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像一本书，不到一定的年纪读不懂;当能读懂时，他们已远在天国。如有来生，我还愿做张维、陆士嘉的儿子。

说说母亲和父亲

　　母亲脾气极好，对人永远客客气气，说话轻声细语，在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即使要求我们或保姆帮她倒杯茶水，从提要求到欠身接过杯子，一连串几个“请”“谢谢”。小时候我想，犯得着对保姆和子女这么客气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母亲知道我的想法，总说：“要谢，只要帮助过你的人就应该谢，无分长幼尊卑。”
　　父亲的得意弟子黄克智的夫人陈佩英与母亲来往密切，陈阿姨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某天她来找母亲，老保姆杨奶奶告诉她，母亲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请稍坐会儿。她听了杨奶奶的话，一边和杨奶奶聊天，一边等候母亲。杨奶奶说，张同志和陆同志是她这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每次发了奖金或拿了稿费，总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她。这件事给陈阿姨很大震撼，她说对保姆好她能做到，但从自己的奖金和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保姆她想都想不到。末了，陈阿姨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张先生、陆先生了，尤其是陆先生，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心胸真的很宽广，不简单。”
　　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的学术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张伯母怎么那么厉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他说，有一次他陪父亲钱学森来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笑眯眯的，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呆了，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回家的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见你生气？”
　　“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底學得怎么样？你可是号称中国懂梵文的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大家就跟着说是一，你说它是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谨记！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也因此尝遍人间冷暖。他们对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出手帮助。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与一面熟之人擦肩而过。父亲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那人是汪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低声问他近况。汪告知因自己被认有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目前靠每月20元艰难度日。在问明他目前的居处后，父亲与汪分手。几日后，曾担任父亲在清华的助教的黄仕琦敲开汪的门，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工业出版社当了外文翻译（父亲当时是《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每月可赚150元，生活可小有改善。当时，父亲有心对汪道涵施以援手，却又担心汪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地交代黄仕琦前去考察，在得知汪的英文没问题后，才出面推荐的。
　　“文革”后，父亲有一次在上海出差，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打了个电话，汪立即安排在锦江饭店与父亲饭聊。饭间，汪的兴致很高，谈古论今，其间汪的秘书进来好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公，十分不应该。自此之后，再去上海，他再也没有联络过汪。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父亲认为学好中文和外语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头练溜了十分重要。他教我们的那些顺口溜，我至今没有忘记。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传给了她的儿子，结果她的儿子高晓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求学

　　1937年7月，在卢沟桥的炮声中，父母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父母到巴黎后分道。父亲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母亲则去了德国（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到德国后，母亲发现德国的航空工业非常发达，认为中国要想不挨打，必须发展航空事业。她打听到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教授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空气动力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心想要学就学最好的，要拜就拜名师。
　　她先是给哥廷根大学发去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师从普朗特的意愿。没想到，信倒是很快就回了，却告诉她普朗特教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收学生，信中还委婉地说普朗特教授的门槛很高，从来就没有收过亚洲学生，更别说女生了。 　　母亲一看，气就冒起来了，什么叫门槛很高？不就是怀疑我的水平吗？我偏要让他们看看中国女学生行不行！
　　带着这种心情，母亲来到哥廷根求见普朗特。
　　普朗特听说有个中国女学生坚持要见他，便请她进办公室谈谈。
　　当母亲说明来意后，普朗特笑了：“他们没告诉你我两年前就不收学生了吗？况且，这行对数学要求很高，东方人数学不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母亲一听就急了：“您没考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行？”普朗特一愣，认真地看了看母亲：“好，你过来！”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说：“这几本书，你去找来看，两个月后来考试吧。”母亲忙不迭地把书名抄下来，认真开始备考。
　　两个月后，母亲如约来到普朗特的办公室。普朗特一脸困惑：“你是谁呀？我能帮你做什么？”母亲急了：“您不是让我读您指定的书，两个月后来考试吗？我现在准备好了，今天就是来考试的。”老先生这才想起两个月前的事，随即拿了几张纸，写了几道题递给母亲：“你去隔壁做吧，两个小时后交卷。”两个小时后，老先生准时推门进来，拿过考卷认真看起来。老先生面无表情，母亲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等看完了，老先生抬起头轻轻一拍桌子：“祝贺你，我收你了！”这是改变母亲一生的决定，也是母亲极大的荣耀。一向以严厉挑剔而著称的普朗特教授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徒，收了他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学生。

归还白金

　　“二战”接近尾声，盟军从德国西面迫近柏林。父亲离开柏林，到哥廷根和妻子及女儿团聚，租住在母亲师兄玻尔教授家。父亲联络到了在瑞士的短期工作，也拿到了签证。
　　玻尔夫妇设宴为父母饯行。席间，玻尔教授提起时局不胜悲观：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也许将不复存在……少顷，玻尔太太捧出一个绒布包放在桌上，忽然掩面啜泣。玻尔揽住太太的肩膀说，盟军有令，德国人不许持有贵金属，我们可能被抄家……这是我们多年积攒的白金，原想供儿子长大读书用的，现在恳请你们把这些白金带出德国。如果德国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大家都平安，那么你們再设法还给我们，要是德国亡了，要这白金也没用，就算送给你们了吧！
　　母亲素具侠肝义胆，心想，既然赶上了，人家有难，这个忙必须要帮。那白金共1.75千克，沉甸甸的。
　　父母带着这白金出了德国。途经瑞士、法国、越南，漂洋过海出关进关若干次，竟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中国。
　　战后的德国虽没有灭亡，却分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父母和玻尔教授彼此不通音信，无法物归原主。东西倒是带出来了，却成了父母的心病。
　　转眼10年过去，到了1956年。这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霍夫曼教授访华，照例由父亲接待。借此便利，在聊天时，父亲询问霍夫曼教授，是否认识玻尔教授。不承想这位教授竟告知玻尔教授现在是联邦德国科协主席，他们彼此不但相识，而且不时见面！父亲大喜：“我这里有些玻尔教授的旧物，请你带回去转交给他，可以吗？”对方答复得出奇地痛快：“没问题！”他竟连带什么东西都没问起。
　　父母赶紧分别向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汇报此事，清华接谈的是何东昌，北航是武光。双方答复完全一致：好事，这展现了中国人做事有始有终的诚信，应该物归原主。
　　不过数月，父亲便收到了玻尔辗转寄来的信，信中不仅感谢父母送还白金，还承诺如果父母将来送女儿（姐姐在德国出生，他们不知后来有了我）去德国留学，他们愿意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压在父母心上的大石终于落地。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父亲担任了首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中国委员，常去巴黎开会。有此便利，父亲萌生了重访德国（联邦德国）建立中德文化交流的想法，经汇报争取，终于成行。
　　父亲到访，玻尔教授在家中宴请父亲，并把自己的弟子全部叫到家中作陪。劫后多年重逢，见面时两个人百感交集，紧紧拥抱，老泪纵横。玻尔教授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到的诚实的中国人，张！今后不管他有什么要求，你们都要尽力帮助！今天，让我们为张干杯！为德中友谊干杯！”
　　学生们这才知道父亲就是那个玻尔教授口中常常念叨的、多年后归还白金的中国人，其夫人还是大名鼎鼎的普朗特教授的学生。诚实、大义从此成为父母身上的标记，在德国学术界迅速传开。
　　20世纪80年代，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率团访问联邦德国。父亲知道后，请他到家里来一趟。何行前事多，一时抽不出时间，他心想回来后再见面也不迟。
　　待何访问归来，到了家放下行李便急匆匆赶来我家。进门就连说：“张先生，我真后悔走前没来，差点儿误了大事。”原来，何一行在联邦德国参观访问时，多次遇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敏感单位，但它们都不对中国代表团开放。闲聊时，德方领导问起既然是教育界人士，张为什么没来？机灵的何东昌立即意识到父亲在德国的影响力，马上说：“张维先生原是要来的，因为事情多脱不开身。我是他早年的助教，他嘱咐我向德国的老朋友问好。您认识张教授？”那位一听，态度大变，马上说：“我是玻尔教授的学生，是联邦德国现任的科协主席。老人家交代我们，张的要求，我们都要尽力帮助。既然您是张的朋友，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吧！”此后，何一行打着父亲的招牌，畅通无阻地完成了访问。
　　父亲听了，笑眯眯地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我本来写了这份名单要交给你的，可惜你走前太忙，没能带上。”
　　何东昌打开一看，正是他们要参观单位的负责人名单。
　　20世纪90年代，父亲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半年，考察研究工程教育。其间抽空去麻省理工学院闲转，在图书馆见到几本好书，爱不释手。情急之下，他向馆员索查教员名录，希望能找到熟人施以援手。突见一玻尔教授的名字，即致电询问对方与哥廷根之玻尔教授可有关系，对方告之是其儿子。父亲大喜，亮明身份。小玻尔闻之，立即奔来相见，不但帮忙借了书，还和父亲一起吃了顿饭，他告诉父亲，自己来美留学的费用正是用的那些白金。

本分

　　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提面命：做人要本分。至于什么是本分，怎么做才是本分，却从未具体解释过。
　　有几个典型事例可以见证父母做人的本分。
　　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授少将军衔，此事已获批准，只待履行手续。钱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院长兼书记的武光坚决不放。母亲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又对这少将军衔愧不敢当，也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钱学森不死心，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聊天，坚持做说服工作。直到1962年母亲突发心肌梗死，经北京医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得不离职休养一年多。病愈后的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作了，钱学森的说服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和安全，决定配专车接送她上下班。母亲认为學院车辆紧张，自己坐公交车、走走路，既节约资源又锻炼身体，推辞不受，北航却坚持要派。于是，每日早晨，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母亲。母亲则视而不见，过车不入，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营31路公共汽车站。等母亲上了车，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她下车。双方僵持了几个月，北航只好放弃了。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共172人，20多年后，很多人已过世，需要增选。第二批学部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母亲在列。这个名单产生的条件是要有3位学部委员推荐，母亲则由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7位推荐而获选，父亲为避嫌没有参加推荐。得知这个结果，母亲没有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给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了封信，说自己年龄偏大（68岁），身体不好，能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风亮节，接受了母亲的请求。严老得知母亲此举，大为不快，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他说：“多少人想让我推荐我都没答应，你怎么可以推掉呢，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水平的大事呀。”多年后，母亲谈起此事，并不后悔，但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算是小小的遗憾吧。
　　母亲这样做，其实早有先例。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时，父母均被定为高教一级。母亲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资历均在北航教授沈元、王德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她申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领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随她了。只有原始档案无法更改，还是高教一级。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到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的。
　　（林冬冬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家小絮》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