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创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清朝末年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刻经处，也是近代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经书、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
　　《百喻经》是佛教宣扬大乘佛法的经书，天竺僧伽斯那撰，南齐永明十年(492年)天竺法师求那毗地译。全书分上下两卷，列举譬喻故事98条，因条数近百，概称“百喻”。
　　鲁迅先生对《百喻经》极为赞赏，他于1914年7月，捐银60元，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
　　鲁迅为什么要刻《百喻经》?传说是为了纪念他母亲60岁寿辰。几十年来，一直沿用这个说法。例如，2007年9月，由中国画报社出版的《追寻鲁迅在南京》，在《鲁迅与金陵刻经处》一文中说：“1914年7月，作为孝子鲁迅，为纪念母亲六十寿辰，捐60银元给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
　　另外，刘运峰编著的《鲁迅书衣百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中说：“1914年9月，鲁迅为纪念母亲六十寿辰，特意捐资60块银元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线装一册。”
　　其实，鲁迅为母亲寿辰刻印《百喻经》一事，实属误传。例如，叶淑穗、杨燕丽合著的《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199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考证说：“关于鲁迅刻经的原因，有回忆说，鲁迅是为了纪念母亲60岁寿辰而刻。经查，鲁迅的母亲鲁瑞生于1858年，60岁生日是1917年1月3日，鲁迅刻经是1914年，刻成是1915年1月，时间不符；另外鲁迅及其兄弟的日记与文章，均不见有此说。据此看来，鲁迅为母亲60寿辰而刻的说法似有不妥。据钱稻孙、常惠等人回忆，鲁迅认为《百喻经》与《伊索寓言》相近，译笔较好，可作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借鉴。从《百喻经》的内容来看，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
　　杨燕丽同志在书中还介绍说：“鲁迅发现《百喻经》并产生兴趣也并非偶然。1914年是鲁迅集中研读佛经的高潮期，据专家统计，仅在这一年中他购入的佛经就达八十余部。《百喻经》显然是他在广泛涉猎中发现的。广博的佛学知识，卓越的文学眼光，是他择取《百喻经》的前提。这有鲁迅的论述可证：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
　　《百喻经》原名《痴华鬘》，1926年王品青也因欣赏《百喻经》中的寓言加以校点，他删除了说教，只留下寓言。鲁迅对此全力支持，他在《<痴华鬘>题记》中，作出了扼要的介绍。
　　根据以上材料看来，证明鲁迅刻印《百喻经》的目的，是为了它的文学价值，决不是为他母亲60岁寿辰刻印的。
　　鲁迅对母亲很孝顺确实是事实。但他对佛学研究，仅属于学术。他是无神论者，决不会为了尽孝，竟刻佛经，祈求老天爷保佑母亲健康长寿。
　　我曾经在《鲁迅研究资料》(198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期中，发表《鲁迅与<百喻经>》一文。论述鲁迅刻印《百喻经》的主要目的是他欣赏《百喻经》的文学价值。该文可供读者参考。
　　我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馆长李仲融也认同《百喻经》的文学价值。1955年南京图书馆为纪念鲁迅诞生74周年，曾两次委托金陵刻经处，用鲁迅捐刻的原版和宣纸加印两百部。该书印成后，由南京图书馆广泛赠送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及文化部门。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作了报道。这部加印的《百喻经》，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
　　“文革”期问，上海鲁迅纪念馆为征集鲁迅文物，曾派人与金陵刻经处协商，请求把《百喻经》刻版转入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金陵刻经处为了供应读者需要，只同意移交尾版而留存正文版。后来，金陵刻经处重刻《百喻经》尾版，以保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