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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因素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部分，以前常被社会各界研究者忽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深入，这些社会行为体对国家决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社会因素在中国对美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决策人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对美关系应更为理性和务实。
关键词：社会因素；对外决策；中美关系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126-02
每个国家都处在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决策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一批新的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行为体，这些社会因素却常常被学术界忽略。因此，有研究的必要。
一、社会因素的内涵及当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作为一个研究术语，社会因素是指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圈以外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公众舆论、社会精英、大众媒介、商业团体，智库型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等舆论的塑造者，以及组织机构内部的技术官僚、地方政府和其他类似接触外部世界的次国家实体，例如非政府组织，他们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外交决策过程，希望政策的最终产出能与他们的政策偏好相符。他们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向决策层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众舆论和公众情绪也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公众获悉国内和国际新闻越来越易，政府对某些领域公众的言论表达的控制相对宽松，中国精英界（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库）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不断上升。一方面，知识分子和思想库更多地介入政策咨询将提升决策质量，提供国际交易筹码。另一方面，决策核心和外围环境之间日益活跃的互动和多层次联系渠道对决策者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感观上的反差将为决策者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
大众传媒可以塑造公众舆论，影响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今天，媒体在继续传播信息、愉悦大众、团结草根社会的同时，还显现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表现。舆论不一致不再是准则。就伊拉克战争和中美关系问题而言，虽然没有完全显现出媒体与中国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媒体在外交舆论形成中的作用却正在显现。公众、媒体中支持战争和亲美的看法显然与政府的立场不同，新闻报道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或舆论高度一致，多元化报道使得今天的公众舆论趋于多元化，各种不同声音最终会引起政府的关注。
作为一种新的通讯工具，互联网遍布全球，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当前，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成为衡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对外交事务的观点和立场，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网民们在因特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
公民社会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决策的重要研究对象。公民社会包括所有的非国家机构，例如利益集团、协会、公民权利团体等。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自治的联合与行为领域。公民社会的意义在于允许不同团体表达他们的意见和不满，并通过制度渠道采取相应的集体行为施加于政府，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追求。中国越来越要求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人民感觉到中国遭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的不平等待遇，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反映。
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或相对独立于政府，是体现着自利与他利统一的社会自治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表达、利益实现的工具。从整体范围看，非政府组织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充当利益代表、促进民主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各利益群体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一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在与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它能借助非政府组织这一表达平台聚合和表达利益，影响甚至参与公共决策。在政府双边关系之外，民间主体的参与使得外交决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需要政府具有更大的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和更为灵活的反应。
二、社会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正负面作用
了解中美关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社会开放与国际化趋势是否使得社会因素更具有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把作为西方世界一员的美国当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老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一无所知，并且漠不关心。但是当美国突然成为中国抗击日军的盟国时，中国开始对美国产生好感，并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此后，在解放战争中，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一方，这种良好关系逐渐被仇恨所替代，并导致美国成为新中国的敌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两国领导人通过巧妙的努力，使得外交政策转变并获得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以加快现代化步伐，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催生了中美邦交正常化。
1989年“政治风波”后，良好的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持续对中国施压，阻扰中国发展。1993年秋，中国“银河号”货船在前往伊朗运送货物途中在公海上被美国海军阻挡，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无理举动及拒绝道歉表示愤慨。1999年5月8日，美国战机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国民众在美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对美国的野蛮行为表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终止了与美国在人权、军控领域的对话，以及更为重要的入世谈判。
2000年布什入主白宫，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影响美国利益，迟早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他把更多的先进武器出售给台湾，甚至一度考虑让台湾加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在电视访谈中明确指出，如果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帮助台湾，激起中国公众的愤慨和不满。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戏剧性变化。美国意识到，比较而言，与中国改善关系，共同反恐的收益更大。因此，中美两国开始在诸如反恐、阿富汗问题、南亚和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也逐渐意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年轻一代的排外性、反民主性及反美情绪在增加。
三、中国公众和中国外交应更加理性和务实
近几年来，论述中国内政和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著作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内因素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开始关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来自社会的各种因素。例如公众舆论、传播媒介、思想库和商界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更加多元和开放，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中国公众不仅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怎样的思想和行为与外部世界相处，他们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便应付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尽可能合理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对外关系。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对美政策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削弱中国国家利益目标的实现，甚至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从上个世纪初到今天，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情绪波动最大，中美关系受社会力量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总是同其双边关系起落相吻合。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具有塑造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的能力，通过扩大合作和协商不断沟通，使得中国民众了解两国的互惠互利合作，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相处。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1]周春明．公民社会与公民责任[J].前线，2003（11）.
[2]李劲．社会转型视域中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4）.
[3]徐正华．影响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M].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4]王丰．中国互联网迎来草根创业时代[J].台声，2005（8）.
（责任编校：王晓芸）
关键词：社会因素；对外决策；中美关系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126-02
每个国家都处在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决策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一批新的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行为体，这些社会因素却常常被学术界忽略。因此，有研究的必要。
一、社会因素的内涵及当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作为一个研究术语，社会因素是指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圈以外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公众舆论、社会精英、大众媒介、商业团体，智库型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等舆论的塑造者，以及组织机构内部的技术官僚、地方政府和其他类似接触外部世界的次国家实体，例如非政府组织，他们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外交决策过程，希望政策的最终产出能与他们的政策偏好相符。他们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向决策层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众舆论和公众情绪也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公众获悉国内和国际新闻越来越易，政府对某些领域公众的言论表达的控制相对宽松，中国精英界（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库）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不断上升。一方面，知识分子和思想库更多地介入政策咨询将提升决策质量，提供国际交易筹码。另一方面，决策核心和外围环境之间日益活跃的互动和多层次联系渠道对决策者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感观上的反差将为决策者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
大众传媒可以塑造公众舆论，影响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今天，媒体在继续传播信息、愉悦大众、团结草根社会的同时，还显现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表现。舆论不一致不再是准则。就伊拉克战争和中美关系问题而言，虽然没有完全显现出媒体与中国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媒体在外交舆论形成中的作用却正在显现。公众、媒体中支持战争和亲美的看法显然与政府的立场不同，新闻报道不再像以前那样千篇一律或舆论高度一致，多元化报道使得今天的公众舆论趋于多元化，各种不同声音最终会引起政府的关注。
作为一种新的通讯工具，互联网遍布全球，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当前，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成为衡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对外交事务的观点和立场，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网民们在因特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
公民社会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决策的重要研究对象。公民社会包括所有的非国家机构，例如利益集团、协会、公民权利团体等。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自治的联合与行为领域。公民社会的意义在于允许不同团体表达他们的意见和不满，并通过制度渠道采取相应的集体行为施加于政府，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追求。中国越来越要求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人民感觉到中国遭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的不平等待遇，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反映。
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或相对独立于政府，是体现着自利与他利统一的社会自治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表达、利益实现的工具。从整体范围看，非政府组织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充当利益代表、促进民主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各利益群体通过非政府组织这一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在与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它能借助非政府组织这一表达平台聚合和表达利益，影响甚至参与公共决策。在政府双边关系之外，民间主体的参与使得外交决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需要政府具有更大的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和更为灵活的反应。
二、社会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正负面作用
了解中美关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社会开放与国际化趋势是否使得社会因素更具有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把作为西方世界一员的美国当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老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一无所知，并且漠不关心。但是当美国突然成为中国抗击日军的盟国时，中国开始对美国产生好感，并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此后，在解放战争中，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一方，这种良好关系逐渐被仇恨所替代，并导致美国成为新中国的敌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两国领导人通过巧妙的努力，使得外交政策转变并获得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以加快现代化步伐，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催生了中美邦交正常化。
1989年“政治风波”后，良好的中美关系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持续对中国施压，阻扰中国发展。1993年秋，中国“银河号”货船在前往伊朗运送货物途中在公海上被美国海军阻挡，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无理举动及拒绝道歉表示愤慨。1999年5月8日，美国战机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中国民众在美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对美国的野蛮行为表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终止了与美国在人权、军控领域的对话，以及更为重要的入世谈判。
2000年布什入主白宫，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影响美国利益，迟早会成为美国的敌人。他把更多的先进武器出售给台湾，甚至一度考虑让台湾加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在电视访谈中明确指出，如果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帮助台湾，激起中国公众的愤慨和不满。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戏剧性变化。美国意识到，比较而言，与中国改善关系，共同反恐的收益更大。因此，中美两国开始在诸如反恐、阿富汗问题、南亚和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也逐渐意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年轻一代的排外性、反民主性及反美情绪在增加。
三、中国公众和中国外交应更加理性和务实
近几年来，论述中国内政和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著作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内因素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开始关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来自社会的各种因素。例如公众舆论、传播媒介、思想库和商界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更加多元和开放，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中国公众不仅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怎样的思想和行为与外部世界相处，他们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便应付不断变动的外部世界，尽可能合理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对外关系。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对美政策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这不仅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削弱中国国家利益目标的实现，甚至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从上个世纪初到今天，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情绪波动最大，中美关系受社会力量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总是同其双边关系起落相吻合。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具有塑造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的能力，通过扩大合作和协商不断沟通，使得中国民众了解两国的互惠互利合作，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相处。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
[1]周春明．公民社会与公民责任[J].前线，2003（11）.
[2]李劲．社会转型视域中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4）.
[3]徐正华．影响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M].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4]王丰．中国互联网迎来草根创业时代[J].台声，2005（8）.
（责任编校：王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