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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起来”的中国，不仅拥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更应拥有文化实力等精神力量，而且从“强”的实质上讲，也是最终体现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其效能、国际舆论主导权、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国际传播能力、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参与国际治理的制度供给及其认同度等。当前，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国际话语权、价值观吸引力、全球治理等“软实力”一侧依然是短板，成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突破的重要“瓶颈”。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战略部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已被纳入“十四五”规划，从而必将掀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应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制度之争”的历史高度，全面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现实问题、自身优势、战略举措、发展方向等相关问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软实力;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5-0106-1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涉及广泛、层次全面的系统工程，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还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基本维度要求。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P198，“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1]P200。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继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相继给予了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谋划，展现了新图景，从而吹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进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时代号角。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包括价值理念、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传播体系、生产方式等文化的因素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的同时，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立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合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反映了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的现实需要。对于思想文化战线来讲，围绕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着眼建设“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软实力”的提出及其实质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本质的演变》一书和同年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软实力》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美国在和苏联的“冷战”中取得胜利，因此，“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未来之光，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2004年4月，他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更是引起世界热议。他将综合国力分成“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所谓“硬实力”是指处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总和，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是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是让他人自愿地按你的意图做事的力量，它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近年来，由于“软实力”概念体现了一种不是依靠军事政治力量而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施展影响、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思路，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认可。
目前，“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国家竞争力提升和区域管理的热门话题，是分析国际政治时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软实力”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种基本形态。文化是“软实力”的首要资源，文化竞争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演化的事实深刻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如果仅靠“硬实力”，走“单边主义”国际路线，哪怕它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硬实力”，也不足以预防战争或恢复和平。相反“单边主义”的狂妄自大、无视他国意见、对国家利益的狭隘追求等必定破坏美国的“软实力”。
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与“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
“软实力”无形而有形。“软实力”并不“软”，它只是相对“硬实力”而言，与直观的“硬实力”相比，隐形但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往往更加令人生畏;没有“硬实力”，就无所谓“软实力”，但是一定的“软实力”并不单纯取决于既有的“硬实力”;反过来，“软实力”扩大了，也会促进“硬实力”增长，而且这种作用一般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不是简单相乘的关系，而是几何级数的爆发。
直观上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软实力”可以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它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讲述独立女性或少数派抗争故事的好莱坞电影可以吸引到别国观众。我国多元和自由的新闻媒体，以及美国各基金会所做的慈善工作和美国大学享有的学术自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公司、大学、基金会、教堂和抗议运动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软实力，而这可能会加深其他国家人民对我国的认识。我们的和平抗议实际上也可以创造软实力。”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國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实力”。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第一，“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第二，对“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其国际影响力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但在国际社会中却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更是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更是显得毫无吸引力。针对近年来美国国际国内的一系列“反常”做法，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时代并没有善待美国的软实力，即我们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收买来影响他人的能力。民意调查显示，自2017年之后，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而去年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无能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现在我们又以暴徒侵入国会大厦来迎接新年伊始”。第三，软与硬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平时虽然将一国的文化看成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文化产业也是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今时代，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深刻互动，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治理体系以及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审美方式、创新能力等将在生产生活中扮演日趋显著而强大的角色。二战以后，人类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一般不再诉诸于直接军事对抗的“热战”，尽管强大的军事实力必不可少，但更多的是作为威慑性存在，而依托国家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吸引力的做法正越来越受到重视。21世纪的国家力量依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深度结合。在多样化日趋明显的世界里，国家力量的三个来源——军事、经济和软实力仍然举足轻重，尽管在不同关系中程度有所不同。
“软实力”基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一定的文化、特定的国内政策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但“软实力”不只是文化影响力。政府通过其国内行为（比如民主）、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外交政策（提倡和平和人权）所要捍卫的价值观影响其他人的价值取向。有研究表明，美西方最终赢得“冷战”胜利所凭借的重要武器之一，便是以标榜客观、独立、自由著称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VOA、BBC、FOX、脸书、推特等西方媒体巨头借助其超强的话语优势，奉行“选择性报道”，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推行“双标”，“丑化”“妖魔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视乃至扭曲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其所谓盟友的报道却“一俊遮百丑”，刻意隐匿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片面放大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剧”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席卷全球，在赢得巨额“票房”的同时，剧情背后的美式价值观更是悄然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美国俨然成了“拯救者”“真善美”的化身。必须看到，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随着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价值观对于“软实力”的催化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软实力”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引用，字面上看没有什么差别，其实不然，约瑟夫·奈首创的“软实力”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一定适用性，对此，我们需要给予批判性接受。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综合国力作出“软”“硬”的划分，无疑是开创性的，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对于既存国家实力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等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具有一定解释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软实力”被我们拿来所用，这其中也含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指向。但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无论是其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还是现实出发点和落脚点，甚至包括其基本观点等，都还存在着固有局限性和这样那样的不足。这一点即使从提出者本人在后续的有关修正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软实力”的提出是基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主张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众所周知，“用实力说话”是贯穿整个民族国家历史的主导观念，典型代表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约瑟夫·奈之所以提出这一理论范式，也是他对于美国在与苏联的长期“冷战”对峙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予以表现而已。须知，在东西方两大“冷战”的对峙过程中，并不是美国一方始终拥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优势，不少时候苏联一方在工业产出、军事力量、高端科技、人才等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超乎所有人的预想，但也带给像约瑟夫·奈这样处心积虑搞垮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以启发和联想。结果就是在以往长期被看重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生發出一个集纳了价值观、媒体传播、战略制定、外交攻势等在内的“软实力”概念。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软实力”“硬实力”都是“实力”，“软实力”看起来“软”，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它在实际运用中比“硬实力”还要“硬”。尤其在核时代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诉诸于武力的正面对抗无疑是两败俱伤，“冷战”时期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即是一个说明，而苏联的最终解体一定意义上验证了尼克松们的“不战而胜”理论。民主党人拜登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遏华反华举措，无疑是更为自觉的“软实力”战略执行者，妄图籍此在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中“不战而胜”的目的昭然若揭。
其次，“软实力”的理论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已呈颓势的美国全球霸权。约瑟夫·奈的学者身份广为人知，他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政府要职，正是这些经历佐证了他孜孜以求的学术建构究竟是为了什么。“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尽管一方轰然倒塌，另一方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两极格局一朝崩塌，险胜的一方无论在心态、战略等各个层面都还停留在过去，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极不适应，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到处炫耀武力的结果是导致自身形象严重受损。对此，作为参与决策的核心智囊人物，约瑟夫·奈可以说看在眼中、记在心上。联系此后出台的“巧实力”等概念，皆是所谓“建制派”们基于一贯的套路意欲合纵连横进而收取里应外合之效果而精心炮制的理论模型。“软实力”理论是对既有霸权行为的特定总结，同时又很好地适应了“冷战”结束以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现实需要。即使就账面上看，综合实力趋弱的美国在“软实力”上依然独步全球，正像当下的实际情形所表明的那样，它必然会成为美国借以维护霸权地位进而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强有力武器。 再次，“软实力”在具体层面的划分（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等）虽然有其依据，仍存在模糊性乃至偏颇性。如果说可以把经济的、军事的等可以量化、确定化的方面归于“硬实力”，那么，其余一切因素，并不止于价值观、外交政策等，皆可归于“软实力”。事实上，在我们看来，以“文化”为统称的“软实力”，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并且是对这一物质基础的观念的反映，回过头来又服务于这个物质基础。由此而言，整个政治的、社会的、意识的上层建筑，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范畴。在“一球两制”的世界上，约瑟夫·奈无视社会主义比较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一味站在维护美国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大肆鼓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但事实胜于雄辩，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导下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相对优势越发凸显，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宣告其“软实力”理论的内在缺陷。由此就不难看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分析框架尽管不无解释力，但因其赖以提炼总结的现实经验的匮乏，特别是受制于它强烈的利益立场和政策取向，决定了它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科学方法，而是具有浓郁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资产阶级学说。
总之，“软实力”理论在其原初意义上，有其固有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切不可简单地顾名思义、拿来套用，而是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站在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在实践中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去改造之、运用之。
二、“強起来”的中国不能没有相应的文化“软实力”
“强起来”的中国，不仅应拥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更应拥有包含文化实力等精神力量，而且从“强”的实质上讲，也是最终体现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其效能、国际舆论主导权、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国际传播能力、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参与国际治理的制度供给及其认同度等。针对我国目前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由此观之，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日益缩小，但对比之下，在自主创新能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设、能够“走出去”为海外消费者接受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规则的能力、广受尊重和信赖的国家形象、反映和代表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对外传播体系和能力、植根本国国情又反映时代特点的价值观构建等“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还要作出艰苦努力。
从技术的角度看，一国综合国力无不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倍乘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乃至全面崛起始终离不开“软实力”的有力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各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这是一个整体性、全面涵盖的过程，而且越是往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维度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就越高。其实，既重视量的增长，也重视质的提升，始终注意内外兼修、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建党建军建国等各阶段、各领域、各方面。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非都能尽如人愿，做到面面俱到、均衡前进。实际上，科学的理念固然必不可少，实践操作往往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螺旋式发展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现实中已经提出问题的客观性和严重性。且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不能不说不处于更为显著的位置，而“文化大革命”则以极端的方式给文化建设乃至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空前冲击，致使“文革”结束以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依然心存芥蒂，而对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更是心态复杂，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踵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才把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再次历史性地提到了新的时代高度。痛定思痛！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渐把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党风廉政、思想政治工作、舆情、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新型媒体、学校思政课等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予以规划部署。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到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四个自信”的提出，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推进力度不断提升，巨大成效有目共睹。
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2]P1516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逻辑原点，尽管在现实中表现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新中国诞生之初，面对美帝国主义携“联合国军”而来，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打败了不可一世但却是“钢多气少”的美帝侵略者，凭借这种凛然不可辱的浩然正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形象”开始确立的重要标志。随后，“两弹一星”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大国地位，而重返联合国则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开始全面走向国际舞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不仅在短短几十年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而且向世界全面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东方大国形象。经过接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始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厚强劲，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更为主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国运不可阻挡，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内到外都体现出新时代应有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多年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和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国际文化版图正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1]P203“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针对抗疫斗争中青年一代的优异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这不仅是一时之运，还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心态、思想也在改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以及人民大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为根本制度，其他相关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相互协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完毕，治理效能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发挥，譬如通过这次全球范围内的抗击新冠疫情比对以及打赢了空前艰巨的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业，“中国之治”的优异表现彰显的正是“中国之制”的巨大威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鲜明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中俄两国元首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予以明确。在积极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些重大历史性变化，无疑都成为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经过数代人的接续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达到一个崭新阶段的生动说明。 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与美国相比，我国“软实力”依然处于弱势，这从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为西方所操持就可见一斑，即便在自身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地位等“硬实力”面前，我国“软实力”也显得极不匹配。对此，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西方仍然在‘唱衰’中国”[1]P197。
在“软实力”的较量上，我国依然面临美西方的战略攻势，“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习近平指出，“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个问题要下大气力加以解决”[1]P197。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即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如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首先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搞“和平演变”的《十条诫命》，美国媒体始终作为该战略最重要的一线实施者之一。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下，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成为美国国际舆论宣传战运用的具体手段之一。而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则明确表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拜登入主白宫伊始，就公开宣称其首要战略目标就是以“价值观”为依托，联合“盟友”，基于“规则”，全面开展与我国的竞争。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3月16日，美日双方就“日美同盟”问题会晤，并且发表《美日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和日本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等。在英国召开的G7会议通过一项明显针对中国的决议，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力图纠结西方“盟友”全面打压中国的图谋。这都说明，美国试图通过打“普世价值”牌、以所谓“多边主义”等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战略图谋不仅没有丝毫消停，反而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点。
目前，国际社会几乎一致认为，按“硬实力”指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自2010年起已列世界第二位，而且跟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有观点认为疫情常态化下，2021年底即可达到美国的71%以上;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美国），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最终超过它，但如果考虑到文化“软实力”等因素，我们就不得不对这种“综合国力”的比对重新加以考量。除此以外，即使就近来为人多所诟病的美国“软实力”的下降而言，我们恐怕更多的是要知己知彼，多些忧患意识和防范措施为宜。在这方面，约瑟夫·奈的观点值得关注——“我们的国家有严重的问题，但它也有复原的能力和使我们浴火重生的改革能力。到目前为止，乔·拜登一直保持冷静。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控制疫情，振兴经济，提供一个政治中心去缓和两极分化，但我们很可能在见证一个危险的政治时期正在走向终结，而不是开始起步。如果是这样，那美国的复原能力将再次引领我们的软实力复苏”。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现实中的自己——不仅是现在，甚至在未来几十年，包括“软”“硬”实力在一起的“综合国力”竞争上，我们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国际舆论主导权依然掌控在西方手里，我国“挨骂”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地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P211近年来，让人深感震惊的一连串舆论反转的事实，从新冠病毒起源到香港修例风波，从中国援外抗疫到所谓新疆“强制劳动”，西方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双标做法，一则使得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西方媒体所谓“客观”“中立”的虚伪本质，一则也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告诫善良的人们——不切实改变国际传播格局，不努力掌握舆论主导权，你做得越好越是难逃“挨骂”的境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新兴大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摩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国崛起改变的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后都是坚硬的国家利益，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后发国家的“追赶者”历来都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而通过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各种强大的舆论机器，针对他者可以随意设置议题，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具有压倒式的舆论攻势，极尽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能事，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统治世界的一个不言自明的“高招”。就拿这次全球抗疫来说，我国在成功取得抗疫决定性成果的基础上，没有隔岸观火，更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在疫情“政治化”上大做文章，而是积极主动为世界其他遭受疫情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如此，西方依然不依不饶，利用舆论主导权在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无限放大，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断章取义，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强行关停社交媒体有关账号、打压TIKTOK等我方新型民营国际媒体，还来个倒打一耙、栽赃陷害，给原本就不乐观的国际舆论环境火上浇油，致使我国良好的抗疫形象遭受严重伤害。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清醒认识，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日趋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的实战中学习提高，一点一点改变“挨骂”的被动局面。到那时，国际舆论场上的攻守之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而这也正是走向“强起来”的中国题中应有之义。
价值观的整合力和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纵观世界性大国的成长史，所谓“实力”的强大，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科技、军事、人口等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根本上来源于“文化”的整合特别是“价值观”在其中发挥的“化学”作用。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1]P203-204。以此观之，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的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比较于资本主义无疑是先进的，但现实是资本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根基并没有完全坍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价值”提出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并且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但离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尚有不少工作要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筚路蓝缕真正为老百姓幸福生活而奋斗，事实上也是在“为人类谋大同”而付出，作出了空前牺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奇迹”，但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那里却得不到应有认可，甚至经常被污名化、妖魔化;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但在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国际国内矛盾复杂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从理论宣传到国民教育，从“关键少数”带头示范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不能不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诸多现实情形深刻表明，“强起来”的中国必须拥有文化的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凝聚、涵化与吸引，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强”。 我国目前的话语和叙事体系、传播方式、交往理念等层面与信息时代国际社会深度交往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及其作用发挥不相适应，亟待创新拓展。习近平指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在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应该承认，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1]P203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等方面还缺乏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在立足自身成功实践主动建构“国家叙事”上尚未形成合力，体现和反映国家核心利益的现代化的传播体系及传播能力有待进一步形成。西方国家在脸书、推特、油管为代表的所谓4.0媒体上运用娴熟，屡屡对我予以“降维”打击，反观我方，很长一个时期来较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中央所属几家大型媒体，媒体融合效应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海外布点及运维上依赖于西方媒体平台，没能走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平台构建之路，这些都大大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以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在国际传播效能上，倾向依赖官方渠道（孔子学院），不注重研究西方等国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地域性和接受性，没能精准琢磨传播对象的全球性分布、区域性特点、个性化需要、分众化要求，“我说你听”的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引起对方反感和抵触。这种情况的存在，固然与我国长期作为“追赶型”国家的姿态有关，开放背景下的鱼龙混杂往往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加上受“欧风美雨”的侵淫，一些人骨子里严重缺乏应有的主体性，自觉不自觉地被西方带节奏;还有就是屡禁不止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对于中央的决策不是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上下一般粗”，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则不是他们考虑的。另外也要看到，当我们需要在话语体系上推陈出新的时候，源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正方兴未艾，所谓“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人人皆话语、个个皆文本”，对于各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击显而易见。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滞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说明建设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话语”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
在处于基础层面的学术话语上缺乏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西方中心论”的强势影响挥之不去。迄今为止，主导国际学术研究范式的依然是滥觞于古希腊罗马、生发于文艺复兴、兴盛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在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作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前所未有地重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在学科体系、學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基础性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植根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创造迎来崭新局面。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创造性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既植根中国实践而又充分反映时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提升和增强新时代中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P214面对处于强势一方的西方“话语霸权”，我国从学术话语、舆论话语到大众话语等几乎各个层面都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大创新力度，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在致信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的那样——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做好的重大问题。须知，舆论话语体系只是全部特定话语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最直接、最深厚的来源和基础在于与统治阶级利益、意志相一致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基础学科又是这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派生和衍化。“西方中心论”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这一点体现在西方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上，必然是二元对立、互相割裂的，必然是与我们主张的唯物辩证法及其人民立场相抵触的。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我们要想打赢争夺国际话语权、国际舆论斗争这场硬仗，必须直面学术话语等“元话语”建构的严重滞后性，奋起直追，下决心解决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问题。
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走得出、落得下、叫得响的中国文化产品和品牌乏善可陈。这显然与当前乃至今后国际经贸领域“服务贸易”的勃兴很不相称，也与我国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提升人民大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心健康素质的巨大需求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国家形象”上，更体现在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文化产品的创新创造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继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变化，人均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面受教育程度、医保社保等基本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一朝实现，可谓功德无量、彪炳史册，但在同时，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相比，不断提升的我国国际地位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给相对不足的文化生产现状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我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任何时候都不会向外输出“模式”，但基于日益深化的国际贸易以及“一带一路”带动文化交流的发展态势，不用说我国在货物贸易上已经高居世界前列，可是比较之下，在包括知识产权、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学术交流、智库服务、影视动漫、创意设计等文化产品在内的“服务贸易”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不少距离，自身提升空间也很大。除了依托市场机制的文化产业需要尽快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之外，就是与民众素质息息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这块，虽然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获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信息时代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优质化、便利化相比，无论是力度、载体还是运维、管理等均需要予以完善和拓展。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我们仍然是过于依赖体制内的现有人员，不注重动员和发挥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参与，就更不用说大胆引进和使用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外国人才了。大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广泛延揽、使用乃至成就大批人才的过程。我国对外开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运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路走来的致胜之道。有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是耶非耶，暂且不论，就拿那些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媒体巨无霸来看，其实非但机构设置、人员聘用、业务范围等早已“全球化”，关键是这些媒体巨头们的观念、眼界跟随媒体帝国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延展也已经“全球化”了。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行径，可是当我们的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当口，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构建融内宣外宣为一炉的“大外宣”格局，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近来，面向海外的《中国日报》等央媒通过让外国人走进镜头亲身讲述关于中国变化的所见所闻及切身感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但受制于种种条件，这种让外国人在央媒等重要平台现身说法的做法尚未形成声势，仍需予以关注和重视。基于此，广泛延揽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各类人才，做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不仅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这一事关全局重要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面向新征程的国家战略部署到人民领袖的深刻论断等无不说明，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纵深拓展，包括信仰信念信心、社会文明程度、国民精神风貌、文化事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学术话语构建、对外传播体系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一极，而且日益成为统筹“两个大局”之下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伴随的是，必须着力围绕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世界性大国形象，全面加强和推进“软实力”建设。
三、从政治上把握新時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习近平深刻指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的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1]P208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就“加强我国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专题学习。联系年初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专设一篇针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一系列部署，作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划部署，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到了空前政治高度。
（一）坚定“四个自信”，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
习近平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1]P105。“文化”，不管有多少种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来展开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多地表现为“己”与“他”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本和关键在于“自信心”（成熟、稳定的价值体认）上。提升文化“软实力”，首要的就是自己怎样看待他赖以生存的特定社会及其文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认可甚至反感、厌恶、唾弃身处其中的社会及其文化，哪里还会有文化“软实力”。
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人欺凌，一度被看作“东亚病夫”，昔日辉煌的岁月似乎永远不再，这种任人宰割的境遇给中国人心里带来的是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即使到了“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等理应扬眉吐气、理直气壮的时候，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加上国内诸多负面东西的影响，不少人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看不起自己、盲目崇拜西方的惯性。曾几何时，以电视片《河殇》为代表的“文化虚无主义”不是一度大行其道吗？！极力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西化论”不是很有“市场”吗？！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造成国际舆论对我不利局面的深层因素。因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全面提升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首要的一条就在于必须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在切实增强“四个自信”上下功夫。对此，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3]。“四个自信”涉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等基本方面，“四位一体”的格局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载体，也是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能否认识好、理解好“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贯通的逻辑关系，直接关系到能否将其自觉地贯彻到包括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及其每一个侧面。总之，有了“四个自信”作底气，我们就能打赢这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价值观之争这场硬仗，反之，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话语霸权的威逼利诱下，不仅不会有任何“软实力”可言，就连“文化”也将荡然无存。 （二）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基点，着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1]P212“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P209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体系等在内的“软实力”的较量愈发凸显。有学者针对习近平的“文化软实力观”给予了“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的理论概括，无疑是一种精辟论述。切实提升我国新时代的文化“软实力”，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盲目跟随西方国家起舞，而是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尤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上坚定不移、一以贯之。这既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内核所在，也是顺利推进这一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说明了在实践中自觉贯彻这一基本原则，是我们做好各项实际工作的首要政治前提。
站在百年历程的历史角度，深入总结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一条鲜明的主线跃然而出，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谋幸福的艰苦奋斗中，砥砺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在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极大地提升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赓续红色血脉、不断奋勇向前的丰厚滋养和不竭动力。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为灵魂衍生的事件、人物、文物等红色资源，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和根本支撑。同时，这些伟大的精神不独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更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不仅如此，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平发展道路”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做到了与时俱进。与西方“三权分立”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为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党政治之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新型的政党制度并非西方范式可以解读，但却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充分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质，毫无疑问，“协商民主”植根于鲜活的中国实践，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丰富和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另外，即使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言，也远非一些西方人士所长期持有的成见那样，而是伴随“中国实践”的展开获得了更全面的涵义。然而，现实中的诸多乱象也在警醒人们，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多讲中国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舆论工作也要久久为功，我们的观念和主张要经常说、反复说，不能长在深山无人知”[1]P210。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一个基本着眼点就在于，要自觉围绕“展形象”的要求，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谋幸福的故事。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1]P202在大国崛起的谱系中，以深厚悠远的中华文明为坚实依托的中国走向全面复兴，既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背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关联，更是有着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鲜明印记和独特标识，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复兴本质上是一个巨大文明体的全面回归。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核心目标是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塑造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而“文化中國”因其多样性的一面以及历史上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会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更深的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什么是中国”有一个切近、详实而富有温度的认识与把握。实际上，且不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就拿当下的诸多情形而言，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姚明作为NBA篮球明星承载的文化符号、李子柒身着唐装展示的田园风情等，无不在昭示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源自古老文化传统、面向生活场景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范式。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国际传播场合，即使是就“中国形象”展开，我们也应努力拓展眼界，用“大历史”的视角认识到当下的中国乃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用传统的理念、语言、符号来表达和描述当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和发展变化，效果可能会更好;即使是按照指令落实工作任务，我们也应超越就事论事的窠臼，避免简单地把“内宣”话语套用到“外宣”上来。打通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界限，以媒体深度融合的形态实现传播“破圈”效应，需要尽快形成内宣外宣一体化格局，而所谓一体化格局，并不是双方的直接等同，实质上互为支点、互相借重以实现良性互动，共同服务于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展示“中国形象”的国家战略。总之，对内对外打造、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首要的和根本的都在于讲述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乃至认同程度。“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哲学格言，对我们做好信息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依然有更多新的启示。 （三）把握融通中外这一原则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1]P213。在这里，“融通中外”的重大论断，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以及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坚定政治立场，同时也为今后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指明了突破方向。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一国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也不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而是应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广收博取，在兼容并蓄、交流融合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本身就包含着我们对现实国际关系的深刻体认以及价值整合，它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是孤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的良性互动以及与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协调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
舆论工作的实质就是“聚人心”，在于团结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为此，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人更好地了解、认识我们进而同情、支持我们。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根据中心工作的要求，着眼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富有成效的“外宣”工作，历来是一条成功的经验。近年来被屡屡提及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长篇对谈的纪实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因其以他者的视角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鲜活形象，给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打开了一扇窗，引起国际社会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其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同情。当然，这个经典案例的实际发生是历史的具体的，不能也不应简单套用，但其蕴含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化“软实力”建设、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无疑是多方面的，值得深入汲取。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背景下，真正拥有能够同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文化“软实力”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具有举足轻重国际地位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回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这方面的得失成败，反观近年来我国的所作所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如同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样，都应自觉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精神，以无产阶级博大胸怀、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看待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共同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譬如，近年来，在如何打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似乎这么多年来我国只是在“中国特色”上大做文章，而忘记或丢弃了反映世界潮流的“时代特点”，其实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创造的，内含着包括资本主义在内全人类创造和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在实践中，积极、广泛地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而不是孤芳自赏、闭门造车，更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逢山开路、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当然也是其面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获得广泛认同进而赢得进一步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对此，正如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4]
（四）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带动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影响力塑造话语权。“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事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P213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5月31日下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而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就当下的我国而言，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弱项集中反映在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缺失，而话语权缺失的直接原因又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严重滞后。因此，抓住了国际传播体系及能力建设这个关键点，也就抓住了制約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牛鼻子”，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以此为战略支点全面带动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纵观世界近代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实质上是一个“自塑”与“他塑”长期互动的过程，而特定的“国家叙事”则是这个互动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宏大工程中，“自塑”发挥着主动建构的作用，那么“他塑”则是一种镜像式的映射和反映。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像我国这样体量巨大、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幻想通过自身善良最终打动他人，寄希望于通过别人的同情来达到和解，无疑属于一厢情愿;面对“挨骂”的现状而无视冷峻现实的鸵鸟行径，结果只能是对方的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唯一的出路在于必须像当年共产党人愤而拿起枪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以牙还牙”那样，面对西方操控的话语霸权及其肆无忌惮的舆论攻势，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也是赢得自尊、打开局面的致胜之道。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须知，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以来，所以能够披荆斩棘，带领人民相继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顺利解决了在西方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挨打”“挨饿”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所谓“枪杆子”“笔杆子”等“两杆子”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战略性武器。如今，走向“强起来”的中国必须直面和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为此，一则仍然需要富国强兵，牢牢掌握“枪杆子”，一则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构建内宣外宣一体化运作的“大外宣”格局，抓住媒体融合的历史契机，充分发挥新时代各式各样“笔杆子”的巨大威力，加强议程设置，面向全世界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近年来，国际上惊诧于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中国故事”开始引起他们的空前关注，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故事”，他们还并不了解，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甚至是恶意曲解和恶毒攻击。无论如何，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是一个“机遇”，我们应对那些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之举给予义正辞严的坚决还击，戳穿其险恶用心，让其斑斑劣迹昭示于天下，与此同时还要抓住契机精心打造议题，打好主动仗、把握主动权，提炼总结“中国经验”，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包括千千万万普普通通中国人的故事。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摆脱贫困、生态治理等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就包含着各国不同阶层的受众容易感兴趣的“中国故事”，值得深入挖掘和报道。在“美国优先”主导下、针对第三方的伪“多边主义”恣意妄为的当下，我国领导人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旨在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才是真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予以持续阐发。另外，除了依托现有体制力量，还“要重视公共外交，广泛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1]P205。从这个意义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如此重视以“国际传播能力”为战略支点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绝非权宜之计抑或是无奈之举，而是统筹“两个大局”着眼全面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为“国之大者”。 （五）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建设如同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绝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四个伟大”的壮阔实践中氤氲化生的必然产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软实力”等问题，都要在这一进程中去认识、去实现。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加速演变，“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愈加清晰，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致力于和平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越发受到世界瞩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顺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再创“中国奇迹”;体量和能量今非昔比的中国带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机遇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实际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需要正视的，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相应的答案，而这本身就构成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围堵”之势，我们在做好自己的事情、苦练内功的同时，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战略策略，特别是基于对方打出的一系列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规则”牌，要更加自觉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框架，研究拟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在各个层面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打好防守反击战。这既是对我国现有“软实力”的全方位挑战和考验，其实也是激发内在活力、凝聚各方智慧，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固根本、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全面提升自身“软实力”的重大历史契机。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积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念及办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赓续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艺创作领域“有高原无高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尚没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高等教育上“有大学无大师”、科学技术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文化娱乐上“庸俗、媚俗、低俗”等问题的存在，都是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相适应的，也是在文化强国建设上必须着力完成的新任务。为此，必须“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来做好工作，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P204。
——针对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应坚持重在建设的基本方针，积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深入把握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及内在特点，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绝不给任何噪音杂音和错误观点以一丝一毫的传播机会。须知，“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执政这一关”，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升文化“软实力”了。
——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既要看到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深入探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因应时代要求特别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特点、认知结构、接受方式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更好地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凝心聚力、成风化人，这可以说也是一场没有退路反而更加艰巨复杂的伟大斗争。
——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型开放”上，既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不管风吹浪打，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大原则上不动摇，着眼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着力在制度完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规则制定等层面开新局、育新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注重软实力建设，把我国标准、规则、理念推出去，形成一套带有中国印记的多边治理规则，扩大以我为主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提升我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1]P215。这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美西方大打“规则牌”进而赢得“制度之争”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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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The Building of “Soft Power” under the Vision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Xi-li
（China Society of Hominolog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That China “has become strong”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ic，military，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but also in cultural strength and other spiritual strength.Besides，the essence of “being strong” is also ultimately reflected in the perfect system and its effectiveness，the dominant pow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the quality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citizens，and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recognition degree of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At present，the so-called “soft power” of our country，including the national imag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voice，value appeal and global governance，is relatively weak，and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that must be overcome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Following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made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improv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which will surely set off a climax of build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From the historical heigh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bate” under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we should deeply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practical problems，advantages，strategic measures，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improv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cultural soft power;value
（责任编辑：朱文鸿）
[收稿日期]2021-07-28
[作者简介]张西立（1970—），男，山东枣庄人，中国人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现实问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软实力;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5-0106-1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涉及广泛、层次全面的系统工程，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还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基本维度要求。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P198，“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1]P200。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继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相继给予了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谋划，展现了新图景，从而吹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进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时代号角。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趋势不可阻挡，包括价值理念、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传播体系、生产方式等文化的因素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的同时，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确立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合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反映了世界上综合国力竞争的现实需要。对于思想文化战线来讲，围绕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着眼建设“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软实力”的提出及其实质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本质的演变》一书和同年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软实力》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美国在和苏联的“冷战”中取得胜利，因此，“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未来之光，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2004年4月，他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更是引起世界热议。他将综合国力分成“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所谓“硬实力”是指处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总和，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是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是让他人自愿地按你的意图做事的力量，它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近年来，由于“软实力”概念体现了一种不是依靠军事政治力量而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施展影响、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思路，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认可。
目前，“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国家竞争力提升和区域管理的热门话题，是分析国际政治时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软实力”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种基本形态。文化是“软实力”的首要资源，文化竞争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演化的事实深刻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如果仅靠“硬实力”，走“单边主义”国际路线，哪怕它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硬实力”，也不足以预防战争或恢复和平。相反“单边主义”的狂妄自大、无视他国意见、对国家利益的狭隘追求等必定破坏美国的“软实力”。
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与“硬实力”一样，“软实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
“软实力”无形而有形。“软实力”并不“软”，它只是相对“硬实力”而言，与直观的“硬实力”相比，隐形但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往往更加令人生畏;没有“硬实力”，就无所谓“软实力”，但是一定的“软实力”并不单纯取决于既有的“硬实力”;反过来，“软实力”扩大了，也会促进“硬实力”增长，而且这种作用一般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不是简单相乘的关系，而是几何级数的爆发。
直观上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软实力”可以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它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讲述独立女性或少数派抗争故事的好莱坞电影可以吸引到别国观众。我国多元和自由的新闻媒体，以及美国各基金会所做的慈善工作和美国大学享有的学术自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公司、大学、基金会、教堂和抗议运动发展了它们自己的软实力，而这可能会加深其他国家人民对我国的认识。我们的和平抗议实际上也可以创造软实力。”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國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实力”。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第一，“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从“软实力”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应该是帮它“加分”的因素，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硬实力”，可以说印度没有多少实质上能影响国际政治的“软实力”。第二，对“硬实力”很强的国家来说，如果“软实力”跟不上，其国际影响力亦要被大打折扣。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当时日本的“硬实力”（除军事之外）几乎可以和美国媲美。但是，尽管当时日本在许多行业（像汽车、钢铁、半导体等）都领先于美国，但在国际社会中却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更具体地说，日本没有政治价值上的感召力，日本的通俗文化更是无法和美国竞争，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更是显得毫无吸引力。针对近年来美国国际国内的一系列“反常”做法，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时代并没有善待美国的软实力，即我们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收买来影响他人的能力。民意调查显示，自2017年之后，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吸引力已有所下降，而去年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无能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现在我们又以暴徒侵入国会大厦来迎接新年伊始”。第三，软与硬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平时虽然将一国的文化看成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文化产业也是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今时代，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深刻互动，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治理体系以及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审美方式、创新能力等将在生产生活中扮演日趋显著而强大的角色。二战以后，人类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一般不再诉诸于直接军事对抗的“热战”，尽管强大的军事实力必不可少，但更多的是作为威慑性存在，而依托国家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吸引力的做法正越来越受到重视。21世纪的国家力量依靠“硬实力”和“软实力”深度结合。在多样化日趋明显的世界里，国家力量的三个来源——军事、经济和软实力仍然举足轻重，尽管在不同关系中程度有所不同。
“软实力”基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一定的文化、特定的国内政策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但“软实力”不只是文化影响力。政府通过其国内行为（比如民主）、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外交政策（提倡和平和人权）所要捍卫的价值观影响其他人的价值取向。有研究表明，美西方最终赢得“冷战”胜利所凭借的重要武器之一，便是以标榜客观、独立、自由著称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VOA、BBC、FOX、脸书、推特等西方媒体巨头借助其超强的话语优势，奉行“选择性报道”，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推行“双标”，“丑化”“妖魔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视乃至扭曲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其所谓盟友的报道却“一俊遮百丑”，刻意隐匿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片面放大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剧”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席卷全球，在赢得巨额“票房”的同时，剧情背后的美式价值观更是悄然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美国俨然成了“拯救者”“真善美”的化身。必须看到，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随着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价值观对于“软实力”的催化作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软实力”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引用，字面上看没有什么差别，其实不然，约瑟夫·奈首创的“软实力”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一定适用性，对此，我们需要给予批判性接受。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综合国力作出“软”“硬”的划分，无疑是开创性的，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对于既存国家实力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等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具有一定解释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软实力”被我们拿来所用，这其中也含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指向。但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无论是其赖以建构的哲学基础，还是现实出发点和落脚点，甚至包括其基本观点等，都还存在着固有局限性和这样那样的不足。这一点即使从提出者本人在后续的有关修正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软实力”的提出是基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主张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众所周知，“用实力说话”是贯穿整个民族国家历史的主导观念，典型代表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约瑟夫·奈之所以提出这一理论范式，也是他对于美国在与苏联的长期“冷战”对峙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予以表现而已。须知，在东西方两大“冷战”的对峙过程中，并不是美国一方始终拥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优势，不少时候苏联一方在工业产出、军事力量、高端科技、人才等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超乎所有人的预想，但也带给像约瑟夫·奈这样处心积虑搞垮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以启发和联想。结果就是在以往长期被看重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生發出一个集纳了价值观、媒体传播、战略制定、外交攻势等在内的“软实力”概念。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软实力”“硬实力”都是“实力”，“软实力”看起来“软”，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中，它在实际运用中比“硬实力”还要“硬”。尤其在核时代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诉诸于武力的正面对抗无疑是两败俱伤，“冷战”时期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即是一个说明，而苏联的最终解体一定意义上验证了尼克松们的“不战而胜”理论。民主党人拜登上台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遏华反华举措，无疑是更为自觉的“软实力”战略执行者，妄图籍此在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中“不战而胜”的目的昭然若揭。
其次，“软实力”的理论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已呈颓势的美国全球霸权。约瑟夫·奈的学者身份广为人知，他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政府要职，正是这些经历佐证了他孜孜以求的学术建构究竟是为了什么。“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尽管一方轰然倒塌，另一方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两极格局一朝崩塌，险胜的一方无论在心态、战略等各个层面都还停留在过去，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极不适应，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到处炫耀武力的结果是导致自身形象严重受损。对此，作为参与决策的核心智囊人物，约瑟夫·奈可以说看在眼中、记在心上。联系此后出台的“巧实力”等概念，皆是所谓“建制派”们基于一贯的套路意欲合纵连横进而收取里应外合之效果而精心炮制的理论模型。“软实力”理论是对既有霸权行为的特定总结，同时又很好地适应了“冷战”结束以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现实需要。即使就账面上看，综合实力趋弱的美国在“软实力”上依然独步全球，正像当下的实际情形所表明的那样，它必然会成为美国借以维护霸权地位进而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强有力武器。 再次，“软实力”在具体层面的划分（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等）虽然有其依据，仍存在模糊性乃至偏颇性。如果说可以把经济的、军事的等可以量化、确定化的方面归于“硬实力”，那么，其余一切因素，并不止于价值观、外交政策等，皆可归于“软实力”。事实上，在我们看来，以“文化”为统称的“软实力”，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的，并且是对这一物质基础的观念的反映，回过头来又服务于这个物质基础。由此而言，整个政治的、社会的、意识的上层建筑，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范畴。在“一球两制”的世界上，约瑟夫·奈无视社会主义比较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一味站在维护美国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大肆鼓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但事实胜于雄辩，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导下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相对优势越发凸显，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宣告其“软实力”理论的内在缺陷。由此就不难看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分析框架尽管不无解释力，但因其赖以提炼总结的现实经验的匮乏，特别是受制于它强烈的利益立场和政策取向，决定了它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科学方法，而是具有浓郁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资产阶级学说。
总之，“软实力”理论在其原初意义上，有其固有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切不可简单地顾名思义、拿来套用，而是要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站在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在实践中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去改造之、运用之。
二、“強起来”的中国不能没有相应的文化“软实力”
“强起来”的中国，不仅应拥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更应拥有包含文化实力等精神力量，而且从“强”的实质上讲，也是最终体现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其效能、国际舆论主导权、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国际传播能力、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参与国际治理的制度供给及其认同度等。针对我国目前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由此观之，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日益缩小，但对比之下，在自主创新能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设、能够“走出去”为海外消费者接受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规则的能力、广受尊重和信赖的国家形象、反映和代表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对外传播体系和能力、植根本国国情又反映时代特点的价值观构建等“软实力”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还要作出艰苦努力。
从技术的角度看，一国综合国力无不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倍乘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乃至全面崛起始终离不开“软实力”的有力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各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这是一个整体性、全面涵盖的过程，而且越是往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维度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就越高。其实，既重视量的增长，也重视质的提升，始终注意内外兼修、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建党建军建国等各阶段、各领域、各方面。当然，在实际运行中，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非都能尽如人愿，做到面面俱到、均衡前进。实际上，科学的理念固然必不可少，实践操作往往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螺旋式发展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现实中已经提出问题的客观性和严重性。且不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不能不说不处于更为显著的位置，而“文化大革命”则以极端的方式给文化建设乃至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空前冲击，致使“文革”结束以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依然心存芥蒂，而对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更是心态复杂，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踵而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才把精神文化层面的问题再次历史性地提到了新的时代高度。痛定思痛！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渐把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党风廉政、思想政治工作、舆情、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新型媒体、学校思政课等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予以规划部署。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到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四个自信”的提出，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推进力度不断提升，巨大成效有目共睹。
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2]P1516这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逻辑原点，尽管在现实中表现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新中国诞生之初，面对美帝国主义携“联合国军”而来，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打败了不可一世但却是“钢多气少”的美帝侵略者，凭借这种凛然不可辱的浩然正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形象”开始确立的重要标志。随后，“两弹一星”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大国地位，而重返联合国则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开始全面走向国际舞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不仅在短短几十年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而且向世界全面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东方大国形象。经过接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始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厚强劲，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更为主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国运不可阻挡，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从内到外都体现出新时代应有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多年奋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和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国际文化版图正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1]P203“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针对抗疫斗争中青年一代的优异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这不仅是一时之运，还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心态、思想也在改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以及人民大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为根本制度，其他相关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相互协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完毕，治理效能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发挥，譬如通过这次全球范围内的抗击新冠疫情比对以及打赢了空前艰巨的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业，“中国之治”的优异表现彰显的正是“中国之制”的巨大威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鲜明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中俄两国元首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予以明确。在积极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些重大历史性变化，无疑都成为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也是经过数代人的接续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达到一个崭新阶段的生动说明。 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与美国相比，我国“软实力”依然处于弱势，这从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为西方所操持就可见一斑，即便在自身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地位等“硬实力”面前，我国“软实力”也显得极不匹配。对此，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西方仍然在‘唱衰’中国”[1]P197。
在“软实力”的较量上，我国依然面临美西方的战略攻势，“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习近平指出，“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个问题要下大气力加以解决”[1]P197。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即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如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证词中首先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搞“和平演变”的《十条诫命》，美国媒体始终作为该战略最重要的一线实施者之一。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下，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成为美国国际舆论宣传战运用的具体手段之一。而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则明确表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拜登入主白宫伊始，就公开宣称其首要战略目标就是以“价值观”为依托，联合“盟友”，基于“规则”，全面开展与我国的竞争。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3月16日，美日双方就“日美同盟”问题会晤，并且发表《美日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和日本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等。在英国召开的G7会议通过一项明显针对中国的决议，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力图纠结西方“盟友”全面打压中国的图谋。这都说明，美国试图通过打“普世价值”牌、以所谓“多边主义”等妄图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战略图谋不仅没有丝毫消停，反而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变化和新特点。
目前，国际社会几乎一致认为，按“硬实力”指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自2010年起已列世界第二位，而且跟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有观点认为疫情常态化下，2021年底即可达到美国的71%以上;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美国），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最终超过它，但如果考虑到文化“软实力”等因素，我们就不得不对这种“综合国力”的比对重新加以考量。除此以外，即使就近来为人多所诟病的美国“软实力”的下降而言，我们恐怕更多的是要知己知彼，多些忧患意识和防范措施为宜。在这方面，约瑟夫·奈的观点值得关注——“我们的国家有严重的问题，但它也有复原的能力和使我们浴火重生的改革能力。到目前为止，乔·拜登一直保持冷静。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能够控制疫情，振兴经济，提供一个政治中心去缓和两极分化，但我们很可能在见证一个危险的政治时期正在走向终结，而不是开始起步。如果是这样，那美国的复原能力将再次引领我们的软实力复苏”。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现实中的自己——不仅是现在，甚至在未来几十年，包括“软”“硬”实力在一起的“综合国力”竞争上，我们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国际舆论主导权依然掌控在西方手里，我国“挨骂”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地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P211近年来，让人深感震惊的一连串舆论反转的事实，从新冠病毒起源到香港修例风波，从中国援外抗疫到所谓新疆“强制劳动”，西方媒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双标做法，一则使得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西方媒体所谓“客观”“中立”的虚伪本质，一则也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告诫善良的人们——不切实改变国际传播格局，不努力掌握舆论主导权，你做得越好越是难逃“挨骂”的境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新兴大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摩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国崛起改变的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背后都是坚硬的国家利益，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后发国家的“追赶者”历来都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而通过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各种强大的舆论机器，针对他者可以随意设置议题，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具有压倒式的舆论攻势，极尽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能事，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统治世界的一个不言自明的“高招”。就拿这次全球抗疫来说，我国在成功取得抗疫决定性成果的基础上，没有隔岸观火，更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在疫情“政治化”上大做文章，而是积极主动为世界其他遭受疫情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如此，西方依然不依不饶，利用舆论主导权在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无限放大，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断章取义，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强行关停社交媒体有关账号、打压TIKTOK等我方新型民营国际媒体，还来个倒打一耙、栽赃陷害，给原本就不乐观的国际舆论环境火上浇油，致使我国良好的抗疫形象遭受严重伤害。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清醒认识，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日趋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的实战中学习提高，一点一点改变“挨骂”的被动局面。到那时，国际舆论场上的攻守之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而这也正是走向“强起来”的中国题中应有之义。
价值观的整合力和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纵观世界性大国的成长史，所谓“实力”的强大，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科技、军事、人口等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根本上来源于“文化”的整合特别是“价值观”在其中发挥的“化学”作用。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1]P203-204。以此观之，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的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比较于资本主义无疑是先进的，但现实是资本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的根基并没有完全坍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价值”提出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并且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但离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尚有不少工作要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筚路蓝缕真正为老百姓幸福生活而奋斗，事实上也是在“为人类谋大同”而付出，作出了空前牺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奇迹”，但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那里却得不到应有认可，甚至经常被污名化、妖魔化;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但在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国际国内矛盾复杂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从理论宣传到国民教育，从“关键少数”带头示范到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不能不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诸多现实情形深刻表明，“强起来”的中国必须拥有文化的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凝聚、涵化与吸引，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强”。 我国目前的话语和叙事体系、传播方式、交往理念等层面与信息时代国际社会深度交往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及其作用发挥不相适应，亟待创新拓展。习近平指出，“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在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应该承认，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1]P203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等方面还缺乏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在立足自身成功实践主动建构“国家叙事”上尚未形成合力，体现和反映国家核心利益的现代化的传播体系及传播能力有待进一步形成。西方国家在脸书、推特、油管为代表的所谓4.0媒体上运用娴熟，屡屡对我予以“降维”打击，反观我方，很长一个时期来较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中央所属几家大型媒体，媒体融合效应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在海外布点及运维上依赖于西方媒体平台，没能走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平台构建之路，这些都大大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以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在国际传播效能上，倾向依赖官方渠道（孔子学院），不注重研究西方等国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地域性和接受性，没能精准琢磨传播对象的全球性分布、区域性特点、个性化需要、分众化要求，“我说你听”的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引起对方反感和抵触。这种情况的存在，固然与我国长期作为“追赶型”国家的姿态有关，开放背景下的鱼龙混杂往往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加上受“欧风美雨”的侵淫，一些人骨子里严重缺乏应有的主体性，自觉不自觉地被西方带节奏;还有就是屡禁不止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对于中央的决策不是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上下一般粗”，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则不是他们考虑的。另外也要看到，当我们需要在话语体系上推陈出新的时候，源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正方兴未艾，所谓“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人人皆话语、个个皆文本”，对于各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击显而易见。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滞后的深层原因，同时也说明建设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话语”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
在处于基础层面的学术话语上缺乏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范畴和表述，“西方中心论”的强势影响挥之不去。迄今为止，主导国际学术研究范式的依然是滥觞于古希腊罗马、生发于文艺复兴、兴盛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在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作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前所未有地重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在学科体系、學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基础性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植根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创造迎来崭新局面。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创造性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代表的、既植根中国实践而又充分反映时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提升和增强新时代中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上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P214面对处于强势一方的西方“话语霸权”，我国从学术话语、舆论话语到大众话语等几乎各个层面都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大创新力度，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在致信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指出的那样——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做好的重大问题。须知，舆论话语体系只是全部特定话语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其最直接、最深厚的来源和基础在于与统治阶级利益、意志相一致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基础学科又是这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派生和衍化。“西方中心论”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这一点体现在西方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上，必然是二元对立、互相割裂的，必然是与我们主张的唯物辩证法及其人民立场相抵触的。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我们要想打赢争夺国际话语权、国际舆论斗争这场硬仗，必须直面学术话语等“元话语”建构的严重滞后性，奋起直追，下决心解决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问题。
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走得出、落得下、叫得响的中国文化产品和品牌乏善可陈。这显然与当前乃至今后国际经贸领域“服务贸易”的勃兴很不相称，也与我国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提升人民大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身心健康素质的巨大需求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国家形象”上，更体现在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文化产品的创新创造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相继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变化，人均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面受教育程度、医保社保等基本指标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一朝实现，可谓功德无量、彪炳史册，但在同时，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相比，不断提升的我国国际地位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给相对不足的文化生产现状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我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任何时候都不会向外输出“模式”，但基于日益深化的国际贸易以及“一带一路”带动文化交流的发展态势，不用说我国在货物贸易上已经高居世界前列，可是比较之下，在包括知识产权、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学术交流、智库服务、影视动漫、创意设计等文化产品在内的“服务贸易”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不少距离，自身提升空间也很大。除了依托市场机制的文化产业需要尽快走向高质量发展轨道之外，就是与民众素质息息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这块，虽然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获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信息时代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优质化、便利化相比，无论是力度、载体还是运维、管理等均需要予以完善和拓展。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我们仍然是过于依赖体制内的现有人员，不注重动员和发挥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参与，就更不用说大胆引进和使用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外国人才了。大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广泛延揽、使用乃至成就大批人才的过程。我国对外开放，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运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路走来的致胜之道。有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是耶非耶，暂且不论，就拿那些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媒体巨无霸来看，其实非但机构设置、人员聘用、业务范围等早已“全球化”，关键是这些媒体巨头们的观念、眼界跟随媒体帝国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延展也已经“全球化”了。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行径，可是当我们的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当口，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构建融内宣外宣为一炉的“大外宣”格局，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近来，面向海外的《中国日报》等央媒通过让外国人走进镜头亲身讲述关于中国变化的所见所闻及切身感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但受制于种种条件，这种让外国人在央媒等重要平台现身说法的做法尚未形成声势，仍需予以关注和重视。基于此，广泛延揽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各类人才，做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不仅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这一事关全局重要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面向新征程的国家战略部署到人民领袖的深刻论断等无不说明，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纵深拓展，包括信仰信念信心、社会文明程度、国民精神风貌、文化事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学术话语构建、对外传播体系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一极，而且日益成为统筹“两个大局”之下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伴随的是，必须着力围绕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世界性大国形象，全面加强和推进“软实力”建设。
三、从政治上把握新時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习近平深刻指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的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1]P208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就“加强我国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专题学习。联系年初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专设一篇针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一系列部署，作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划部署，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到了空前政治高度。
（一）坚定“四个自信”，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
习近平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1]P105。“文化”，不管有多少种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来展开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多地表现为“己”与“他”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本和关键在于“自信心”（成熟、稳定的价值体认）上。提升文化“软实力”，首要的就是自己怎样看待他赖以生存的特定社会及其文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认可甚至反感、厌恶、唾弃身处其中的社会及其文化，哪里还会有文化“软实力”。
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人欺凌，一度被看作“东亚病夫”，昔日辉煌的岁月似乎永远不再，这种任人宰割的境遇给中国人心里带来的是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即使到了“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等理应扬眉吐气、理直气壮的时候，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加上国内诸多负面东西的影响，不少人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看不起自己、盲目崇拜西方的惯性。曾几何时，以电视片《河殇》为代表的“文化虚无主义”不是一度大行其道吗？！极力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西化论”不是很有“市场”吗？！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造成国际舆论对我不利局面的深层因素。因此，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全面提升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首要的一条就在于必须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在切实增强“四个自信”上下功夫。对此，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3]。“四个自信”涉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等基本方面，“四位一体”的格局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载体，也是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能否认识好、理解好“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贯通的逻辑关系，直接关系到能否将其自觉地贯彻到包括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过程及其每一个侧面。总之，有了“四个自信”作底气，我们就能打赢这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价值观之争这场硬仗，反之，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话语霸权的威逼利诱下，不仅不会有任何“软实力”可言，就连“文化”也将荡然无存。 （二）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基点，着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1]P212“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P209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体系等在内的“软实力”的较量愈发凸显。有学者针对习近平的“文化软实力观”给予了“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的理论概括，无疑是一种精辟论述。切实提升我国新时代的文化“软实力”，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盲目跟随西方国家起舞，而是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尤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上坚定不移、一以贯之。这既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内核所在，也是顺利推进这一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从“四项基本原则”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说明了在实践中自觉贯彻这一基本原则，是我们做好各项实际工作的首要政治前提。
站在百年历程的历史角度，深入总结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一条鲜明的主线跃然而出，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谋幸福的艰苦奋斗中，砥砺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在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极大地提升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赓续红色血脉、不断奋勇向前的丰厚滋养和不竭动力。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为灵魂衍生的事件、人物、文物等红色资源，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和根本支撑。同时，这些伟大的精神不独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更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不仅如此，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平发展道路”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做到了与时俱进。与西方“三权分立”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为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党政治之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新型的政党制度并非西方范式可以解读，但却以“协商民主”的形式充分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质，毫无疑问，“协商民主”植根于鲜活的中国实践，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丰富和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另外，即使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言，也远非一些西方人士所长期持有的成见那样，而是伴随“中国实践”的展开获得了更全面的涵义。然而，现实中的诸多乱象也在警醒人们，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多讲中国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舆论工作也要久久为功，我们的观念和主张要经常说、反复说，不能长在深山无人知”[1]P210。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一个基本着眼点就在于，要自觉围绕“展形象”的要求，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谋幸福的故事。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1]P202在大国崛起的谱系中，以深厚悠远的中华文明为坚实依托的中国走向全面复兴，既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背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层关联，更是有着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鲜明印记和独特标识，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复兴本质上是一个巨大文明体的全面回归。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核心目标是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塑造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而“文化中國”因其多样性的一面以及历史上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会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更深的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什么是中国”有一个切近、详实而富有温度的认识与把握。实际上，且不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就拿当下的诸多情形而言，李小龙代表的中国“功夫”、姚明作为NBA篮球明星承载的文化符号、李子柒身着唐装展示的田园风情等，无不在昭示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源自古老文化传统、面向生活场景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范式。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国际传播场合，即使是就“中国形象”展开，我们也应努力拓展眼界，用“大历史”的视角认识到当下的中国乃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用传统的理念、语言、符号来表达和描述当代中国的所作所为和发展变化，效果可能会更好;即使是按照指令落实工作任务，我们也应超越就事论事的窠臼，避免简单地把“内宣”话语套用到“外宣”上来。打通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界限，以媒体深度融合的形态实现传播“破圈”效应，需要尽快形成内宣外宣一体化格局，而所谓一体化格局，并不是双方的直接等同，实质上互为支点、互相借重以实现良性互动，共同服务于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展示“中国形象”的国家战略。总之，对内对外打造、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首要的和根本的都在于讲述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乃至认同程度。“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哲学格言，对我们做好信息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依然有更多新的启示。 （三）把握融通中外这一原则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1]P213。在这里，“融通中外”的重大论断，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以及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坚定政治立场，同时也为今后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指明了突破方向。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一国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也不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而是应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广收博取，在兼容并蓄、交流融合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本身就包含着我们对现实国际关系的深刻体认以及价值整合，它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是孤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的良性互动以及与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协调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
舆论工作的实质就是“聚人心”，在于团结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为此，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人更好地了解、认识我们进而同情、支持我们。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根据中心工作的要求，着眼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富有成效的“外宣”工作，历来是一条成功的经验。近年来被屡屡提及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长篇对谈的纪实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因其以他者的视角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鲜活形象，给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打开了一扇窗，引起国际社会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其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同情。当然，这个经典案例的实际发生是历史的具体的，不能也不应简单套用，但其蕴含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化“软实力”建设、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无疑是多方面的，值得深入汲取。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背景下，真正拥有能够同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文化“软实力”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具有举足轻重国际地位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回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这方面的得失成败，反观近年来我国的所作所为，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如同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样，都应自觉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精神，以无产阶级博大胸怀、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看待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共同服从和服务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譬如，近年来，在如何打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似乎这么多年来我国只是在“中国特色”上大做文章，而忘记或丢弃了反映世界潮流的“时代特点”，其实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创造的，内含着包括资本主义在内全人类创造和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在实践中，积极、广泛地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而不是孤芳自赏、闭门造车，更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逢山开路、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当然也是其面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获得广泛认同进而赢得进一步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对此，正如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4]
（四）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带动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影响力塑造话语权。“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事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P213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5月31日下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而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就当下的我国而言，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弱项集中反映在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缺失，而话语权缺失的直接原因又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严重滞后。因此，抓住了国际传播体系及能力建设这个关键点，也就抓住了制約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牛鼻子”，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以此为战略支点全面带动新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纵观世界近代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实质上是一个“自塑”与“他塑”长期互动的过程，而特定的“国家叙事”则是这个互动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宏大工程中，“自塑”发挥着主动建构的作用，那么“他塑”则是一种镜像式的映射和反映。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像我国这样体量巨大、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幻想通过自身善良最终打动他人，寄希望于通过别人的同情来达到和解，无疑属于一厢情愿;面对“挨骂”的现状而无视冷峻现实的鸵鸟行径，结果只能是对方的变本加厉、穷凶极恶。唯一的出路在于必须像当年共产党人愤而拿起枪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以牙还牙”那样，面对西方操控的话语霸权及其肆无忌惮的舆论攻势，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也是赢得自尊、打开局面的致胜之道。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须知，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以来，所以能够披荆斩棘，带领人民相继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顺利解决了在西方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挨打”“挨饿”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所谓“枪杆子”“笔杆子”等“两杆子”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战略性武器。如今，走向“强起来”的中国必须直面和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为此，一则仍然需要富国强兵，牢牢掌握“枪杆子”，一则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构建内宣外宣一体化运作的“大外宣”格局，抓住媒体融合的历史契机，充分发挥新时代各式各样“笔杆子”的巨大威力，加强议程设置，面向全世界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近年来，国际上惊诧于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中国故事”开始引起他们的空前关注，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故事”，他们还并不了解，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甚至是恶意曲解和恶毒攻击。无论如何，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是一个“机遇”，我们应对那些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之举给予义正辞严的坚决还击，戳穿其险恶用心，让其斑斑劣迹昭示于天下，与此同时还要抓住契机精心打造议题，打好主动仗、把握主动权，提炼总结“中国经验”，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包括千千万万普普通通中国人的故事。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摆脱贫困、生态治理等的具体做法和成效，就包含着各国不同阶层的受众容易感兴趣的“中国故事”，值得深入挖掘和报道。在“美国优先”主导下、针对第三方的伪“多边主义”恣意妄为的当下，我国领导人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旨在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才是真正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予以持续阐发。另外，除了依托现有体制力量，还“要重视公共外交，广泛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1]P205。从这个意义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如此重视以“国际传播能力”为战略支点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绝非权宜之计抑或是无奈之举，而是统筹“两个大局”着眼全面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为“国之大者”。 （五）在新时代伟大斗争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建设如同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绝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四个伟大”的壮阔实践中氤氲化生的必然产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软实力”等问题，都要在这一进程中去认识、去实现。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加速演变，“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态势愈加清晰，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问”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致力于和平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越发受到世界瞩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顺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再创“中国奇迹”;体量和能量今非昔比的中国带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机遇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实际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需要正视的，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相应的答案，而这本身就构成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围堵”之势，我们在做好自己的事情、苦练内功的同时，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战略策略，特别是基于对方打出的一系列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规则”牌，要更加自觉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框架，研究拟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在各个层面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打好防守反击战。这既是对我国现有“软实力”的全方位挑战和考验，其实也是激发内在活力、凝聚各方智慧，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固根本、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全面提升自身“软实力”的重大历史契机。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积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念及办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赓续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艺创作领域“有高原无高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尚没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高等教育上“有大学无大师”、科学技术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文化娱乐上“庸俗、媚俗、低俗”等问题的存在，都是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相适应的，也是在文化强国建设上必须着力完成的新任务。为此，必须“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来做好工作，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P204。
——针对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应坚持重在建设的基本方针，积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深入把握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及内在特点，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绝不给任何噪音杂音和错误观点以一丝一毫的传播机会。须知，“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执政这一关”，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升文化“软实力”了。
——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既要看到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深入探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因应时代要求特别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特点、认知结构、接受方式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更好地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凝心聚力、成风化人，这可以说也是一场没有退路反而更加艰巨复杂的伟大斗争。
——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型开放”上，既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不管风吹浪打，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大原则上不动摇，着眼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着力在制度完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规则制定等层面开新局、育新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注重软实力建设，把我国标准、规则、理念推出去，形成一套带有中国印记的多边治理规则，扩大以我为主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提升我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1]P215。这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美西方大打“规则牌”进而赢得“制度之争”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關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关于“四个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EB/OL]共产党员网，https：//news.12371.cn/2017/11/03/ARTI1509707925754935.shtml.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The Building of “Soft Power” under the Vision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Xi-li
（China Society of Hominolog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That China “has become strong”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ic，military，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but also in cultural strength and other spiritual strength.Besides，the essence of “being strong” is also ultimately reflected in the perfect system and its effectiveness，the dominant power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the quality and spiritual outlook of citizens，and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recognition degree of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At present，the so-called “soft power” of our country，including the national imag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voice，value appeal and global governance，is relatively weak，and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that must be overcome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Following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made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improv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which will surely set off a climax of building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From the historical heigh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bate” under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we should deeply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practical problems，advantages，strategic measures，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improving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cultural soft power;value
（责任编辑：朱文鸿）
[收稿日期]2021-07-28
[作者简介]张西立（1970—），男，山东枣庄人，中国人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