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与讲故事是不同的两个行当。讲故事的是说书艺人，写历史的是历史学家。两者间有粗疏与精致之别，更有史观、史识的差异。
　　 即使说书，也是不无史观和史识的，忠孝节义、君臣纲常，便是史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史识。这是很坚强的东西，关公的红脸和曹操的白鼻子，如影随形。
　　 历史学家不同，史料要多，史实要准，史识要独立，史观有自觉，史思要深邃，还有所谓史胆、史感，如此等等。历史学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门类，这样一讲，门槛就立起来了，谱也摆起来了，可信、严肃、高贵等属性也站起来了。历史既然是一门学问，也就有其逻辑结构，历史关节的叙述建立在诸多史实的相互参证之中。历史重视但讨厌孤证。孤证首先就要面临是否可靠的质疑，质疑通过，才考虑能否足以修正某个结论。
　　 近年来，《蒋介石日记》得以公开。很正常地，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直接读到日记的人还很少，但谈论民国历史、国共关系时，引证它的人很多。这当然是历史学家的功劳，历史学家去档案馆里抄录日记，见到来自当事人的先前未曾见到的记载，不免兴奋，希望凭日记去“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从一般情理而非从历史学家来要求，也不算过分;若以为一套日记就可以真实复原某个人，那就情同儿戏了。
　　 《蒋介石日记》是真实的，这个判断有多重含义，一是日记真为蒋介石所写而非他人伪托，二是日记中的行止或心迹流露真切而非虚饰。前一点，现己确证;后一点，历史学家试图确证，但不无疑问。日记里记了每天做什么事、在里面骂人，这可以说真实;但某事是怎样做的，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骂人，就是个人角度。个人角度，即使代表真实的认识和意图，也未必符合客观事实。个人角度还有可能是自证合理。
　　 日记为谁而写，也是一个问题。日记可能仅仅是面向自我的内心，永不公开;日记也可能是“暂不公开”但终将公开的“起居注”。即使永不公开的日记，当其不是“记过即焚”而是日积月累，也可能形成一种万一面对某位读者的“写作自觉”。如果日记记录时已有“终将公开”的预感或准备，那就更有可能埋伏解释或交代自身的“导向”。
　　 如果更加彻底地看，文字记录心迹和行为，但从心迹、行为到文字，未必是如实的，未必是不经修饰的。任何记录，不仅无法完全还原实际行为和心理过程，而且很容易在“文字转换”中进行事实和心情的剪裁、取舍和修饰。一本日记是否真实，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同。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历史固然与大人物的细行小故、临事决断、心迹意愿分不开，但历史终究不在宫帏或总统府里，而在天下苍生和时代走向之中。《蒋介石日记》中是否看得到那一时期人民的生活状况，从介绍和引用来看，没有见到。当然，这原本也不是日记必须承载的内容，甚至怎样看待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都“内举不避亲”也不必有，怎样用嫡系、门生和旁枝来区别治理也不必有，四一二、皖南事变等也可以基本不记。但如果这些都没有，日记还能还原真实的蒋介石吗？更重要的是，既然记录是选择性的，谁能保证这只体现于选择记哪些事之中，而没有体现在被记的事情记哪些、怎么記、从什么角度记、用什么方法记呢，《蒋介石日记》可以作为直接取信的史实吗？
　　 《蒋介石日记》从日记被确认为史实，这有一段距离;从确认史实到采纳写史，这又有一段距离;从采纳写史到据此断史，这更有一段距离。《蒋介石日记》一出，历史据此重断，这需要在史实准确、史识独立、史观自觉上产生多大的跨越才能做到？
　　 不只《蒋介石日记》，其实任何人的任何个人记录，当其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时，都同样要成为史实、史识和史观的审验对象，而不是直接信录，否则历史学家的可信度就跟说书艺人相当，但演义是说书艺人本行，历史学家又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