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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目的：探寻中国西南边陲唯一的古代大型石窟群与中原造像特点文化表现等不同。
方式及内容：
一、剑川石窟实地考察与走访
（1）初到剑川
初到剑川，已是下午，石宝山并不在县城近郊，而且考察需要的图像采集，必须得到文保部门的配合与批准因此耽搁了一天。
（2）石宝山
石宝山是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体为丹霞地貌，是球状风化石形成的奇峰异石，错落有致，别具一格。石宝之名缘于山上红砂石成龟背状裂纹，当地人称之为石头开花，在我看来更像佛头上的“肉髻”。
石宝山的石钟山石窟，金庸题词赞誉它是“南天瑰宝”。石宝山密植松林，植被丰富，苍松覆盖了山坡，满目的翠绿中忽隐忽现龟背状岩石群，令人展开联想的翅膀，去捕捉那些生动的名字里的形象联系。
二、剑川石窟的开凿背景
“石钟山石窟”又名“石宝山石窟”，其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西南的石宝山上，依山而建。据了解石钟山石窟雕凿于“南诏”时期（唐），是研究“南诏”及“大理国”（宋）历史不可多得的珍稀实物资料。
剑川是连接印度、西藏、云南、南亚、西亚的茶马古道与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也是研究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不可缺失的重要文物。
石窟分三区17窟，共200多尊造像，是古代南诏大理“妙香佛国”的朝圣之地。沿着狭窄的石梯向上攀爬，去感受雕刻艺术的精湛，内容丰富独特，从中可以解读大理国民族、宗教、艺术、社会历史文化信息。
三、石窟寺的造像特点与内容
石窟寺发端于古印度。石窟寺最早是释迦摩尼及其弟子们“坐禅”的“石室”。佛教传入中国后，也随之传入中国，早期一模仿印度造像为主，隋唐时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唐代则趋于成熟。
剑川石窟，虽为石窟寺的佛教造像，但也将南诏君王的宫廷生活刻入石窟寺中，受人祭拜。石钟山石窟不同于中原佛教石窟寺造像，只单一雕凿“佛教题材”，石钟山石窟的“世俗题材”也在整个石窟群中占有很重要的的位置。
（1）造像内容
佛教题材，石窟寺内开凿了佛、观音、八大明王、罗汉、地藏菩萨、罗汉、大黑天、文殊、多闻天、增长天王力士等，
在艺术表现上因其地处茶马古道，并链接云南与藏区的交通要冲，所以受到中原文化与藏地文化的影响，也部分的继承汉族地区唐宋传统与藏传佛教特征。如石钟寺区第七窟甘露观音，体态丰盈，双肩圆润，胸垂璎珞，目光慈祥，神态娴静。雕刻细腻，造型优美。相当一部分为“密宗”神祇，如“八大明王”（“明王”是佛的“忿化身”），个个三头六臂，面目狰狞，座骑怪兽，脚踏鬼奴，身不着天衣而以人头骨为璎珞，手足缠绕毒蛇，持金刚杵法器降服魔障。南诏与吐蕃（西藏）关系密切，这里有著明显的西藏佛教艺术影响的痕迹。
而世俗题材，尤其反映“细奴逻”、“阁罗凤”、“异牟寻”三代南诏国主显赫生活的内容，表现得真实细致，丰富多彩。
石钟山石窟第9窟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的全家造像，国王与王后居中，两人中间还有一个孩童，另有一童女、一女子分别位于两侧，座下还有两位侍者。
石钟山石窟第2窟“阁罗凤议政图”，高1.46米，宽1.52米，高浮雕16人。窟形为仿厅堂建筑，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王头戴高冠（头囊），狭长脸，面容庄重。右侧结跏王弟“阁陂和尚”，左右簇拥着武士战将，大鼻宽嘴，瞪目作威武状，形象具鲜明民族特色。王座两侧众人仪杖高举，旌旗飘动，生动展示了南诏王出行，在此坐朝场景。
狮子关第1窟，南诏早期首领细奴逻全家的造像，俗称“全家福”。以及石钟寺区第1窟描绘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和“清平官”（宰相）郑回等人的画面。
狮子关第3窟雕一深目高鼻僧人像，旁镌“波斯国人”四个大字。有论者认为是天竺（古印度）人。“波斯”者，应是西亚即今天的“伊朗”，也应证了其地处链接西亚及内地的交通要冲，同时反映了古代大理与多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石钟山石窟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南诏国的生活状态及其服饰特点与文化习俗，画面主次清晰，以一种连环画式的布局方式进行修建与雕凿，随没有中原四大石窟的恢弘壮阔，但极为精致，作为石窟寺，其石雕造像水准不输云岗，龙门。个人感觉，云岗，龙门给人以皇家寺院的大气与恢弘，巨大的佛像在佛龛及洞窟内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而石钟山石窟，夹杂着王室的日常政事的石窟记载与几乎真人等大或略小的造像，给人以身历其境的感觉与真实感。
石钟山石窟是我国石窟寺艺术当中的瑰宝，古代造像师，多数倾其一生来雕凿时石刻，同时也饱含虔诚的宗教信仰，因而也会有意或无意的将自己认为的美好的形象与造像进行结合，力求佛造像达到以形传神、感化众生的效果，因此造像也是研究当时的文化的与审美的重要依据。第4号窟中骑大象的普贤菩萨就是明显的例子。普贤菩萨造型优美，脸庞清秀圆润，平视的目光凝神沉思，眉宇间的造型更是惟妙惟肖，加之柔薄的衣裙、飘垂的饰带、精美的璎珞，给人秀雅的美感。菩萨莲花座下的大象，形象逼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前方，而又显得十分温顺。大象旁的象奴体魄矮小健壮，双手持钩，气质粗犷，更突出了菩萨的理想化形象。普贤、大象、象奴这一组合，堪称我国晚唐雕刻艺术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石刻艺术趋于成熟与完美的代表作。又如第7号窟的甘露观音造像，观音体态丰硕端庄，肌体柔和，质感很强，喜悦之情微妙地流露在眼梢嘴角之间，静态的身体里透着轻微的动势。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现实感的观音像，体现了东方民族所追求的优雅与内秀，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千多年前唐人追求的美的典型，以至国内外的美术评论家和学术界一直将其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2）别具一格的造像
“阿姎白”
剑川石窟中最受人们关注的为石钟寺的第8窟“阿姎白”雕刻（“阿姎白”为当地白族语言对女性生殖器称呼），这也是不见于国内其他各地石窟的特殊石窟雕刻。
这一窟正好是我们考察和图像采集的第一窟，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其型却似“女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阿姎白”与其他为雕凿的部分和石龛部分都呈现了不相同的状态，颜色较深，有玉质感，据了解，在重点保护之前当地白族有在“阿姎白”上涂抹香油的习俗.这种习俗流行与剑川及附近的几个县，在每年石宝山歌会期间，青年男女会集中在石宝山，但对“阿姎白”的膜拜以妇女居多，已婚未育的妇女会将香油涂抹在形似女阴的“阿姎白”上，以祈求生产顺利，减少痛苦，也有跪拜求子的妇女，在跪拜后得以生子，这种习俗起源与何时以无从考证。随不能证明“阿姎白”是为此开凿，但也能够说明其确实与当地白族的性文化有关。虽然其开凿愿因与“阿姎白之意都存在极大争议，但当地已经形成，其做为生殖崇拜或是说其作为类似内地的“送子观音”的一种民间认同，我认为，民间认同是传承文化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
石钟山石窟作为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的石窟寺遗迹，其内容丰富，造型逼真，题材多样，以佛家故事为蓝本修凿的同时也开凿大量世俗内容的石窟，是研究大理南诏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不同民族与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借鉴和吸纳周边地区较为先进文化、宗教、语言、并于自己本民族的固有的习俗文化进行结合，历史上的南诏大理国因地处印度、缅甸、西藏、四川之间，同时收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因为其造像特点也融合了唐风，藏传佛教的特点。并且其石窟开凿的内容中也包含众多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深目，高鼻的异域僧人、波斯人造像、古藏文题记、古梵文、昆仑奴等，印度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其佛造像艺术对云南的雕刻产生出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提高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石雕艺术水平。与此同时，印度的雕刻艺术与我国汉族地区的石雕艺术互相融合所产生的中国佛雕艺术也对云南少数民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方式及内容：
一、剑川石窟实地考察与走访
（1）初到剑川
初到剑川，已是下午，石宝山并不在县城近郊，而且考察需要的图像采集，必须得到文保部门的配合与批准因此耽搁了一天。
（2）石宝山
石宝山是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体为丹霞地貌，是球状风化石形成的奇峰异石，错落有致，别具一格。石宝之名缘于山上红砂石成龟背状裂纹，当地人称之为石头开花，在我看来更像佛头上的“肉髻”。
石宝山的石钟山石窟，金庸题词赞誉它是“南天瑰宝”。石宝山密植松林，植被丰富，苍松覆盖了山坡，满目的翠绿中忽隐忽现龟背状岩石群，令人展开联想的翅膀，去捕捉那些生动的名字里的形象联系。
二、剑川石窟的开凿背景
“石钟山石窟”又名“石宝山石窟”，其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西南的石宝山上，依山而建。据了解石钟山石窟雕凿于“南诏”时期（唐），是研究“南诏”及“大理国”（宋）历史不可多得的珍稀实物资料。
剑川是连接印度、西藏、云南、南亚、西亚的茶马古道与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也是研究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不可缺失的重要文物。
石窟分三区17窟，共200多尊造像，是古代南诏大理“妙香佛国”的朝圣之地。沿着狭窄的石梯向上攀爬，去感受雕刻艺术的精湛，内容丰富独特，从中可以解读大理国民族、宗教、艺术、社会历史文化信息。
三、石窟寺的造像特点与内容
石窟寺发端于古印度。石窟寺最早是释迦摩尼及其弟子们“坐禅”的“石室”。佛教传入中国后，也随之传入中国，早期一模仿印度造像为主，隋唐时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唐代则趋于成熟。
剑川石窟，虽为石窟寺的佛教造像，但也将南诏君王的宫廷生活刻入石窟寺中，受人祭拜。石钟山石窟不同于中原佛教石窟寺造像，只单一雕凿“佛教题材”，石钟山石窟的“世俗题材”也在整个石窟群中占有很重要的的位置。
（1）造像内容
佛教题材，石窟寺内开凿了佛、观音、八大明王、罗汉、地藏菩萨、罗汉、大黑天、文殊、多闻天、增长天王力士等，
在艺术表现上因其地处茶马古道，并链接云南与藏区的交通要冲，所以受到中原文化与藏地文化的影响，也部分的继承汉族地区唐宋传统与藏传佛教特征。如石钟寺区第七窟甘露观音，体态丰盈，双肩圆润，胸垂璎珞，目光慈祥，神态娴静。雕刻细腻，造型优美。相当一部分为“密宗”神祇，如“八大明王”（“明王”是佛的“忿化身”），个个三头六臂，面目狰狞，座骑怪兽，脚踏鬼奴，身不着天衣而以人头骨为璎珞，手足缠绕毒蛇，持金刚杵法器降服魔障。南诏与吐蕃（西藏）关系密切，这里有著明显的西藏佛教艺术影响的痕迹。
而世俗题材，尤其反映“细奴逻”、“阁罗凤”、“异牟寻”三代南诏国主显赫生活的内容，表现得真实细致，丰富多彩。
石钟山石窟第9窟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的全家造像，国王与王后居中，两人中间还有一个孩童，另有一童女、一女子分别位于两侧，座下还有两位侍者。
石钟山石窟第2窟“阁罗凤议政图”，高1.46米，宽1.52米，高浮雕16人。窟形为仿厅堂建筑，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王头戴高冠（头囊），狭长脸，面容庄重。右侧结跏王弟“阁陂和尚”，左右簇拥着武士战将，大鼻宽嘴，瞪目作威武状，形象具鲜明民族特色。王座两侧众人仪杖高举，旌旗飘动，生动展示了南诏王出行，在此坐朝场景。
狮子关第1窟，南诏早期首领细奴逻全家的造像，俗称“全家福”。以及石钟寺区第1窟描绘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和“清平官”（宰相）郑回等人的画面。
狮子关第3窟雕一深目高鼻僧人像，旁镌“波斯国人”四个大字。有论者认为是天竺（古印度）人。“波斯”者，应是西亚即今天的“伊朗”，也应证了其地处链接西亚及内地的交通要冲，同时反映了古代大理与多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石钟山石窟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南诏国的生活状态及其服饰特点与文化习俗，画面主次清晰，以一种连环画式的布局方式进行修建与雕凿，随没有中原四大石窟的恢弘壮阔，但极为精致，作为石窟寺，其石雕造像水准不输云岗，龙门。个人感觉，云岗，龙门给人以皇家寺院的大气与恢弘，巨大的佛像在佛龛及洞窟内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而石钟山石窟，夹杂着王室的日常政事的石窟记载与几乎真人等大或略小的造像，给人以身历其境的感觉与真实感。
石钟山石窟是我国石窟寺艺术当中的瑰宝，古代造像师，多数倾其一生来雕凿时石刻，同时也饱含虔诚的宗教信仰，因而也会有意或无意的将自己认为的美好的形象与造像进行结合，力求佛造像达到以形传神、感化众生的效果，因此造像也是研究当时的文化的与审美的重要依据。第4号窟中骑大象的普贤菩萨就是明显的例子。普贤菩萨造型优美，脸庞清秀圆润，平视的目光凝神沉思，眉宇间的造型更是惟妙惟肖，加之柔薄的衣裙、飘垂的饰带、精美的璎珞，给人秀雅的美感。菩萨莲花座下的大象，形象逼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前方，而又显得十分温顺。大象旁的象奴体魄矮小健壮，双手持钩，气质粗犷，更突出了菩萨的理想化形象。普贤、大象、象奴这一组合，堪称我国晚唐雕刻艺术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石刻艺术趋于成熟与完美的代表作。又如第7号窟的甘露观音造像，观音体态丰硕端庄，肌体柔和，质感很强，喜悦之情微妙地流露在眼梢嘴角之间，静态的身体里透着轻微的动势。充满了生活气息和现实感的观音像，体现了东方民族所追求的优雅与内秀，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千多年前唐人追求的美的典型，以至国内外的美术评论家和学术界一直将其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2）别具一格的造像
“阿姎白”
剑川石窟中最受人们关注的为石钟寺的第8窟“阿姎白”雕刻（“阿姎白”为当地白族语言对女性生殖器称呼），这也是不见于国内其他各地石窟的特殊石窟雕刻。
这一窟正好是我们考察和图像采集的第一窟，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其型却似“女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阿姎白”与其他为雕凿的部分和石龛部分都呈现了不相同的状态，颜色较深，有玉质感，据了解，在重点保护之前当地白族有在“阿姎白”上涂抹香油的习俗.这种习俗流行与剑川及附近的几个县，在每年石宝山歌会期间，青年男女会集中在石宝山，但对“阿姎白”的膜拜以妇女居多，已婚未育的妇女会将香油涂抹在形似女阴的“阿姎白”上，以祈求生产顺利，减少痛苦，也有跪拜求子的妇女，在跪拜后得以生子，这种习俗起源与何时以无从考证。随不能证明“阿姎白”是为此开凿，但也能够说明其确实与当地白族的性文化有关。虽然其开凿愿因与“阿姎白之意都存在极大争议，但当地已经形成，其做为生殖崇拜或是说其作为类似内地的“送子观音”的一种民间认同，我认为，民间认同是传承文化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
石钟山石窟作为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的石窟寺遗迹，其内容丰富，造型逼真，题材多样，以佛家故事为蓝本修凿的同时也开凿大量世俗内容的石窟，是研究大理南诏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不同民族与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借鉴和吸纳周边地区较为先进文化、宗教、语言、并于自己本民族的固有的习俗文化进行结合，历史上的南诏大理国因地处印度、缅甸、西藏、四川之间，同时收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因为其造像特点也融合了唐风，藏传佛教的特点。并且其石窟开凿的内容中也包含众多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深目，高鼻的异域僧人、波斯人造像、古藏文题记、古梵文、昆仑奴等，印度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其佛造像艺术对云南的雕刻产生出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提高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石雕艺术水平。与此同时，印度的雕刻艺术与我国汉族地区的石雕艺术互相融合所产生的中国佛雕艺术也对云南少数民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