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一路盘绕，窗外掠过的是密密的翠绿的核桃树、梨树、桃树、榆树、栾树，越往上行，弯道越多越急，山势陡峭，远处黛色的群山横在天际。
　　翻过一道高峻的山岭，大巴下行。同伴说，我们今天要去的长峪城村，海拔800多米，村北有道山梁，叫黄土西岭，海拔1400多米。大山深处的小小村落，怎么成为人们视野中瑰丽的明珠呢？

城堡

　　一只苍鹰在蔚蓝的天空翱翔，俯视连绵的燕山山脉、太行山支脉。万里长城由东向西逶迤而来。内长城经慕田峪、八达岭、昌平西北的支高点高楼，进怀来、门头沟，折向山西，连接居庸关、紫荆关，它是明代都城北京最近的一道防御屏障。
　　居庸关，自古以来是京城的重要关隘。关西的黄土西岭，二千三百年前就建有燕长城。明长城在这一线蜿蜒起伏，雄伟壮观。站在黄土西岭砖石构砌的高楼上，繁华的京城、丰饶的华北平原收入视野，俯视怀来盆地，北望张家口、坝上草原，有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袭上心头。在这段长城下，明时构筑的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是把持居庸关、扼守京都的左膀右臂。
　　藏在深山的长峪城，离昌平中心区54公里，距流村镇35公里。长峪沟是京城连接关外的一条重要的通道。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在长峪沟的狭窄处构筑城堡，属屯兵、演武、防卫为一体的重要军事设施，一旦长城沿线有敌情，他们立即开拔，与白羊城、镇边城、居庸关驻军协同作战，扼守京城的西北门户。
　　我们抵达长峪城村时，映入眼帘的是沟谷两侧因势而立的石体城墙，还有耸立在近山之顶的烽火台。它们紧密呼应几公里外的长城，与那道万里的巍峨建筑同呼吸、共命运。当年的长峪城，被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万历元年（1573年）在老城的西南高地重建新城。五百多年来，新城与老城的残留部分，连同周边的军事设施，构成一处融合长城文化、军事文化、建筑文化为一体的独特景观。
　　长峪城地处偏远，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百年来，它独善其身，幸以保存。城墙是就地取材的巨大岩石垒筑，墙石上留有的斑点，分明是昔日军士的血迹与泪滴。寒冬腊月，他们凿垒时，是怎样将这沉重的条石一块块肩扛身背上去的？炎热的盛夏，他们劳累时，解渴的是沟壑的山泉吗？新城高厚的墙体，沿山势而立，东门外的瓮城，青砖浆砌，连接四围的城墙，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许久的思索与喟叹。

寺庙

　　古时城堡，现己融入传统的村落。可当年构筑的城堡，驻扎的是军队。明朝的军队自有它的纪律和一整套规章制度，训练，备战，有严明的纪律约束，队伍白成体统。
　　然，五百多年后我们来访，看到那时修筑的城堡内，盖有齐整的营房，还修造了祭祀的寺庙，新旧城有五道庙、关帝庙、菩萨庙、祯王庙等。长峪城村民有个习俗，五道庙“有庙不报庙”。道教的祭祀场所，通常称为宫观，如崂山的太清宫、北京的白云观；佛教的祭拜地，二般称寺庙，如杭州灵隐寺，五台五爷庙。也有例外，如嵩山中岳庙，是处道教胜地；九华山“百岁宫”，是有位禅师苦修126岁，其肉身软封为“应身菩萨”，赐寺名“百岁宫”。五道庙在军营，在民间，为何不报庙？
　　洛阳郊外的关林，埋着关羽的首级；湖北当阳的关陵，是关羽的身躯所在。据说，关羽走麦城被吕蒙所杀，其灵魂飞经附近的玉泉山时被禅师劝诫醒悟，皈依佛门。长城沿线的众多城堡内建有关帝庙。关羽是武圣人，最重要的恐怕是他身上诠释的忠义。忠义，是明军提振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理念。
　　位于新旧城间的永兴寺，是长峪城最大的寺庙。它北依山势龙脉，西有山梁环卫，寺前潺潺流水，透来一碧清凉，遥望远方，数座翠峰犹如案山，呼应寺庙的广阔胸襟与清雅宁静。
　　山门前有棵高大的榆树，数人方能合抱，喳喳的喜鹊在树上的几个巢窝上下飞跳，有种祈福的瑞兆刹时汇入游人的心间。山寺建于1520年，这棵蓬勃的榆树已有570多年的阅历，与这座寺庙一样，历经几个世纪的沧桑。与全国众多的寺庙相比，永兴寺并不算宏大，可它有山门、前、后殿构联，东西配房围绕，钟鼓楼齐立，在这大山深处，已是颇具规模的建筑，又在狼烟时起、金戈铁马的边关，能完好的留存到今天，就有独特的蕴意了。
　　寺内佛像己无，地面的香火依旧燃成一团团、一堆堆，寄望着村民的某种期盼。墙有彩绘，不知何年，石灰涂抹了一层，天长日久，斑驳脱落，在后殿墙体上，有众仙形象，色彩依然清晰鲜明。后殿信奉的是道教，前殿彩绘的是佛像，两殿间西侧是座戏台，是当年军士和后人观赏艺术、娱乐享受的场所。
　　永兴寺是座集道、释、儒于一体的寺庙。由此，我想起南朝梁时的傅大士创立的道、释、儒三教合一的中国维摩禅宗，在他家乡创建的双林寺，比天台山国清寺早五十五年，在佛界五百罗汉中，他排行一百三十一尊。
　　宗教是种信仰。这種信仰，是明军的精神需求。
　　采风的中外作家，在寺前老榆树下合影，摄取的是一份难得的缘分与念想。

社戏

　　长峪城的社戏创建于何年，没有历史记载。五百多年前修建永兴寺就建造了戏台，可见当时驻军对于戏曲的厚爱。从现存的曲调判辨，伴奏主旋律为板胡，声调高亢激昂，是受河北、山西梆子的影响，又迎合军士的慷慨情绪。从社戏的来源判断，当年城内明军大都来自河北、山西，其中不少深受当地戏曲的影响，来到昌平西北的深山军营，在家乡练就的吹拉弹唱，便成为山野生活绝佳的调节。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你上我下，轮番演唱，久而久之，这两地的戏曲，像长峪沟的流水那样，汩汩地融汇到一起了。
　　没有谱记，没有现时的录音，他们都是口口相传，在数百年的演唱中，自然又融入了长城雄风、将士豪情，成为深山边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传承与创新的戏曲，成为藏匿在大山深处的一支瑰丽的奇葩。
　　我问了几位长峪城村的老人，他们说村民都没修家谱。我猜测，他们中的大多是明时军人的后裔，军人的情结、戏曲的情结，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田。
　　如今长峪村戏班，是北京昌平地区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民间戏班，没有行政领导，没有政府经费，没有专业演员，均是民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们将戏曲中的一招一式、吹拉念唱，当作山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作精神与心灵的某些寄托与希冀。
　　与村民聊起，他们板着手指忆起上百年来戏班班头的名字，说起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即兴给我们清唱了一段杨六郎追杀王百万的传说。王百万是北宋时期长峪沟这带的土匪头目，占山为王，欺压百姓，杨六郎受命清剿，经一年多的斗智斗勇，将其铲除，百姓过上了安宁的日子。解放后，村民在杨家沟挖出一顶古代战时所佩戴的金属头盔，传说这正是杨六郎队伍与王百万作战时期留下的遗物。
　　长峪城村的社戏远近闻名，闲时，他们还到附近的村镇演出。他们的唱腔、功法和保留的曲目，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与村中保存完好的城堡、寺庙，构成了山村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