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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足国情，纵览天下，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具有世界眼光，重视同外部世界联系，善于同世界交往的政党。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的开拓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卓有成效的外交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不仅依靠其卓越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而获得世界称赞，也通过党自身卓有成效的对外工作得到有力的提升。党的对外工作的成就与经验，是党极为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体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建部60周年前夕，本刊从第八期开始，开辟“党的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专栏。邀请部分党的对外工作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拨冗撰文，他们既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战略高度，也从党的事业和国家总体外交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党的对外工作，既从亲身经历的党的对外工作的重大事件，又从大量鲜为人知的重大细节，梳理了黨的对外工作的发展脉络。总之，他们从宏观与微观视野，认真分析、总结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在新形势下同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寻求对话和合作的一次突破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对外工作纠正了“支左反修”和“支持世界革命”等错误作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和调整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开始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政党开展往来，同时也起步寻求同发达国家社会党进行对话和联系。而1984年5月德国社民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访华则掀开了特殊的一页。此访不仅成为两党关系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后来进一步拓展同其他社会党类型政党及世界各国左、中、右各类型政党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突出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接待勃兰特访华过程中，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并作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勃兰特访华的全过程。此系他首次访华，也成为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访华。冷战时期，勃兰特主张推行“新东方政策”并把原苏联、东欧国家作为其政策的主要对象。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兰特为何特别寻求与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接近呢?我以为，这绝非出自偶然，是有深刻原因的。
1、勃兰特谋求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近的时代背景
首先，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1969年勃兰特出任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他把对华政策摆在其东方政策之后，认为“联邦德国及其盟国的命运取决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中国不能代替苏联参与我们所肩负的欧洲与德国的任务”。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世界仍处冷战时期，但和平和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出来，谋求裁军、缓和和发展的呼声日高。显然，此时勃兰特希望通过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近，来推动在他看来中国这个“稳定和可以捉摸的因素”在世界政治中起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既不为美苏当牌打，又能同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形成一股新的世界舆论，以压美苏改变当时的对峙状态。在访华过程中他一再针对美苏核竞赛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向美苏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座到谈判桌旁来”，“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和对外政策调整。勃兰特希望访华是同他对华态度的变化相联系的。而他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变化，促使其对中国做出新的评估。勃兰特访华时表示，他本人和德国社民党注意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赞赏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正朝着已经确定的现实目标脚踏实地地前进”，“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证明中国需要在世界上承担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重要性的责任，首先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再就是同第三世界一道，同时也是为了第三世界，奉行一种合理的政策”。德国社民党一些重要人士也表示特别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重新估价”并希望了解各国社会党类型政党的讲话，因此，他们很愿意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
上述背景为勃兰特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鉴于德国社民党有上百年历史，具有重要地位，而勃兰特长期担任该党主席，并兼任社会党国际主席和南北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把他率团访华看作是进一步打开与社会党类型政党及社会党国际交往的契机，是在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寻求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对话与合作的新型党际关系的重大探索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首次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以“超越意识形态”来发展同德国社民党的关系，无疑是双方适应形势、消除芥蒂、达成共识、谋求合作的结果。勃兰特访华，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的。早在1978年，勃兰特就曾表示愿以德国社民党主席身份访华，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为了使此次访华能够实现，他特意派其主要智囊人物和被德国媒体称为“小基辛格”的该党联邦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巴尔于1982年8月为其访华打前站。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巴尔前来访华。巴尔的使命就是要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改革开放情况作实地考察和了解，探询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从而为勃兰特访华牵线搭桥。访华过程中，双方开始时对提出两党关系彼此存在一些疑虑。巴尔说，他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问号的，能否得到中方的响应没有把握，经过晤谈，这个问题消除了。他表示，他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两党之间的对话，他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继续这种对话，相信主席团一定会赞成。中方也肯定了这次富有成果的会谈，指出两党之间接触向前发展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四项原则”。在巴尔访华之后，德国社民党主席团即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第二年5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应邀访德，并受到勃兰特主席的接见，勃兰特表示说，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保持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并强调指出，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接触点或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中国共产党代表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德国社民党派团访华的邀请，勃兰特当即感谢邀请，并表示说，不排除特定情况下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派出德国社民党代表团访华。从巴尔打前站到中共代表访德，使勃兰特访华的时机水到渠成。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双方在时代的主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共识。随即，中国共产党向勃兰特主席发出了正式邀请，他欣然同意亲自率团于1984年访华。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勃兰特亲自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于1984年5月28日至6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予以友好热情和高规格接待。勃兰特主席本人也感到对他的接待是异乎寻常的，是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他在来访前，对中方将如何接待，多少有点摸不透。勃 兰特抵京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际接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出面会见和设宴招待，消除了他内心的芥蒂。他说，他早就想来中国，但真正落实花了一段时间，现在来到中国，感到很高兴。胡耀邦总书记在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辞更使勃兰特在两党关系问题上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这次讲话中，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首先正面肯定勃兰特多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指出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两个问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接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恪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胡耀邦总书记在充分肯定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國家的发展“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先生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和合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他明确表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胡耀邦总书记阐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得到了勃兰特的积极反响，勃兰特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他的收获之多“超出预料”，这为互相充满信任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党与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渠道”，今后双方可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作出共同努力。
“超越意识形态”思想得到全方位运用
“超越意识形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思想的具体贯彻和体现。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一再指出，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无论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些论述是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平共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深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之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强调“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并提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合作也可以”的思想。毛主席1954年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看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合作”。次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不仅精辟地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提出了对消除分歧产生良好效应的“求同存异”的方针。这正是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而产生的，对新中国创建和发展自己的新型外交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后来在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文革期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曾一度出现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向，给国家和党的对外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对这一偏向的彻底纠正。
在拓展党际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吸取同苏共“老子党”斗争的经验，在调整和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于1982年提出了著名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到1987年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得到延伸，提出在此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再到1997年，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又作了新的表述，即“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样，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由当初作为处理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发展成为也处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即既适用于相同意识形态政党关系，也适用于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关系。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中国对外政策所作的及时调整，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适用范围上也进行了向全方位的不断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最初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进而发展成为也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f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归根结底，说到一点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已在处理同世界各国和各类政党关系方面得到全方位的运用，从而使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极大发展，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政党、议会和民间外交，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的对外交往也开始融入世界政党政治，业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型党际交往机制。
(责任编辑：王栋)
在新形势下同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寻求对话和合作的一次突破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对外工作纠正了“支左反修”和“支持世界革命”等错误作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和调整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开始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政党开展往来，同时也起步寻求同发达国家社会党进行对话和联系。而1984年5月德国社民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访华则掀开了特殊的一页。此访不仅成为两党关系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后来进一步拓展同其他社会党类型政党及世界各国左、中、右各类型政党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突出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接待勃兰特访华过程中，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并作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勃兰特访华的全过程。此系他首次访华，也成为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访华。冷战时期，勃兰特主张推行“新东方政策”并把原苏联、东欧国家作为其政策的主要对象。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兰特为何特别寻求与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接近呢?我以为，这绝非出自偶然，是有深刻原因的。
1、勃兰特谋求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近的时代背景
首先，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1969年勃兰特出任总理后，大力推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他把对华政策摆在其东方政策之后，认为“联邦德国及其盟国的命运取决于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而“中国不能代替苏联参与我们所肩负的欧洲与德国的任务”。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世界仍处冷战时期，但和平和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出来，谋求裁军、缓和和发展的呼声日高。显然，此时勃兰特希望通过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近，来推动在他看来中国这个“稳定和可以捉摸的因素”在世界政治中起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既不为美苏当牌打，又能同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形成一股新的世界舆论，以压美苏改变当时的对峙状态。在访华过程中他一再针对美苏核竞赛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向美苏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座到谈判桌旁来”，“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和对外政策调整。勃兰特希望访华是同他对华态度的变化相联系的。而他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变化，促使其对中国做出新的评估。勃兰特访华时表示，他本人和德国社民党注意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赞赏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正朝着已经确定的现实目标脚踏实地地前进”，“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证明中国需要在世界上承担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重要性的责任，首先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巨大努力，再就是同第三世界一道，同时也是为了第三世界，奉行一种合理的政策”。德国社民党一些重要人士也表示特别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重新估价”并希望了解各国社会党类型政党的讲话，因此，他们很愿意同中国共产党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
上述背景为勃兰特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鉴于德国社民党有上百年历史，具有重要地位，而勃兰特长期担任该党主席，并兼任社会党国际主席和南北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把他率团访华看作是进一步打开与社会党类型政党及社会党国际交往的契机，是在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寻求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对话与合作的新型党际关系的重大探索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首次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以“超越意识形态”来发展同德国社民党的关系，无疑是双方适应形势、消除芥蒂、达成共识、谋求合作的结果。勃兰特访华，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准备的。早在1978年，勃兰特就曾表示愿以德国社民党主席身份访华，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为了使此次访华能够实现，他特意派其主要智囊人物和被德国媒体称为“小基辛格”的该党联邦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巴尔于1982年8月为其访华打前站。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巴尔前来访华。巴尔的使命就是要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改革开放情况作实地考察和了解，探询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从而为勃兰特访华牵线搭桥。访华过程中，双方开始时对提出两党关系彼此存在一些疑虑。巴尔说，他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问号的，能否得到中方的响应没有把握，经过晤谈，这个问题消除了。他表示，他这次来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两党之间的对话，他回国后要向党的主席团建议继续这种对话，相信主席团一定会赞成。中方也肯定了这次富有成果的会谈，指出两党之间接触向前发展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四项原则”。在巴尔访华之后，德国社民党主席团即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第二年5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应邀访德，并受到勃兰特主席的接见，勃兰特表示说，同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保持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并强调指出，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接触点或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可以共同干一些事情。中国共产党代表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德国社民党派团访华的邀请，勃兰特当即感谢邀请，并表示说，不排除特定情况下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派出德国社民党代表团访华。从巴尔打前站到中共代表访德，使勃兰特访华的时机水到渠成。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双方在时代的主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共识。随即，中国共产党向勃兰特主席发出了正式邀请，他欣然同意亲自率团于1984年访华。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勃兰特亲自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于1984年5月28日至6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予以友好热情和高规格接待。勃兰特主席本人也感到对他的接待是异乎寻常的，是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他在来访前，对中方将如何接待，多少有点摸不透。勃 兰特抵京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际接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出面会见和设宴招待，消除了他内心的芥蒂。他说，他早就想来中国，但真正落实花了一段时间，现在来到中国，感到很高兴。胡耀邦总书记在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辞更使勃兰特在两党关系问题上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这次讲话中，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首先正面肯定勃兰特多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指出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两个问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接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恪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胡耀邦总书记在充分肯定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國家的发展“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先生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和合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他明确表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胡耀邦总书记阐述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得到了勃兰特的积极反响，勃兰特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他的收获之多“超出预料”，这为互相充满信任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党与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渠道”，今后双方可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作出共同努力。
“超越意识形态”思想得到全方位运用
“超越意识形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思想的具体贯彻和体现。邓小平同志在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一再指出，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无论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些论述是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平共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深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之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强调“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并提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合作也可以”的思想。毛主席1954年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看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合作”。次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不仅精辟地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提出了对消除分歧产生良好效应的“求同存异”的方针。这正是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而产生的，对新中国创建和发展自己的新型外交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后来在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文革期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曾一度出现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向，给国家和党的对外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对这一偏向的彻底纠正。
在拓展党际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吸取同苏共“老子党”斗争的经验，在调整和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于1982年提出了著名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到1987年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得到延伸，提出在此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再到1997年，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又作了新的表述，即“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样，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由当初作为处理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发展成为也处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即既适用于相同意识形态政党关系，也适用于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关系。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中国对外政策所作的及时调整，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适用范围上也进行了向全方位的不断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最初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进而发展成为也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f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归根结底，说到一点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已在处理同世界各国和各类政党关系方面得到全方位的运用，从而使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极大发展，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政党、议会和民间外交，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的对外交往也开始融入世界政党政治，业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型党际交往机制。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