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己的导演创作中追求“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的境界，希望在前辈们成功创作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戏剧，走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民族化+现代化”的可能性。在这一理念之下，近十年来我有了新的创作思考，并進行了相关的创作实践，追求创造一种“中国文化结构中的现代舞台意象”，或者称之为“中国意象现代表达”。
　　所谓“中国意象”，是建构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元素、手法、意境、美感基础之上的整体性舞台意象，这些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可以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服饰、面具，等等，当然还有戏曲。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象”，可以从诗歌和绘画中找到无数例证。我导演创作中的“中国意象”，含有中国诗歌的情调，但并不仅仅是文字意象的视觉转化；含有中国绘画的意境，但并不仅仅是静止意象的动态转化。它更多地建立在中国传统戏曲写意象征、虚拟联想的艺术语言系统上，呈现出来的结果肯定不是戏曲本身的程式化状态，但却通篇浸透着中国戏曲的美感，整体传递着中国艺术的意蕴。
　　“中国意象”是一种戏剧性、行动性的舞台意象，它出现在戏剧演出的场面里，融汇在戏剧行动的进程中，凸显在戏剧冲突的高潮处。当这种“中国意象”被强化渲染的时候，常常同时具有强烈的视听形象冲击力和戏剧性情感震撼力，它是一种饱含诗情哲理的象征性舞台形象，是一种戏剧演出中的“诗化意象”。
　　“中国意象”应该体现出现代审美的特质，它由现代艺术的创造机制所组合，传递着现代的文化信息，即所谓的“现代表达”。“现代表达”的关键在于，这个“中国意象”要体现具有现代性的人文观察和生命思考，要传递具有现代性的情感哲思。
　　“中国意象现代表达”要在中国传统艺术、传统美学中浸润，更要在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表达。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越是传统的就越是当代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国际的”这句论断才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戏剧创作层面的具体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