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到现在已有七十年了。随着“四风”整治的深入，重温甲申之殇，再来品鉴这段由崇祯、李自成、朱由崧、吴三桂四个大佬演绎的“历史剧”时，竟有新的发现。
　　形式主义——崇祯。崇祯在位时，“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论权力，他是一国之君；论财力，他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不去救灾治国，而是尽搞一些“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罪己诏》以及减膳、撤乐的面子工程，光是痛心疾首、剖析深刻的《罪己诏》就玩了六次之多，最终咎由自取，吊死在煤山之上。
　　官僚主义——李自成。史载李自成“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但他“进了北京以后，便进了皇宫”，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似乎全不在意”。当制将军李岩提出严肃军纪、凝聚民心、清理前朝旧臣、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等建议时，李自成“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他在位仅四十余天，留给后人无数的叹息与思考。
　　享乐主义——南明王。崇祯上吊后，堂弟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其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南明王在位仅一年余，即被清军所俘。他即位后，一年內三次下令选淑女入宫，花巨资修慈禧殿，仅造龙凤床座、床顶架、宫殿陈设金玉等项就“越数十万两”。其造皇后冠时，命内臣采购猫儿眼、祖母绿及大珠重一钱以上者百余颗。后人称其为“明朝及南明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
　　奢靡之风——吴三桂。在管辖土地少、人口少、经济并不发达的背景下，吴三桂大兴土木，填平了半个翠湖，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黄金殿，仅后宫之选，就殆及千人。公暇之时，他经常“召幕中诸名士宴会。酒酣，三桂擫笛，宫人以次高唱入云。旋呼颁赏，则珠玉金帛堆置满前，诸官人相率攘取，三桂辄顾之以为乐”。当“三藩之乱”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他的财力严重不足，逐渐坠入失败的深渊。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细而思之，三百七十年前的这四位风云人物除了“四风”之外，难道就没有“崇祯面对执政考验时的能力不足，李自成面对外部环境考验时的精神懈怠，南明王面对权力和地位考验时的消极腐败，吴三桂面对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考验时的脱离群众”等等问题吗？如今时移势易，“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犹然耳畔，何去何从？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