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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7日，我应邀到北京某培训中心讲课，李草根大姐和薛总也来听了。这是两位朋友第三次听我讲课。午饭时，薛总和李大姐邀我下午去他们家做客，他们都住亦庄。
下午5点半，薛总带我们到了李大姐家楼下，我先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小保姆下来接我们上了四楼。门半开着，李大姐已立在门口，手拿一沓鞋套等着我们。对鞋套我不陌生，但是只有在进养鸡场、食品车间和化验室才套。给客人套鞋套，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本能的反应是不进去了，当时就说，我不进去了，直接去外面吃饭吧。李大姐很热情，她拉我进门，还拿来小凳让我坐下，并帮我套上鞋套。我很尴尬，就调侃道，大姐让我套鞋套是不是怕我带来禽流感?没想到李大姐说，不是，主要是为年轻人着想，便于清扫卫生。我呆坐了一会，无话可说。茶几上有一盘已不新鲜的苹果，还有几瓶矿泉水。随行的秘书小马在李大姐的热情招呼下，伸手要拿苹果。我说，别吃了，咱们走吧。李大姐拦住我说，参观参观我的房子吧。参观完了她的大房子，我们又一起到了薛总家。薛总让换拖鞋，我说要换拖鞋我就不进去了，薛总没坚持。在他家坐了一会儿，薛总的妻子给我们沏了热茶，剥了柚子。我要告辞，薛总说晚饭已订好，还是吃了饭再走吧。于是大家分头乘车去饭店。
路上我私下对小马发火，我说她出门做客不懂察言观色，也不看主人有没有待客的诚意，就去拿苹果，太轻贱。我告诉她，要学会观察：让你吃苹果主人会备水果刀，有诚意会递到你手上，尊重你还会帮你削好。这些你看到了吗?有些知识你在大学里是学不到的。到了饭店，先说了些闲话。李大姐说，她很佩服我说过的“不被名累，不为利动，不让情伤，惟理行事”。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今天我就被情伤了。我到你们家，进门就让我套塑料袋，理由是便于打扫卫生，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活了51岁了，今天还是第一次被人情所伤。不过我是自取其辱，我完全可以拒绝，可还是屈从了，这怪不得你。李大姐解释说，不光对你，对谁都一样，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了都要套这个，就连牛根生和一位老部长来了也要套这个。到蒙牛去全都套这个，这就是蒙牛文化。我不能认可李大姐的说法，反驳她说，你是搞文化的，什么是文化?要我说，真善关为文，潜移默化为化，让客人套塑料袋是真善美吗?这不是尊重客人，而是让客人尊重你们，为你们自己着想，便于打扫卫生，这叫什么文化?
我说，要求客人套鞋套不是文化，是在侮辱客人，是一种坏习惯。主人要求客人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也不符合待客之道。客随主便应该出自客人之口，这个角色是不能颠倒的。
李大姐反复解释，北京家家都这样。我们不是歧视你，更不是侮辱你。我们潜意识里都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到别人家也这样，入乡随俗是儒家的精神。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文化的本质就是习惯，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这就是中庸。既然你偏不这样，那我们接受意见，你再来我们可以允许你不套鞋套，不就皆大欢喜吗?不就过去了吗?
我们辩论了两个小时，我感觉我怎么都说不透这个事。当时我喝了很多高浓度的白酒，到后来气得我把脚抬起来让他们看鞋底是不是有泥，会不会脏了他们的地板。
李大姐始终不能理解我的真实感受，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会那么大。气氛稍有缓和时，我诚恳地说，牛根生和老部长套上鞋套进你家，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不过人家没说出来，我说出来了罢了。李大姐始终面带笑容，非常耐心，她说，真朋友才会说真心话，这就是孙大午的真和实。她还让我的秘书有机会把这一段写出来，她帮助修改。饭后，李大姐和薛总送我到高速路口。李大姐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我们拥抱道别。
那天晚上，酒喝多了说了很多过头话，第二天酒醒后我很自责，就给李大姐发短信：昨晚喝酒，我多你少，学您的风度!有机会希望能深谈。李大姐没理我。下午又发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
我知道李大姐和大午集团的刘总约定，12月3日大午集团的高层干部要在她的引导下参观蒙牛北京公司。我告诉刘总，我和大姐的不愉快是暂时的，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要她处理好和大姐的关系，我在餐桌上言语重的地方，委托她打听一下，并代为致歉!
第三天，我等来了李大姐的第一封来信，她认为给我穿鞋套就像防止随地吐痰一样，是一种“文明礼貌的正常行为”，并宣布：“中断实质性的项目合作”……我们分手时已约好，谁也不许再提那晚的事，没想到李大姐会违约，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我很受刺激，便回击她家是“老鼠洞”、“邪恶”等。
没想到，李大姐把我和她的私人邮件用群发形式发给了其他人，包括我的秘书。她还给小马打电话，说孙大午是不是变态，还说我侮辱小马的人格。我很生气，因为我那晚把私下对小马发火的事在饭桌上说了，本意是提示她待客没诚意，借小马说事，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做文章。秘书们也感到惊异。按惯例，她们出差回来都会写写外出的见闻和感受发到公司内部简报上，事已至此，我就让她们把写的东西整理了一下，附上我和李大姐的几封邮件，公开发出了。李大姐的姓名我隐去了，秘书们写的东西，我一字未改。但是我提醒她们，准备挨骂吧。就这样，我把事情挑大了。
这件事很快通过媒体引起了广泛争论，也招来了很多谩骂。小小一只鞋套，令我失去了朋友，失掉了生意，也损害了个人的形象，对我的伤害是巨大的。网上热炒鞋套事件，网友们对我有支持，也有批评和批判，对此我都心存感激，也没介意那些匿名谩骂。我自己也反思是不是过了。
那晚我和李大姐辩论时，心里非常痛苦愤怒。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是，城里富裕起来的人和普通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我的身份是一个企业家，但心态上仍是一个农民，这次发火，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人格尊严长期被压抑感同身受的一次爆发，鞋套成了一个导火索。孔子赞颜回说：“不迁怒。”我这次是迁怒了。人们说我“小题大做”是对的。
有网友批评我，说“为孙大午居然要高举道德大旗用愚昧、落后、肮脏的卫生习惯取代文明、健康、清洁的卫生习惯而感到震惊!”这是“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冲突”等，这些东西我仍不认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一种误导。两个小鞋套没那么沉重，纯粹是一种习惯，近似于一种操作无意识，到不了文化之争，更到不了文明冲突的层面，它是一部分城市富人东施效颦的做作。从换拖鞋演变成套鞋套，既没有侮辱人的意思，也起不到保持卫生的作用。但它却给客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不适，为物伤人，我觉得不值。尽管李大姐随口说给我套鞋套是为了方便清扫卫生，但她内心未必会认为我这样一个有车代步的人，鞋会多么脏，人会随地吐痰。她是陷入了习惯的误区而无意识地操作。我自信我能说服她。因为把家里的客厅等同于食品车间、手术室、博物馆，把接待客人等同于对待上门服务的送水工，是牵强附会、违情悖理的事。任何违背情理的小事都值得认真。
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已到了“席好摆，客难请”的地步。如果我们请客，却要求客人讲卫生，为防范客人肮脏而准备鞋套，这个定义的前提就是请来的客人是不讲卫生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前提，客也就真的请不到了，在家里请客也近乎荒唐和滑稽了。
另外，我感觉鞋套事件的影响不会轻易终结。我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不后悔。10年前，我的妻子曾在去城里的亲戚家做客时受到类似的待遇，她从此再也没有登门。她对我说，你会得罪一些用鞋套待客的人，但你也会赢得一些不愿意套着鞋套做客的人。一位邻居老太太说：“你说出了人们想说不敢说的话。我自己的鞋子穿着很舒服，到人家里连拖鞋也不愿换。你把这事说出来对你自己没好处，可是对社会有好处。”
社会上的毁誉我不在乎，但是我非常在乎我的妻子和邻居老太太这些普通人的感受和态度，正因为他们的支持，使我不再惶恐。其实我从最初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挑战这个鞋套，我太渺小了，一个小小的鞋套，我感觉至今都说不透它，也刺不破它!
鞋套事件还让我想起狄更斯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感觉，物质文明未必就能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功利主义未必能自然地走向“与人为善”，人文意识和人文价值需要认真反思。我真心地希望，通过鞋套事件的讨论，城市家庭客厅的利用率会提高，鞋套的利用率会降低。
(本文作者系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编辑 谢豪英)
下午5点半，薛总带我们到了李大姐家楼下，我先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小保姆下来接我们上了四楼。门半开着，李大姐已立在门口，手拿一沓鞋套等着我们。对鞋套我不陌生，但是只有在进养鸡场、食品车间和化验室才套。给客人套鞋套，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本能的反应是不进去了，当时就说，我不进去了，直接去外面吃饭吧。李大姐很热情，她拉我进门，还拿来小凳让我坐下，并帮我套上鞋套。我很尴尬，就调侃道，大姐让我套鞋套是不是怕我带来禽流感?没想到李大姐说，不是，主要是为年轻人着想，便于清扫卫生。我呆坐了一会，无话可说。茶几上有一盘已不新鲜的苹果，还有几瓶矿泉水。随行的秘书小马在李大姐的热情招呼下，伸手要拿苹果。我说，别吃了，咱们走吧。李大姐拦住我说，参观参观我的房子吧。参观完了她的大房子，我们又一起到了薛总家。薛总让换拖鞋，我说要换拖鞋我就不进去了，薛总没坚持。在他家坐了一会儿，薛总的妻子给我们沏了热茶，剥了柚子。我要告辞，薛总说晚饭已订好，还是吃了饭再走吧。于是大家分头乘车去饭店。
路上我私下对小马发火，我说她出门做客不懂察言观色，也不看主人有没有待客的诚意，就去拿苹果，太轻贱。我告诉她，要学会观察：让你吃苹果主人会备水果刀，有诚意会递到你手上，尊重你还会帮你削好。这些你看到了吗?有些知识你在大学里是学不到的。到了饭店，先说了些闲话。李大姐说，她很佩服我说过的“不被名累，不为利动，不让情伤，惟理行事”。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今天我就被情伤了。我到你们家，进门就让我套塑料袋，理由是便于打扫卫生，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活了51岁了，今天还是第一次被人情所伤。不过我是自取其辱，我完全可以拒绝，可还是屈从了，这怪不得你。李大姐解释说，不光对你，对谁都一样，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来了都要套这个，就连牛根生和一位老部长来了也要套这个。到蒙牛去全都套这个，这就是蒙牛文化。我不能认可李大姐的说法，反驳她说，你是搞文化的，什么是文化?要我说，真善关为文，潜移默化为化，让客人套塑料袋是真善美吗?这不是尊重客人，而是让客人尊重你们，为你们自己着想，便于打扫卫生，这叫什么文化?
我说，要求客人套鞋套不是文化，是在侮辱客人，是一种坏习惯。主人要求客人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也不符合待客之道。客随主便应该出自客人之口，这个角色是不能颠倒的。
李大姐反复解释，北京家家都这样。我们不是歧视你，更不是侮辱你。我们潜意识里都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到别人家也这样，入乡随俗是儒家的精神。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文化的本质就是习惯，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这就是中庸。既然你偏不这样，那我们接受意见，你再来我们可以允许你不套鞋套，不就皆大欢喜吗?不就过去了吗?
我们辩论了两个小时，我感觉我怎么都说不透这个事。当时我喝了很多高浓度的白酒，到后来气得我把脚抬起来让他们看鞋底是不是有泥，会不会脏了他们的地板。
李大姐始终不能理解我的真实感受，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会那么大。气氛稍有缓和时，我诚恳地说，牛根生和老部长套上鞋套进你家，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不过人家没说出来，我说出来了罢了。李大姐始终面带笑容，非常耐心，她说，真朋友才会说真心话，这就是孙大午的真和实。她还让我的秘书有机会把这一段写出来，她帮助修改。饭后，李大姐和薛总送我到高速路口。李大姐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我们拥抱道别。
那天晚上，酒喝多了说了很多过头话，第二天酒醒后我很自责，就给李大姐发短信：昨晚喝酒，我多你少，学您的风度!有机会希望能深谈。李大姐没理我。下午又发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
我知道李大姐和大午集团的刘总约定，12月3日大午集团的高层干部要在她的引导下参观蒙牛北京公司。我告诉刘总，我和大姐的不愉快是暂时的，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要她处理好和大姐的关系，我在餐桌上言语重的地方，委托她打听一下，并代为致歉!
第三天，我等来了李大姐的第一封来信，她认为给我穿鞋套就像防止随地吐痰一样，是一种“文明礼貌的正常行为”，并宣布：“中断实质性的项目合作”……我们分手时已约好，谁也不许再提那晚的事，没想到李大姐会违约，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我很受刺激，便回击她家是“老鼠洞”、“邪恶”等。
没想到，李大姐把我和她的私人邮件用群发形式发给了其他人，包括我的秘书。她还给小马打电话，说孙大午是不是变态，还说我侮辱小马的人格。我很生气，因为我那晚把私下对小马发火的事在饭桌上说了，本意是提示她待客没诚意，借小马说事，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做文章。秘书们也感到惊异。按惯例，她们出差回来都会写写外出的见闻和感受发到公司内部简报上，事已至此，我就让她们把写的东西整理了一下，附上我和李大姐的几封邮件，公开发出了。李大姐的姓名我隐去了，秘书们写的东西，我一字未改。但是我提醒她们，准备挨骂吧。就这样，我把事情挑大了。
这件事很快通过媒体引起了广泛争论，也招来了很多谩骂。小小一只鞋套，令我失去了朋友，失掉了生意，也损害了个人的形象，对我的伤害是巨大的。网上热炒鞋套事件，网友们对我有支持，也有批评和批判，对此我都心存感激，也没介意那些匿名谩骂。我自己也反思是不是过了。
那晚我和李大姐辩论时，心里非常痛苦愤怒。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是，城里富裕起来的人和普通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我的身份是一个企业家，但心态上仍是一个农民，这次发火，实质上是对农民的人格尊严长期被压抑感同身受的一次爆发，鞋套成了一个导火索。孔子赞颜回说：“不迁怒。”我这次是迁怒了。人们说我“小题大做”是对的。
有网友批评我，说“为孙大午居然要高举道德大旗用愚昧、落后、肮脏的卫生习惯取代文明、健康、清洁的卫生习惯而感到震惊!”这是“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冲突”等，这些东西我仍不认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一种误导。两个小鞋套没那么沉重，纯粹是一种习惯，近似于一种操作无意识，到不了文化之争，更到不了文明冲突的层面，它是一部分城市富人东施效颦的做作。从换拖鞋演变成套鞋套，既没有侮辱人的意思，也起不到保持卫生的作用。但它却给客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不适，为物伤人，我觉得不值。尽管李大姐随口说给我套鞋套是为了方便清扫卫生，但她内心未必会认为我这样一个有车代步的人，鞋会多么脏，人会随地吐痰。她是陷入了习惯的误区而无意识地操作。我自信我能说服她。因为把家里的客厅等同于食品车间、手术室、博物馆，把接待客人等同于对待上门服务的送水工，是牵强附会、违情悖理的事。任何违背情理的小事都值得认真。
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已到了“席好摆，客难请”的地步。如果我们请客，却要求客人讲卫生，为防范客人肮脏而准备鞋套，这个定义的前提就是请来的客人是不讲卫生的。如果有这样一种前提，客也就真的请不到了，在家里请客也近乎荒唐和滑稽了。
另外，我感觉鞋套事件的影响不会轻易终结。我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不后悔。10年前，我的妻子曾在去城里的亲戚家做客时受到类似的待遇，她从此再也没有登门。她对我说，你会得罪一些用鞋套待客的人，但你也会赢得一些不愿意套着鞋套做客的人。一位邻居老太太说：“你说出了人们想说不敢说的话。我自己的鞋子穿着很舒服，到人家里连拖鞋也不愿换。你把这事说出来对你自己没好处，可是对社会有好处。”
社会上的毁誉我不在乎，但是我非常在乎我的妻子和邻居老太太这些普通人的感受和态度，正因为他们的支持，使我不再惶恐。其实我从最初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挑战这个鞋套，我太渺小了，一个小小的鞋套，我感觉至今都说不透它，也刺不破它!
鞋套事件还让我想起狄更斯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感觉，物质文明未必就能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功利主义未必能自然地走向“与人为善”，人文意识和人文价值需要认真反思。我真心地希望，通过鞋套事件的讨论，城市家庭客厅的利用率会提高，鞋套的利用率会降低。
(本文作者系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编辑 谢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