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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我常来的屋子，因为太阳的照射，光线十分明亮。屋里的陈设很简单，除了桌椅，没有多余的东西。我面窗而坐，突然发现鹅黄色的桌面上有一只信封，似曾相识。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三张红色双线条格式的信纸展现在眼前。而那遒劲又略显严谨的字体骤然使我的心跳加快起来！
父亲来信了！父亲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信了。他去的地方虚渺遥远，同我们这里无法联系。能够收到他的信，说明邮路开通了！以后他还可能回来？！想到这儿，我激動得喘不过气来。两个世界的沟通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不会是在梦中吧？突然一个寒颤，我的意识开始清醒，我担心地睁开眼睛，果然只是一个梦！窗外已经晨曦微露，而梦中的心理细纹也是如此清晰，不由人不沮丧。我重新闭上眼睛，任眼泪顺着枕檐汩汩淌下。
同一般家庭相比，我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小时候我在老家同奶奶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奶奶又不愿意放我回上海读书了。回想起来，此生此世，父亲同我通信的岁月比父亲同我一起生活的岁月长得多。父亲一般一年回家乡一次，回来以前，先来信告诉我们日期。我们收到信如获至宝，天天倒计时地掐算时间，商议父母和弟弟回来之后我们要烧些什么菜。有一次，我们事先买回来的一只鸡引颈打嗝时很不顺畅，奶奶说看来它活不到你父亲他们来的日子了，我们还是先把它吃了吧。但我却固执地不同意，因为那时正值灾害时期，买鸡是很奢侈的事。况且有了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鸡。后来这只鸡还是在父母亲来之前死了。奶奶就将此事告诉父亲，说这孩子心地好。父亲听了也有些动容。后来看到父亲的日记，父亲说他对我特别爱惜，是因为奶奶对我特别疼爱。
我是因奶奶病故才回到上海父母身边的。但一年后就被选拔考入了住读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同家人见面一星期只有一天。当时我读三年级，只有9岁，但回家的次数却是全校最少的。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我母亲在生我小弟弟时得了精神分裂症。那是多年以后才被专家确诊的。我们只知道母亲喜怒无常，感情冷漠。外表儒雅的父亲对母亲十分忍让。有几个星期天，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上街买些东西，坐在操场上一边吃一边想念对我百依百顺的奶奶。为自己心中的孤独默默垂泪。一次我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右下角有一朵烫金白玉兰，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你难道不想回来看看爸爸吗？这时候，我才惦记起下一次回家的日子。
父亲在国外工作的几年中，母亲的病时常发作。但她的思维基本清晰。与父亲通信有时候是她讲我写。她病重的时候，就大概讲个意思，由我组织文字。母亲住医院，则由我同父亲通信。那时候已是文革时期，我们外语学校的小学部被迫停课，回到家中，杂事繁多，看书只能是见缝插针，唯有给父亲回信，母亲将此看作一见大事，我才能对照父亲的来信，从从容容逐条回复，觉得既练了字，又完成了一篇文章，同时也向父亲表现了自己。
父亲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初中。虽然学校里打倒一切的口号换成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横幅，其实学习知识还是有名无实。我很希望能早点上山下乡。父亲见学校家庭的环境对我都不利，就托人为我联系去黄海农场。那里的盐碱地十分辽阔，我们平均一人要种八亩地的棉花。繁重的劳动之余，我无事可做，除了读毛主席的著作，就是抄父亲的来信。父亲给我来信很勤，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三封。他虽然是工程师，但一直喜爱文学。写的信不仅知识面广，而且颇有文采。夜深人静，我坐在木板钉就的小板凳上，在床上小心地放上一盏瓶子做的小煤油灯，将父亲的信边看边抄。父女间的亲情通过一笔一划浸润着我的心田，胸中就少了寂寞。班里的知青见我整天抄抄写写，有时开会就叫我记录，记录的材料送到连里，连长让写成稿件，送到团部，多数被采用。团里的广播站向全团三十个连队广播。几次过后，我就成了连里的通讯报道员。
这期间，父亲又出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当时信件来往的时间很长，父亲的来信就更显珍贵。父亲来信总是说你还非常非常年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会在前面等待着你。于是朦朦胧胧就有一道彩虹横亘在远方的蓝天上，平淡的日子在心底被涂上了幻想的色彩。
十七岁那年，我调入农场的纺织厂，同父亲居然成同行了。父亲也从国外回到上海。他不仅来信，而且还将自己喜欢看的书寄给我。在国外期间，父亲为我亲手抄了许多古诗，并且细心地在上面做了注释。 有“留侯论”“滕王阁序”等等。我除了抄信，有时还背背古诗，抄抄书。印象最深的是老子的《道德经》，把译文也抄了下来。反反复复地看，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却就此增进了古文水平。还有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因为深奥，又是父亲推荐的，所以总觉得有名堂，闲时看来看去，不知不觉之中有了文化。
恢复高考的时候父亲来信告诉我两个弟弟准备考大学，父亲说你也试试吧。但那时工厂无法请假，连星期天加班也不得不去。我只得割了扁桃体，用十五天的病假去了姑妈下放的县中。姑妈让我同几个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生一起复习，还特地让辅导数学的老师多关照我一些。我向数学老师请教的时候，他惊讶地望着我，那目光在说：这是小学的数学呀！
我沮丧地给父亲写了信，我在信中告诉他，我看出老师的意思了，这样的水平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发出信后，我特别地软弱，天天盼着父亲来信。
父亲来信了。信很短。里面有一张两个月的请假条。原因是母亲病重住医院。
他在信中说，也有人两个月能学会别人六年学的东西。虽然知道这或许仅仅是安慰我的话，但我的心情却平静了下来。八年来，这是父亲第一次为我请假，他不愿意让我错过这个机会。
上海的家中静悄悄。母亲住在医院里。我和弟弟每天都做习题。记得当时父亲生了一种叫火丹的病，腿非常疼。一向特别有修养的他显得少有的急躁。总是觉得进度慢。两个月后我回到工厂，不久就参加了高考。大弟弟最早拿到录取通知书，他考取了上外。两天后小弟弟也拿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远在外地的我却迟迟没有消息。父亲来信安慰我，说你读的书最少，这原也该是意料中的事。能参加考试就是胜利了。 我拿到南师大的本科录取通知书是在半个月以后。这意外的惊喜使我们全家欢乐了好长时间。大家不免有些奇怪。其实我明白，我得益最多的是父亲的来信，父亲手抄的古文，它们等于是我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
父亲的最后一封来信讲的是如何面对死亡。他在信中说：“一个人只有自觉地直面死亡、认识死亡、接受死亡，才能真正取得生命的自由，并通过对死亡的深刻认识，给生存注入最强劲的生命力。否则他就只能永远陷于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之中，而消蚀掉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捧着这封信，想到三个月前父亲突然查出身患绝症，已是晚期。我带着药从南方一座城市飞回上海，在医院里见到已经知道病情的父亲，他正在和前来看望他的一大帮人谈话。他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还说自己得这个病是中了头彩。接着他又向单位的同事交待了以后的工作和要注意的事项。当时我被他的风采和风度震动，怀疑诊断有误，立刻和弟弟一起去找医生表达了我们的怀疑。
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有很长时间，我还是在等待着父亲的来信。直到很久以后，我的私心里还会偶尔产生对父亲来信的企盼。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生命中会没有这种等待，会没有父亲的来信。我准备在许多年以后，等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再细读父亲多年的来信。那时候，或许我更能够体会信中的情理。
几度春秋
下农场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实力。因为几天之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十六周岁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年轻。“你还年轻。你还非常年轻”之类的话，也开始在家里给我的信中出现。年长以后才知道，如果一个人已经认真地意识到自己年轻，那么他离不年轻其实已经不远了。
在乎自己的年龄的时候，我已经从种地的变成了织布的。当然仍然是农场知青。我所在的农场纺织厂在一个叫杨庄的地方。那儿空空旷旷全是土地，只有远远近近的村子里才有密密匝匝的泥土房。据说那里曾经是国民党的模范区。从未仔细揣摸过国民党的模范区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探亲回城将此话传递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心里觉得自己有了一些不寻常的经历。曾和一个连云港知青想对那里做些调查，走了两户人家，女的照搓绳子，男的照垒灶台，连头都不肯抬一下，就怯步了。只知道那儿的农民睡的床是用绳子编的，只知道他们干足一个工只有5分到7分钱，我们很难深入那个地方，除了偶尔一个星期天到十里以外的杨庄集上去买菜或者用粮票换鸡蛋，很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去看过一次死人。
一天在车间上夜班。听说对面村庄里一个男的用刀把自己的老婆杀了。他老婆什么也没穿，肚子被砍刀砍得掀开厚厚的肉，肠子什么的都滚在身边的地上。讲的和听的都战战兢兢，但还是相约去看了。
我们从厂里出来，穿过公路，摸黑在村子里转了一会。碰到狗叫，我总要吓得屏住呼吸。走到一幢泥房子前面，一个人说，就是这里了。不由趔趄着朝后退了两步。门从外面用大锁锁牢了。但两扇对开门中间还是隙开着一寸来宽的一道缝。一个男知青先凑上去，说里面点着一盏煤油灯。死人就躺在紧靠房门口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轮到我，也硬着头皮凑近门缝，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模模糊糊看见一架身躯和一道刀口，赶忙退到大家一起，也说看得很清楚。事后知青们一直关心这件事的结局。那个男的据说逃走又抓到了，是酒后行凶。后来又说他神经不正常，就没判什么刑。大家有点失望，本来以为这件事包含着一个惊心动魄，离奇曲折的故事呢。
那时候，厂里时不时停电。每逢停电，海涛般的呼啸声忽然消失，车间里安静得令人心悬。尤其是上夜班的时候，一片漆黑的世界里，我们让眼睛慢慢适应黑暗，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机台，就面对面地跳坐在织布机机台上，聊些有趣的话题。结过婚的女知青，谈得最多的是她们的丈夫。但往往说到要紧关头，他们就轰我走：“你不能听”，而对有对象的则宽容得多。我只好走，到车间角落里摸到一个装纬纱的大口袋，坐着或躺着唱歌。唱些忧伤的委婉的歌让自己感动。
织布机的穿梭声打发着日子，似慢似快。这就到了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情书。他是机修车间的一个工人。那一天又是停电，我正趴在布机上接头。他走进我们车间，看到我，隔着机台递给我一封信。虽然他的举动泰然自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周围立即跳动起来的疑疑惑惑的目光。因为我们车间的收发员刚来送过信。我拆开信看：
小陈，虽然我们接触时间很短，但我对你的印象很好。这些日子，你的身影时时在我眼前晃动，不知你对我的印象如何？我……
我的心一热又一冷。这在我是第一次，在受到震动之余，就是对他的大胆的恼火。他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这样的信交给我。继而觉得“我们”“接触”这样的字眼太触目惊心。在此以前没有任何他爱我的蛛丝马迹呀。的确，我曾请他做过一把织布车间挡车工用的不锈钢钩子，但那是和另一个女知青结伴找他的，她也同样请他做了一把钩子。他的热情显得有分寸，我们或许有点讨好他，那是因为正在麻烦他。那讨好完全是光明正大的，自忖绝无暧昧的成分。这样东想西想过了一夜，第二天上早班停电时就到他们车间去了。可以说，我比他更鲁莽，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对他说：“你出来一下”。
他离开车床，匆匆忙忙跟我走出车间，有点变了脸色。我们面对面站在机修车间外面的空地上，天上迷迷濛濛飘着细雨，周围的世界一片苍白。我们相互惊慌不定地对峙了几秒钟，我说，信我看了，我不想考虑。我还年轻。
从我说话开始，他就不迭地点头，有点抱歉的样子。于是我一身轻松地走开了。
但很快我明白我再不能轻松了。我的身后常常有无形的探究的目光跟踪我。我难免心里紧张。有一天我到厂里的会计老窦那里去。他是我的老鄉，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又调到这儿，妻儿都在外地。他笑嘻嘻地问我：“机修车间一个人写信给你，你到他们车间去骂他了，有没有这回事？”
原来这样啊。我想起了一些异样的目光，颓丧地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很倒霉。
“我也知道你不会的。”老窦同情地说。“但大家都说你心野，想上大学呢。”
谁不想上大学呢？但从此以后，这条路对于我来说，仿佛蜀道，难于上青天了。 后来有一天，清纺车间有一个男青工上夜班时跑出去上吊了。是在一个堆放木头的小棚子里上吊的。棚子很矮，他坐在地上的乱木板上。一根从顶上伸下来的花绳子套在他的头颈里，正好伸直。几乎不像死，但是死了。
很快厂领导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了那个自杀知青的日记。他26岁了，想有一个姑娘爱他，他也好好爱那个姑娘。但他努力过失败了。每当一个个可爱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常常会带着自卑的心情抚摸满脸的青春痘。这就是自杀的原因，起初觉得不可思议，想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别人告诉我，给我写信的知青也是26岁。于是我开始心神不定，甚至心里有了恐惧。跑去问老窦：“他会自杀吗？”
“他不会。”老窦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他一定要找个上海人。他当大家面发过誓的。”
“我才18岁。我不想永远在这里。我的确想上大学。”老窦心地善良，我对他很坦白。
但从此我有点郁郁寡欢了。分配新宿舍的时候，我特地要住朝北房间，因为朝北房间只住三个人。我们房间里的小玲也是上海知青，父母官不小。她脸上有一块红记，是从胎里带出来的。她挡车时很认真，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的神态，似乎从无软弱的时候。另一个小白是徐州知青。她二十好几了，大家说她是石女。本来这个病是可以看的，但她一听别人劝她看病就会惊呼起来，然后紧皱眉头拼命摇头。有一次我姑妈到那个地方会诊，我对小白说让她帮你看看吧。小白默然应允了。她为这个病苦恼着，脸是咸菜色的，每天都要对着镜子抹厚厚一层面霜。
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自始至终都盘旋着这件事，然而却不好意思开口。小白带着希冀带着慌乱和羞涩到房间里来转了一趟。我自然会意，正要开口，却红了脸。她的脸突然间比我还红，朝我坚决地摆了摆手。
这件事我很歉疚，但小白从此对我格外和气了。这时候小玲同她闹纠纷搬走了。房间里空出一张双层铺。但小白却执意仍然睡我上铺。一只大木箱也放在她铺上。她每天睡觉时都只能蜷缩着身子。我们常在猜测她箱中究竟有什么宝物。听说她原先谈过对象，或者箱子里有一捆情书？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看见电灯泡上罩了一张白纸。小白站在我的箱子前面，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原来她有不少新衣服藏在箱子里，平时只穿最旧的衣服。此刻她在镜子前一件一件轮换着穿。我心情复杂地看着，有些发呆。小白蓦然回头，她的眼神惊惊乍乍，我闭上眼，一声不响地翻过身去，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心里森森然很怕。
这期间，听说机修车间的他真的谈了个上海知青，并且很快结婚了。他打老婆很厉害，他们的孩子到了该竖头的时候头颈软绵绵竖不起来。我拿不准别人说这些话给我听是有意还是无意。问了一句：那孩子，有没有找医生看看呢？
没想到我还会跟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那一天我泡开水去得很迟，好容易滴满一水瓶，直起身子，面前有一个高高的身影挡住了我。是他。我惊诧地望着他，不知所措。
“你泡水？现在水已经关掉了。”他的声音很温存，看我的眼睛有隐隐的笑意，我心里温温的。这次相遇我回味了半天。时间过得真是快，上次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说自己年轻，如今几年过去了，在他面前我感觉到自己不年轻了。
但我并没有考虑恋爱结婚的事。真正幸福的家庭是不多的。在我有限的生涯里，几乎没怎么见到。寂寞之中，我把毛衣拆拆打打，又比照着裁剪书手工缝制了几件衣服。穿出来，令小白羡慕不已。偶尔借到一本书，往往看得饭也顾不上吃。一次看了霍桑的《红字》，莫名其妙地大哭了一场，小白推门进来，以为发生了什么，急得要帮我擦眼泪。我正心里烦，任性地将她推开。后来我出去一趟回来，发现她正在翻阅我放在枕头下的那本《红字》。我劈手夺过来，她喃喃地求我借给她看，我这才想起，她是67届的高中生呢。
慢慢地我有了几个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男的。他有一次到我们宿舍来，小白有意将饭碗脸盆撞出大声音来。朋友尴尬地站着，脸红了。小白怒气冲冲，一眼也不看他，走出房间，将门摔得山响。朋友这才默默地坐下，说“我以后不来了”。我无语。后来，我有点恍悟了，说“你以后来的时候同她打一声招呼。”下一次他来，一进门就笑着同小白打了一声招呼。小白顿时脸通红，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瓜了。她拿出许多小儿酥和高粱饴糖，放在朋友面前。我在小白身后向朋友使了个眼色让他快吃，他连忙提起一颗糖剥了丢进嘴里。小白欢天喜地，脸上现出少有的光彩。朋友走后，我将剩下的糖还给她，我知道，平时她对自己节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她执意不要。我再坚持，她立刻抓起糖，威胁我说要将糖摔到窗子外面去。
這一年我从上海探亲回来，没见到小白。别人告诉我，我走后，她上完中班不敢回宿舍，呆在车间拿一张报纸看到天亮。大家发现她神思恍惚，报告了领导，领导派人把她送回徐州了。
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宿舍。高考恢复以后，我真的上大学去了。
但是小白，那最难忘的岁月中我的室友，你现在在哪儿呢？
父亲来信了！父亲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信了。他去的地方虚渺遥远，同我们这里无法联系。能够收到他的信，说明邮路开通了！以后他还可能回来？！想到这儿，我激動得喘不过气来。两个世界的沟通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不会是在梦中吧？突然一个寒颤，我的意识开始清醒，我担心地睁开眼睛，果然只是一个梦！窗外已经晨曦微露，而梦中的心理细纹也是如此清晰，不由人不沮丧。我重新闭上眼睛，任眼泪顺着枕檐汩汩淌下。
同一般家庭相比，我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小时候我在老家同奶奶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奶奶又不愿意放我回上海读书了。回想起来，此生此世，父亲同我通信的岁月比父亲同我一起生活的岁月长得多。父亲一般一年回家乡一次，回来以前，先来信告诉我们日期。我们收到信如获至宝，天天倒计时地掐算时间，商议父母和弟弟回来之后我们要烧些什么菜。有一次，我们事先买回来的一只鸡引颈打嗝时很不顺畅，奶奶说看来它活不到你父亲他们来的日子了，我们还是先把它吃了吧。但我却固执地不同意，因为那时正值灾害时期，买鸡是很奢侈的事。况且有了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鸡。后来这只鸡还是在父母亲来之前死了。奶奶就将此事告诉父亲，说这孩子心地好。父亲听了也有些动容。后来看到父亲的日记，父亲说他对我特别爱惜，是因为奶奶对我特别疼爱。
我是因奶奶病故才回到上海父母身边的。但一年后就被选拔考入了住读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同家人见面一星期只有一天。当时我读三年级，只有9岁，但回家的次数却是全校最少的。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我母亲在生我小弟弟时得了精神分裂症。那是多年以后才被专家确诊的。我们只知道母亲喜怒无常，感情冷漠。外表儒雅的父亲对母亲十分忍让。有几个星期天，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上街买些东西，坐在操场上一边吃一边想念对我百依百顺的奶奶。为自己心中的孤独默默垂泪。一次我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右下角有一朵烫金白玉兰，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你难道不想回来看看爸爸吗？这时候，我才惦记起下一次回家的日子。
父亲在国外工作的几年中，母亲的病时常发作。但她的思维基本清晰。与父亲通信有时候是她讲我写。她病重的时候，就大概讲个意思，由我组织文字。母亲住医院，则由我同父亲通信。那时候已是文革时期，我们外语学校的小学部被迫停课，回到家中，杂事繁多，看书只能是见缝插针，唯有给父亲回信，母亲将此看作一见大事，我才能对照父亲的来信，从从容容逐条回复，觉得既练了字，又完成了一篇文章，同时也向父亲表现了自己。
父亲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初中。虽然学校里打倒一切的口号换成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横幅，其实学习知识还是有名无实。我很希望能早点上山下乡。父亲见学校家庭的环境对我都不利，就托人为我联系去黄海农场。那里的盐碱地十分辽阔，我们平均一人要种八亩地的棉花。繁重的劳动之余，我无事可做，除了读毛主席的著作，就是抄父亲的来信。父亲给我来信很勤，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三封。他虽然是工程师，但一直喜爱文学。写的信不仅知识面广，而且颇有文采。夜深人静，我坐在木板钉就的小板凳上，在床上小心地放上一盏瓶子做的小煤油灯，将父亲的信边看边抄。父女间的亲情通过一笔一划浸润着我的心田，胸中就少了寂寞。班里的知青见我整天抄抄写写，有时开会就叫我记录，记录的材料送到连里，连长让写成稿件，送到团部，多数被采用。团里的广播站向全团三十个连队广播。几次过后，我就成了连里的通讯报道员。
这期间，父亲又出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当时信件来往的时间很长，父亲的来信就更显珍贵。父亲来信总是说你还非常非常年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会在前面等待着你。于是朦朦胧胧就有一道彩虹横亘在远方的蓝天上，平淡的日子在心底被涂上了幻想的色彩。
十七岁那年，我调入农场的纺织厂，同父亲居然成同行了。父亲也从国外回到上海。他不仅来信，而且还将自己喜欢看的书寄给我。在国外期间，父亲为我亲手抄了许多古诗，并且细心地在上面做了注释。 有“留侯论”“滕王阁序”等等。我除了抄信，有时还背背古诗，抄抄书。印象最深的是老子的《道德经》，把译文也抄了下来。反反复复地看，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却就此增进了古文水平。还有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因为深奥，又是父亲推荐的，所以总觉得有名堂，闲时看来看去，不知不觉之中有了文化。
恢复高考的时候父亲来信告诉我两个弟弟准备考大学，父亲说你也试试吧。但那时工厂无法请假，连星期天加班也不得不去。我只得割了扁桃体，用十五天的病假去了姑妈下放的县中。姑妈让我同几个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生一起复习，还特地让辅导数学的老师多关照我一些。我向数学老师请教的时候，他惊讶地望着我，那目光在说：这是小学的数学呀！
我沮丧地给父亲写了信，我在信中告诉他，我看出老师的意思了，这样的水平不必再浪费时间了。发出信后，我特别地软弱，天天盼着父亲来信。
父亲来信了。信很短。里面有一张两个月的请假条。原因是母亲病重住医院。
他在信中说，也有人两个月能学会别人六年学的东西。虽然知道这或许仅仅是安慰我的话，但我的心情却平静了下来。八年来，这是父亲第一次为我请假，他不愿意让我错过这个机会。
上海的家中静悄悄。母亲住在医院里。我和弟弟每天都做习题。记得当时父亲生了一种叫火丹的病，腿非常疼。一向特别有修养的他显得少有的急躁。总是觉得进度慢。两个月后我回到工厂，不久就参加了高考。大弟弟最早拿到录取通知书，他考取了上外。两天后小弟弟也拿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远在外地的我却迟迟没有消息。父亲来信安慰我，说你读的书最少，这原也该是意料中的事。能参加考试就是胜利了。 我拿到南师大的本科录取通知书是在半个月以后。这意外的惊喜使我们全家欢乐了好长时间。大家不免有些奇怪。其实我明白，我得益最多的是父亲的来信，父亲手抄的古文，它们等于是我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
父亲的最后一封来信讲的是如何面对死亡。他在信中说：“一个人只有自觉地直面死亡、认识死亡、接受死亡，才能真正取得生命的自由，并通过对死亡的深刻认识，给生存注入最强劲的生命力。否则他就只能永远陷于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之中，而消蚀掉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捧着这封信，想到三个月前父亲突然查出身患绝症，已是晚期。我带着药从南方一座城市飞回上海，在医院里见到已经知道病情的父亲，他正在和前来看望他的一大帮人谈话。他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还说自己得这个病是中了头彩。接着他又向单位的同事交待了以后的工作和要注意的事项。当时我被他的风采和风度震动，怀疑诊断有误，立刻和弟弟一起去找医生表达了我们的怀疑。
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有很长时间，我还是在等待着父亲的来信。直到很久以后，我的私心里还会偶尔产生对父亲来信的企盼。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生命中会没有这种等待，会没有父亲的来信。我准备在许多年以后，等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再细读父亲多年的来信。那时候，或许我更能够体会信中的情理。
几度春秋
下农场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实力。因为几天之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十六周岁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年轻。“你还年轻。你还非常年轻”之类的话，也开始在家里给我的信中出现。年长以后才知道，如果一个人已经认真地意识到自己年轻，那么他离不年轻其实已经不远了。
在乎自己的年龄的时候，我已经从种地的变成了织布的。当然仍然是农场知青。我所在的农场纺织厂在一个叫杨庄的地方。那儿空空旷旷全是土地，只有远远近近的村子里才有密密匝匝的泥土房。据说那里曾经是国民党的模范区。从未仔细揣摸过国民党的模范区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探亲回城将此话传递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心里觉得自己有了一些不寻常的经历。曾和一个连云港知青想对那里做些调查，走了两户人家，女的照搓绳子，男的照垒灶台，连头都不肯抬一下，就怯步了。只知道那儿的农民睡的床是用绳子编的，只知道他们干足一个工只有5分到7分钱，我们很难深入那个地方，除了偶尔一个星期天到十里以外的杨庄集上去买菜或者用粮票换鸡蛋，很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去看过一次死人。
一天在车间上夜班。听说对面村庄里一个男的用刀把自己的老婆杀了。他老婆什么也没穿，肚子被砍刀砍得掀开厚厚的肉，肠子什么的都滚在身边的地上。讲的和听的都战战兢兢，但还是相约去看了。
我们从厂里出来，穿过公路，摸黑在村子里转了一会。碰到狗叫，我总要吓得屏住呼吸。走到一幢泥房子前面，一个人说，就是这里了。不由趔趄着朝后退了两步。门从外面用大锁锁牢了。但两扇对开门中间还是隙开着一寸来宽的一道缝。一个男知青先凑上去，说里面点着一盏煤油灯。死人就躺在紧靠房门口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轮到我，也硬着头皮凑近门缝，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模模糊糊看见一架身躯和一道刀口，赶忙退到大家一起，也说看得很清楚。事后知青们一直关心这件事的结局。那个男的据说逃走又抓到了，是酒后行凶。后来又说他神经不正常，就没判什么刑。大家有点失望，本来以为这件事包含着一个惊心动魄，离奇曲折的故事呢。
那时候，厂里时不时停电。每逢停电，海涛般的呼啸声忽然消失，车间里安静得令人心悬。尤其是上夜班的时候，一片漆黑的世界里，我们让眼睛慢慢适应黑暗，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机台，就面对面地跳坐在织布机机台上，聊些有趣的话题。结过婚的女知青，谈得最多的是她们的丈夫。但往往说到要紧关头，他们就轰我走：“你不能听”，而对有对象的则宽容得多。我只好走，到车间角落里摸到一个装纬纱的大口袋，坐着或躺着唱歌。唱些忧伤的委婉的歌让自己感动。
织布机的穿梭声打发着日子，似慢似快。这就到了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情书。他是机修车间的一个工人。那一天又是停电，我正趴在布机上接头。他走进我们车间，看到我，隔着机台递给我一封信。虽然他的举动泰然自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周围立即跳动起来的疑疑惑惑的目光。因为我们车间的收发员刚来送过信。我拆开信看：
小陈，虽然我们接触时间很短，但我对你的印象很好。这些日子，你的身影时时在我眼前晃动，不知你对我的印象如何？我……
我的心一热又一冷。这在我是第一次，在受到震动之余，就是对他的大胆的恼火。他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这样的信交给我。继而觉得“我们”“接触”这样的字眼太触目惊心。在此以前没有任何他爱我的蛛丝马迹呀。的确，我曾请他做过一把织布车间挡车工用的不锈钢钩子，但那是和另一个女知青结伴找他的，她也同样请他做了一把钩子。他的热情显得有分寸，我们或许有点讨好他，那是因为正在麻烦他。那讨好完全是光明正大的，自忖绝无暧昧的成分。这样东想西想过了一夜，第二天上早班停电时就到他们车间去了。可以说，我比他更鲁莽，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对他说：“你出来一下”。
他离开车床，匆匆忙忙跟我走出车间，有点变了脸色。我们面对面站在机修车间外面的空地上，天上迷迷濛濛飘着细雨，周围的世界一片苍白。我们相互惊慌不定地对峙了几秒钟，我说，信我看了，我不想考虑。我还年轻。
从我说话开始，他就不迭地点头，有点抱歉的样子。于是我一身轻松地走开了。
但很快我明白我再不能轻松了。我的身后常常有无形的探究的目光跟踪我。我难免心里紧张。有一天我到厂里的会计老窦那里去。他是我的老鄉，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又调到这儿，妻儿都在外地。他笑嘻嘻地问我：“机修车间一个人写信给你，你到他们车间去骂他了，有没有这回事？”
原来这样啊。我想起了一些异样的目光，颓丧地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很倒霉。
“我也知道你不会的。”老窦同情地说。“但大家都说你心野，想上大学呢。”
谁不想上大学呢？但从此以后，这条路对于我来说，仿佛蜀道，难于上青天了。 后来有一天，清纺车间有一个男青工上夜班时跑出去上吊了。是在一个堆放木头的小棚子里上吊的。棚子很矮，他坐在地上的乱木板上。一根从顶上伸下来的花绳子套在他的头颈里，正好伸直。几乎不像死，但是死了。
很快厂领导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了那个自杀知青的日记。他26岁了，想有一个姑娘爱他，他也好好爱那个姑娘。但他努力过失败了。每当一个个可爱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常常会带着自卑的心情抚摸满脸的青春痘。这就是自杀的原因，起初觉得不可思议，想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别人告诉我，给我写信的知青也是26岁。于是我开始心神不定，甚至心里有了恐惧。跑去问老窦：“他会自杀吗？”
“他不会。”老窦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他一定要找个上海人。他当大家面发过誓的。”
“我才18岁。我不想永远在这里。我的确想上大学。”老窦心地善良，我对他很坦白。
但从此我有点郁郁寡欢了。分配新宿舍的时候，我特地要住朝北房间，因为朝北房间只住三个人。我们房间里的小玲也是上海知青，父母官不小。她脸上有一块红记，是从胎里带出来的。她挡车时很认真，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的神态，似乎从无软弱的时候。另一个小白是徐州知青。她二十好几了，大家说她是石女。本来这个病是可以看的，但她一听别人劝她看病就会惊呼起来，然后紧皱眉头拼命摇头。有一次我姑妈到那个地方会诊，我对小白说让她帮你看看吧。小白默然应允了。她为这个病苦恼着，脸是咸菜色的，每天都要对着镜子抹厚厚一层面霜。
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自始至终都盘旋着这件事，然而却不好意思开口。小白带着希冀带着慌乱和羞涩到房间里来转了一趟。我自然会意，正要开口，却红了脸。她的脸突然间比我还红，朝我坚决地摆了摆手。
这件事我很歉疚，但小白从此对我格外和气了。这时候小玲同她闹纠纷搬走了。房间里空出一张双层铺。但小白却执意仍然睡我上铺。一只大木箱也放在她铺上。她每天睡觉时都只能蜷缩着身子。我们常在猜测她箱中究竟有什么宝物。听说她原先谈过对象，或者箱子里有一捆情书？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看见电灯泡上罩了一张白纸。小白站在我的箱子前面，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原来她有不少新衣服藏在箱子里，平时只穿最旧的衣服。此刻她在镜子前一件一件轮换着穿。我心情复杂地看着，有些发呆。小白蓦然回头，她的眼神惊惊乍乍，我闭上眼，一声不响地翻过身去，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心里森森然很怕。
这期间，听说机修车间的他真的谈了个上海知青，并且很快结婚了。他打老婆很厉害，他们的孩子到了该竖头的时候头颈软绵绵竖不起来。我拿不准别人说这些话给我听是有意还是无意。问了一句：那孩子，有没有找医生看看呢？
没想到我还会跟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那一天我泡开水去得很迟，好容易滴满一水瓶，直起身子，面前有一个高高的身影挡住了我。是他。我惊诧地望着他，不知所措。
“你泡水？现在水已经关掉了。”他的声音很温存，看我的眼睛有隐隐的笑意，我心里温温的。这次相遇我回味了半天。时间过得真是快，上次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说自己年轻，如今几年过去了，在他面前我感觉到自己不年轻了。
但我并没有考虑恋爱结婚的事。真正幸福的家庭是不多的。在我有限的生涯里，几乎没怎么见到。寂寞之中，我把毛衣拆拆打打，又比照着裁剪书手工缝制了几件衣服。穿出来，令小白羡慕不已。偶尔借到一本书，往往看得饭也顾不上吃。一次看了霍桑的《红字》，莫名其妙地大哭了一场，小白推门进来，以为发生了什么，急得要帮我擦眼泪。我正心里烦，任性地将她推开。后来我出去一趟回来，发现她正在翻阅我放在枕头下的那本《红字》。我劈手夺过来，她喃喃地求我借给她看，我这才想起，她是67届的高中生呢。
慢慢地我有了几个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男的。他有一次到我们宿舍来，小白有意将饭碗脸盆撞出大声音来。朋友尴尬地站着，脸红了。小白怒气冲冲，一眼也不看他，走出房间，将门摔得山响。朋友这才默默地坐下，说“我以后不来了”。我无语。后来，我有点恍悟了，说“你以后来的时候同她打一声招呼。”下一次他来，一进门就笑着同小白打了一声招呼。小白顿时脸通红，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瓜了。她拿出许多小儿酥和高粱饴糖，放在朋友面前。我在小白身后向朋友使了个眼色让他快吃，他连忙提起一颗糖剥了丢进嘴里。小白欢天喜地，脸上现出少有的光彩。朋友走后，我将剩下的糖还给她，我知道，平时她对自己节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她执意不要。我再坚持，她立刻抓起糖，威胁我说要将糖摔到窗子外面去。
這一年我从上海探亲回来，没见到小白。别人告诉我，我走后，她上完中班不敢回宿舍，呆在车间拿一张报纸看到天亮。大家发现她神思恍惚，报告了领导，领导派人把她送回徐州了。
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宿舍。高考恢复以后，我真的上大学去了。
但是小白，那最难忘的岁月中我的室友，你现在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