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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南方民俗中有关青蛙信仰与崇拜的起源说法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稻作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剧之神等，其中的稻作祈丰收说与生殖崇拜说得到较普遍的认同。笔者认为，青蛙信仰起源于原始巫祭祈雨，巫师交感星相而附会成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然后被衍生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至今仍盛行的江西省金溪县青蛙崇拜现象，折射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变迁过程中，由巫师对“奎星”崇拜而附会为青蛙神的交感点，从而揭示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由“理念”嬗变为神祗的“神化”过程。
【关键词】青蛙信仰；奎星崇拜；交感附会
【作 者】张朝霞，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南昌，330099；章军华，江西东华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江西抚州，344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35-005
Refracted southern Chinese folk custom Mutual inductance spot from the Jinxi of Jiangxi folk god originZhang Zhaoxia，Zhang Junhua
Abstract：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statements in southern Chinas folk-customs about frog faith， they may generally summed up into three kinds which are crop-praying-for-foison， genitals worship and God of drama， the first two of which are more widely acknowledged.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 origin of frog faith emerges in primitive Wu Jis praying for rain， and that the sorcerer cross coupl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pairs in the Western white tiger Big Dipper “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which invites the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two kind of sacrificial offering subject direction primitive witch——praying for rain——crop-praying-for-foison——village stage performances sacrificial offer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water-control——curing epidemic diseases by exorcism——hope for safe procreation. The frog god phenomenon in Jiangxi Province Jinxi County， still in vogue， happens to show that during the vicissitude of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the worship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by the sorcerer to “the god of literature" for the frog god cross coupling spot， which reveals the “deification"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as a pure “ideal" evolved into a belief in an existing frog god.
Key words: Frog faith Star Kui worship Mutual inductance spot.
一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青蛙信仰与崇拜是个有趣且颇多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的起源问题。综观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青蛙信仰的文章，大约有三种较具典型性的说法：一是稻作文明中的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神。如：林国平、彭文宇先生《福建民间信仰》中认为“百越族是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青蛙的某种叫声预示着雷雨的即将来临，但他们又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以为青蛙能呼风唤雨，兆示着农业收成的丰歉，所以对青蛙加以崇拜”①，这是祈丰收说的代表；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和傅道彬的《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都曾专门讲到古人把青蛙作为生殖崇拜象征物的事实，而赵国华先生提到青海孙家寨先民的蛙祭图中特别强调男性的生殖器官的事实等②，这显然是生殖崇拜的代表；把青蛙视为戏神的论述，隗芾先生认为：“青蛙是中国南方古代农业社会很普遍的图腾，在潮汕地区称为田元帅，是戏剧、歌舞、巫觋、游戏等共同崇拜之神。”③另外，学术界在探讨青蛙作为祖先崇拜类方面也有诸多进展，如对黎族的文身符号体现出青蛙图腾的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进等。④其实，上述诸多论述青蛙信仰的起源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无论是祈雨或驱邪逐疫，归结点均与中国古代道教或巫文化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巫星相占卜术或堪舆方术的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却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探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青蛙信仰起源问题上，上古巫术崇拜的过程被完整认知下来，而巫师的理念与目的、意义等却被忽略了。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两年来，笔者在考察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的活体青蛙崇拜现象时发现，该庙中供奉的青蛙神现象起源于唐末宋初时期的江西堪舆学说，并映证了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从而在理论上构架出青蛙信仰起源论中奎星崇拜倾向的理念与意义的新观点，折射出中国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之轨形。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赐教。
二
先从江西金溪县水门庙的青蛙神物的来历与特点说起。
在金溪县城秀谷镇东南部(老城区)的水门庙(又称“蛤蟆庙”，旧称“中团庙”)前殿，至今仍供奉着一种特殊的神祗——活体青蛙，具体说是一种生活在森林中的树蛙，这种青蛙的特点是背上有七个金星般的小圆点(实际上不一定是七个，只是信士相传附会而已)，乡民们视之为能驱瘟逐疫的使者。青蛙使者平日里在水门庙里供奉着，要是哪个乡民家有久病不愈者，庙里的师傅(和尚)就会应约携青蛙使者前往驱邪和看病。据水门庙中悬挂的简介说，《金溪县志》第三本清康熙十一年和乾隆十六年记载，水门庙原名‘中团庙’，建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庙，南为太紫庙，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色青，背上金星七，来去自如。相传建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这则资料在清同治九年修的《金溪县志·卷三十六·轶事》中可找到印证，其载云：“旧志载，创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南为太紫，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⑤又载：“水门庙所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星七，好事者以锡作盆，置金椅于内，闭以锡盖，去来自如；有祈祷者启其盖，祀之坐椅上，与人无异，目光炯炯，若识人言语者。相传开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使者’，故祀于此。”(注：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添加)⑥
从以上几则记载可以看出，金溪青蛙神的起源于该县创建时的堪舆学说。旧时江西临川古郡建县选址往往聘请堪舆者来敷衍风水，这是唐末宋初兴起的江西堪舆学派中的玄空风水的特色。另据新版《金溪县志》大事记头条记载：“(宋)淳化五年(944)，析临川县的归德、顺德、顺政及原归政4乡，建立金溪县。县署在锦绣谷的南面，为知县事刘世昌创建。”⑦由此可见，江西金溪青蛙神起源始于宋初淳化五年，即公元944年，其时江西派堪舆学说在赣、闽、粤等地正开始盛行。而就金溪水门庙的青蛙神物身上有七颗金星和掌“五瘟”的本领等两个特点分析，结合江西堪舆学说对星相交感附会的传统习惯，可知金溪县水门庙中的青蛙神物当源于天上某七个星座组成的星宿的崇拜，且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古星相学说中有哪几个星宿是由七座组成，且堪舆附会的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用模糊理念方法搜索，可框定两个星宿基本符合条件：北斗七星和西方白虎七星。
先从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说起。据《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介绍，北斗掌握世人生死罪福，以延生治病、消灾解厄等，都须向北斗来祈祭。干宝《搜神记》中便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⑧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中“孔明秋夜祭北斗”一回里，诸葛亮仰观天象，知自已“寿死不远”，所以祭斗求寿。⑨所以，对北斗星的崇拜，原始的意义寄寓着祈求生命延续的祭祀主题。而西方白虎七星则不同，西方白虎七星在古人星相崇拜中，是主刑狱之星宿，如乌恩溥先生所云：“西方白虎七宿作为星宿是主治刑狱的。”⑩即主人生的祸灾，与北斗七星显然有很大差别。
事实上，古人无论是对北斗七星还是西方白虎七星均无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的直接意义，最直接的来源，始于西汉时期史官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的解释。《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11]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奎星就有主治水灾的星相释义，而水灾是先秦以来造成人类瘟疫的最重要的罪魁祸首，故而奎星有主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且这一意义一直延续至清代，才渐渐被从宋以后兴起的魁星崇拜与意义所替代，并被消解而同化为魁星主文昌的祭祀主题意义。这从清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可得到证明，其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 以奎为文章之府，(钱氏曰)‘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说者谓孔子鲁人，奎娄为鲁分野，儒教当与象特。史官传会之词，学校祀魁星，虽非古礼，然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邑之伟观，其上奉魁星，则是南宋时已有之矣。’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12]也可从现存的清代修建的奎星阁上装点的文字与供奉的魁星点斗形象可以得到证实，如四川省仁寿县城中心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奎星阁"、福建省金城东门涂山头的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奎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南京夫子庙建筑群中的奎星阁等。
因而，金溪的青蛙信仰的源流可框定为西汉时期甚至更早以前的巫师对奎星崇拜，只不过从清代开始，这种信仰崇拜的本体意义因魁星崇拜的兴盛而被消解，以致于被人淡忘而遗失。从这个角度上讲，金溪的青蛙信仰保存了西汉(实际上更早以前)以来巫师的星相学对奎星崇拜的本质意义，只不过原始巫师对星相的崇拜缺乏史料记载而已。
四
那么，西汉以来(事实上可能更早些)的奎星信仰究竟是如何与“青蛙”、“大将军”这些拟物、拟人化的表征关联一起的呢 其最主要因素在于巫的交感附会。
作为西方白虎七星之一的奎星，共有十六颗星组成类似“草鞋”形状，故民间有“草鞋星”或“破鞋”之象形说法。据 ［《周易》星象通考(二)］“履卦"部分介绍，“奎宿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共十六星；十六颗星排列成鞋底的形状，俗名‘草鞋’，又名‘破鞋’”。[13]最早见诸文字把奎星与“青蛙”拟物化形状关联一体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律书》，其云：“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集解］：徐广曰：“(奎)一作圭虫’”[14]。“圭虫 ”即“蛙”字，可见“奎星”概念交感并拟物化后定格为青蛙形象，最见诸史料的出自西汉，且是从“奎”字的形声意义转换而来，进而演绎成另一概念并被拟物化定格为青蛙形象，从而形成活体青蛙神的民俗信仰，这便是青蛙信仰起源说能找到文字记载的最早证据，也是巫师交感附会成“青蛙神”的变轨开端，即青蛙信仰由原始巫师的奎星崇拜之“理念”转化为活体青蛙崇拜的拟物神化之开端。
由于“奎星”本质为主沟渎，故西汉以来的青蛙信仰仅局限于主驱水灾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这在《日知录》中说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唐代则因《史记·天官书》中有“奎，天之府库”[15]之句而把奎星演绎成“主库兵秉统制"，并给它冠名为“大将军"，如：《唐开元占经》中的《玄冥占》曰：“‘奎大星，大将军’。其欲明而行列两头，免近河以候水兵。”[16]从而使青蛙形象也戴上了“大将军”的帽子，继而完成拟人化的过程，这便是“青蛙将军”名称的由来。又因唐代的府库是官府储藏文书、财物的地方，故唐代的“奎"也被赋予了藏书与财富的象征意义，并被演绎为主文章和主财运的祭祀主题意义，所以，从唐代以后，“奎星”的祭祀主题就有驱瘟疫、主文章、主财运等三种各自不同的祭祀主题意义，且完成了“青蛙”与“大将军”形象的重合。
但这种现象从南宋时代开始发生变化，从顾炎武的记载中可知，此时的北斗星座中的“魁星”开始有主文章的诠释，这显然是从西方白虎星宿的“奎星”崇拜中主文章意义的衍化而来。因而魁星的主治意义从南宋开始，一方面具有原本的主治延生治病与消灾解厄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有主文章的意义。而作为主文章的神灵，魁星至清代时全面替代原本的奎星。但魁星在完成承接奎星主文章意义的同时，也造成奎主文章的意义与形象的逐渐被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漫长的消解过程中，魁星作为北斗星所赋予的主治延生与治病、消灾解厄的祭祀意义，也为奎星所吸收，从而使奎星的青蛙形象又具备了主治驱邪逐祟的意义，这便能解释现存金溪水门青蛙使者能上门给百姓看病消灾习俗，和台湾省的“铁甲将军”具有驱邪逐祟意义的相关民俗现象。
五
近代学宫中也祀魁星，并把青蛙作为替代物，在清代及近现代人看来，青蛙图腾是魁星的拟物化形象的表征，此俗在清人施鸿保《闽杂记》中也有记载，福建省龙岩州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为魁星诞，必买大者，祀而放之池中，原因就是把蛙作为魁星的替代物。这显然是清代及近现代人们对青蛙仰信的来源的异化传承现象。
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中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省连江县北竿乡芹壁村的青蛙信仰在祭祀主题上均有驱疫逐祟本质意义；2002年秋，两地的信士曾互赠青蛙神物；更有台湾省的青蛙神称为“铁甲将军”(铁甲即青蛙一词的方言)，与金溪的青蛙神称谓“青蛙使者”是一致的，因为“使者”一词在古代即有“将军”的意义，如：如宋末元初刘镗诗句“白面使者竹筱枪，自夸搜捕无遗藏”中指的“白面使者”，亦称傩神白面将军。[17]可见，江西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的青蛙信仰同宗同源。从传承角度上看，江西与台湾在地域上有福建省为中介，钱塘人施鸿保在清道光年间到福建省光泽县做幕僚时，曾耳闻目睹了该县供敬青蛙将军的习俗，其时的青蛙将军既有财神、戏神因素，同时还是保五谷丰登之神。[18]而现存台湾省百竿乡庙宇中的“铁甲将军”，主要是以驱邪逐祟为目的，并作为妈祖神的配享祭祀之神。显然，江西、福建、台湾三地的青蛙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其祭祀的主题本质均来源于西汉时的奎星崇拜，而历经宋元明清以来，受魁星崇拜因素及妈祖祭祀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后得以定格而形成。
从江西、福建、台湾三省的青蛙信仰的本源问题，可洞察中国南方民俗中的青蛙信仰起源的共性，即归结点在于对奎星的崇拜倾向，无论是驱疫逐祟类，还是祈雨类，实际上均出自堪舆学中的星相学术，即原始巫祭祈雨。其发展流程大约如此：由最初祈雨转化为治水，演绎为驱瘟疫，后又演绎为驱邪避灾、主财运、主文章，再被演绎为祈求五谷丰登，或延伸为人丁兴旺即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再次便是后来的戏神主题等等，即其衍生过程为如下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
注释：
①《福建民间信仰》，林国平、彭文宇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8。
②《生殖崇拜文化论》，赵国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P120。
③“傩文化在潮汕的变异形态”，作者隗芾，《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2期，P20。
④“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体装饰”，唐绪祥，《装饰》2002年第9期，P182。
⑤、⑥见清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卷三十三·轶事》，P8—9。
⑦见新版《金溪县志》新华出版社 1988年11月版，P12。
⑧《搜神记》，干宝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P33—34。
⑨《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1005。
⑩“《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P19。
[11]《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2]《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2418。
[13]“《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 P19-20。
[14]《史记·律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248。
[15]《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6]《唐开元占经》，中国书店1989年版，P430。
[17]《临川傩文化》，章军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版，P83。
[18]“青蛙神”，作者萧春雷，《福建税务》，2000年第7期，P52。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青蛙信仰；奎星崇拜；交感附会
【作 者】张朝霞，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南昌，330099；章军华，江西东华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江西抚州，344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35-005
Refracted southern Chinese folk custom Mutual inductance spot from the Jinxi of Jiangxi folk god originZhang Zhaoxia，Zhang Junhua
Abstract：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statements in southern Chinas folk-customs about frog faith， they may generally summed up into three kinds which are crop-praying-for-foison， genitals worship and God of drama， the first two of which are more widely acknowledged.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 origin of frog faith emerges in primitive Wu Jis praying for rain， and that the sorcerer cross coupl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pairs in the Western white tiger Big Dipper “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which invites the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 two kind of sacrificial offering subject direction primitive witch——praying for rain——crop-praying-for-foison——village stage performances sacrificial offering， astrology and physiognomy of study——“the god of literature" worship——water-control——curing epidemic diseases by exorcism——hope for safe procreation. The frog god phenomenon in Jiangxi Province Jinxi County， still in vogue， happens to show that during the vicissitude of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the worship makes false analogies or strained interpretations by the sorcerer to “the god of literature" for the frog god cross coupling spot， which reveals the “deification"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 southern ancient national frog faith as a pure “ideal" evolved into a belief in an existing frog god.
Key words: Frog faith Star Kui worship Mutual inductance spot.
一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青蛙信仰与崇拜是个有趣且颇多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的起源问题。综观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青蛙信仰的文章，大约有三种较具典型性的说法：一是稻作文明中的祈丰收；二是生殖崇拜；三是戏神。如：林国平、彭文宇先生《福建民间信仰》中认为“百越族是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青蛙的某种叫声预示着雷雨的即将来临，但他们又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以为青蛙能呼风唤雨，兆示着农业收成的丰歉，所以对青蛙加以崇拜”①，这是祈丰收说的代表；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和傅道彬的《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都曾专门讲到古人把青蛙作为生殖崇拜象征物的事实，而赵国华先生提到青海孙家寨先民的蛙祭图中特别强调男性的生殖器官的事实等②，这显然是生殖崇拜的代表；把青蛙视为戏神的论述，隗芾先生认为：“青蛙是中国南方古代农业社会很普遍的图腾，在潮汕地区称为田元帅，是戏剧、歌舞、巫觋、游戏等共同崇拜之神。”③另外，学术界在探讨青蛙作为祖先崇拜类方面也有诸多进展，如对黎族的文身符号体现出青蛙图腾的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进等。④其实，上述诸多论述青蛙信仰的起源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无论是祈雨或驱邪逐疫，归结点均与中国古代道教或巫文化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巫星相占卜术或堪舆方术的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却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探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青蛙信仰起源问题上，上古巫术崇拜的过程被完整认知下来，而巫师的理念与目的、意义等却被忽略了。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两年来，笔者在考察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的活体青蛙崇拜现象时发现，该庙中供奉的青蛙神现象起源于唐末宋初时期的江西堪舆学说，并映证了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从而在理论上构架出青蛙信仰起源论中奎星崇拜倾向的理念与意义的新观点，折射出中国南方古代民族青蛙信仰的交感点之轨形。不足之处，请方家批评赐教。
二
先从江西金溪县水门庙的青蛙神物的来历与特点说起。
在金溪县城秀谷镇东南部(老城区)的水门庙(又称“蛤蟆庙”，旧称“中团庙”)前殿，至今仍供奉着一种特殊的神祗——活体青蛙，具体说是一种生活在森林中的树蛙，这种青蛙的特点是背上有七个金星般的小圆点(实际上不一定是七个，只是信士相传附会而已)，乡民们视之为能驱瘟逐疫的使者。青蛙使者平日里在水门庙里供奉着，要是哪个乡民家有久病不愈者，庙里的师傅(和尚)就会应约携青蛙使者前往驱邪和看病。据水门庙中悬挂的简介说，《金溪县志》第三本清康熙十一年和乾隆十六年记载，水门庙原名‘中团庙’，建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庙，南为太紫庙，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色青，背上金星七，来去自如。相传建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这则资料在清同治九年修的《金溪县志·卷三十六·轶事》中可找到印证，其载云：“旧志载，创县时堪舆杨文愿立三庙以禳疫灾，北为天符，南为太紫，中为水门庙，庙有神物，号青蛙使者。”⑤又载：“水门庙所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星七，好事者以锡作盆，置金椅于内，闭以锡盖，去来自如；有祈祷者启其盖，祀之坐椅上，与人无异，目光炯炯，若识人言语者。相传开县时作官舍，取土深数丈得之，神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使者’，故祀于此。”(注：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添加)⑥
从以上几则记载可以看出，金溪青蛙神的起源于该县创建时的堪舆学说。旧时江西临川古郡建县选址往往聘请堪舆者来敷衍风水，这是唐末宋初兴起的江西堪舆学派中的玄空风水的特色。另据新版《金溪县志》大事记头条记载：“(宋)淳化五年(944)，析临川县的归德、顺德、顺政及原归政4乡，建立金溪县。县署在锦绣谷的南面，为知县事刘世昌创建。”⑦由此可见，江西金溪青蛙神起源始于宋初淳化五年，即公元944年，其时江西派堪舆学说在赣、闽、粤等地正开始盛行。而就金溪水门庙的青蛙神物身上有七颗金星和掌“五瘟”的本领等两个特点分析，结合江西堪舆学说对星相交感附会的传统习惯，可知金溪县水门庙中的青蛙神物当源于天上某七个星座组成的星宿的崇拜，且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古星相学说中有哪几个星宿是由七座组成，且堪舆附会的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 用模糊理念方法搜索，可框定两个星宿基本符合条件：北斗七星和西方白虎七星。
先从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说起。据《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介绍，北斗掌握世人生死罪福，以延生治病、消灾解厄等，都须向北斗来祈祭。干宝《搜神记》中便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⑧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中“孔明秋夜祭北斗”一回里，诸葛亮仰观天象，知自已“寿死不远”，所以祭斗求寿。⑨所以，对北斗星的崇拜，原始的意义寄寓着祈求生命延续的祭祀主题。而西方白虎七星则不同，西方白虎七星在古人星相崇拜中，是主刑狱之星宿，如乌恩溥先生所云：“西方白虎七宿作为星宿是主治刑狱的。”⑩即主人生的祸灾，与北斗七星显然有很大差别。
事实上，古人无论是对北斗七星还是西方白虎七星均无祭祀主题为主治瘟疫的直接意义，最直接的来源，始于西汉时期史官对西方白虎七星中的奎星崇拜的解释。《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11]可见至少在西汉时期，奎星就有主治水灾的星相释义，而水灾是先秦以来造成人类瘟疫的最重要的罪魁祸首，故而奎星有主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且这一意义一直延续至清代，才渐渐被从宋以后兴起的魁星崇拜与意义所替代，并被消解而同化为魁星主文昌的祭祀主题意义。这从清人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可得到证明，其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 以奎为文章之府，(钱氏曰)‘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说者谓孔子鲁人，奎娄为鲁分野，儒教当与象特。史官传会之词，学校祀魁星，虽非古礼，然新定续志学校门云，魁星楼为一邑之伟观，其上奉魁星，则是南宋时已有之矣。’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12]也可从现存的清代修建的奎星阁上装点的文字与供奉的魁星点斗形象可以得到证实，如四川省仁寿县城中心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奎星阁"、福建省金城东门涂山头的修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奎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南京夫子庙建筑群中的奎星阁等。
因而，金溪的青蛙信仰的源流可框定为西汉时期甚至更早以前的巫师对奎星崇拜，只不过从清代开始，这种信仰崇拜的本体意义因魁星崇拜的兴盛而被消解，以致于被人淡忘而遗失。从这个角度上讲，金溪的青蛙信仰保存了西汉(实际上更早以前)以来巫师的星相学对奎星崇拜的本质意义，只不过原始巫师对星相的崇拜缺乏史料记载而已。
四
那么，西汉以来(事实上可能更早些)的奎星信仰究竟是如何与“青蛙”、“大将军”这些拟物、拟人化的表征关联一起的呢 其最主要因素在于巫的交感附会。
作为西方白虎七星之一的奎星，共有十六颗星组成类似“草鞋”形状，故民间有“草鞋星”或“破鞋”之象形说法。据 ［《周易》星象通考(二)］“履卦"部分介绍，“奎宿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共十六星；十六颗星排列成鞋底的形状，俗名‘草鞋’，又名‘破鞋’”。[13]最早见诸文字把奎星与“青蛙”拟物化形状关联一体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律书》，其云：“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集解］：徐广曰：“(奎)一作圭虫’”[14]。“圭虫 ”即“蛙”字，可见“奎星”概念交感并拟物化后定格为青蛙形象，最见诸史料的出自西汉，且是从“奎”字的形声意义转换而来，进而演绎成另一概念并被拟物化定格为青蛙形象，从而形成活体青蛙神的民俗信仰，这便是青蛙信仰起源说能找到文字记载的最早证据，也是巫师交感附会成“青蛙神”的变轨开端，即青蛙信仰由原始巫师的奎星崇拜之“理念”转化为活体青蛙崇拜的拟物神化之开端。
由于“奎星”本质为主沟渎，故西汉以来的青蛙信仰仅局限于主驱水灾瘟疫的祭祀主题意义，这在《日知录》中说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唐代则因《史记·天官书》中有“奎，天之府库”[15]之句而把奎星演绎成“主库兵秉统制"，并给它冠名为“大将军"，如：《唐开元占经》中的《玄冥占》曰：“‘奎大星，大将军’。其欲明而行列两头，免近河以候水兵。”[16]从而使青蛙形象也戴上了“大将军”的帽子，继而完成拟人化的过程，这便是“青蛙将军”名称的由来。又因唐代的府库是官府储藏文书、财物的地方，故唐代的“奎"也被赋予了藏书与财富的象征意义，并被演绎为主文章和主财运的祭祀主题意义，所以，从唐代以后，“奎星”的祭祀主题就有驱瘟疫、主文章、主财运等三种各自不同的祭祀主题意义，且完成了“青蛙”与“大将军”形象的重合。
但这种现象从南宋时代开始发生变化，从顾炎武的记载中可知，此时的北斗星座中的“魁星”开始有主文章的诠释，这显然是从西方白虎星宿的“奎星”崇拜中主文章意义的衍化而来。因而魁星的主治意义从南宋开始，一方面具有原本的主治延生治病与消灾解厄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有主文章的意义。而作为主文章的神灵，魁星至清代时全面替代原本的奎星。但魁星在完成承接奎星主文章意义的同时，也造成奎主文章的意义与形象的逐渐被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漫长的消解过程中，魁星作为北斗星所赋予的主治延生与治病、消灾解厄的祭祀意义，也为奎星所吸收，从而使奎星的青蛙形象又具备了主治驱邪逐祟的意义，这便能解释现存金溪水门青蛙使者能上门给百姓看病消灾习俗，和台湾省的“铁甲将军”具有驱邪逐祟意义的相关民俗现象。
五
近代学宫中也祀魁星，并把青蛙作为替代物，在清代及近现代人看来，青蛙图腾是魁星的拟物化形象的表征，此俗在清人施鸿保《闽杂记》中也有记载，福建省龙岩州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为魁星诞，必买大者，祀而放之池中，原因就是把蛙作为魁星的替代物。这显然是清代及近现代人们对青蛙仰信的来源的异化传承现象。
江西省金溪县秀谷镇水门庙中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省连江县北竿乡芹壁村的青蛙信仰在祭祀主题上均有驱疫逐祟本质意义；2002年秋，两地的信士曾互赠青蛙神物；更有台湾省的青蛙神称为“铁甲将军”(铁甲即青蛙一词的方言)，与金溪的青蛙神称谓“青蛙使者”是一致的，因为“使者”一词在古代即有“将军”的意义，如：如宋末元初刘镗诗句“白面使者竹筱枪，自夸搜捕无遗藏”中指的“白面使者”，亦称傩神白面将军。[17]可见，江西的青蛙信仰与台湾的青蛙信仰同宗同源。从传承角度上看，江西与台湾在地域上有福建省为中介，钱塘人施鸿保在清道光年间到福建省光泽县做幕僚时，曾耳闻目睹了该县供敬青蛙将军的习俗，其时的青蛙将军既有财神、戏神因素，同时还是保五谷丰登之神。[18]而现存台湾省百竿乡庙宇中的“铁甲将军”，主要是以驱邪逐祟为目的，并作为妈祖神的配享祭祀之神。显然，江西、福建、台湾三地的青蛙信仰是一脉相承的，其祭祀的主题本质均来源于西汉时的奎星崇拜，而历经宋元明清以来，受魁星崇拜因素及妈祖祭祀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后得以定格而形成。
从江西、福建、台湾三省的青蛙信仰的本源问题，可洞察中国南方民俗中的青蛙信仰起源的共性，即归结点在于对奎星的崇拜倾向，无论是驱疫逐祟类，还是祈雨类，实际上均出自堪舆学中的星相学术，即原始巫祭祈雨。其发展流程大约如此：由最初祈雨转化为治水，演绎为驱瘟疫，后又演绎为驱邪避灾、主财运、主文章，再被演绎为祈求五谷丰登，或延伸为人丁兴旺即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再次便是后来的戏神主题等等，即其衍生过程为如下两种祭祀主题方向：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祈雨——稻作祈丰收——社戏祭祀之神，原始巫之星相学——奎星崇拜——治水——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平安。
注释：
①《福建民间信仰》，林国平、彭文宇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58。
②《生殖崇拜文化论》，赵国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P120。
③“傩文化在潮汕的变异形态”，作者隗芾，《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0年第2期，P20。
④“中国少数民族的身体装饰”，唐绪祥，《装饰》2002年第9期，P182。
⑤、⑥见清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卷三十三·轶事》，P8—9。
⑦见新版《金溪县志》新华出版社 1988年11月版，P12。
⑧《搜神记》，干宝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P33—34。
⑨《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P1005。
⑩“《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P19。
[11]《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2]《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2418。
[13]“《周易》星象通考(二)”，作者乌恩溥，《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总第四十一期， P19-20。
[14]《史记·律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248。
[15]《史记·天官书》，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P1305。
[16]《唐开元占经》，中国书店1989年版，P430。
[17]《临川傩文化》，章军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版，P83。
[18]“青蛙神”，作者萧春雷，《福建税务》，2000年第7期，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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