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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学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县委书记，战争年代叱咤疆场，先后7次负伤。虽然他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头上还戴着毛泽东称赞的“三个第一”的光环(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但当许多部下和同时代人群星耀眼时，他却与军衔失之交臂，转业地方后，官不过副省；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和毛泽东的单独合影都没有。作为建国后绝无仅有的以副部级之职(逝世后，追授为正部级)被中央盖棺论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英雄色彩不仅没随岁月消退，反而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被历史湮没的贺敏学：引毛泽东兵上井冈，帮王佐、袁文才改造部队，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上炮声隆
1904年，贺敏学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地主家庭。就读永新县禾川中学期间，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成为同窗挚友。1927年3月，贺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胞妹贺子珍、贺怡同为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委员，时称“永新三贺”、“贺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动后，贺敏学被推举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千余人来到永新三湾，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贺敏学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向袁文才作了通报。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毛泽东传》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
10月27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农革命军一营任宣教科长的贸敏学调至井冈山。原来，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就已通过永新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王新亚(在秋收起义时牺牲)知道了贺敏学。
毛泽东调贺敏学上山，首先是为了召开一次有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也就在这时，贺敏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后，贺敏学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以便咨询有关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情况。
贺敏学利用和袁文才的关系，在毛泽东、袁文才两边穿针引线，使得毛、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温。不久，毛泽东答应了袁文才的邀请，搬到茅坪八角楼居住。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很是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在袁家。一来二去，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熟悉起来。贺子珍成了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一带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的最好访问对象。
为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造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贺敏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于他从不居功自诩，加上各种原因，致使解放后党史、革命史涉及对袁、王部队改造的内容时，鲜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未加提及。在贺敏学逝世后，当时在袁、王部队担任过连党代表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在悼念文章里，才将贺敏学的这段经历给历史和后人作了个明确清晰的交代。
1928年6月22日，在反江西国民党军第四次“进剿”的龙源口战斗前夕的干部会议上，贺敏学陈述了一个出奇制胜的设想：敌前线指挥部设于龙源口附近的白口村，如我军在白口村后的武功潭一带山岭埋伏一支小分队，待敌我双方激战之时，突袭并打掉敌指挥部，势必造成敌指挥失灵，为我军的胜利创造条件。
经贺敏学这么一说，袁文才想起去年7月和王佐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时的情景。那次，他们的进攻路线并没有经新、老七溪岭，而是从老七溪岭西麓绕向秋溪附近的武功潭。袁文才接过贺敏学的话说：我对武功潭一带的地形也熟悉，就让我带1个连和贺敏学一起去吧。
经过研究讨论，会议采纳了贺敏学的意见，由他和袁文才率三十二团1个连及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于武功潭一带埋伏，配合作战，并相机袭击敌前线指挥部。
敌军几个团向新、老七溪岭发动的两头攻势十分猛烈。正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贺敏学和袁文才率兵奇袭白口村，收到了救急奇效。敌军得知指挥部遭袭，乱成一团，全线崩溃，夺路往永新逃跑。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乘胜追击；此战共计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千余支。
6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塘边结为革命伴侣。当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在一些人眼里，贺敏学也随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却平静地说：“子珍和谁结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党员。”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探得红军大部队远在湘南未回，井冈山根据地空虚，遂纠合4个团兵力，分两路“会剿”。守卫井冈山的只有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团部，势单力薄。驻永新的三十一团一营除留下1个连在原地牵制敌人外，其余部队连夜从永新赶回井冈山，贺敏学率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也随同上山参战。
敌强我弱，眼看战事极为不利，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感叹道：要是我们也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的贺敏学突然记起：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曾缴获过一门迫击炮，坏了一个地方，送到茨坪军械所修理，不知修好了没有。
朱云卿喜出望外，准备派人到茨坪去取。贺敏学考虑自己熟门熟路，又是战斗间隙，便和连长谭希林、班长刘荣辉同往。他们来回4个小时，到下午4点左右，终于把迫击炮以及仅有的三发炮弹抬上了黄洋界。
此时，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敌人的攻势虽没有当初猛烈，但红军和赤卫队的抵抗却越来越弱，不仅子弹所剩无几，人也乏了。这门姗姗来迟的迫击炮，在连发两发哑弹后，最后一发终于吼响了。敌军见红军有炮，以为主力回撤，仓皇逃跑。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井冈山根据地保住了。毛泽东闻讯大悦，欣然命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的华彩篇章，内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一句，就是对这关键一炮颇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可以说，这一炮对保卫黄洋界乃至井冈山根据地都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贺敏学在关键时刻，自告奋勇和战友抬炮上山，功不可没。有关此事，他从未对外界讲过，所以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那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何人。
几十年过去后，已是解放军中将的谭希林和总后勤部秘书长的刘荣辉才道出此事。贺敏学的永新老乡，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忆井冈山斗争诸事时，也留下了一行简短文字：“(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指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 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
毛泽东缓缓地对贺敏学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1933年3月中下旬，贺敏学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三军参谋长，指挥部设在会昌。红二十三军转战于粤赣和闽西大地，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成为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在军事上又胡乱指挥，战争陷入危局。9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华夫)来到瑞金，以中革军委顾问身份行使指挥权，积极推行“左”倾教条错误军事路线，使得战争形势越发严峻。看到红军连战皆北，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消耗战中倒在前沿阵地上，贺敏学忍不住对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发表了不同看法。谁知，他的这些话马上被上报，随即，一场政治斗争便降临到了贺敏学身上。他受批斗的理由是：支持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不久，贺敏学被撤销职务，调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学习。
贺敏学被释兵权，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意图进一步削弱毛泽东在军队的影响有关，只不过他们没有讲得那么露骨，而是把贺敏学作为“邓、毛、谢、古”线上的人。在此之前，毛、贺两家的亲人都连遭打击。贺敏学的胞妹、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贺怡，由于拒绝揭发丈夫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继毛泽覃被解除职务、送往中央苏区北线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后，也被免职送进了中央党校，当作重点斗争对象，险被开除党籍，幸有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力保。贺敏学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甘冒风险投身革命，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却嫌他们成分不好，连勤杂工作也不让他们干。由于贺敏学不在中央和总部机关，所担职务也不显赫，平时又不显山露水，暂时被那些当权者忽略，直到这次才被“收网”。相比之下，对他的清算已算较迟的了。
1934年2月，红大校长何长工调离后，贺敏学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在一些人的影响下，有些教员和学员动辄用白眼看他，挑他的刺。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贺敏学知道抗争无用，索性埋头教学。上课之余，自己也补习文化，研究战术。但后来，那些人连让贺敏学当教员都不放心，害怕他在学员中散布不利言论，干脆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此时，毛泽东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云石山上居住，距红大不远，贺敏学不时前去看望。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来迎接时，贺敏学一下子兴奋起来，抱起孩子就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这甥舅相聚的欢乐气氛，也深深感染了赋闲的毛泽东。
在贺敏学与毛泽东谈话时，天真活泼的小毛在两个大人中间快乐地转圈圈，使得这场谈话一点也不沉闷。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许多老同志在谈论或回忆贺敏学时，少不得要提到他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不得其志的一面。此情此因，除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毛泽东确实有关。概而言之，是沾光少受累多。就把1928年至1934年作为一个横断面来说，这是贺敏学一生中工作调动最为频繁之时，而每次调动几乎都随毛泽东的起落而起落。贺敏学跟毛泽东的姻亲关系，被置于路线斗争的平台上，他就无法摆脱跟毛泽东有关的命运安排。
由于贺敏学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算毛泽东地位如日中天时，别人对贺敏学也难免有种距离感。所以不管贺敏学表现如何，能力多强，一些人都难以消弭这种距离感。重用你，是因为你确有能力，打仗有方，也适当照顾到毛泽东的面子；不重用你，是因为你有那种关系，跟你要保持一种距离，要跟你斗一斗，要跟你身后的人物暗中较劲，甚至可以明示：革命者就是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不重用他，还是为你避嫌，使你免授人以柄!
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毛泽东忽地止步，仰望片刻，才幽幽地吐出杜甫的诗句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贺子珍和弟弟贺敏仁都在转移人员之列，小毛跟随部队行动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给谁好呢?贺子珍和奉命留在苏区的兄长贺敏学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也只有托给妹妹贺怡了，因为她和毛泽覃也是留下来的人员。
送走贺子珍后，贺敏学马上到瑞金梅坑马道口，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报到，参加中央军区的筹组工作。
贺敏学从来不炫耀自己的经历，妻子李立英还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丈夫竟是贺子珍的亲哥哥
贺敏学胞弟贺敏仁在永新暴动失败后因年纪尚小，先是寄养在舅母家，后一路躲过敌人的追杀，跑上了井冈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红军中当了司号兵。红军长征到达藏区毛儿盖时，再三明令要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了庙里的1000块花边(银元)。贺敏仁所在的师部立即下令把他绑起来，要予以枪毙。贺敏仁否认拿钱之说，只承认肚子太饿，偷吃了供品。他恳求一位永新同乡，替他传口信给姐姐、姐夫，反映实情，救他一命。事情泄露后，更惹恼了部队首长，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当毛泽东指出要审清情况、缓期执行的电报到达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关于贺敏仁的死，部队曾经议论纷纷：有人说就是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陷害、小题大做，以此来打击毛泽东。其疑点是：一个健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小小年纪的贺敏仁，哪里拿得走1000块银元?何况在他死后，随身的物品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
在贺敏仁之前，贺家已有十几位亲属为革命献身，其中有贺敏学最小的胞妹贸仙圆，她在永新暴动中为狱中的贺敏学送情报，遭敌人剜眼惨死。
贺敏学在掩护中央苏区突围以及此后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跟随项英、陈毅，九死一生，数次负伤。落入敌人魔掌后，坚贞不屈，与叛徒龚楚作斗争；逃出牢笼后，历尽艰辛，寻找组织。胞妹贺怡在残酷的斗争中，也不逊色于兄长和参加长征的姐姐：她因叛徒出卖身陷囹图后，为明心志，在狱中不惜吞金自杀。后来，中共中央以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做交换，这才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贺怡。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贺家亲人共赴抗日战场。贺敏学之父贺焕文不幸身染沉疴，病逝于赣南。上级考虑到贺焕文、温吐秀夫妇为革命所作的无私奉献，特批了100块银元，用作安葬费及温吐秀今后的生活费用。但贺敏学、贺怡兄妹却不事声张，只为父亲买了口棺木，把剩下的大多数钱交给了当地党组织。直到1941年清明节，当地党组织才了解到其中原委，乃为贺焕文立碑。新中国成立后，贺焕文被定为革命烈士。 在新四军里，贺敏学历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参谋长、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第一师特务团团长等职，立下了赫赫战功。每到一个部队，有的指战员在得知他的背景后，私下里难免议论纷纷：“听说贺参谋长是老井冈，两个妹妹，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个是毛主席胞弟的夫人。”“妹妹是主席夫人，贺参谋长不就成了国舅?”
贺敏学听到指战员把自己说成“国舅”，心里感到很不舒畅，既诚恳又严肃地对那些知情者说：“你们可以叫我贺敏学同志，也可以叫我贺参谋长，我只是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这里没有国舅。”
贺敏学从不向部队炫耀自己的资历以及与毛泽东的关系，连妻子也不透露半句。他和新四军女战士李立英从恋爱到结婚，从未提及这段家事。直到一年半后，李立英才从别人那里得知真相，不禁大吃一惊：贺子珍竟是贺敏学的妹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没听他提起呢?贺敏学回来后，李立英忍不住问及此事。贺敏学说：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李立英明白丈夫的良苦用心，此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丈夫不愿讲的事，她一字不提，
毛泽东在贺子珍出国到苏联后，仍然没有抹去对贺家的情感。贺怡出狱到延安时，生命垂危，医院怕有意外，做手术前要家属签字。毛泽东便代为签字，指示要用最好的药救治贺怡，并且每天都询问手术情况，直到贺怕痊愈。贺敏学母亲温吐秀辗转到延安后，身边没有亲人，毛泽东便时为关照。老人病逝后，毛泽东出资为老人下葬。
毛泽东称赞贺敏学：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的任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1954年6月，时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
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会议空当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西餐。秘书孙海林受命送娇娇到公交车站，娇娇却提出要再走一段路，孙海林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娇娇说，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孙海林回来告知此事后，贺敏学鼻子一酸：“毛主席管孩子太紧了!”
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贺敏学，请他于翌日晚7点来丰泽园作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
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贺敏学一一作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事后，贺敏学告诉妻子，毛泽东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武装暴动第一，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上井冈第一，是指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最早渡过长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的话题很快转到了贺子珍身上。
自贺子珍在上海生病后，毛泽东十分牵挂，派女儿娇娇前去看望。与女儿重逢，贺子珍大喜之下，不停地向女儿打听毛泽东的情况，情感上无法放开，精神也高度紧张，接着便是发病。毛泽东曾向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悉从其稿费中开支。但陈毅回答：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
毛泽东问了贺子珍各个方面的情况。贺敏学告诉他：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和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一丝伤感，半天没有作声。良久，他才从沙发上站起，在会客室踱着方步，扳着手指头数起了贺子珍的年龄，尔后对贺敏学说：子珍现在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乍听毛泽东这话，贺敏学一时怔住了。贺敏学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替贺子珍着想，但他也知道，在贺子珍发生情感变故后，苏联的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国后仍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她一概拒绝了。当李立英关心她今后的生活时，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针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贺敏学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理了理思路说：主席，子珍妹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毛泽东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娇在我身边很好，已经读中学了，今后每年都让娇娇到上海看望妈妈。让子珍安心治病，好好生活，你和立英要多照顾照顾她。
贺敏学离京前，娇娇又到饭店见了舅舅一面，照样是坐公交车来的。贺敏学塞给娇娇一些钱，她不肯要。贺敏学说：孙秘书跟我说了，你就收下吧，就算是舅舅送你几本书看看。
新中国第一次评级时，组织上原本要给贺敏学定7级，对他这种资历的人来说，并不算高，可他却主动退到8级，而且一辈子未再上调。因为转业到了地方，致使这位战争年代的虎将与军衔无缘。看到他的不少老部下都穿上了上将、中将服，即使没戴军衔的也位高权重，贺敏学的秘书难免要为首长惋惜。可贺敏学却心如止水，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
贺敏学不止一次对妻子说：子珍身体有病，我们没病呀，可不能犯错误！
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贺敏学长谈时，特地叮嘱他和李立英要多照顾贺子珍。贺敏学对贺子珍自有深切的兄妹情感，但他知道，毛泽东还如此相托，另有他的苦心。于是，他对妹妹的情感里，还包含着毛泽东的重托，由此更是事事想着妹妹，处处顺着妹妹。
1955年，贺敏学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受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李立英也想把13岁的女儿小平带去。贺敏学虽然喜欢孩子，却说：“小平懂事了，还是让她留在上海陪子珍妹。”于是，夫妻俩只带4岁的小女儿汪洋去了西安。贺子珍和兄妹们的4个孩子住在一起，也不那么寂寞了。她挺喜欢孩子，还教他们学说俄语。至于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类的家务，全由李立英的母亲包了。李立英每个月的工资悉数寄回上海，寄给母亲，用以支撑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贺敏学不负众望，带出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 国家“一五”计划的建设立下殊勋。1958年，原拟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进京报到时，忽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贺敏学调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海市的新领导对她显得较为漠然，二是由于朱旦华(原毛泽民之妻)的丈夫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贺子珍到江西初期，情绪不错。孰料，1959年在庐山和毛泽东的见面，造成她的大喜大悲，并因此重病一场。贺敏学得悉，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便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去南昌照看她。
1960年，贺敏学得知不幸偏瘫的李立英病情大有好转，便想接妻子到福建。李立英想让女儿小平和老母亲也一起来福建。贺敏学考虑到，贺子珍现在虽在江西，但还要经常回上海，如果岳母和大女儿小平也到福建，妹妹回上海后怎么办?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有个温暖安定的家，还是把岳母和小平留在上海，有她们陪伴、护理着，妹妹回上海后才不会感到寂寞。李立英同意丈夫的想法，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的家不致于散掉，她宁愿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团圆，把小平和母亲留在上海。
在江西，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越来越严重，体质急剧衰弱下来。贺敏学对妹妹心疼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
得知贺子珍到福州和兄嫂同住，毛泽东十分欣慰，派女儿李敏常去看望。毛泽东还托人送去好烟，有时不明说送贺子珍，是送贺敏学抽，但大家心照不宣。贺敏学把烟交给贺子珍，贺子珍也分一些给哥哥抽。
随着贺子珍心情的好转，贺敏学和李立英慢慢了解到了庐山见面的那一幕。贺子珍一直盼望有人帮她向毛泽东传话再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福建。贺子珍听说后，要李立英同她一起去省委交际处看陈伯达。贺敏学当然不同意，他不止一次对妻子说：子珍身体有病，我们没病呀，可不能犯错误！
贺子珍住在福州时，李敏来福州的次数也多了。李敏每次到上海、南昌、福州．几乎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不是“子珍”就是“桂妹”。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中秋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圆、桂花，取意“蟾宫折桂”、“花好月圆”。
毛泽东终究不是神，而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据李敏说，每次都是父亲让她去的，而且总要带些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从娇娇那里，贺敏学、李立英还了解到：贺子珍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心里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但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许多，也不能无视江青的存在。一次，毛泽东曾对娇娇说：江青对我不好，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不上我这儿了，她不爱我，同你妈妈完全不同，说到贺子珍，毛泽东当着女儿的面流了泪。娇娇说，那让妈妈来北京吧。毛泽东叹了口气，搂着女儿说：不行啊，李讷也长大了，她会怎么想?全国人民会怎么想?
从那次谈话中，贺敏学感到，毛泽东在家庭纠纷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75年1月中旬，新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贺敏学一度冷却的心被重新点燃起来。贺敏学回到福州后，重新筹组建委，抱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敏学盼望能到北京参加告别仪式，但控制大局的江青一伙怎么能让他去呢?贺敏学为此颇为恼火，他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一个月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贺敏学十分激动，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
贺敏学退居二线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让他最感慨而高兴的事，是妹妹贺子珍在被冷冻数十年后，重见天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并敬献花圈。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病逝于福州。中共中央追授他为正部级，在悼词中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消息传出，许多长年为贺敏学待遇低、官越当越小而鸣不平的老部下热泪潸潸，奔走相告：“贺老终于有‘家’可归了!”
虽然贺敏学生前受过许多委屈，屡遭坎坷磨难，但在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倦奋斗60多年后，党中央终于对他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纵观建国以来，以一副部级职务而享“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名者，大概绝无仅有，贺敏学以生前功绩、品行赢得了身后名。
贺敏学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为老战友挽联致哀，其云：“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福建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在战争年代曾是贺敏学的老搭档(贺为师长，伍为政委)，与贺敏学相知甚深，因此挽联也写得情真意切：“井冈擎红旗，紧跟朱毛行；献身为主义，不图功禄名；革命六十载，坚贞贯一生；典范鼓来者，竞赴新长征”。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文史馆馆长、著名剧作家陈虹含泪挥毫作《哭贺公》一诗，其中也讲到贺敏学和毛泽东的井冈情缘：“……烽烟迷漫，井冈帜赤。兄妹情浓，身随主席。南征北战，沙场奔驰……”
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也情动于怀，拿起手中的笔向世人叙说：“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在妻子李立英等亲属的护送下，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贺敏学回到了革命的起点，回到了和毛泽东相知相倚的井冈岁月。
被历史湮没的贺敏学：引毛泽东兵上井冈，帮王佐、袁文才改造部队，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上炮声隆
1904年，贺敏学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地主家庭。就读永新县禾川中学期间，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成为同窗挚友。1927年3月，贺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胞妹贺子珍、贺怡同为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委员，时称“永新三贺”、“贺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动后，贺敏学被推举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千余人来到永新三湾，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贺敏学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向袁文才作了通报。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毛泽东传》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
10月27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农革命军一营任宣教科长的贸敏学调至井冈山。原来，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就已通过永新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王新亚(在秋收起义时牺牲)知道了贺敏学。
毛泽东调贺敏学上山，首先是为了召开一次有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也就在这时，贺敏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后，贺敏学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以便咨询有关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情况。
贺敏学利用和袁文才的关系，在毛泽东、袁文才两边穿针引线，使得毛、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温。不久，毛泽东答应了袁文才的邀请，搬到茅坪八角楼居住。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很是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在袁家。一来二去，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熟悉起来。贺子珍成了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一带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的最好访问对象。
为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造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贺敏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于他从不居功自诩，加上各种原因，致使解放后党史、革命史涉及对袁、王部队改造的内容时，鲜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未加提及。在贺敏学逝世后，当时在袁、王部队担任过连党代表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在悼念文章里，才将贺敏学的这段经历给历史和后人作了个明确清晰的交代。
1928年6月22日，在反江西国民党军第四次“进剿”的龙源口战斗前夕的干部会议上，贺敏学陈述了一个出奇制胜的设想：敌前线指挥部设于龙源口附近的白口村，如我军在白口村后的武功潭一带山岭埋伏一支小分队，待敌我双方激战之时，突袭并打掉敌指挥部，势必造成敌指挥失灵，为我军的胜利创造条件。
经贺敏学这么一说，袁文才想起去年7月和王佐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时的情景。那次，他们的进攻路线并没有经新、老七溪岭，而是从老七溪岭西麓绕向秋溪附近的武功潭。袁文才接过贺敏学的话说：我对武功潭一带的地形也熟悉，就让我带1个连和贺敏学一起去吧。
经过研究讨论，会议采纳了贺敏学的意见，由他和袁文才率三十二团1个连及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于武功潭一带埋伏，配合作战，并相机袭击敌前线指挥部。
敌军几个团向新、老七溪岭发动的两头攻势十分猛烈。正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贺敏学和袁文才率兵奇袭白口村，收到了救急奇效。敌军得知指挥部遭袭，乱成一团，全线崩溃，夺路往永新逃跑。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乘胜追击；此战共计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千余支。
6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塘边结为革命伴侣。当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在一些人眼里，贺敏学也随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却平静地说：“子珍和谁结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党员。”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探得红军大部队远在湘南未回，井冈山根据地空虚，遂纠合4个团兵力，分两路“会剿”。守卫井冈山的只有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团部，势单力薄。驻永新的三十一团一营除留下1个连在原地牵制敌人外，其余部队连夜从永新赶回井冈山，贺敏学率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也随同上山参战。
敌强我弱，眼看战事极为不利，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感叹道：要是我们也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的贺敏学突然记起：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曾缴获过一门迫击炮，坏了一个地方，送到茨坪军械所修理，不知修好了没有。
朱云卿喜出望外，准备派人到茨坪去取。贺敏学考虑自己熟门熟路，又是战斗间隙，便和连长谭希林、班长刘荣辉同往。他们来回4个小时，到下午4点左右，终于把迫击炮以及仅有的三发炮弹抬上了黄洋界。
此时，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敌人的攻势虽没有当初猛烈，但红军和赤卫队的抵抗却越来越弱，不仅子弹所剩无几，人也乏了。这门姗姗来迟的迫击炮，在连发两发哑弹后，最后一发终于吼响了。敌军见红军有炮，以为主力回撤，仓皇逃跑。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井冈山根据地保住了。毛泽东闻讯大悦，欣然命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的华彩篇章，内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一句，就是对这关键一炮颇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可以说，这一炮对保卫黄洋界乃至井冈山根据地都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贺敏学在关键时刻，自告奋勇和战友抬炮上山，功不可没。有关此事，他从未对外界讲过，所以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那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何人。
几十年过去后，已是解放军中将的谭希林和总后勤部秘书长的刘荣辉才道出此事。贺敏学的永新老乡，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忆井冈山斗争诸事时，也留下了一行简短文字：“(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指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 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
毛泽东缓缓地对贺敏学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1933年3月中下旬，贺敏学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三军参谋长，指挥部设在会昌。红二十三军转战于粤赣和闽西大地，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成为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在军事上又胡乱指挥，战争陷入危局。9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华夫)来到瑞金，以中革军委顾问身份行使指挥权，积极推行“左”倾教条错误军事路线，使得战争形势越发严峻。看到红军连战皆北，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消耗战中倒在前沿阵地上，贺敏学忍不住对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发表了不同看法。谁知，他的这些话马上被上报，随即，一场政治斗争便降临到了贺敏学身上。他受批斗的理由是：支持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不久，贺敏学被撤销职务，调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学习。
贺敏学被释兵权，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意图进一步削弱毛泽东在军队的影响有关，只不过他们没有讲得那么露骨，而是把贺敏学作为“邓、毛、谢、古”线上的人。在此之前，毛、贺两家的亲人都连遭打击。贺敏学的胞妹、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贺怡，由于拒绝揭发丈夫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继毛泽覃被解除职务、送往中央苏区北线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后，也被免职送进了中央党校，当作重点斗争对象，险被开除党籍，幸有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力保。贺敏学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甘冒风险投身革命，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却嫌他们成分不好，连勤杂工作也不让他们干。由于贺敏学不在中央和总部机关，所担职务也不显赫，平时又不显山露水，暂时被那些当权者忽略，直到这次才被“收网”。相比之下，对他的清算已算较迟的了。
1934年2月，红大校长何长工调离后，贺敏学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在一些人的影响下，有些教员和学员动辄用白眼看他，挑他的刺。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贺敏学知道抗争无用，索性埋头教学。上课之余，自己也补习文化，研究战术。但后来，那些人连让贺敏学当教员都不放心，害怕他在学员中散布不利言论，干脆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此时，毛泽东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云石山上居住，距红大不远，贺敏学不时前去看望。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来迎接时，贺敏学一下子兴奋起来，抱起孩子就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这甥舅相聚的欢乐气氛，也深深感染了赋闲的毛泽东。
在贺敏学与毛泽东谈话时，天真活泼的小毛在两个大人中间快乐地转圈圈，使得这场谈话一点也不沉闷。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许多老同志在谈论或回忆贺敏学时，少不得要提到他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不得其志的一面。此情此因，除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毛泽东确实有关。概而言之，是沾光少受累多。就把1928年至1934年作为一个横断面来说，这是贺敏学一生中工作调动最为频繁之时，而每次调动几乎都随毛泽东的起落而起落。贺敏学跟毛泽东的姻亲关系，被置于路线斗争的平台上，他就无法摆脱跟毛泽东有关的命运安排。
由于贺敏学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算毛泽东地位如日中天时，别人对贺敏学也难免有种距离感。所以不管贺敏学表现如何，能力多强，一些人都难以消弭这种距离感。重用你，是因为你确有能力，打仗有方，也适当照顾到毛泽东的面子；不重用你，是因为你有那种关系，跟你要保持一种距离，要跟你斗一斗，要跟你身后的人物暗中较劲，甚至可以明示：革命者就是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不重用他，还是为你避嫌，使你免授人以柄!
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毛泽东忽地止步，仰望片刻，才幽幽地吐出杜甫的诗句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贺子珍和弟弟贺敏仁都在转移人员之列，小毛跟随部队行动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给谁好呢?贺子珍和奉命留在苏区的兄长贺敏学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也只有托给妹妹贺怡了，因为她和毛泽覃也是留下来的人员。
送走贺子珍后，贺敏学马上到瑞金梅坑马道口，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报到，参加中央军区的筹组工作。
贺敏学从来不炫耀自己的经历，妻子李立英还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丈夫竟是贺子珍的亲哥哥
贺敏学胞弟贺敏仁在永新暴动失败后因年纪尚小，先是寄养在舅母家，后一路躲过敌人的追杀，跑上了井冈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红军中当了司号兵。红军长征到达藏区毛儿盖时，再三明令要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了庙里的1000块花边(银元)。贺敏仁所在的师部立即下令把他绑起来，要予以枪毙。贺敏仁否认拿钱之说，只承认肚子太饿，偷吃了供品。他恳求一位永新同乡，替他传口信给姐姐、姐夫，反映实情，救他一命。事情泄露后，更惹恼了部队首长，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当毛泽东指出要审清情况、缓期执行的电报到达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关于贺敏仁的死，部队曾经议论纷纷：有人说就是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陷害、小题大做，以此来打击毛泽东。其疑点是：一个健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小小年纪的贺敏仁，哪里拿得走1000块银元?何况在他死后，随身的物品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
在贺敏仁之前，贺家已有十几位亲属为革命献身，其中有贺敏学最小的胞妹贸仙圆，她在永新暴动中为狱中的贺敏学送情报，遭敌人剜眼惨死。
贺敏学在掩护中央苏区突围以及此后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跟随项英、陈毅，九死一生，数次负伤。落入敌人魔掌后，坚贞不屈，与叛徒龚楚作斗争；逃出牢笼后，历尽艰辛，寻找组织。胞妹贺怡在残酷的斗争中，也不逊色于兄长和参加长征的姐姐：她因叛徒出卖身陷囹图后，为明心志，在狱中不惜吞金自杀。后来，中共中央以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做交换，这才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贺怡。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贺家亲人共赴抗日战场。贺敏学之父贺焕文不幸身染沉疴，病逝于赣南。上级考虑到贺焕文、温吐秀夫妇为革命所作的无私奉献，特批了100块银元，用作安葬费及温吐秀今后的生活费用。但贺敏学、贺怡兄妹却不事声张，只为父亲买了口棺木，把剩下的大多数钱交给了当地党组织。直到1941年清明节，当地党组织才了解到其中原委，乃为贺焕文立碑。新中国成立后，贺焕文被定为革命烈士。 在新四军里，贺敏学历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参谋长、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第一师特务团团长等职，立下了赫赫战功。每到一个部队，有的指战员在得知他的背景后，私下里难免议论纷纷：“听说贺参谋长是老井冈，两个妹妹，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个是毛主席胞弟的夫人。”“妹妹是主席夫人，贺参谋长不就成了国舅?”
贺敏学听到指战员把自己说成“国舅”，心里感到很不舒畅，既诚恳又严肃地对那些知情者说：“你们可以叫我贺敏学同志，也可以叫我贺参谋长，我只是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这里没有国舅。”
贺敏学从不向部队炫耀自己的资历以及与毛泽东的关系，连妻子也不透露半句。他和新四军女战士李立英从恋爱到结婚，从未提及这段家事。直到一年半后，李立英才从别人那里得知真相，不禁大吃一惊：贺子珍竟是贺敏学的妹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从没听他提起呢?贺敏学回来后，李立英忍不住问及此事。贺敏学说：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李立英明白丈夫的良苦用心，此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丈夫不愿讲的事，她一字不提，
毛泽东在贺子珍出国到苏联后，仍然没有抹去对贺家的情感。贺怡出狱到延安时，生命垂危，医院怕有意外，做手术前要家属签字。毛泽东便代为签字，指示要用最好的药救治贺怡，并且每天都询问手术情况，直到贺怕痊愈。贺敏学母亲温吐秀辗转到延安后，身边没有亲人，毛泽东便时为关照。老人病逝后，毛泽东出资为老人下葬。
毛泽东称赞贺敏学：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的任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1954年6月，时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
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会议空当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西餐。秘书孙海林受命送娇娇到公交车站，娇娇却提出要再走一段路，孙海林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娇娇说，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孙海林回来告知此事后，贺敏学鼻子一酸：“毛主席管孩子太紧了!”
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贺敏学，请他于翌日晚7点来丰泽园作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
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贺敏学一一作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事后，贺敏学告诉妻子，毛泽东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武装暴动第一，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上井冈第一，是指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最早渡过长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的话题很快转到了贺子珍身上。
自贺子珍在上海生病后，毛泽东十分牵挂，派女儿娇娇前去看望。与女儿重逢，贺子珍大喜之下，不停地向女儿打听毛泽东的情况，情感上无法放开，精神也高度紧张，接着便是发病。毛泽东曾向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悉从其稿费中开支。但陈毅回答：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
毛泽东问了贺子珍各个方面的情况。贺敏学告诉他：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和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一丝伤感，半天没有作声。良久，他才从沙发上站起，在会客室踱着方步，扳着手指头数起了贺子珍的年龄，尔后对贺敏学说：子珍现在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乍听毛泽东这话，贺敏学一时怔住了。贺敏学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替贺子珍着想，但他也知道，在贺子珍发生情感变故后，苏联的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国后仍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她一概拒绝了。当李立英关心她今后的生活时，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针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贺敏学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理了理思路说：主席，子珍妹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毛泽东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娇在我身边很好，已经读中学了，今后每年都让娇娇到上海看望妈妈。让子珍安心治病，好好生活，你和立英要多照顾照顾她。
贺敏学离京前，娇娇又到饭店见了舅舅一面，照样是坐公交车来的。贺敏学塞给娇娇一些钱，她不肯要。贺敏学说：孙秘书跟我说了，你就收下吧，就算是舅舅送你几本书看看。
新中国第一次评级时，组织上原本要给贺敏学定7级，对他这种资历的人来说，并不算高，可他却主动退到8级，而且一辈子未再上调。因为转业到了地方，致使这位战争年代的虎将与军衔无缘。看到他的不少老部下都穿上了上将、中将服，即使没戴军衔的也位高权重，贺敏学的秘书难免要为首长惋惜。可贺敏学却心如止水，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
贺敏学不止一次对妻子说：子珍身体有病，我们没病呀，可不能犯错误！
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贺敏学长谈时，特地叮嘱他和李立英要多照顾贺子珍。贺敏学对贺子珍自有深切的兄妹情感，但他知道，毛泽东还如此相托，另有他的苦心。于是，他对妹妹的情感里，还包含着毛泽东的重托，由此更是事事想着妹妹，处处顺着妹妹。
1955年，贺敏学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受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李立英也想把13岁的女儿小平带去。贺敏学虽然喜欢孩子，却说：“小平懂事了，还是让她留在上海陪子珍妹。”于是，夫妻俩只带4岁的小女儿汪洋去了西安。贺子珍和兄妹们的4个孩子住在一起，也不那么寂寞了。她挺喜欢孩子，还教他们学说俄语。至于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类的家务，全由李立英的母亲包了。李立英每个月的工资悉数寄回上海，寄给母亲，用以支撑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贺敏学不负众望，带出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 国家“一五”计划的建设立下殊勋。1958年，原拟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进京报到时，忽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贺敏学调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海市的新领导对她显得较为漠然，二是由于朱旦华(原毛泽民之妻)的丈夫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贺子珍到江西初期，情绪不错。孰料，1959年在庐山和毛泽东的见面，造成她的大喜大悲，并因此重病一场。贺敏学得悉，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便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去南昌照看她。
1960年，贺敏学得知不幸偏瘫的李立英病情大有好转，便想接妻子到福建。李立英想让女儿小平和老母亲也一起来福建。贺敏学考虑到，贺子珍现在虽在江西，但还要经常回上海，如果岳母和大女儿小平也到福建，妹妹回上海后怎么办?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有个温暖安定的家，还是把岳母和小平留在上海，有她们陪伴、护理着，妹妹回上海后才不会感到寂寞。李立英同意丈夫的想法，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的家不致于散掉，她宁愿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团圆，把小平和母亲留在上海。
在江西，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越来越严重，体质急剧衰弱下来。贺敏学对妹妹心疼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
得知贺子珍到福州和兄嫂同住，毛泽东十分欣慰，派女儿李敏常去看望。毛泽东还托人送去好烟，有时不明说送贺子珍，是送贺敏学抽，但大家心照不宣。贺敏学把烟交给贺子珍，贺子珍也分一些给哥哥抽。
随着贺子珍心情的好转，贺敏学和李立英慢慢了解到了庐山见面的那一幕。贺子珍一直盼望有人帮她向毛泽东传话再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福建。贺子珍听说后，要李立英同她一起去省委交际处看陈伯达。贺敏学当然不同意，他不止一次对妻子说：子珍身体有病，我们没病呀，可不能犯错误！
贺子珍住在福州时，李敏来福州的次数也多了。李敏每次到上海、南昌、福州．几乎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不是“子珍”就是“桂妹”。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中秋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圆、桂花，取意“蟾宫折桂”、“花好月圆”。
毛泽东终究不是神，而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据李敏说，每次都是父亲让她去的，而且总要带些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从娇娇那里，贺敏学、李立英还了解到：贺子珍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心里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但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许多，也不能无视江青的存在。一次，毛泽东曾对娇娇说：江青对我不好，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不上我这儿了，她不爱我，同你妈妈完全不同，说到贺子珍，毛泽东当着女儿的面流了泪。娇娇说，那让妈妈来北京吧。毛泽东叹了口气，搂着女儿说：不行啊，李讷也长大了，她会怎么想?全国人民会怎么想?
从那次谈话中，贺敏学感到，毛泽东在家庭纠纷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无产阶级革命家”
1975年1月中旬，新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贺敏学一度冷却的心被重新点燃起来。贺敏学回到福州后，重新筹组建委，抱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敏学盼望能到北京参加告别仪式，但控制大局的江青一伙怎么能让他去呢?贺敏学为此颇为恼火，他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一个月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贺敏学十分激动，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
贺敏学退居二线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让他最感慨而高兴的事，是妹妹贺子珍在被冷冻数十年后，重见天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并敬献花圈。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病逝于福州。中共中央追授他为正部级，在悼词中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消息传出，许多长年为贺敏学待遇低、官越当越小而鸣不平的老部下热泪潸潸，奔走相告：“贺老终于有‘家’可归了!”
虽然贺敏学生前受过许多委屈，屡遭坎坷磨难，但在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倦奋斗60多年后，党中央终于对他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纵观建国以来，以一副部级职务而享“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名者，大概绝无仅有，贺敏学以生前功绩、品行赢得了身后名。
贺敏学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为老战友挽联致哀，其云：“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福建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在战争年代曾是贺敏学的老搭档(贺为师长，伍为政委)，与贺敏学相知甚深，因此挽联也写得情真意切：“井冈擎红旗，紧跟朱毛行；献身为主义，不图功禄名；革命六十载，坚贞贯一生；典范鼓来者，竞赴新长征”。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文史馆馆长、著名剧作家陈虹含泪挥毫作《哭贺公》一诗，其中也讲到贺敏学和毛泽东的井冈情缘：“……烽烟迷漫，井冈帜赤。兄妹情浓，身随主席。南征北战，沙场奔驰……”
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也情动于怀，拿起手中的笔向世人叙说：“敏学同志自井冈山参加革命以来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不愧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在妻子李立英等亲属的护送下，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贺敏学回到了革命的起点，回到了和毛泽东相知相倚的井冈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