候差了点，但她爱跑，爱冒险，总是能抓到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素材。但宝爱莲却让这个新闻界前辈失望了。第二年春天，她就结婚了，新郎是那个送她杀虫剂的约翰，一家大公司的在华经理。她把《大陆报》的工作给辞了，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的工作。等到儿子约翰波特出生，她索性把国新社的工作也给辞了，一心去相夫教子了。不久，全家返回加利福尼亚度假去了。
1927年10月，宝爱莲和她丈夫重新回到了上海。她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她赶上了好友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盛大婚礼。
四、漫长的婚约
据说，这是一场进行了五年的爱情长跑。最晚不过1922年春天，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家里，孙的英文秘书宋子文主持的一次社区基督教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家三小姐。
这位威斯里安学院1915级毕业生，身为牧师的女儿，一直是基督教女子青年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她的美丽大方，她出众的谈吐与绰约的风姿，让蒋在那一天如见天人，随后，他不顾与陈洁如结婚才不久，就对宋三小姐展开了热烈攻势。而三小姐不知是出于少女的羞涩还是看不上事业上默默无闻的蒋，当时的表示是“没有兴趣”。
孙中山蒙难广州，蒋介石一直是他危急中最忠实的追随者。广东事端平息后，宋美龄曾应二姐夫妇之邀，前往广州游玩。没有确切的记录表明宋三小姐这次在广州住了多久，有说半个月的，也有说一个多月或几个月的。
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蒋曾央求孙中山把这个漂亮的姨妹介绍给他，并称与奉化老家的元配毛福梅已经离异，与侍妾姚冶诚也已断绝关系。但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蒋并没有提到新婚才一年余的陈洁如。按理说，陈洁如到过广州，孙不会不知道这个女人。孙中山答复蒋说，此事重大，他得与夫人商量后再说。
可以预料，此事遭到了宋庆龄的激烈反对。她说宁可让妹妹独身，也不让她嫁给一个有三妻四妾的品行不端的人。孙中山没有把夫人的原话向蒋如实转达，只是委婉地表示：等一等吧。
好在云英未嫁的宋三小姐那年才二十五岁。只要她愿意，他还等得起。但蒋觉得，这事不成，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宋氏家族，而是来自妻子陈洁如。陈洁如是宁波镇海人，早年名陈璐，是一个纸业店主的女儿，到上海后在爱国女中读过书，会一点日语和俄语，相貌也不赖，当初他就是看上陈洁如年轻漂亮，才死乞白赖央着张静江给他作伐的。若是早知道会遇上天人般的宋三小姐，他才不会娶这个女人呢。
去胡佛图书馆熟读蒋氏日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说，那段时间，蒋的日记中开始频频出现对陈洁如的不满，甚至怀疑陈洁如有第三者。当然对宋三小姐，他也不是被动地等，而是像攻克一个军事目标一样施展开百般手段。与此同时，蒋介石日記上有关宋美龄的信息在逐量增加，他对她最初的称呼，有叫三妹、美妹，也有叫三弟。
世事如棋局，北上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了，再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从广东一路打到了长江流域，蒋也迎来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成就上的第一个高峰。1926年11月，蒋赶跑了孙传芳，进入南昌，随即电邀宋氏三姐妹一起去南昌一叙。其时，已经成为领袖遗孀的宋庆龄正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孙科、宋子文、徐谦等筹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去，借北上之际，他们也顺道考察了蒋在南昌的司令部。
12月2日，宋庆龄和广东出发的一干大员们到达南昌南浔路董事局码头，蒋亲往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对这批左派色彩浓重的党国要员，蒋内心里并没有太当回事，戎机繁忙的蒋总司令之所以给他们这么大的面子，是因为代表团里有着他意中人的二姐宋庆龄，另外，宋家长子宋子文还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革命的钱袋子正握在人家手里呢。
宋家姐弟在这次会面中谈到了三妹的婚事。蒋在党内虽还不是中央执委，但他军事实力的火速蹿升，使宋家姐弟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求婚了。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反对，宋子文不表态，大姐宋霭龄说了关键的一句话，蒋要与三妹结婚可以，但必须先与陈洁如脱离关系。 1927年4月底，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与宋美龄相会，又“时申前请”。宋家再度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桂珍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另两个持反对意见的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目下与武汉国民政府翻了脸，成败犹在未定之天，宋美龄嫁给他不一定会幸福。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则积极推动这门婚事，精明干练的宋大小姐坚信，蒋的前途未可限量，一旦飞黄腾达，必将给宋氏一门带来极大荣耀。
但据宋美龄自己的说法，大姐与母亲一起也是反对这门婚事的，最终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对于外界传言的蒋与她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她更是嗤之以鼻。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中，记载宋美龄的原话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对这个准新郎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如何让身边的女人陈洁如尽快离开自己。当初蒋追这个被他称作“璐妹”的女人也是大费周折，最后托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是陈洁如的同学——陈家才勉强同意。现在要解除婚约，蒋不敢再找张静江，自己更不好出面，思前想后，蒋把这桩难办的事交给了亲信陈立夫，后来又把虞洽卿拉了进去。虞洽卿的女儿虞涵澹曾和陈洁如一起在画家汪声远那里学过画，算是同学，再加虞的女婿江一平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滩上的名律师，法律方面的问题尽可咨询，有虞洽卿这个“老娘舅”出面，再难缠的事应该也可以摆平了。
虞洽卿带着女儿、女婿，跟陈洁如谈了许多次。他们站在蒋的角度说，现在蒋做了中国统帅，应该有个像样子的女人做太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计，陈洁如必须退让。他们还传达蒋的承诺，只要五年时间，还是会让她回到蒋的身边，但这五年里，她必须去美国。陈洁如一介女流，搞不懂国家民族那么多大道理，那个负心的男子不要自己了，她可以走，但要把她赶到美国去，门都没有。蒋无法，又请动了张静江夫妇，还有张家的两个女儿都去劝说。经不住这些说客三番两头登门，陈洁如最终同意了，8月的一天，她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蕊英、倩英的陪同下登上了驶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
据亲见者记载：蒋夫人穿一件淡灰色细纱长马甲，下面有白红的间色，里面衬着半节式的背心，脚上穿白皮鞋和粉红色的长统丝袜，短发蓬松，态度自然。在小火轮汽笛吹第一次的时候，伊不觉得怎样。到了大轮船的汽笛吹，小火轮的汽笛再吹的时候，伊就哭泣起来了。
此时的陈洁如还担着个蒋夫人的名份。
船到日本神户，陈洁如还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蒋夫人乘轮赴美。茫茫大海上航行十几天后，却从无线电里听到蒋发布的一则声明，称：“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固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7年夫妻情分，就此成了逝水，陈洁如闻讯大哭，她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被骗离婚的，好几次要跳海自尽，幸有张家两个女儿陪伴劝说，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正当蒋介石深坠情网之际，他的权力生涯发生了一大变化，由于北伐失利，再加武汉方面逼迫，他不得不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蒋宋这桩好事多磨的婚姻，之前有人反对也罢，有人做幕后推手也罢，至此看来，却纯是出乎男女相慕之真情。下野后的蒋在宁波雪窦寺隐居，人在古庙，心却还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宅，他写了好多封情书给宋三小姐，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其中一封情书云：“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在这个四十岁男人的猛烈爱情攻势下，宋家三小姐终于答应出嫁了。惟一的条件是，只要她母亲同意，她就出嫁。三小姐本来就是个爱慕英雄之人，之前她有过好感的刘纪文、谭延闿等人也都不是凡凡之辈，现在她心仪的英雄虽然还在走逆运，但英雄毕竟还是英雄。9月16日，宋家大小姐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娘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蒋宋恋情，并宣布，他们将于年内择吉日成婚。蒋也在《申报》上刊登声明，再度声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意即谓，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个有权利决定自己下半辈子交给谁来保管的自由男人。
这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亲信张群陪同下，搭乘从上海开往长崎的定期客轮“上海丸”东赴日本。尽管蒋介石在出发前已数次表示，此行访日没有任何政治意味，但与田中义一首相会晤，争取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当是此行重点。此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惊喜，是他终于向宋美齡的母亲倪桂珍正式提了亲。
外面频传蒋宋“好事将近”，但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没底。因为这桩婚姻大事尚未得到宋母的点头同意。未来的政治运途，能否争取到宋家为后盾，这个妇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蒋不能不打点十二分的精神，讨得未来岳母的欢心。
此时，倪桂珍因为足疾，正在神户有马温泉接受治疗。蒋介石到达长崎后，没带任何随从，就和宋子文一起前往有马旅馆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特别注重家庭伦常的强势的妇人。她知道蒋结过婚，也知道他早年曾经浪荡。但她认为一个男人年轻时出点格不要紧，只要他真心向好。她只是要求蒋，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据说蒋当时并没有答应她，只是说：“假如我为了要娶三小姐而成为基督徒，大概你也不同意，可是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好好地读《圣经》。”据说就是这番话让宋母最后点了头，因为她看出蒋对她小女儿的态度决非敷衍。
蒋欣喜欲狂，他把早就准备下的结婚戒指和自己的一块腕表交给倪桂珍转交，还当场给了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三百元小费。要知道，那是一个住宿一晚只要三元钱的时代，这笔丰厚的小费把老板娘给惊呆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蒋介石，还趁兴写下五幅字，“千客万来”“横扫千军”“平等”“平和”“革命”，送给增田家。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整个10月，就在宝爱莲小姐刚从美国回到上海之际，上海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蒋宋婚事的花边报道。还没有从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中缓过神来的市民们都在拿这桩事津津乐道。有记者言之凿凿，公布了蒋宋订婚的经过。有好事者公布了蒋办理离婚时的一封函件。《纽约时报》有消息称，一位专为皇家定制礼服的英国裁缝正赶赴上海，准备替新郎赶制结婚礼服。
到11月下旬，蒋宋结婚前的俪影合照公布了，12月1日的婚期也确定了下来，来宾和证婚人的名单，各地的贺信贺电也陆续在报上刊登了，据传这场世纪婚礼的证婚人有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和党国元老蔡元培等。
宝爱莲小姐赶到西摩路139号，宋府已忙成一团，许多漂亮的姑娘花蝴蝶般跑进跑出，为新娘作着准备。宋三小姐因为好事将近，愈加显得容光焕发。尽管婚礼前有那么多事，三小姐还是兴奋地告诉她朋友，婚礼将举行两场，第一场是在家里，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是中式的，将在新落成不久的majestic hotel，也就是大华饭店举行。她希望女友这两场婚礼都能参加。
12月1日上午，首场基督教式的婚礼在宋家府邸举行。婚礼原拟请宋家老朋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牧师认为蒋不是自由再婚，竟拒绝主持，乃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的古怪的脑袋剃得光亮”，在主婚人指引下与新娘一起祷告。尔后，新人互换戒指，各自宣誓。午餐会后，新人和嘉宾又移步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第二场中式婚礼。
占地六十亩见方的大华饭店，其底层是一个可容千人的会厅兼舞宫，大厅中央，以多根爱奥尼克大理石柱支撑的穹顶之下，花山花海，芳香四溢。通往临时舞台的通道两旁，巨大的白菊花束一路摆放过去，舞台两侧也满是鲜花，每侧各立着一面高大的白花背景板，上面用红色天竺葵拼出喜字样。
前来见证这场婚礼的一千三百余名嘉宾，已经凭请柬入场，为防不相干的人混入，请柬上都盖有宋子文的私章。大厅里名流云集，有英美等十二国驻沪领事，党国要员，北伐军高级将领，上海实业界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一些帮会大亨也受到了正式邀请。婚礼的证婚人是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等六人。
新郎和新娘已乘坐7392号花车到达饭店，在花园洋房休息。四点一刻，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花童一路撒着玫瑰花瓣走了出来，喧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首先出场的是身着大礼服、胸挂彩花的新郎，在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下走到舞台中央。四十岁的他英风爽飒，在这重大仪式上，却又不得不做出一副老成持重、礼仪周到的形貌。五分钟后，在四位身着桃红绸缎礼服的女傧相陪同下，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臂也步入了礼堂。
新娘的美艳冠绝全场，几乎让人窒息。这一刻，大厅里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宝爱莲在人群中看到，宋美龄穿着一件绣花银旗袍，将苗条的身段勾勒得玲珑有致，她穿着银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桃花透孔面纱上方，还戴着一个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一直坠到身后。边上的人告诉她，跟在后头捧着婚纱的一对金童玉女是孔祥熙博士的两个孩子，少爷孔令伟和十岁的二小姐孔令杰。
元老邵力子担任婚礼司仪，全体向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蔡元培宣读结婚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他一口绍兴口音的国语念得抑扬顿挫。念毕，在婚书上盖上大印，尔后，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行鞠躬礼。
宝爱莲回忆说，仪式进行到此刻，她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美国歌手霍尔演唱了《哦，答应我》。歌声中，新人走到一个由鲜花搭成的大钟下面，缎带拉开，数千数百的玫瑰的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娘新郎的身上。玫瑰花雨中，可爱的新娘一刀切下白色婚礼蛋糕，而她的丈夫则一直望着她，“脸上绽放出巨大的笑容”。
礼毕，新人到饭店花园合影，当宾客们还陶醉在婚礼的浪漫气息中时，新郎新娘已经悄悄离开了。
婚礼盛典报道之后，报上又接连数日刊出蒋宋结婚俪影、结婚证书及序文、来宾礼单、婚庆上的各种花絮，大中国影片公司摄制的婚礼影片，也开始在各大电影院正式上映。无缘一睹这场婚礼的凡夫俗子们，蜂拥到电影院里一饱眼瘾。尽管外界都在传闻蒋宋只是政治婚姻，而无实际爱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蒋的好心情。在上海拉都路311号的一幢老式洋楼的婚房里，蒋宋在婚礼之后整整一天都没有出门，日后，有好事者在他的日记上发现了这样的话：“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说他们婚后，就寝前，蒋都会给夫人讲一些鬼故事。
几天后，宝爱莲去看她的朋友，宋美龄脸上新婚的慵懒还没有褪去，她略带埋怨，又不无自豪地说，“我丈夫对我说，我们俩必须下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我听了自然表示赞同，但我没想到的是，蜜月第一天，他就去参加一个党委会，”说到这里，她有些忧伤地笑了笑，“那个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我就这么独自过了一天，经过这件事，我不得不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新身份，就是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而是一名领袖人物的妻子了。我很清楚，我的个人生活，必须让位给服务人民的大我。因此，新婚第一天，我就立誓與丈夫并肩作战，努力不辜负人民对我们两人的信任，这一点，我将竭尽全力去做到。”
值此南北对峙、南方系内部又蕴含着多种变数的1927年末，观察家们努力从这桩婚事中发现政局变动的征候，美国《时代》周刊于该年12月12日题为《宋氏姐妹》的报道中，预测蒋介石将重返权力中心，因为现在的蒋已今非昔比，这场婚姻已催生出中国近代史上最庞大的权钱家族。 《时代》记者的预测是准确的，蒋虽已下野，但一直通过忠诚于他的黄埔系遥控着局势。进入下半年以来，北伐受挫，任谁都可以看出，非蒋不足以收拾眼下这个烂摊子。这次大婚，从洛阳专程赶到上海来作证婚人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带来了请蒋“东山即起，主持一切”的口信。
五、大一统后的新危机
冯玉祥拉了阎锡山一道，联名电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火速起用蒋介石。阎的山西军，向来不出省作战，下半年以来，涿州被围三月，形势岌岌，自是积极响应。12月初，两人發往南京的联名电文称：现在奉鲁军阀，尚复纠合残众，顽强抗拒，革命前途，危险恐多，目下的军事行动，亟需蒋这样的“效忠党国、智勇兼优”之人全盘指挥，否则“成功难期”。
同日发给上海蒋介石的电报中，冯、阎一再声称，形势已至危，吁请蒋听从中央号令，出来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再加上何应钦、贺耀祖等北伐诸将也都通电拥蒋出山，汪精卫不得不让步了。12月10日，南京政府召开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对汪精卫等十一名委员提请蒋介石复职一案议决，“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1月4日，蒋带着新婚夫人自上海赴南京。军权复得，财权更炽，革命同志欢庆无量，都说北方军阀的末日要到了。
蒋重回权力中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多次敦请他复出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相约会合各军，完成北伐。同时电请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尽速来宁召开四中全会，以促成党内团结。
2月2日召开的四中全会废止了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蒋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并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真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汪派的原执监委员则被指控在不久前的广州事件中负有责任，排除在了领导核心之外，汪精卫再次前往法国。一些政见不合的要员，如胡汉民、孙科、胡朝枢、许崇智等，也都先后出国，以考察政治经济为名变相放逐了。大事底定，蒋开始为向北京进军作最后的冲刺。
停顿了快半年的战争机器又哒哒地启动了起来。花了约一个月时间，重启战事所需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都集中了起来。冯玉祥所部一支沿陇海铁路进军，南京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到徐州检阅各军，旋赴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会商重新北伐计划。不久，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蒋指挥第1 集团军，冯指挥第2 集团军，阎指挥第3 集团军，前第1 路军军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北伐联军总参谋长。
对面张作霖指挥的安国军，是包括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张宗昌率领的鲁军的一个不甚牢靠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张宗昌在东面负责守卫津浦线。但是这一防线大多处在开阔的平原，无以阻挡潮水般涌至的南军，更难守住骑兵冲击。西侧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更使京汉线的防御显得复杂。
按照蒋、冯约定，西线先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山东之敌。用于山东方面之作战部队，为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部，第二集团军之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吕秀文部和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进攻方面，以微山湖为界，湖以东，统由蒋指挥，湖以西，统由冯指挥。因系两军联合作战，蒋坚持在鲁南作战命令上也签署冯的名字，说“弟兄本无彼此之分，生死与共，何况名分！”冯则赠送了一匹坐骑给蒋以示感谢。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他们佯攻京汉线，在山东西南部故作种种进兵准备，牵制敌人。东线的国民革命军精锐则乘虚沿津浦路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的铁路。张宗昌的鲁军稍作抵抗就溃退了，倒是孙传芳部极为顽强，数次试图反攻，最后，在北伐军的强劲攻势下，他们不得不让开了通往济南的道路。但在西线战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遭遇奉军精锐顽强抵抗，推进到河南彰德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丝毫。就在此时，在济南，北伐的洪流硌上了礁石，一路北进的国民革命军前锋与日本人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居住有约两千名日本平民，战前，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人释放信息称，将保护这一地区外国人的安全。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借口去年三月南京事件中方未能保护外侨，仍从熊本第6 师团抽调一支5000 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增援。5月1日，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孙良诚部进入济南，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的五百名日军也于同日到达。5月3日，两军小股部队擦枪走火，继而酿成冲突。刚成立的交涉公署也遭洗劫，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日军割鼻削耳，以极端非人道的方式残害至死。
济南事件发生时，蒋正在城内。他派去交涉的黄郛、王正廷等全都被挡了回来，和平解决无望，只得避其锋芒，整军出城。到了党家庄地方，他修书福田彦助，说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刻下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信中措辞至为克制。是夜，难捺愤怒的蒋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雪耻之念，自此念兹在兹。
蒋不愿在济南多作盘桓，是因他已识破日本人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真正的意图是在济南城下遏制北伐，好让其偷窥侵吞华北，是以催促着部队急火流星般北上。考虑到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蒋命令所有军队退到徐州以南，巩固南方，并监视日军，其他北伐军则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日本人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军中的强硬派亟欲拉着北伐军在济南城下大打一仗，示以颜色，以换取对他们在东北特殊权益的承认。大队援军一到，福田明知蒋已不在济南，还是向他发去一封带有侮辱性的最后通牒，提出解除参与对抗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个军团武装，严惩肇事高级军官，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等五项条件，并限当晚十二时前答复。蒋在泰安车站接获通牒，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星夜驱赴济南。日方以答复超期为由，向济南城猛烈炮击。三日激战后，济南城陷。 这一横生枝节下，第一集团军的进展被延迟了。蒋把第一集团军留济南以下，监视日军，并巩固南方，仅少数部队渡河。津浦线战事，转以第二集团军负责。第二集团军不愿孤军深入，致使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独挡强敌。面对阎锡山的迭次乞援，蒋不得不急调武汉之第四集团军，以白崇禧代李宗仁率军北上助战，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
在三个集团军的强攻下，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将去，冯、阎对京津地盘都已垂涎已久，到底谁来入驻北京？五月底，两军沿着京津线东西两侧展开了一场不舍昼夜的长跑赛。日本人早就放出话来，他们不会坐视北伐军在长城外追击奉军，但他们可以保证让奉军退到奉天，日本田中首相会见各国代表时的原话是，“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
为防止出现类似济南的外交纠纷，蒋从徐州北上，先找冯玉祥谈，再到石家庄晤阎锡山，与两人分别会商收复京津问题。冯被告知，鉴于他的部队在南苑一带受阻，第四集团军又缓不济急，国民政府已决定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蒋征询冯有何意见可以发表。
冯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蒋又担心这样让冯军太过吃亏，提出让冯驻军天津，冯答称，革命告一段落，应使政治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晋军驻河北，我军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语气至为恳切，蒋大为受用。实则暗恨已生，埋下了两年后中原大战的种子。
5月底，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奇袭攻下保定。北路军的一支，亦同日占领张家口，两军会师逼向北京。奉军退据琉璃河、天津、马厂一带，集中兵力以图抵抗。是时外兵在北方实行警备，日本人又大肆活动，说如果奉军不敌，南军追出关外，就要下双方的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定下和平接收北京之策，并派人赴京活动，劝张作霖下野出关。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衔命劝告张作霖，让他勿在京郊作战，张自知抵挡不住三路集团军的围攻，答应撤出京津地区。6月3日，张作霖通电下野，随即坐专列离开北京返回奉天，据说临行对芳泽有这样的话，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
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令世人瞠目结舌。一向行事诡秘的张作霖此次一反常态，所有行程全部公开，行时且令不必戒严。次日凌晨，火车途经沈阳西北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一个叫皇姑屯的地方时，一声巨响把专列炸上了天。张作霖脖子下炸出一个大洞，气息奄奄，临死说了一声，这是日本人干的。事后披露，预埋炸弹的正是关东军的一名大佐，名唤河本大作，此项暗杀计划是关东军少壮派的一批军官精心策划的，他们担心控制不了这个桀骜不驯的东北王，遂自行决定将之除去。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指挥其军退至关外，随后转天津前往奉天，与之同车的有总参谋长杨宇霆，军政府要员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败军之将孙传芳也随同离开。张宗昌的残部则孤魂野鬼一般，留在苏北及津塘冀东一带，任其自生自灭。
6月8日，在一片令人诧异的平静中，第三集团军一个叫商震的将军指挥着他的山西士兵进入北京。同日，一度与外国公使团纠缠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渠的一支军队，也进驻南苑。一周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北伐革命“统一告成”。急管繁弦，人间暗换。此后的北京要更名叫北平了。再至年底，东北易帜，张学良不顾日方竭力阻挠，通电拥护中央，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战争，终告结束。
1927年底的那场婚礼，过去了许久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着。寻常百姓，叹其排场之奢华，搞政治的，自会分析其对以后政局之影响。蒋某人挟军事上的威势，再有富可敌国的宋氏家族为其张目，今后世界，各地方势力加起来，怕也不如他了！然而，令一些亲欧美的知识分子颇为欣喜的是，他们从这个穿着大西装、以标准婚礼迎娶新娘的军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传统军阀的领导人形象，诚若是，真当是国家民族之福，合掌礼赞也不为过。
的确，去年与桂系之争已成往事，蒋与宋氏家族联姻之后，人事之消长，感情之出入，自当别具一番面目。但知识分子、帮会大佬，甚至虞洽卿这样的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自己看走眼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对一切都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前所未有的独裁者，他以党训政，削平山头，他还要像一只八脚章鱼一样，牢牢控制住商业这艘巨轮。据说这一切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来自制度自信，来自他压榨机式的治国理念。
一直为北伐事业提供财政保障的宋子文，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与蒋介石多有龃龉，但当他在婚庆大典上牵着宋美龄的手，把她交给蒋的那一刻起，宋子文就决意把自己的一生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绑在一起。元月7日，宋子文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上海资本家们的压力再次恢复。此时正当联合北伐的关键时刻，战争的巨兽需要巨额的银两去填充饥渴的胃口。因为缺少预算，蒋只给出了一个大概数，要宋子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前方之需。
尽管不是出自本意，宋子文还是不得不采用高压手段，把从商界筹集来的钱交到蒋的手里。对宋子文这样的理财能手来说，只消把诸般手段都使上，借款、推销公债、抽税、捐款多管齐下，平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或许不是一桩难事。孙科当财政部长时发行（大部分没有出售）的四千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都派发了下去，还嫌不足，又以卷烟税为担保，加发了一千六百万元。蒋于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要他们对购买国库券全力给予合作。实力雄厚的银行尚能支撑，但一些传统钱庄的资金链断裂了，1928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月，沪上五家钱庄被迫倒闭，二十六家支付发生困难，甚至有一些钱庄主招呼不打一个就悄悄跑路了。
高压再次降临时，上海的资本家们都留恋起了宁汉刚刚合流时的那段美好光景。那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期，尽管来自北方的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资本家们也都想明白了，即便孙大帅再次进入上海，对商家的盘剥也不可能这么狠。人家在位时，还要礼请地理学家丁文江来实施大上海建设计划呢。而仅仅半年前，蒋对上海工商界的允诺还言犹在耳。那是上年7月初，为了给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捧场，蒋特地从南京跑到上海。在交涉使署大楼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蒋对着在沪绅商及报界记者共二百余人，态度恳切而友好。那天，虞洽卿、趙晋卿、冯少山等商界要人均受邀到场，穆藕初代表实业界发言，要求维持实业，李铭代表金融界发言，要求维持公债。蒋最后表示，惟维持实业一项，实为政府重要政策，公债事也有商量余地，宾主遂尽欢而散。
这颗定心丸的有效期也忒短了一点，大小商人们还没有从第一轮的借款中缓过劲来，更为厉害的压榨手段又使了出来。在藏污纳垢的上海西区，在出没着形迹可疑人群的苏州河边，在这个城市腹部阴暗的弄堂里，绑架作为百试不爽的筹钱法宝又一次祭了出来。家里失踪了太太少爷小姐的富户人家在交出一笔可观的赎金后他们的亲人才不会被绑匪撕票。就像有外媒评论说的，“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诡计”，而一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则选择了把肉身投掷进黄浦江的滚滚浊浪。一时间，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上，流氓和帮会大佬成了国民政府不得不倚重的一支力量，这也是民国乱世才有的奇景。
恐惧像这个城市春天时特有的潮气一般弥漫在富人区，一些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已经逃离这个城市，另一些在作着逃离的打算。他们尚没有像后来的人们那样携款跑往国外的习惯，总是把逃难的落脚地选在北京或者天津。上海的房屋大量空置，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地价则一个劲儿蹿高。经济严霜期到来，不惟绑架案高发，自杀、盗劫、离婚等各种社会问题也像毒瘤一样侵蚀着这座城市的肌体。黄郛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没多久，一份由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起草的反映自杀问题的函件就摆在了他的案头，报告称，“查近月以来，青年男女，投浦自尽者，报不绝书。揆厥原因，或感经济之压迫，或以爱情之误用，遂致葬身浊流，一瞑不视，情殊可悯，理所难容，实为社会前途之隐忧”。
该报告把自杀高发的症结归结为“爱情滥用”和“经济压迫”两项，然当黄郛市长训令饬筹防止自杀办法时，他们开出的举措，亦不过是避重就轻，敦促各市民家长“监察子女”，“告诫慎用爱情，鼓励青年为党国立志奋斗，勿有意志薄弱之行为”，并让公安局于晚间多派警士，勤加逡巡，并在江岸竖立木牌。诚然，青年的自杀问题，有“春机发动的苦恼与紧张的缘故”，但任谁都能看出来，传染病一般发作的自杀，实起因于榨油机一般高压下的经济畸型，无穷无尽的盘剥，已使这座城市处于新一轮失控状态。
许多年后，孙传芳蛰居天津租界佛教居士林，回想起1927年春天兵败情景，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在江西战场上接二连三的指挥失误，而是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根本不待见他。孙部退出盘踞多年的江浙后，把全部兵力撤回长江以北，他觍着脸，单衣小帽跑到天津，与张作霖重攀交情，还是想借兵重新打回江南，那是他发迹的地方呀。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孙部全都吃掉。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司令，即便在江西吃了败仗，还有五万以上可战之兵。且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在即，出于与武汉方面抗衡的需要，也急于寻找合作伙伴，故曾密派亲信张群与孙接洽。张群向孙传芳许诺，一旦归顺南京政府，即委孙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本人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统率全军。之前，孙传芳的参谋长蒋百里劝他与南方合作，也不曾想过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但孙称自己是北洋系出身，与南军素无瓜葛，拒绝了蒋的邀约。
既然南方的革命洪流到了长江一带弄出了两个政府，且这两个政府都以革命竞相标榜，那就只有各干各的，分兵北伐。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部进兵河南，占领驻马店；南京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渡江，也节节推进。偏巧此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冯玉祥也出手了。
这个在辛亥后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以其变色龙一般多变的政治立场而著称。他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也曾与孙文麾下的护国军作过战，三年前在北京推翻曹锟政府、宣布脱离北洋成立“国民军”，使国内咸以国民英雄视之。但驱逐废帝溥仪出宫一事却惹得坊间物议汹汹。冯的军事班底主力，是他任陕西督军时带出来的一支彪悍的西北军。他在绥远五原一兴兵，失散的旧部便又都找了回来，声势日众，成为對南军北伐的一个有力策应。
冯玉祥在莫斯科时就加入了国民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安徽歙县人徐谦。徐谦陪他下野后一同赴俄考察，已先期回国，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要职。是以，北伐军打到长江一线，国民政府北迁，冯就成了武汉方面着意要拉拢的对象。就冯玉祥本人来说，他对偏左的武汉当局也不感冒，早几年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就与共产党人和苏联走得很近。眼下苏联人又是给钱，又是给枪，武汉已俨然成为继广州之后的中国革命中心了。
虽然人在西安，与武汉、与南京“关山修阻”， 冯玉祥也已嗅出宁汉不和的气息。他不希望看到革命过早分裂，为此还特地在4月间致电徐谦和蒋介石，说“迩来各方同志，告以此中情形，多谓同志对于介石同志，彼此各有不满，以是交相责难”，他“远闻之下，不胜隐忧”，故以“相忍互谅”四字特意劝告，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离间革命势力之计”。
武汉政府下达第二期北伐令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6月11日，在攻下郑州后的一次军事联席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部即从河南撤回。武汉此举，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肃清两湖，实则是对冯着意笼络，以地盘换得冯对武汉的支持。汪精卫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希望冯为武汉守住北方门户，好让他从容“东征”，一门心思去对付刚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蒋介石。
武汉所谋，这个基督将军当时还蒙在鼓里，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文说，唐生智南返，临别有郑重表示，“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
唐生智部撤回武汉，冯玉祥单独面对北方的奉、鲁军，再加军费筹措困难，顿感压力吃重。他迫切需要与蒋携起手来，遂派秘密代表与蒋接洽。与蒋、冯都有交情的黄郛，把朋友王正廷介绍给冯，希望从中说合。南方北方，信的主总应该是同一个，王正廷正是个基督徒。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传教士家庭的王正廷，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家，1919年曾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虽然在代表团内部制造摩擦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但在国人眼里，也算是个舌辩奇才。
6月16日，闻听蒋介石已到徐州，冯即飞电蒋，说要赴徐州“面倾渴想”，并表示，当与山西的阎锡山共同奋斗，惟蒋总司令马首是瞻。蒋即电复冯玉祥云，“远劳存问，于心不安”，恐冯途中跋涉，不如由本人赴归德（河南商丘）图良晤。冯得电后，亦恐劳蒋跋涉，即立即起程赴徐，并于19日早晨七时许到达徐州。蒋、冯遂在徐州车站把臂言欢。
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南京每月给冯200万元的军饷，冯则全力支持南京。这比武汉给的要多得多，冯玉祥当然肯干。冯玉祥还表示，他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武汉政府施压，把大鼻子鲍罗廷等一批苏俄顾问送回去，驱逐军队和机关中的共产党员。
既已谈拢，两家迅即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革命军将继续誓师，进行二次北伐。
武汉方面已暗换门庭，准备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了。
米哈伊尔·马科维奇·鲍罗廷是个化名，这个职业革命家的真名是格鲁申别尔格。鲍罗廷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在那里，拿破仑曾经同俄国人打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他以此为名，只是为了纪念那场战役。
1905年俄国革命时，鲍罗廷已被列宁视作新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后起之秀，尽管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党的委员。为了逃脱沙皇的打压，他像数十万离开俄国的流亡者一样，坐在轮船统舱里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这座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城市里，他成了犹太人社区一所夜校的校长，并亲自教工人子弟学习英文。此后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一个叫芳妮·奥尔卢克的来自维尔纳的女子的芳心，并很快有了两个儿子，弗雷德和诺曼，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当大多数流亡者幻想在这块有着远大前程的国土上发财致富时，他却一点也不喜欢芝加哥那种浓烈的商业味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坚持不让自己和家人美国化。他坚信，自己是带着使命离开祖国的，他不会让丰裕的物质生活侵蚀、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鲍罗廷校长在西迪维逊街的夜校，逐渐成为了当地犹太人社交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已俨然成为当地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他明白，自己的一生终将围绕着两个光芒闪闪的词运转，那就是俄国和革命。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冬宫掀起的一场风暴，促使了临时政府的倒台和列宁政权的建立，在全世界的俄国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也把鲍罗廷重新吸引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来。他终于明白，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要想赶上时代的潮流，就必须登上列宁的快车，于是，在无数个日夜的纠结后，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两岁——离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返身回国参加革命。十年前初到美国，那时他还是一个外表青涩的白脸小生，等他坐着邮船驶离美国海岸，已是面带沧桑的鲍罗廷大叔了。
当鲍罗廷兴冲冲地回到莫斯科时，列宁正在致力于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火烧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去。革命正处于危急中，德国人、英国人虎视眈眈，整个伏尔加地区面临着重陷白军之手的危险，在城市里，食不果腹的工人也失去了革命的兴趣。按捺着焦灼不堪的情绪，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个长期流落在外的革命信徒。一番长谈后，列宁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工人的信，希望他带着这封信重新回到美国去，争取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开火。但鲍罗廷还未来得及去实施这项重要使命，亲手交予他这项任务的革命领袖就在一场暗杀中受了伤。一个叫范娅卡普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会场向列宁开了枪，后者发表演讲后正要离开。
革命神童——他一直这么自认为——终于受到了重用，他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驻墨西哥领事。既为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信念，也是生计，此后，直到前往中国的1923年，他曾经被共产国际派往欧亚两个大陆十几个国家指导革命。作为列宁的私人代表和被革命阵营“派到新世界的第一位秘使”，他提着一只大牛皮箱子，走遍了欧洲，一直走到西半球，箱子的夹层里装着卢布、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毕竟，对世界各地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好東西。
他的党内声望在离开莫斯科奔走世界各地的一年里反而上升了。此时革命趋势减弱，却到处传来他屡建奇勋的报告，他的事迹难免被夸大。在某些人的眼里，他简直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带有特异功能的人，他穿越戒备森严的边界就如同从红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样轻松。不管革命空气多么稀薄的地方，他总能迅速拉起组织，纠合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成了国际共运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继续穿梭在莫斯科、柏林之间，沿着四通八达的红色“地下铁路”，把自己线上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列宁面前。其中就有他在墨西哥发展的、出身印度婆罗门的罗易。罗易自从去莫斯科见过列宁后，就不满足于只是领导印度革命了，因为印度太小了，离他想象中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太遥远了，他拒绝接受重返印度领导革命的任务，鲍罗廷只好反复提醒他，“服从命令是布尔什维克最高尚的品德”。几年后，这个人也去了中国。
去英国发动罢工时，鲍罗廷被党内同志出卖了。伦敦警察厅把他捉了去。秘密警察早就盯上他了。他在监狱被关了半年多，然后驱逐出境。当他出狱后回到莫斯科，列宁已经第三次中风，当年杀手射进颈部的子弹虽已取出，但革命领袖的健康已严重受损。鲍罗廷的靠山即将倒了，回国没多久他就觉察到，自己在国内政坛中爹不疼娘不爱，几乎成了革命的一个多余者。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时的老同事、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他介绍给孙中山，作为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代表前往中国。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鲍罗廷是满腹狐疑的，他甚至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的兴趣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甚至印度，而不是中国。据说把他派往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时就认识了孙中山，而且他会说英语，与孙的交谈不成问题。
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听从了加拉罕的建议，决定前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国民党虽然软弱，毕竟是中国惟一的革命党。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已经被一场场失败的革命快要逼疯了，正热切地盼望着一个外国人来帮他拯救中国。他离开莫斯科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天，孙中山与俄国特使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的几个月后。
莫斯科—哈尔滨—北京—上海—广州，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段，为了避开英国移民局官员的侦查，他乘坐的是一只运送牲口的平底船。陪同这个职业革命家的，还有几百只商家托运的绵羊。秋天的南中国海经常刮台风，鲍罗廷不幸遭遇到了。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要是船长找不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本文作者就会同船上的两百只绵羊同命运了——它们死得一只不剩。”孙中山在广州迎接了被台风搞得疲惫不堪的鲍罗廷一行，鲍罗廷描述这次会面时说，“孙中山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他注视着我，几秒钟之后才把目光移开。”
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这一做法无法理解。他们习惯于把孙中山看作一个有献身精神却无能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假革命的？但莫斯科已经判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决无可能领导一次革命，所以他们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而共产党人也必须加入到这场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当然，“可以往他们的篮子里放自己的鸡蛋”。
借助于孙中山的声威，鲍罗廷的“革命权威”的声望建立了起来，这是他来中国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的。他还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会一住四个年头。一张莫斯科指示下的“革命挂毯”在广州编织成功了，他在这里参与了南方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他也尊敬有加。一个革命者对权力、名誉和声望的渴求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几乎乐不思蜀了。到孙中山去世、北伐开始，他一直处于掌声包围中，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的晕乎乎的状态中。让他高兴的是，1923年底，他的妻子芳妮带着两个儿子从美国投奔他来了广州，分享了他的这份荣光。这无疑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一开始在党内几乎排不上号的蒋介石，指挥着八个装备不良的军，竟然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江城武汉，到处受到英雄和解放者的待遇，这让在广州的鲍罗廷既高兴又不安。北伐前，他与蒋介石就党务改组的事曾有过多次长谈，深知蒋虽然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读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著作，但对孙中山的崇拜使他根本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据他观察，蒋个性独立，不像汪精卫事事拱让。外人看来是他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明白得很，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的指挥棒已经落到了蒋介石手里，自己不过是个第二提琴手，还是客席的。 巨大的胜利喜悦冲淡了隐忧。在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加伦将军的襄助下，战事节节推进，身着褐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可说是无往而不胜。广州已成后方，政府中枢必须北迁，方能及时掌控革命形势。1926年10月，鲍罗廷和宋子文、孙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秘书陈友仁等前往汉口，以作迁都准备。一路上每天都遇到暴雨，大水冲垮了乡间小路，河上的桥也都不见了，一个参加了长途跋涉的苏联人S·A·达林，记述了为期二十五天旅途的艰险，达林说，他终于明白了帝国主义为什么只征服这个国家的局部，只要远离处于中心的城市地带，革命总是安全的。
蒋介石坐着一艘小汽艇在南昌城外迎接了他们。几个月不见，鲍罗廷觉得，北伐军总司令看上去是越发气宇轩昂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分裂充满气愤。恼怒时还会用难听的宁波话骂人。但当鲍罗廷得悉，蒋执意不去武汉，并且要把总司令部安在南昌时，心头有了一种隐忧：分裂或许将不可避免。
他的妻子芳妮很愿意继续留在广州。这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突然迷恋上了集会时在台上演讲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作为丈夫的代表去演讲。她说俄语，再由人译成广东话，说的和听的都费神费力，然而她乐此不疲。
芳妮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是随第二批政府人员于这年底离开广州的。他们那一组北上队伍里，有于右任、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和女儿廖梦醒（辛西娅）等。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个刚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叫陈丕士的年轻人也随团行动，他到了汉口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的秘书。日后鲍罗廷回国，他是护送人员之一。
蒋介石带着黄埔嫡系将领们去了武汉下游数百公里外的上海。那里的租界报纸上，帝国主义成天对武汉口诛笔伐，呼吁列强出兵干涉。热衷于危言耸听的各国记者纷纷走出国际饭店的酒吧，溯江而上，前来一探究竟，采访被视作罪魁祸首的鲍罗廷。鲍罗廷照例缄默着，他让记者们自己去大街上感受革命的气氛。上海已经动了刀，革命者人头落地，就像谚语说的母猪正在吞吃自己的猪崽，他很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汉口究竟往何处去，只有静候变化。最主要的，他要看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四月初从法国转道莫斯科回到上海，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蒋介石表示，党务的事全由“汪主席”作主，他自己将“专心军旅”。他提醒汪，不要去武汉，因为那里被鲍罗廷一手控制了。但汪还是在到达上海五天后悄悄坐船去了武汉。
汪精卫避免了在上海陷身蒋介石与总工会方面的冲突，但最后他还是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几个月后，武汉政府的几大魁首从共产党人的“不轨行动”和过火的农民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攻击目标。继上海、广州、南京之后，两湖也动手了，鲍罗廷前往长沙时，差点遭到当地一个叫何键的军阀的毒手。据说最后使汪精卫下决心向共产党人下手的，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如何应对作出了明确指令，那就是尽快拉起一支工农武装。这让汪精卫感到了恐慌。而把这份报告透露给汪精卫的，是共产国际另一个派驻中国的代表、印度人罗伊。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发来让他转给宋子文的电报，“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出价付款。盼如期发货。”这封用江湖切口发出的电文，他猜测“商人”当指蒋介石，货物，无疑是指俄国人。陈友仁由此判断，他的好友宋子文已经倒向南京了。事实明摆着，要把共产党人分出去，那么俄国顾问们就必须离开中国。
二、失落的权杖
1927年7 月27日，因流感发着低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动身了。不巧的是，他的手臂因骑马坠地骨折了。为了鲍顾问一行的安全得以保证，外交部长陈友仁让刚来中国的儿子、外交部秘书陈丕士一路陪同。行前他向儿子透露，他自己随后也将带着西尔维亚和约莲达两个女儿离开汉口，转道上海前往欧洲。
随行的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爱冒险的美国记者。十年前她去俄国采访十月革命时就与鲍罗廷的妻子芳妮认识。听说鲍罗廷即将回国，她一定要求同行。
陈丕士为这次远行准备了一张中国地图，规划了数条线路。这张英文版的地图，他是从外交部办公楼的墙下揭下来的，亚麻布裱糊，很结实。最后他们决定坐火车先到郑州，然后到陇海线的最西端，再换乘汽车。鲍罗廷还幻想着，到郑州能够说服冯玉祥。
武汉当局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军乐队演奏起了送行曲，有人在为苏联人的离开落泪，也有人说着讥讽的话。汪精衛给了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贡献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还说期待着两党进一步的合作。
卫兵的哨子吹响了，满载着卡车、大量汽油、粮食以及行李的火车拉响了汽笛，驶向前途未卜的前方。
第二天正午，车到郑州，打着灰布绑腿，黑鞋子、白袜子、理着平头的冯玉祥带着仪仗队在车站迎接他们。在捐出了一笔可观的金额——名义上是路桥修缮费——之后，鲍罗廷一行受到了殷勤款待，在郑州的几天里，几乎每晚都有宴会。分散在各单位的俄国军事顾问都赶来会合上车了，军乐队再次奏响《基督教战士进行曲》。冯玉祥与鲍罗廷热烈拥抱，并吩咐手下，沿途一定要对鲍顾问一行多加保护。冯已与南京结成同盟，已无可能再与苏俄合作，客气话说了几大筐，大家都不点破，但谁都明白，蜜月期结束了。
老掉牙的、装满给养的机车，咔嚓咔嚓沿着陇海线一路向西北，过了洛阳后，终于在终点站灵宝停了下来。三十多人分乘两辆大卡车、五辆小车，继续西去。鲍罗廷和他的医生、秘书一起坐在一辆八汽缸的别克敞篷轿车里。这辆漂亮的车子原来的主人是吴佩孚，去年春天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后就成了鲍罗廷的座驾。
旅途是辛苦的，却也颇不寂寞，晚上露营或在旅店休整时，健谈的鲍罗廷总是跟身边人讲令他着迷的戏剧和文学，讲莫斯科的梅耶荷德的革命戏剧。他的古典文学素养令人吃惊。他还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安娜·路易斯似乎对鲍罗廷着了迷，所有人都困乏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她美妙的歌声总会突然响起。 过了临潼，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鲍顾问和美女记者的关系迅速升温了。她从卡车移到了别克车上。中途休息的时候，她在车上唱一首孩童时代学会的歌，《当牧人在夜里守护他们的羊群》。鲍罗廷睁开一直闭着的灰色眼睛，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说，看在上帝面上，女士，唱《国际歌》吧。路易斯突然忍不住哭了，站起身走开了。鲍罗廷苦笑了一下，一脸无辜地说：“难道我刺痛了她的心？我可不是存心要伤她的心。”这个职业革命家的心思全被失败带来的悲愤占满了。
车队经过陕西、甘肃到达宁夏，然后穿过茫茫戈壁，往苏联国境绝尘而去，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远远地扔在了身后。离开宁夏十四天后，他们到达外蒙古首府库伦。在这里鲍罗廷首次遭受到对他在中国失败的严厉批评。他辩解说，你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们不可能想象上海和广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你们也不可能想象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具有造反和起义传统的农民，所谓革命党人只不过是力图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情绪低落的鲍罗廷急着想走。终于有一天，他登上一架小飞机前往上乌斯丁克，在那里他将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前往莫斯科。
陈丕士随后赶去时，十一月的莫斯科已经下雪了。他的父亲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已经到了。他们和宋庆龄一起住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他们正赶上俄国革命十周年庆典，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庆祝仪式。此时的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两派斗争正是白热化的时候，托洛茨基这个孟什维克，输给了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红场庆典一星期后被开除出党。鲍罗廷与斯大林一向合不来，他的日子也难过了起来。
陈友仁打算前往欧洲，度过他的流亡岁月，行前他告诉儿子，他是不可能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的，因为蒋这个“假绅士”，“袖珍拿破仑”，已经把中国革命给葬送了。他说自己说不来中国话，更搞不清党内到底有多少派系，水到底有多深，回去也没什么用。他还说，自己做过一任外交部长，清楚地知道，西方列强和日本都在觊觎中国，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将来自日本， “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整顿国内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应付一场巨大的战争，”他说，“儿子，你要继续留在莫斯科，直到俄国人出手帮助中国与日本人斗的那一天。”
鲍罗廷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北伐军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离开了。1931年，邓演达在南京被捕。他在北伐时期的老搭档蒋介石下令，将之枪毙于南京汤山。
軍事顾问加伦将军稍晚些时候，化装成外轮水手沿长江秘密东下上海，也由吴淞口出境潜回苏联。加伦将军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卫国战争，成为苏联红军首批五位元帅之一（其他四人是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再后来，在大清洗中以间谍罪被枪毙了。有个在狱里见过他的人说，将军的一只眼珠被打得滚了出来，他不断地说：“这些恶棍把我打成了这样！”他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
整个7月，冯玉祥都在催蒋介石北上进兵。他说，北京乃先总理遗骸所在，目下被野心不死的张作霖盘踞着，革命军势力自与卖国军阀奋斗以来，死伤残废不知凡几，若士气一绥，兵心必乱，惟以全力北伐，乃为上策，务于最短期内，直捣幽燕，迎先总理遗骸早日归葬钟山。
冯玉祥说，自己所部二十余万兵力，自攻克郑州后，正在肃清黄河之南残敌，“务请吾兄提兵猛进，直破济南”。西路，他会与阎锡山沿京汉线共策进行，且阎部已出兵正太线，逼着奉军退过了正定以北，自己的骑兵第三军也已占领曹州一线。他希望蒋在东线策应。
冯玉祥还想继续做个和事佬，撮合宁、汉纠纷两方，电文中也多次提到阻碍北伐的内外部阻力。他向蒋表示，对于真正的同志，“弟当竭其愚诚，相引中道，必期志同道合，一致工作也”，相信内部问题不至于为患。纵有变故发生，他也一定会信守徐州会谈时的约定。
冯玉祥的继续施压起了作用，继蒋介石上半年在上海清共后，武汉也步其后尘，提出分共。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占领了工会和农会总部，并把怀疑受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政工人员首批驱逐，不少人在冲突中被处死。一些共产党人转入了地下，另一些逃往正在调防江西的张发奎的部队。此时对党的领导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亡，要么暴动。而前者的懦夫行径注定是被瞧不起的。而党在日益喧嚣的反共浪潮中也迫切需要有一支真正的武装在自己手里。
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北伐的两员虎将，唐生智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二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叶挺调转枪口，正式亮明旗帜。汪精卫急派张发奎、朱培德前往征讨。冯玉祥在洛阳收到汪精卫自九江发来的密电后，即刻飞电南京，称此次变化，江西境内已非常紊乱，武汉各部确已分化，“所谓东征计划，万难实现，特电飞闻”。
只是汪在分共的同时也不放弃倒蒋。冯玉祥电文中说的东征告吹的估计还是失算了。手握重兵的唐生智惟恐宁汉合作后，他在两湖的地盘将遭到削弱，匆忙发布了讨蒋令。南京内部也是面和心不和，李宗仁等桂系一派早就不服蒋了，认为唐军东征，意在讨蒋，只要蒋下了台，宁汉合作就搬去了一块拦路的大石头。蒋说，武汉所攻者我个人，个人不成问题，完全接受监察委员命令。于是决然离宁赴沪，通电下野，回奉化溪口老家将养去了。
蒋介石如此爽快交出手中权杖，给人的感觉他是为了合作大局，不欲以个人进退滋生纠纷，实则是此时军事上的失利使他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7月以来，东西两路北伐军前锋进抵北方，徐州一战，蒋的第一路军被全线挫败，不得不从徐州撤出。先番败北的孙传芳乘机追击，与张宗昌兵分两路，一直追至淮阴、蚌埠。早年出入证券市场交易所的蒋介石明白，此时大盘下行，只有尽快抛盘才能保本。
冯玉祥一直在着力捏合宁汉两家，以致党内诸公心态失衡者对之有“一柱擎天”之讥。蒋的下野通电一发布，闻听蒋“微服赴沪”，他就“惶悚莫名”，托党内元老、南京政府中央委员李烈钧向蒋转去一电，敦促蒋“克日还宁，主持大计”。的确，蒋介石一离开南京，中枢混乱，导致局势迅速恶化。奉鲁军反攻得手，复起图谋江南之心，引起南京城一片恐慌。8月底，孙传芳军自龙潭、栖霞山一带渡江，谋取南京、镇江。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各将精兵，东西夹击，再加杨树庄的海军在孙军渡江时出击，战场局势渐有改观。龙潭一役，南北两军各出动十万之众，激战七日夜，死伤数万，孙传芳的反扑之势终被挫败，再次退往长江以北。北伐的军事颓势总算挽回了，但也只是僵持之局，且直奉联手的整体军事实力，尤在北伐军之上。 大石头已去，宁汉重还一家。新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参与者是原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班人马。撕破了的脸面，只需稍事修饰，就又是革命同志。北伐是革命大义，蒋总司令在与不在，继续打下去当是共识，至于何时打进北京城，迎还先总理遗骸，那也只有天晓得了。只是重新整合过的革命洪流里，已经没有了鲍罗廷，没有了加仑将军，没有了慷慨激昂的共产党人出任的党代表。
此时的蒋介石，在奉化老家明净的山水间休憩了近一个月后，已离开中国去了日本。他的好友张群带着一个九人小组为他安排一切。按照他在写给好友黄郛的信中所说，此去他将作一年环球之行。
对于蒋介石的遽然下野，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感到惋惜。3月以来，自上海城厢插上青天白日旗，蒋总司令近乎流氓勒索的催款，已经让上海的大小商人们吓破了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新政府任命的财政部长孙科，是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惟一的儿子。这个儿子与他的父亲并不合拍，早在广州大本营期间，身为广州市长的孙科就对乃父的容共政策嗤之以鼻。北伐军一打到长江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党内有名的激进左派，武汉分共时，他又来了个华丽转身。相比宋子文而言，这个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文学士与武汉政府的关系自然更近。
以孙科的才具，做新政府的财务大管家实是勉为其难。三个月前，银行家张嘉璈与蒋介石谈中央财政，张的预算用度为每月一千四百万，蒋提高到一千六百万，实际用度却在每月两千万元左右。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一而再、再而三的输血，再加上蒋特殊的高压手段，才使南京这台大机器运转正常。孙公子没有蒋总司令的手腕，也没有社会下只角的帮会兄弟供其驱策，陈光甫、张嘉璈这班银行家更不会听他的，他上任一个月，只筹集到大约八百万元。这点钱，开个门面都困难，更遑论北伐。
为了搞到钱，孙公子只有采用老办法，发行国库券。新发行的四千万国库券，依旧是用二五海关税作担保，但发行效果与蒋在位时不啻云泥之别。这个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新财长不敢推行强行认购，他要以德化人，让资本家们认清大势，自愿掏钱包。他召集了一次上海实业界和银钱业头面人物的会议，参加者有虞洽卿、秦润卿、顾馨一、王晓籁，还有从香港调来的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饶是他说破了天，大老板们都只是叫苦。他们甚至公推虞洽卿带了一帮人到南京，要求减少认购数。
钱业公会认购的数字简直让新部长绝望，他们只认购了三十几万，不及当时交给蒋的十分之一。其他各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孙科雄心勃勃出任新财长，这一来到底脸上挂不住，他跑到重新选举的上海总商会讲话，敦促商界出钱支持革命事业，底下居然有人向他发嘘声。先前用强制手段征收的两个月房屋出租金，也没人买账了，想要帮会的嘴里吐出鸦片买卖的好处，也无异与虎谋皮。新政府开张才两个来月，几乎要穷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了。
呼吁蒋复出的声音再次抬头。冯玉祥领头起唱，跟声附和者不在少数。此时的蒋介石，已结束日本之行回到上海。面对来自军界的迭声催请，他没有任何表示。时机未到，他还在等待。前总司令此时正陷身于一场热恋。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三、布克小姐在途中
布克小姐是个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女孩，1921年高中毕业，无心再上大学，成天跟着一幫从中国返美度假的年轻人疯玩。家人管不住这个心野的姑娘，就索性随她自己作主，跟着这帮年轻人坐慢船去中国了。
这个小镇姑娘还从没出过远门呢，首次离家，竟然跑到东半球去了！一艘从旧金山起程的邮轮，慢悠悠地在海上走了三个月，拐进吴淞口，她就被四周的情景震慑了。看到黄浦江浑黄的水面上缓缓开出来满载货物的一长串的舢板船，当地人叫“拖机宝”的，她就哇哇地叫出了声，因为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老式明轮船，灯火通明，两侧的明轮击打出雪白的水花，她认定这船是密西西比河上服役的那一只。而停泊在码头上飘着红蓝白三色旗的远洋巨轮，则让她相信它们来自高中时读过的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这个姑娘就这么懵懵懂懂去美资的英文报纸《大陆报》报了到，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女记者，同时还是美国国际新闻社派驻上海的通讯员。她都还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想象呢。或许美国报纸上的中国新闻要的就是这么一个调调，把现实世界与想像中的混为一谈。她的上司是一个叫道约尔的爱尔兰人，一头红发，老爱笑，他是本埠新闻版主编，手下的记者米勒、克劳、柯罗思，全都是新闻界的老司机了。一开始，他们揶揄地叫布克小姐“美国姑娘”。她还那么小，春心未动，寻寻开心正好。但不久她知道了“美国姑娘”是高级妓女的代名词，就发狠再也不让叫了。后来他们都叫她的中文名字“宝爱莲”了，这是她的中文教师、一个老学究取的，用的是她的名字的吴方言读音，其实她的本名Edna Lee Booker，正而八经音译过来应该叫艾德娜·李·布克。
布克小姐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姑娘，爱动，爱笑，很少老老实实呆在市中心广东路和江西路交接处那幢外表破败的报社大楼里。用上海话说是特别“热赤”。她也没一天在大学里好好读过新闻学。但在遍地都是新闻的上海滩混，就连一只瞎猫都能碰上死耗子呢。她混迹在十里洋场的各种社交场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酒会、舞会，这种场合，年轻的外籍女孩永远是受欢迎的。她就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穿梭其间，从大人物的嘴里，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连蒙带猜捞一些花边新闻，点缀她供职那家报纸的小角落，渐渐地，宝爱莲这个名字竟也在上海滩上闯出了小小的名头。
在美国总领事康宁汉夫妇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她遇上了宋氏三姐妹里的老三宋美龄，宋氏家族最小的女儿。那天，三小姐身着缎礼服，模样友好而可爱，这是宝小姐第一次遇上本地上流社会的女性，只觉得喜欢得不得了。宋家的三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她们的父亲送到美国读书，英语说得十分流利，谈吐都是纯美式，三小姐时年芳龄廿五，比宝小姐稍长几岁。宝小姐觉得，在谈到对中国未来的梦想和谈到美中关系时，三小姐身上就会焕发出一种光芒，一种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渴望。宝小姐那时还不解男女之情，她不会懂得，这种报效渴望其实和想要献身于一个男人的渴望差不多。 可能是嫌晚宴上说话不够畅快，过了几天，三小姐邀请她去打网球喝茶。宝小姐欣然接受了，她很高兴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宋家住在法租界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洋房里，这幢洋房在西摩路上，原是一个英国人建的别墅，带花园和一个网球场。宋家的男主人宋耀如早年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兼带推销《圣经》，发达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实业家之后，就把这处漂亮的房产买了下来。门房说，三小姐在画室作画，宝小姐跟着往内宅走的时候，她灵敏的鼻子似乎嗅到了这家子的平和与温煦。她觉得，这里保留着传统中国最好的一面，同时又向西方现代精神敞开了大门。
三小姐还像初识那天一样热情，就好像她们才分手就又见面了。这种热情让本来还有些许拘谨的宝小姐放松了。她看到三小姐这天穿的是一身半西式的网球服，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聪慧的额前留着一绺刘海，不长不短，堪堪齐眉，颈后挽着一个干净的发髻，柔亮得如同绸缎一般，让她不由自主想摸一摸。
两个女孩交谈甚欢时，三小姐的母亲走了进来。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最伟大母亲的女性，是一个温和澹然的妇人，穿着黑缎上衣和多襇的裙子，柔亮的頭发上绑了一个整齐的假发髻。宝小姐这才知道，三小姐有这么漂亮的发色原来是来自她母亲遗传。
偌大的宋家花园里就住着三小姐和她母亲宋夫人，两个弟弟还在美国念书，她哥哥宋子文则偶尔回来。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家世显赫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远在太原，二姐宋庆龄眼下在南方，正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圣人”、广州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孙文战斗在一起，而这家的男主人，几年前就因肾病去世了。
宋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与孩子们的父亲宋耀如结婚前，她就是上海西郊徐家庄园的圣公会教徒，那时，她刚从出生地浙江余姚迁到上海不久。而更早的时候，宋夫人的母亲，就是明朝时最早皈依天主教的徐光启家族的后裔。宝小姐以她刚入行的新闻记者的眼力观察到，宋家花园里每一处的布置，都可以看出主人对上帝的虔诚。比如，客厅靠墙的桌上摆着各种中英文宗教期刊和一本巨大的家庭圣经，三小姐经常弹奏的钢琴上，摆着一本赞美诗集，楼上还有一个宋夫人专用的祈祷室，她每天都要在里面诵读圣经，并为儿女们作祷告。儿女们总是太忙，而上帝总得要有人去侍奉的。
去宋家花园的次数多了，与宋夫人熟悉了，宋夫人就会给宝小姐讲一些祖上的故事。她说她母亲的娘家，世居一个叫“徐家汇”的地方，三百多年前，徐光启由利玛窦受洗加入天主教，又帮助利玛窦把西文书译成中文，是明朝万历年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大臣。她还会以一种含羞的神情回忆起少女时代，学刺绣女红、进教会学校学英文、读整本的原版圣经。这个孤独的妇人说得最多的是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一直认为他是这一代中国人中的翘楚。
每次，一边喝着宋府仆人端上来的茶，一边听宋夫人说话，宝小姐觉得她不是在听一个女人絮叨，而是在听一部近世中国的革命史。这让这个美国姑娘既心生神往，又为自己的平庸气短。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到这种大历史中去呢？光是想想，就够热血沸腾的了。她对中国历史和革命的知识，短期内长进如此之快，大多就来自与宋夫人的闲话。当宋夫人说完这些故事起身离开，已经等得迫不及待的三小姐就拿起球拍，和她一起飞一般冲到网球场。球场边上，三小姐的哥哥宋子文，一个如假包换的绅士，已经等不及要与她们一决雌雄了。
有一天，打完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个姑娘说起了未来的终身大事。她们都已二十出头，说是未来，也是转眼就要到来的事。当谈论到那个还不知在何处的夫婿时，宝小姐看到，三小姐的眼里又流露出了那种热切而渴望交付出去的光芒，似乎前方的爱情是一片浪漫的冒险之地，是荆棘丛中的一丛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了大姐夫、二姐夫这样的大富商和革命家作比较，尚待字闺中的三小姐对未来的理想夫婿没有多谈，这个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只说了一句话，他得是有力量改变中国的人。这让宝爱莲这个美国小镇来的姑娘倒抽了一口凉气，有的人生来就注定不是凡人，而自己就像浅溪里的一条小鱼，连抓到稍微像样一点的新闻的机会都没有。
机会说来就来，这个心思活络的长腿姑娘跳一跳就抓到了。就在她来到上海的第二年，中国北方摊上大事了，北洋军阀的两个巨头，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为了争夺中央政府主宰权，准备大打出手。西方媒体对此自然非常关注，纷纷派出得力干将采访报道。布克小姐得知这一消息，立马找到道约尔，要求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报社的老司机们怕死不愿上前线，爱尔兰佬不同意也只能同意，但他对这个姑娘的新闻素养心中有数，生怕她搞来一堆家长里短的八卦，坍报社的台，后来还是命《大陆报》驻北京的记者柯罗思也加入对直奉战争的报道。
说干就干，宝小姐收起了晚礼服和舞鞋，换上卡其马裤和旧衣，戴上一顶旧的苏格兰圆帽，二话不说就跳上了一列开往北方的火车。浴盐是必须带的，还有一双银色高跟鞋，一条湖蓝色的连衫裙。一个叫约翰的朋友来送行时说，中国北方臭虫很多，塞给她一罐杀虫剂非要她带上。除此之外，塞了满满一包的就是康拉德、毛姆和曼斯菲尔德的小说。
火车开出了上海，哐当哐当一路北上。不时有拖儿带女的难民上车，空气流通不畅，严严实实的车厢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恶臭。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单调了起来，但丝毫没有打击到她高涨的热情。她的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乘坐魔毯飞到了首都北京，那里有徐世昌总统，他每日坐在华丽的总统府接见访客，她想象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她的心还飞到了满洲北部的奉天，那里的独裁者张作霖元帅是她的下一个采访目标。当然，她还想去古老中国的心脏洛阳，那里做过数朝的古都，目前驻扎着吴佩孚将军和麾下的数十万大军，最后当然还有广州，革命家孙中山的风采她早就想瞻仰了的，这是她除了上海最向往的一个城市，她梦想中的广州就像一个青花旧盘子，一艘帆船，或者是一幅绣着大红牡丹的流苏披肩。
宝小姐先到北京。请求拜会总统的信函送到礼宾官那里后，迟迟没有下文，她乘隙参加了端纳在西山公园组织的一个郊游派对。那时的端纳还只是一个澳洲驻北京的年轻记者，远没有后来做国府顾问那么风光，但在北京的圈子里已经混得如鱼得水。宝小姐爱热闹，再加有点人来疯，社交圈子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不久她受某个外交官夫人邀请，又去一个大官的府邸参加了一场晚宴。她想，自己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难道就是来参加一场场舞会的吗？难得她有这片刻的清醒，也幸亏总统的美国顾问、“很吃得开”的福开森博士也来参加了这场舞会，福开森见她采访徐世昌无望，就专门修书一封，介绍了她去东北采访张作霖了。 在奉天的老帅府，她见到了传说中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宝小姐说，彼时正是春天，帅府的院墙下，桃树的枝头正绽出花朵，一个外套黑丝绒马褂、头戴黑色绸子瓜皮帽的年迈老人，正佝身独坐在一张雕花石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心满意足地抽水烟，他转过脸来，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赫然正是报纸上见过的老帅本人。不消说，这次不无突兀的造访是老帅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安排的。
带着张作霖赠送的一条白狐皮草——她走到哪都喜欢晒她的衣服和饰品——宝小姐回到北京，采访了上次给她吃闭门羹的徐世昌，然后和柯罗思一起南下洛阳，去见吴佩孚。不知是因为要去洛阳，还是因为马上要见到这个大军阀了，她激动得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
跳下拥挤的火车，掸掉满头满身厚厚的灰，她居然能够想起李白的一句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说的就是这古都。看来宝小姐也没有道约尔想的那样不堪，起码在她身边的男同事看来，为了这趟采访她是做足了功课。和在奉天看到的到处都在备战相仿，一路上碰来碰去也都是调防的兵。两个军阀巨头的老前辈袁世凯说得好，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来他们真的要捋起袖子在中原大地上逐鹿了。兵们抽着气味难闻的香烟，斜背着枪，浑不在意，还不时拿枪口到处乱指，就好像手上是一件庄稼把式，看得宝小姐和她的男伴心惊肉跳。有一个兵还故意沾了一点她擦面用的冷霜，在胡子上瞎涂一气，惹得一旁的同伴哈哈大笑。
被手下将官称作“玉帅”的吴佩孚，在军营的一处密室里接见了两个风尘仆仆的美国记者。在等待的片刻辰光，宝爱莲的目光被会客室里混搭风格的布置吸引住了。那间屋子的一边是一排红木书柜，上头挂了一幅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的油画像，另一边是一张供桌，青烟袅袅的景泰蓝香炉上方，则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紫檀木雕的关公像。然后，她惊异地看到，一个身形细长、头发短得能看到发青的头皮的中年男子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吴佩孚穿的不是军服，而是一袭暗湖色绸子长衫，外套一件锦缎马褂，看上去就像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乡间学究。
说是一次軍事采访，面前的这个男子却很少谈到他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好像担心被两个记者刺探去了军情，一直在夸夸其谈地赞美华盛顿。他说华盛顿把美利坚各州统一成了一个国家，他也要把中国分裂的各省统一起来，使国家真正繁荣与富强。令宝爱莲惊奇的事还在后头，吴将军突然面露羞色，问她爱不爱读诗歌。得到客人肯定的回答后，他拿出了一叠新写的诗歌递给她看。这些诗工工整整地抄在宣纸上，第一首是献给华盛顿的一首赞诗。吴佩孚当着两个客人的面大声吟诵起来，激情四射，并伴以剧烈的手势。当一个军官进来报告对奉军的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时，这个诗人又回到了现实，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巡阅使大人。他对两个美国记者说，要统一中国，就必须把中国大地上那个土匪先铲除掉。宝爱莲听得心底发笑，她想起在奉天时，张作霖当着她的面谴责吴是“统一中国的障碍”。
接受采访后，吴佩孚要坐火车北上，去保定亲自指挥作战。保定是直军大本营，他的家也在那里。看起来吴佩孚对这个冒冒失失闯来的美国女记者颇有好感，临出发时邀请宝小姐共赴保定，去他家里做客。宝爱莲与柯罗思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就近观察战场的机会，就接受了邀请。
一到保定，柯罗思留在军营，宝爱莲则以贵客的身份，住进了吴公馆内院。宝爱莲见人就熟，很快就与吴的太太张佩兰混得烂熟。张佩兰安排了四个丫鬟服侍她，每天与她同吃同住，状如姐妹。在宝爱莲看来，有着满人血统的张佩兰是个气场强大的女子，虽算不上一个标致美人，但大嘴，皓齿，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再加喜欢穿大花的绸袄，也是别具魅力。“吴夫人本身就像是一幅由紫色、黑色和金色构成的中国传统画”，她如是评论张佩兰的穿着。
如果不是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可能还要在保定的吴宅内院里继续生活下去，把刺探到的军阀私生活添油加醋加工一番，源源不断发往上海和美国的报纸上去。战争一打响，她第一时间跑到了长辛店的最前线，去经受了血与火的一番洗礼。她终于见识了战争，见识了死神，死神就像一把巨型的镰刀一样，收割走了冲出战壕在旱麦地里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从战场上退下来时，她坐的是一辆挤满伤兵的火车，车轮的哐当声和伤兵的呻吟交织在一起，她亲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脚边死去，却又无能为力。后来她换乘了一辆没有伤兵的火车，但发现，整节车厢除了她一个活人，其余全是粗木箱打制的棺材，棺材里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直奉交战，首场直军不利，尔后，吴佩孚的大将冯玉祥出兵增援，战场形势又戏剧性扭转，奉军败退关外。宝爱莲在保定火车站的一辆专列上采访到了冯玉祥。这个一向以草根形象示人的军阀浓眉如戟，体格壮得像一头牛。当采访进行时，车厢外潮水般涌过的兵们不断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冯也低沉地哼唱了起来。宝爱莲这才注意到，指挥车厢里防风灯压着的军事地图上，摊开着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赞美诗集。一个多月战地记者的经历，让这个少不更事的美国姑娘一下子成熟了，她已经学会了独立思考，她觉得在中国这幕错综复杂的大戏里，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眼前这个冯玉祥，他究竟是在谋一己之利，还是真心来帮吴佩孚的？
上海的报社那边不断打电报来，催促宝爱莲离开保定，她却一个人坐火车跑到太原，又去采访阎锡山。路上，她坐的火车又是受枪击，又是遭炮轰，她没把小命丢在黄土旮旯真是个奇迹。直奉第一次大战已经结束，新闻主编道约尔称赞两位记者工作出色的电报早就到了，还说要给他们加薪，宝爱莲却滞留北方，没有归意。从太原经石家庄回到保定，她重逢了吴佩孚，还顺带采访了直军的另一员大将曹锟。战事第一阶段，曾风传吴佩孚被奉军炸死，当宝爱莲重提此事时，吴佩孚很有风度地笑笑：宝小姐，我是一个宿命论者，只有当那颗写有我名字的子弹击中我时，我才会死。
对于刚刚收尾的这场战争，和成千上万当了炮灰的年轻生命，吴佩孚说，他是十分痛心的。他告诉女记者，大治必经大乱，目前看来，统一中国的障碍已经除掉一个了，但还有另一个障碍有待扫除。 吴佩孚没有说另一个障碍是谁。不用猜，她也知道说的是在南方的孙中山。她想自己这一趟跑下来，北方的军政强人可说是一网打尽了，剩下的，也只有刚来中国时就视之为英雄的孙中山了。
她问了一句，一出口就觉得多余：“那么，将军，您会在短时间内出手扫除这些障碍吗？”
“是的。”吴佩孚的回答简捷有力。
看来去广州已经迫在眉睫，正好她供职的报社也下达了“即往采访孙逸仙”的任务，宝爱莲就准备先回上海，然后再南下广东。
离开上海才短短几个月，宝爱莲就欣喜地看到，自己这个入行不久的菜鸟竟然成了新闻界的红人。回上海的第一顿午餐是在美国领事馆用的，是领事夫人萝达请的。她欣喜地看到，宋美龄也在午餐会的来宾中。
领事夫人用咖喱套餐招待客人，正餐有咖喱鸡和柚子沙拉，餐后甜点是印度的“古拉马卡拉”，须加糖和新鲜椰奶。很快，宋美龄拉着她，溜到了房间角落。宋美龄说，《大陆报》上的战地新闻都读了，写得很好，她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宝小姐对北方军阀们产生不应有的好感。
宝爱莲坚持说，她的报道立场是中立的。
接下来，宋美龄一直在用一种恳切的语气跟宝爱莲介绍南方政府的意图。在她的描述中，南方的革命者是一群真正要解民于倒悬的志士，是完全不同于世故市侩的北方军阀的理想主义者。“你一定要去南方看看！”她说着这些时的如火热忱，让宝爱莲觉得，她又变回熟悉的三小姐了。
宝爱莲说，报社已经作好安排，明天就要出发去广州了。听到这话，宋美龄的眼里绽出了欣喜的火苗。她说，南方或许正在危机中，但最后的希望一定是属于南方的，那里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次去，可以与孙中山先生彻谈一番，也可以与她二姐孙夫人聊一聊，以对国民党人有全面了解。分别时她提醒说，你见过的尤金叔叔，教我英国文学的、那个从特立尼特回国参加革命的律师陈友仁，已经到了广州，可以让他安排会见孙中山和另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伍廷芳。
这个被命运垂青的女记者就这么带着一台打字机和照相机上路了。浪漫小说依然是旅途必备读物。冥冥之中已安排好她，来给1922年的中国历史做一个见证。她乘坐的“苏州”号小轮船甫抵广州，总统府英文秘书尤金·陈，也就是陈友仁，已在码头上等着她了。
这位日后的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来中国十年了，一口英语还是说得要比中文好。他来自印属西印度群岛，一个叫特立尼特的美丽小岛，在1911年前往中国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开着一家律师事务所，挣到了数万家财。这个客家人的后代，丢下岛上的美丽别墅，丢下自己的法律专业，丢下热爱戏剧的妻子和在英国公学上学的孩子，变卖家产回到祖国，追随革命导师和亲密战友孙中山，参与到共和事业中去，他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宝爱莲特别感兴趣的。她很想有时间单独采访这个男人，他不平凡的经历里肯定有着许多美妙的素材。
但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陈友仁安排她住下就匆匆离开了。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陈炯明兵变了。当隆隆的炮声从总统府方向传来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独家新闻正迎面砸来。作为此刻广州城里惟一的外国记者，她千载难逢地赶上了。她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她赶紧起草好一份电讯稿，向着旧城区中心的电报局跑。此时的大街上已到处都是兵，枪弹不长眼睛到处横飞。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找到电报局大门的，当她发出电文，跨出电报局大门，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发炸弹落在电报局大厅楼上，把大楼炸坍了好大一角，爆炸的气浪把她掀倒在了街上。
据宝爱莲日后自述，采访孙中山的任务，她是在停泊珠江的一艘军舰上完成的。闻听孙中山已逃出总统府上了永丰舰，她设法搞来一艘摩托艇，连夜顺江追寻而去。摩托艇半途遭到叛军拦截，机枪子弹横扫过来，一个被她忽悠过来开船的军官中弹昏迷，她一把抓过方向盘，自己驾驶起来，驶离了险境。这一幕看得同船人目瞪口呆。原来她在加州读高中时就是个摩托艇爱好者，暑假里经常跟着姐夫驾艇畅游，这一爱好似乎就是为了这一天的采访作的准备。
她抓着船舷，手脚并用上了永丰舰。一个海军军官带着她，走到正在一张方形柚木桌前伏案工作的孙中山面前。她的朋友宋三小姐的这个姐夫，个子不高，头发和胡子修剪得很短，皆已灰白，嘴唇两旁深镌着皱纹。在闷热的船舱里，他穿着的那件正中开襟的丝质外套，扣子从领口到下摆还是一丝不苟。他转过身来，对面前的美国女记者说：请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我是在为实现正义、人道和民主而斗争，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已经为之奋斗多年，并将继续为之奋斗，直至死亡。
孙中山向女记者叙述叛乱的发生经过，卫队对他们夫妻的忠诚，还有他百折不挠的革命大志。采访中途，进来一个中等身高、体型瘦削的年轻军官，向孙请示什么。宝爱莲觉得他长得帅气，不由多看两眼。只见他肤色略深而干净，留着一抹修得很短的唇髭，目光沉着敏捷，举止里没有虚浮气和欲讨女人欢心的意味。宝爱莲此时还不会知道，此人正是她的朋友宋三小姐日后的丈夫蒋介石。她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男人，是她的朋友说的那种有力量去改变世界的男人。
广州的乱象持续了好久，蒋介石率军东征陈炯明了，沙面岛的外国人都迁往香港暂避了，宝爱莲回不了上海，整个夏天都滞留在湿漉漉的广州。等到回上海，已是两个月后的事了。她是转道香港，搭乘一艘太平洋班轮回去的。船航行在初秋的滂沱大雨中，这个接连经历了几场两败俱伤的内战的美国姑娘，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罗盘，它奇怪而陌生，又有着一种把她裹挟其中的魔力。春天她去北方时送她一罐杀虫剂的约翰，这两个月里与她鱼雁往返，两人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她迫不及待要回去收获爱情了。
再次拜访孙中山是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一幢安静的洋房里。孙告诉她，过去数月的煎熬总算有了结果，他已经准备寻求苏联的帮助，并让共产党人参与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一个叫越飞的苏联共产党宣传专家已飞来上海见他，并带来了列宁的问候。宝爱莲注意到，说到英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方政府时，孙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傷心。孙的声音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从他伤感的眼神里，她感到有一团慢火在燃烧。 孙中山声音振奋地宣称，他将率领中国民众奋起革命，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枷锁，他要像列宁拯救俄国人民一样拯救本国人民。孙夫人宋庆龄步入客厅，中止了革命家的演说。她眉眼温和娇羞，看着丈夫如看圣人。
这是宝小姐第一次见到她的朋友宋美龄的二姐。她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如此年轻，她的脸庞又是如此精致。那天，女主人穿的是一件很合身的精美的蓝旗袍，在她眼中愈发显得优雅迷人。其实，她知道孙夫人只比她朋友大两岁，但革命家夫人的光环使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带上了仰视。她心里暗暗叹了声，真是个花朵般的女人。
她用带来的相机给他们拍照。两人坐在藤椅上向她微笑，宋庆龄的身子微微向丈夫侧着。送她走时，宋庆龄用英文悄悄告诉她，她对他不是爱，是崇敬。
回到报社，她对着打字机就噼哩啪啦打开了。这篇充满激情的电讯稿她写了好久也没有收手的意思。新闻主编道约尔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走到她身后看了一会说：姑娘，你的素材很棒，但问题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在过去几年里已反复报道过了，你重复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听到这话，她的手指从键盘上滑落了下来。
道约尔说，原来以为你去采访孙中山，是要问他们那帮人是不是打算转向共产党了，上海所有的记者都削尖脑袋想去见他，你倒好，这么幸运见到他了，回来却写这么一篇浪漫的爱情故事，暴殄天物啊！
宝爱莲这才恍然大悟，她在打字机里换了一张纸，重新写道：孙逸仙对美国拒绝南方共和国，拒绝提供财政援助深感失望，决定向俄国求助。俄国鼓动家越飞已抵上海，与孙召开了重要会议，并带来列宁的问候，及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俄方表示支持孙的事业，孙将于近期返回广州，俄国顾问团将帮助孙重建军队，云云。
道约尔又看了一遍，笑着说：这就对了，现在你可以再引用几句孙中山的话，加一点他和夫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民众的苦难故事，这篇稿就完成了。
道约尔想把宝爱莲培养成《大陆报》的名记。这个美国姑娘虽然文字火候差了点，但她爱跑，爱冒险，总是能抓到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素材。但宝爱莲却让这个新闻界前辈失望了。第二年春天，她就结婚了，新郎是那个送她杀虫剂的约翰，一家大公司的在华经理。她把《大陆报》的工作给辞了，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的工作。等到儿子约翰波特出生，她索性把国新社的工作也给辞了，一心去相夫教子了。不久，全家返回加利福尼亚度假去了。
1927年10月，宝爱莲和她丈夫重新回到了上海。她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她赶上了好友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盛大婚礼。
四、漫长的婚约
据说，这是一场进行了五年的爱情长跑。最晚不过1922年春天，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家里，孙的英文秘书宋子文主持的一次社区基督教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家三小姐。
这位威斯里安学院1915级毕业生，身为牧师的女儿，一直是基督教女子青年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她的美丽大方，她出众的谈吐与绰约的风姿，让蒋在那一天如见天人，随后，他不顾与陈洁如结婚才不久，就对宋三小姐展开了热烈攻势。而三小姐不知是出于少女的羞涩还是看不上事业上默默无闻的蒋，当时的表示是“没有兴趣”。
孙中山蒙难广州，蒋介石一直是他危急中最忠实的追随者。广东事端平息后，宋美龄曾应二姐夫妇之邀，前往广州游玩。没有确切的记录表明宋三小姐这次在广州住了多久，有说半个月的，也有说一个多月或几个月的。
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蒋曾央求孙中山把这个漂亮的姨妹介绍给他，并称与奉化老家的元配毛福梅已经离异，与侍妾姚冶诚也已断绝关系。但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蒋并没有提到新婚才一年余的陈洁如。按理说，陈洁如到过广州，孙不会不知道这个女人。孙中山答复蒋说，此事重大，他得与夫人商量后再说。
可以预料，此事遭到了宋庆龄的激烈反对。她说宁可让妹妹独身，也不让她嫁给一个有三妻四妾的品行不端的人。孙中山没有把夫人的原话向蒋如实转达，只是委婉地表示：等一等吧。
好在云英未嫁的宋三小姐那年才二十五岁。只要她愿意，他还等得起。但蒋觉得，这事不成，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宋氏家族，而是来自妻子陈洁如。陈洁如是宁波镇海人，早年名陈璐，是一个纸业店主的女儿，到上海后在爱国女中读过书，会一点日语和俄语，相貌也不赖，当初他就是看上陈洁如年轻漂亮，才死乞白赖央着张静江给他作伐的。若是早知道会遇上天人般的宋三小姐，他才不会娶这个女人呢。
去胡佛图书馆熟读蒋氏日记的历史学家杨天石说，那段时间，蒋的日记中开始频频出现对陈洁如的不满，甚至怀疑陈洁如有第三者。当然对宋三小姐，他也不是被动地等，而是像攻克一个军事目标一样施展开百般手段。与此同时，蒋介石日記上有关宋美龄的信息在逐量增加，他对她最初的称呼，有叫三妹、美妹，也有叫三弟。
世事如棋局，北上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了，再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从广东一路打到了长江流域，蒋也迎来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成就上的第一个高峰。1926年11月，蒋赶跑了孙传芳，进入南昌，随即电邀宋氏三姐妹一起去南昌一叙。其时，已经成为领袖遗孀的宋庆龄正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孙科、宋子文、徐谦等筹划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去，借北上之际，他们也顺道考察了蒋在南昌的司令部。
12月2日，宋庆龄和广东出发的一干大员们到达南昌南浔路董事局码头，蒋亲往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对这批左派色彩浓重的党国要员，蒋内心里并没有太当回事，戎机繁忙的蒋总司令之所以给他们这么大的面子，是因为代表团里有着他意中人的二姐宋庆龄，另外，宋家长子宋子文还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革命的钱袋子正握在人家手里呢。
宋家姐弟在这次会面中谈到了三妹的婚事。蒋在党内虽还不是中央执委，但他军事实力的火速蹿升，使宋家姐弟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求婚了。宋庆龄一如既往地反对，宋子文不表态，大姐宋霭龄说了关键的一句话，蒋要与三妹结婚可以，但必须先与陈洁如脱离关系。 1927年4月底，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与宋美龄相会，又“时申前请”。宋家再度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桂珍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另两个持反对意见的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目下与武汉国民政府翻了脸，成败犹在未定之天，宋美龄嫁给他不一定会幸福。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则积极推动这门婚事，精明干练的宋大小姐坚信，蒋的前途未可限量，一旦飞黄腾达，必将给宋氏一门带来极大荣耀。
但据宋美龄自己的说法，大姐与母亲一起也是反对这门婚事的，最终是她自己拿的主意。对于外界传言的蒋与她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她更是嗤之以鼻。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中，记载宋美龄的原话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对这个准新郎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如何让身边的女人陈洁如尽快离开自己。当初蒋追这个被他称作“璐妹”的女人也是大费周折，最后托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是陈洁如的同学——陈家才勉强同意。现在要解除婚约，蒋不敢再找张静江，自己更不好出面，思前想后，蒋把这桩难办的事交给了亲信陈立夫，后来又把虞洽卿拉了进去。虞洽卿的女儿虞涵澹曾和陈洁如一起在画家汪声远那里学过画，算是同学，再加虞的女婿江一平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滩上的名律师，法律方面的问题尽可咨询，有虞洽卿这个“老娘舅”出面，再难缠的事应该也可以摆平了。
虞洽卿带着女儿、女婿，跟陈洁如谈了许多次。他们站在蒋的角度说，现在蒋做了中国统帅，应该有个像样子的女人做太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计，陈洁如必须退让。他们还传达蒋的承诺，只要五年时间，还是会让她回到蒋的身边，但这五年里，她必须去美国。陈洁如一介女流，搞不懂国家民族那么多大道理，那个负心的男子不要自己了，她可以走，但要把她赶到美国去，门都没有。蒋无法，又请动了张静江夫妇，还有张家的两个女儿都去劝说。经不住这些说客三番两头登门，陈洁如最终同意了，8月的一天，她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蕊英、倩英的陪同下登上了驶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
据亲见者记载：蒋夫人穿一件淡灰色细纱长马甲，下面有白红的间色，里面衬着半节式的背心，脚上穿白皮鞋和粉红色的长统丝袜，短发蓬松，态度自然。在小火轮汽笛吹第一次的时候，伊不觉得怎样。到了大轮船的汽笛吹，小火轮的汽笛再吹的时候，伊就哭泣起来了。
此时的陈洁如还担着个蒋夫人的名份。
船到日本神户，陈洁如还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蒋夫人乘轮赴美。茫茫大海上航行十几天后，却从无线电里听到蒋发布的一则声明，称：“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固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7年夫妻情分，就此成了逝水，陈洁如闻讯大哭，她觉得自己是稀里糊涂被骗离婚的，好几次要跳海自尽，幸有张家两个女儿陪伴劝说，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正当蒋介石深坠情网之际，他的权力生涯发生了一大变化，由于北伐失利，再加武汉方面逼迫，他不得不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到奉化溪口老家。蒋宋这桩好事多磨的婚姻，之前有人反对也罢，有人做幕后推手也罢，至此看来，却纯是出乎男女相慕之真情。下野后的蒋在宁波雪窦寺隐居，人在古庙，心却还在上海西摩路的宋宅，他写了好多封情书给宋三小姐，1927年10月19日天津《益世报》曾公布其中一封情书云：“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在这个四十岁男人的猛烈爱情攻势下，宋家三小姐终于答应出嫁了。惟一的条件是，只要她母亲同意，她就出嫁。三小姐本来就是个爱慕英雄之人，之前她有过好感的刘纪文、谭延闿等人也都不是凡凡之辈，现在她心仪的英雄虽然还在走逆运，但英雄毕竟还是英雄。9月16日，宋家大小姐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娘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蒋宋恋情，并宣布，他们将于年内择吉日成婚。蒋也在《申报》上刊登声明，再度声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意即谓，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个有权利决定自己下半辈子交给谁来保管的自由男人。
这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亲信张群陪同下，搭乘从上海开往长崎的定期客轮“上海丸”东赴日本。尽管蒋介石在出发前已数次表示，此行访日没有任何政治意味，但与田中义一首相会晤，争取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当是此行重点。此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惊喜，是他终于向宋美齡的母亲倪桂珍正式提了亲。
外面频传蒋宋“好事将近”，但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没底。因为这桩婚姻大事尚未得到宋母的点头同意。未来的政治运途，能否争取到宋家为后盾，这个妇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蒋不能不打点十二分的精神，讨得未来岳母的欢心。
此时，倪桂珍因为足疾，正在神户有马温泉接受治疗。蒋介石到达长崎后，没带任何随从，就和宋子文一起前往有马旅馆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特别注重家庭伦常的强势的妇人。她知道蒋结过婚，也知道他早年曾经浪荡。但她认为一个男人年轻时出点格不要紧，只要他真心向好。她只是要求蒋，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据说蒋当时并没有答应她，只是说：“假如我为了要娶三小姐而成为基督徒，大概你也不同意，可是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好好地读《圣经》。”据说就是这番话让宋母最后点了头，因为她看出蒋对她小女儿的态度决非敷衍。
蒋欣喜欲狂，他把早就准备下的结婚戒指和自己的一块腕表交给倪桂珍转交，还当场给了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三百元小费。要知道，那是一个住宿一晚只要三元钱的时代，这笔丰厚的小费把老板娘给惊呆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蒋介石，还趁兴写下五幅字，“千客万来”“横扫千军”“平等”“平和”“革命”，送给增田家。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整个10月，就在宝爱莲小姐刚从美国回到上海之际，上海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蒋宋婚事的花边报道。还没有从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中缓过神来的市民们都在拿这桩事津津乐道。有记者言之凿凿，公布了蒋宋订婚的经过。有好事者公布了蒋办理离婚时的一封函件。《纽约时报》有消息称，一位专为皇家定制礼服的英国裁缝正赶赴上海，准备替新郎赶制结婚礼服。
到11月下旬，蒋宋结婚前的俪影合照公布了，12月1日的婚期也确定了下来，来宾和证婚人的名单，各地的贺信贺电也陆续在报上刊登了，据传这场世纪婚礼的证婚人有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和党国元老蔡元培等。
宝爱莲小姐赶到西摩路139号，宋府已忙成一团，许多漂亮的姑娘花蝴蝶般跑进跑出，为新娘作着准备。宋三小姐因为好事将近，愈加显得容光焕发。尽管婚礼前有那么多事，三小姐还是兴奋地告诉她朋友，婚礼将举行两场，第一场是在家里，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是中式的，将在新落成不久的majestic hotel，也就是大华饭店举行。她希望女友这两场婚礼都能参加。
12月1日上午，首场基督教式的婚礼在宋家府邸举行。婚礼原拟请宋家老朋友、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牧师认为蒋不是自由再婚，竟拒绝主持，乃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的古怪的脑袋剃得光亮”，在主婚人指引下与新娘一起祷告。尔后，新人互换戒指，各自宣誓。午餐会后，新人和嘉宾又移步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第二场中式婚礼。
占地六十亩见方的大华饭店，其底层是一个可容千人的会厅兼舞宫，大厅中央，以多根爱奥尼克大理石柱支撑的穹顶之下，花山花海，芳香四溢。通往临时舞台的通道两旁，巨大的白菊花束一路摆放过去，舞台两侧也满是鲜花，每侧各立着一面高大的白花背景板，上面用红色天竺葵拼出喜字样。
前来见证这场婚礼的一千三百余名嘉宾，已经凭请柬入场，为防不相干的人混入，请柬上都盖有宋子文的私章。大厅里名流云集，有英美等十二国驻沪领事，党国要员，北伐军高级将领，上海实业界和金融界头面人物，一些帮会大亨也受到了正式邀请。婚礼的证婚人是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等六人。
新郎和新娘已乘坐7392号花车到达饭店，在花园洋房休息。四点一刻，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花童一路撒着玫瑰花瓣走了出来，喧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首先出场的是身着大礼服、胸挂彩花的新郎，在男傧相刘纪文、孔祥熙陪同下走到舞台中央。四十岁的他英风爽飒，在这重大仪式上，却又不得不做出一副老成持重、礼仪周到的形貌。五分钟后，在四位身着桃红绸缎礼服的女傧相陪同下，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臂也步入了礼堂。
新娘的美艳冠绝全场，几乎让人窒息。这一刻，大厅里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宝爱莲在人群中看到，宋美龄穿着一件绣花银旗袍，将苗条的身段勾勒得玲珑有致，她穿着银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黄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桃花透孔面纱上方，还戴着一个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一直坠到身后。边上的人告诉她，跟在后头捧着婚纱的一对金童玉女是孔祥熙博士的两个孩子，少爷孔令伟和十岁的二小姐孔令杰。
元老邵力子担任婚礼司仪，全体向已故革命领袖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蔡元培宣读结婚书，“两姓联欢，一堂结约，兹者蒋中正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举行结婚礼于春江大华礼堂，良辰吉日，六礼告成，瑟好琴耽，双心默契……元培等忝作证人，乐观嘉礼，爰缀吉语，藉贡欢忱，是为证”，他一口绍兴口音的国语念得抑扬顿挫。念毕，在婚书上盖上大印，尔后，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依次用章，再新郎新娘行鞠躬礼。
宝爱莲回忆说，仪式进行到此刻，她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美国歌手霍尔演唱了《哦，答应我》。歌声中，新人走到一个由鲜花搭成的大钟下面，缎带拉开，数千数百的玫瑰的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娘新郎的身上。玫瑰花雨中，可爱的新娘一刀切下白色婚礼蛋糕，而她的丈夫则一直望着她，“脸上绽放出巨大的笑容”。
礼毕，新人到饭店花园合影，当宾客们还陶醉在婚礼的浪漫气息中时，新郎新娘已经悄悄离开了。
婚礼盛典报道之后，报上又接连数日刊出蒋宋结婚俪影、结婚证书及序文、来宾礼单、婚庆上的各种花絮，大中国影片公司摄制的婚礼影片，也开始在各大电影院正式上映。无缘一睹这场婚礼的凡夫俗子们，蜂拥到电影院里一饱眼瘾。尽管外界都在传闻蒋宋只是政治婚姻，而无实际爱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蒋的好心情。在上海拉都路311号的一幢老式洋楼的婚房里，蒋宋在婚礼之后整整一天都没有出门，日后，有好事者在他的日记上发现了这样的话：“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说他们婚后，就寝前，蒋都会给夫人讲一些鬼故事。
几天后，宝爱莲去看她的朋友，宋美龄脸上新婚的慵懒还没有褪去，她略带埋怨，又不无自豪地说，“我丈夫对我说，我们俩必须下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我听了自然表示赞同，但我没想到的是，蜜月第一天，他就去参加一个党委会，”说到这里，她有些忧伤地笑了笑，“那个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八点，我就这么独自过了一天，经过这件事，我不得不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新身份，就是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而是一名领袖人物的妻子了。我很清楚，我的个人生活，必须让位给服务人民的大我。因此，新婚第一天，我就立誓與丈夫并肩作战，努力不辜负人民对我们两人的信任，这一点，我将竭尽全力去做到。”
值此南北对峙、南方系内部又蕴含着多种变数的1927年末，观察家们努力从这桩婚事中发现政局变动的征候，美国《时代》周刊于该年12月12日题为《宋氏姐妹》的报道中，预测蒋介石将重返权力中心，因为现在的蒋已今非昔比，这场婚姻已催生出中国近代史上最庞大的权钱家族。 《时代》记者的预测是准确的，蒋虽已下野，但一直通过忠诚于他的黄埔系遥控着局势。进入下半年以来，北伐受挫，任谁都可以看出，非蒋不足以收拾眼下这个烂摊子。这次大婚，从洛阳专程赶到上海来作证婚人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带来了请蒋“东山即起，主持一切”的口信。
五、大一统后的新危机
冯玉祥拉了阎锡山一道，联名电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火速起用蒋介石。阎的山西军，向来不出省作战，下半年以来，涿州被围三月，形势岌岌，自是积极响应。12月初，两人發往南京的联名电文称：现在奉鲁军阀，尚复纠合残众，顽强抗拒，革命前途，危险恐多，目下的军事行动，亟需蒋这样的“效忠党国、智勇兼优”之人全盘指挥，否则“成功难期”。
同日发给上海蒋介石的电报中，冯、阎一再声称，形势已至危，吁请蒋听从中央号令，出来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得如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再加上何应钦、贺耀祖等北伐诸将也都通电拥蒋出山，汪精卫不得不让步了。12月10日，南京政府召开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对汪精卫等十一名委员提请蒋介石复职一案议决，“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1月4日，蒋带着新婚夫人自上海赴南京。军权复得，财权更炽，革命同志欢庆无量，都说北方军阀的末日要到了。
蒋重回权力中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多次敦请他复出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相约会合各军，完成北伐。同时电请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尽速来宁召开四中全会，以促成党内团结。
2月2日召开的四中全会废止了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蒋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并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真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汪派的原执监委员则被指控在不久前的广州事件中负有责任，排除在了领导核心之外，汪精卫再次前往法国。一些政见不合的要员，如胡汉民、孙科、胡朝枢、许崇智等，也都先后出国，以考察政治经济为名变相放逐了。大事底定，蒋开始为向北京进军作最后的冲刺。
停顿了快半年的战争机器又哒哒地启动了起来。花了约一个月时间，重启战事所需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都集中了起来。冯玉祥所部一支沿陇海铁路进军，南京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到徐州检阅各军，旋赴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会商重新北伐计划。不久，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全军战斗序列，蒋指挥第1 集团军，冯指挥第2 集团军，阎指挥第3 集团军，前第1 路军军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北伐联军总参谋长。
对面张作霖指挥的安国军，是包括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张宗昌率领的鲁军的一个不甚牢靠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张宗昌在东面负责守卫津浦线。但是这一防线大多处在开阔的平原，无以阻挡潮水般涌至的南军，更难守住骑兵冲击。西侧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更使京汉线的防御显得复杂。
按照蒋、冯约定，西线先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山东之敌。用于山东方面之作战部队，为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部，第二集团军之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吕秀文部和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进攻方面，以微山湖为界，湖以东，统由蒋指挥，湖以西，统由冯指挥。因系两军联合作战，蒋坚持在鲁南作战命令上也签署冯的名字，说“弟兄本无彼此之分，生死与共，何况名分！”冯则赠送了一匹坐骑给蒋以示感谢。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他们佯攻京汉线，在山东西南部故作种种进兵准备，牵制敌人。东线的国民革命军精锐则乘虚沿津浦路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的铁路。张宗昌的鲁军稍作抵抗就溃退了，倒是孙传芳部极为顽强，数次试图反攻，最后，在北伐军的强劲攻势下，他们不得不让开了通往济南的道路。但在西线战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遭遇奉军精锐顽强抵抗，推进到河南彰德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丝毫。就在此时，在济南，北伐的洪流硌上了礁石，一路北进的国民革命军前锋与日本人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居住有约两千名日本平民，战前，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人释放信息称，将保护这一地区外国人的安全。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借口去年三月南京事件中方未能保护外侨，仍从熊本第6 师团抽调一支5000 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增援。5月1日，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孙良诚部进入济南，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的五百名日军也于同日到达。5月3日，两军小股部队擦枪走火，继而酿成冲突。刚成立的交涉公署也遭洗劫，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被日军割鼻削耳，以极端非人道的方式残害至死。
济南事件发生时，蒋正在城内。他派去交涉的黄郛、王正廷等全都被挡了回来，和平解决无望，只得避其锋芒，整军出城。到了党家庄地方，他修书福田彦助，说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刻下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信中措辞至为克制。是夜，难捺愤怒的蒋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雪耻之念，自此念兹在兹。
蒋不愿在济南多作盘桓，是因他已识破日本人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真正的意图是在济南城下遏制北伐，好让其偷窥侵吞华北，是以催促着部队急火流星般北上。考虑到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蒋命令所有军队退到徐州以南，巩固南方，并监视日军，其他北伐军则绕道德州进军北京。
日本人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军中的强硬派亟欲拉着北伐军在济南城下大打一仗，示以颜色，以换取对他们在东北特殊权益的承认。大队援军一到，福田明知蒋已不在济南，还是向他发去一封带有侮辱性的最后通牒，提出解除参与对抗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个军团武装，严惩肇事高级军官，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等五项条件，并限当晚十二时前答复。蒋在泰安车站接获通牒，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星夜驱赴济南。日方以答复超期为由，向济南城猛烈炮击。三日激战后，济南城陷。 这一横生枝节下，第一集团军的进展被延迟了。蒋把第一集团军留济南以下，监视日军，并巩固南方，仅少数部队渡河。津浦线战事，转以第二集团军负责。第二集团军不愿孤军深入，致使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独挡强敌。面对阎锡山的迭次乞援，蒋不得不急调武汉之第四集团军，以白崇禧代李宗仁率军北上助战，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
在三个集团军的强攻下，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将去，冯、阎对京津地盘都已垂涎已久，到底谁来入驻北京？五月底，两军沿着京津线东西两侧展开了一场不舍昼夜的长跑赛。日本人早就放出话来，他们不会坐视北伐军在长城外追击奉军，但他们可以保证让奉军退到奉天，日本田中首相会见各国代表时的原话是，“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
为防止出现类似济南的外交纠纷，蒋从徐州北上，先找冯玉祥谈，再到石家庄晤阎锡山，与两人分别会商收复京津问题。冯被告知，鉴于他的部队在南苑一带受阻，第四集团军又缓不济急，国民政府已决定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蒋征询冯有何意见可以发表。
冯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蒋又担心这样让冯军太过吃亏，提出让冯驻军天津，冯答称，革命告一段落，应使政治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晋军驻河北，我军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语气至为恳切，蒋大为受用。实则暗恨已生，埋下了两年后中原大战的种子。
5月底，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奇袭攻下保定。北路军的一支，亦同日占领张家口，两军会师逼向北京。奉军退据琉璃河、天津、马厂一带，集中兵力以图抵抗。是时外兵在北方实行警备，日本人又大肆活动，说如果奉军不敌，南军追出关外，就要下双方的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出于外交关系的考虑，定下和平接收北京之策，并派人赴京活动，劝张作霖下野出关。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衔命劝告张作霖，让他勿在京郊作战，张自知抵挡不住三路集团军的围攻，答应撤出京津地区。6月3日，张作霖通电下野，随即坐专列离开北京返回奉天，据说临行对芳泽有这样的话，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
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令世人瞠目结舌。一向行事诡秘的张作霖此次一反常态，所有行程全部公开，行时且令不必戒严。次日凌晨，火车途经沈阳西北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一个叫皇姑屯的地方时，一声巨响把专列炸上了天。张作霖脖子下炸出一个大洞，气息奄奄，临死说了一声，这是日本人干的。事后披露，预埋炸弹的正是关东军的一名大佐，名唤河本大作，此项暗杀计划是关东军少壮派的一批军官精心策划的，他们担心控制不了这个桀骜不驯的东北王，遂自行决定将之除去。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指挥其军退至关外，随后转天津前往奉天，与之同车的有总参谋长杨宇霆，军政府要员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败军之将孙传芳也随同离开。张宗昌的残部则孤魂野鬼一般，留在苏北及津塘冀东一带，任其自生自灭。
6月8日，在一片令人诧异的平静中，第三集团军一个叫商震的将军指挥着他的山西士兵进入北京。同日，一度与外国公使团纠缠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渠的一支军队，也进驻南苑。一周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北伐革命“统一告成”。急管繁弦，人间暗换。此后的北京要更名叫北平了。再至年底，东北易帜，张学良不顾日方竭力阻挠，通电拥护中央，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战争，终告结束。
1927年底的那场婚礼，过去了许久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着。寻常百姓，叹其排场之奢华，搞政治的，自会分析其对以后政局之影响。蒋某人挟军事上的威势，再有富可敌国的宋氏家族为其张目，今后世界，各地方势力加起来，怕也不如他了！然而，令一些亲欧美的知识分子颇为欣喜的是，他们从这个穿着大西装、以标准婚礼迎娶新娘的军人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开明而现代、完全迥异传统军阀的领导人形象，诚若是，真当是国家民族之福，合掌礼赞也不为过。
的确，去年与桂系之争已成往事，蒋与宋氏家族联姻之后，人事之消长，感情之出入，自当别具一番面目。但知识分子、帮会大佬，甚至虞洽卿这样的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自己看走眼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对一切都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前所未有的独裁者，他以党训政，削平山头，他还要像一只八脚章鱼一样，牢牢控制住商业这艘巨轮。据说这一切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来自制度自信，来自他压榨机式的治国理念。
一直为北伐事业提供财政保障的宋子文，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与蒋介石多有龃龉，但当他在婚庆大典上牵着宋美龄的手，把她交给蒋的那一刻起，宋子文就决意把自己的一生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绑在一起。元月7日，宋子文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上海资本家们的压力再次恢复。此时正当联合北伐的关键时刻，战争的巨兽需要巨额的银两去填充饥渴的胃口。因为缺少预算，蒋只给出了一个大概数，要宋子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前方之需。
尽管不是出自本意，宋子文还是不得不采用高压手段，把从商界筹集来的钱交到蒋的手里。对宋子文这样的理财能手来说，只消把诸般手段都使上，借款、推销公债、抽税、捐款多管齐下，平均每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或许不是一桩难事。孙科当财政部长时发行（大部分没有出售）的四千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都派发了下去，还嫌不足，又以卷烟税为担保，加发了一千六百万元。蒋于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要他们对购买国库券全力给予合作。实力雄厚的银行尚能支撑，但一些传统钱庄的资金链断裂了，1928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月，沪上五家钱庄被迫倒闭，二十六家支付发生困难，甚至有一些钱庄主招呼不打一个就悄悄跑路了。
高压再次降临时，上海的资本家们都留恋起了宁汉刚刚合流时的那段美好光景。那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期，尽管来自北方的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资本家们也都想明白了，即便孙大帅再次进入上海，对商家的盘剥也不可能这么狠。人家在位时，还要礼请地理学家丁文江来实施大上海建设计划呢。而仅仅半年前，蒋对上海工商界的允诺还言犹在耳。那是上年7月初，为了给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黄郛捧场，蒋特地从南京跑到上海。在交涉使署大楼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蒋对着在沪绅商及报界记者共二百余人，态度恳切而友好。那天，虞洽卿、趙晋卿、冯少山等商界要人均受邀到场，穆藕初代表实业界发言，要求维持实业，李铭代表金融界发言，要求维持公债。蒋最后表示，惟维持实业一项，实为政府重要政策，公债事也有商量余地，宾主遂尽欢而散。
这颗定心丸的有效期也忒短了一点，大小商人们还没有从第一轮的借款中缓过劲来，更为厉害的压榨手段又使了出来。在藏污纳垢的上海西区，在出没着形迹可疑人群的苏州河边，在这个城市腹部阴暗的弄堂里，绑架作为百试不爽的筹钱法宝又一次祭了出来。家里失踪了太太少爷小姐的富户人家在交出一笔可观的赎金后他们的亲人才不会被绑匪撕票。就像有外媒评论说的，“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诡计”，而一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则选择了把肉身投掷进黄浦江的滚滚浊浪。一时间，华洋杂处的上海滩上，流氓和帮会大佬成了国民政府不得不倚重的一支力量，这也是民国乱世才有的奇景。
恐惧像这个城市春天时特有的潮气一般弥漫在富人区，一些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已经逃离这个城市，另一些在作着逃离的打算。他们尚没有像后来的人们那样携款跑往国外的习惯，总是把逃难的落脚地选在北京或者天津。上海的房屋大量空置，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地价则一个劲儿蹿高。经济严霜期到来，不惟绑架案高发，自杀、盗劫、离婚等各种社会问题也像毒瘤一样侵蚀着这座城市的肌体。黄郛就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没多久，一份由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起草的反映自杀问题的函件就摆在了他的案头，报告称，“查近月以来，青年男女，投浦自尽者，报不绝书。揆厥原因，或感经济之压迫，或以爱情之误用，遂致葬身浊流，一瞑不视，情殊可悯，理所难容，实为社会前途之隐忧”。
该报告把自杀高发的症结归结为“爱情滥用”和“经济压迫”两项，然当黄郛市长训令饬筹防止自杀办法时，他们开出的举措，亦不过是避重就轻，敦促各市民家长“监察子女”，“告诫慎用爱情，鼓励青年为党国立志奋斗，勿有意志薄弱之行为”，并让公安局于晚间多派警士，勤加逡巡，并在江岸竖立木牌。诚然，青年的自杀问题，有“春机发动的苦恼与紧张的缘故”，但任谁都能看出来，传染病一般发作的自杀，实起因于榨油机一般高压下的经济畸型，无穷无尽的盘剥，已使这座城市处于新一轮失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