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她是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作为香港回归谈判的英方总指挥，她曾经多次访华，参与核心谈判，最终代表英方和中国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一

　　1982年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會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由于英国方面已经正式公开其“绝不妥协”的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因此，邓小平决定“硬碰硬”。
　　会谈开始前，邓小平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
　　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蹉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他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
　　邓小平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着，以至于神思恍惚，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她仍坚持念完这份只有83个字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
　　从此，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二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与会者都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
　　邓小平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所谓的民意、经济两张牌。于是，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却又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为此，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
　　8月1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会谈再次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
　　9月10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当时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三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早来的春天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得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于4月中旬访华。豪在会见邓小平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豪回答，议会9月、10月要休假，11月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中英双方经过22轮谈判，直到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
　　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时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來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一派热烈气氛，觥筹交错，贺音频频。这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的一个场面。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屏幕上，观看了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关系发展史上的闪光一刻。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块土地上空。
　　（摘自七一客户端/《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