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爱情圆舞曲》是“乡村爱情”系列的第7部电视连续剧。一个系列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出续集已经是不错的了，但“乡村爱情”系列却一连推出七部连续剧，并且部部都有不俗的收视效果，也确属少见。《乡村爱情圆舞曲》与这个系列的前六部一样，走的仍是轻喜剧的路径，角色、题材、风格没有太大变化，但在这些因素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还能让观众不产生审美疲劳、取得不俗的播出效果，其成功原因值得思考。概而言之，这些原因，有赵家班主要人马的出场，有前六部播出所积聚的人气，有正式演播之前辽宁卫视等所作的各种铺垫，有赵本山的出演，等等，但这些都只是外部原因。真正内部原因，还是在于故事，在于故事的叙述比较抓人。《乡村爱情圆舞曲》很讲究故事的叙述，而在故事的叙述中又特别突出喜剧元素。在这里，可以说，没有喜剧元素就没有故事，同样，没有故事就没有喜剧元素。故事以喜剧的方式展开，故事的演绎在喜剧的氛围中进行。《乡村爱情圆舞曲》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方式来营造喜剧氛围、创造喜剧冲突。尽管人们对这部剧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批评，甚至认为它太俗、俗不可耐，但因为有喜剧性的不俗表现，这部冗长、拖沓的电视连续剧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效果。
　　《乡村爱情圆舞曲》中常见、常用的喜剧元素有：
　　一是生理缺陷。如结巴、大舌头、瘸子、秃子、不男不女等人物形象。在剧中居然有刘能、宋晓峰、赵四三个结巴。自从《潜伏》中有谢若琳这个结巴的冷喜剧人物一炮走红，结巴就在电视剧中流行起来。谢若琳一些经典的结巴台词，如“现、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你、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别来这套”；“如果你、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还能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遗憾的是，同样是结巴，《乡村爱情圆舞曲》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经典台词和经典镜头让人过目不忘。剧中，宋晓峰虽然是结巴，王木生虽然是大舌头，他们还有高雅的爱好，就是喜欢作诗、朗诵诗（这样的行为与其生理特征显得相当的不协调）；赵四一说话脸就要抽搐一下，而且是憋了半天、抽搐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刘能是光头，走路的姿势是迈着小步甩着手；刘大脑袋则是瘸子，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在前面几集中是瘸腿脚上有块铁，走起来确实如王木生所说的“咔噗咔噗”的）；还有不男不女、似男似女的花姐，等等。这些具有生理缺陷的人物形象一出场就能产生喜剧效果，但客观地讲，这些由生理缺陷所带来的喜剧效果，还属于喜剧的低层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滑稽。
　　二是无知。本来是一些生活常识，尽人皆知的常理，但却偏有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样，一方明白，一方无知，于是发生交流错位，产生滑稽效果。比如，宋晓峰送给宋富贵银行卡，然后马上去银行挂失了。宋富贵将银行卡遗失了，宋晓峰就骗他说卡里的钱被坏人取走了。于是，造成宋富贵、宋青莲父女对宋晓峰的愧疚之情，宋富贵也由此更加卖力地推动宋青莲与他的“互动”。又如，宋晓峰将“高富帅”理解为一个姓高名富帅的人。还如，宋晓峰受到王大拿夸奖后说：“董事长是慧眼识珠啊！”王大拿说：“你说谁是猪啊？”明明是一个很常见的成语，听者竟然不知道、不明白，从而产生误解、歧解。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发生在这些喜剧人物身上似乎又不是什么意外的事。由无知所造成的喜剧性自然也不能算是高明的喜剧元素。
　　三是误会。误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无知”，即对真实情况的无知。这种无知当然是剧中人物的无知，观众是清楚的。如杨晓燕在家里会见向王大拿“汇报”情况的宋晓峰，路上又遇到宋晓峰“为了开车安全”而不让生气的她开车走，在餐馆吃饭又遇到走错路闯进来的宋晓峰，等等，造成王大拿对杨晓燕的怀疑、误会，导致二人的情感纠结；由误解的产生到发展到消解，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情节。误解在这里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构成一定的喜剧性。这是大的误解。在一般的对话中也常常靠误解制造喜剧色彩。如，谢广坤买化肥是为了像刘能那样也中一台卡车，当他老伴问他中没中，他伸出五个手指，他老伴说：“啥？中了五辆？”他说：“五袋。”当宋富贵说“我家青莲旺夫”时，宋晓峰说“就是她忘了我我也不能忘了她”；宋晓峰将“旺夫”理解为“忘夫”了。在这里，误解都造成了一定的喜剧效果。误会的产生应当确有几分理由，比如谢广坤的老伴误以为中了“五辆”而一惊一乍，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可能的。脱离这个语境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误解。大的误解更应当有几分道理。比如，王大拿对杨晓燕与宋晓峰关系的怀疑，理由就不怎么充分。但由于观众的兴趣在于误解所产生的冲突，所以忽视了对于产生误解原因是否充分的追究，但理由不足还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流行元素。乡土爱情因为把背景放在乡村，又因为这里的人物都很“土”，都不是时尚的市民或白领，所以在这些人物身上如果出现流行元素，就与人物身份不相协调，容易产生喜剧效果。如，剧中频繁使用流行语这一流行元素。流行语本身有一定的喜剧性，加上剧中还往往有曲解、误用，其喜感就比较明显。如，宋晓峰被王大拿感动得哭起来，当王大拿发现他并没有流泪时，他说：“书上说的，真正的感动是欲哭无泪。”王大拿得知宁宁不过是一个乡村姑娘时，对王木生说：“你说宁宁是有背景的……”王木生说：“你没让我说完，我说的是背井离乡。”又如，宋晓峰对宋富贵表决心：“书上说的：朋友是路，老婆是牛；富了要修路，穷了不卖牛。”等等。还有如宋晓峰戴眼镜，他戴的眼镜，只有镜框，没有镜片。这个情节似乎有双重作用，一是装斯文，一是装时尚。这些流行元素的使用能使现场气氛顿时喜剧化。但如果流行元素特别是网络流行语使用过多，就可能冲淡情节，甚至使流行元素的使用显得脱离具体情境而给人生硬、突兀、矫情之感。
　　五是性格的偏执。喜剧人物往往是类型化的性格。类型化的性格面对某种情境必然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这种一致性、一贯性，使喜剧人物能够不断制造喜剧性，产生笑。如刘能的好占便宜，又好管事、生事，与好算计、好争强的谢广坤不断上演对手戏。刘能买化肥中了一台卡车，谢广坤也去买化肥，结果只中了五袋化肥；刘能借中奖之机要搞庆典，谢广坤虽然没有中卡车，但也无碍他找到由头搞庆典，而且要盖过刘能。二人的性格属于类型化的性格。在以好人好事理事会名义去看徐支书这个情节中，刘能是想通过给崴了脚的徐支书送慰问品一事，让同样崴了脚的老伴也获得慰问品；而谢广坤则是为了不放过露脸的机会、以致落在刘能的后面。刘能与徐支书合影，谢广坤更进一步，抱着徐支书的那条崴了的脚照相。二人的算计、冲突带来一系列笑点。特别是在表现谢广坤这个人物的“作”的方面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因为电视连续剧只是表现了他的“作”，而且他的戏几乎全是“作”，很多矛盾也是由他的“作”所引起，所以是一个很有戏剧推动力的人物。但看来观众很讨厌这个人物，不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点可爱的东西，因为他的折腾，往往没有什么情理，成了纯粹的“作”。这种没有情理、不讲情理的“作”，也就成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其他人物，如宋晓峰的自作聪明，赵四的吝啬等，也能不断产生喜剧冲突。但人物性格如果一味地偏执下去，人物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征就没有什么变化，人物形象就显得单一、单薄。所以，尽管性格类型化是喜剧人物的重要特征，但如果能够在表现中有所变化、甚至有所偏离，人物形象就会显得丰富多彩一些。
　　六是愿望的偏执。喜剧人物执着于自己愿望的实现，而毫不顾及条件、环境和他人反应，这样，就显得不通情理，并且必然与周围人物发生矛盾冲突。这种愿望的偏执也成为该剧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之一。如，谢广坤想孙子走火入魔，生出许多事来。先是不顾家人里尤其是谢永强、王小蒙的反对，硬是去孤儿院领养了谢腾飞；当得知王小蒙怀孕，便又琢磨着把谢腾飞送走，以致与家里人冲突不断，还与亲家王老七冲突。在一次冲突中，他甚至对王老七说出“你没有儿子就没有资格抱孙子”的话，气得王老七拿起铁锹追着要拍他，吓得他狼狈而逃。赵四也想要孙子，但儿子赵玉田、媳妇刘英不同意，连孙女兰妮也不同意。他于是提着礼盒向刘能请教，刘能告诉他可以召开家庭扩大会，他和他老伴都来参加，于是民主的结果便由原来的三票反对、二票赞成，变成了四票赞成、三票反对，生孩子的事就这么通过家庭“民主”的方式定了下来。这样的情节都生于人物愿望的偏执。在这里，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是不协调的，因而具有喜剧性。又如，刘能为了当好人好事理事会会长，就四处活动，在开会讨论谁当会长的时候，亲家赵四生气不参加，谁请也不去。如果他不参加，刘能就少了一票。刘能就给赵四打电话，说玉田出事了，赵四这才急急火火地赶到村部，发现真实情况后又与刘能一顿冲突。刘能的竞职演说也颇有道理：按规定，老徐是支书、玉田是村主任，不能当会长；王老七忙家里的豆腐厂，没心思当会长；赵四倒想当，但太抠门，到时想用理事会的一分钱都难；谢广坤想当，但谢广坤上次掉水里了，怕他脑子进了水。这样，最适合当这个会长的就他刘能了。在这里，事情的意义被过度放大，人物对待事情的态度过于认真严肃，于是，目的与意义、态度与实质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反差；当人物用过于严肃郑重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一件意义与之并不相称的事情时，喜剧效果也就油然而生了。
　　《乡村爱情圆舞曲》中的喜剧元素还有其他一些，在此就不赘述了。在这些喜剧元素中，比较高明的应属人物性格的偏执和愿望的偏执。由人物性格的偏执和愿望的偏执所引起的喜剧冲突才是有内在原因、并且必然发生的喜剧冲突。剧中将人物性格类型化，并对性格的缺点予以放大，显示其可笑的一面。比如，刘能想着法占便宜、喜欢显摆，结果往往是自作聪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有了笑果。愿望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考虑条件、时机、场合，固执地追求愿望的满足，就显得不合时宜、不合情理，从而产生喜剧性。
　　有人说，真正的喜剧是悲喜剧，所产生的效果是含泪的笑。《乡村爱情圆舞曲》当然也很注意悲喜结合、悲喜交加、悲喜交替，并且由此形成叙述的节奏。它不会让你一笑到底，也不会让你一悲到底。这里的悲，如长贵的死，可谓之大悲；如小蒙因为不孕所引起的痛苦，如其他人物谈情说爱方面的不能如愿，以及因为性格不同、误会所引起的冲突，都可归入或“悲”或“痛”或“伤”的范围，从而使得剧情在“悲”与“喜”、“痛”与“乐”之间交替、交织。剧中引发冲突的原因，往往不过是些家常小事，但在这些偏执的人看来，这些家常小事都不是小事；他们都全力以赴去认真对待这些“大事”，掀起一次次杯水波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起伏跌宕，在一张一弛中显得颇有节奏，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忍舍弃。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