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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研究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变化的历程，分析出两国在实行农村开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当前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及两国内部出现的新的形势，判断出两国日后农村政策变化的新趋势，为韩中两国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也为中国参考借鉴韩国农村政策提供启示。
关键词：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历程；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 F3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1132070
韩中两国从历史，文化及地缘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特别是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使得这种来往更加紧密，已形成鲜明的互补关系，其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领域已延伸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借鉴和引进韩国的“Saemaeul运动”经验和模式，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为此，本文将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解析韩中两国政府推行的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存在问题，寻找两国农村开发事业的异同点，并利用数据对农村开发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使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能够更加有效的参考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取得成功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1 韩国农村政策变化
1.1 农村政策演变
1971年被命名为Saemaeul运动的农村开发政策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开发政策。为了有效的推进Saemaeul运动，韩国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投入及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培养Saemaeul运动的专业人才，韩国政府于1973年5月31日在京畿道水原市建立了Saemaeul运动研修院，代替了原本农协大学进行的农村领导者教育和培训。1972年接受培训的人数为1490人，1973年增长到4354人。之后，每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规模都在6000人以上。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不断扩大财政投入来支援Saemaeul运动的快速发展。1971年，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投入为41亿韩元，1972年为33亿韩元。从1973年起，韩国政府大幅度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1973年为215亿韩元，1974年为308亿韩元，到了1979年，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预算已增加到4252亿韩元。不仅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扩大，社会民间团体的支援也持续增多。1972年，社会民间团体对Saemaeul运动的支援金额为17亿韩元，到了1979年增加到2032亿韩元。此外，韩国各主流媒体通过电视和广播早晚播放“新村之歌”，大力宣扬Saemaeul运动的成果，并把这些Saemaeul运动典型事例用报纸头条进行报道。1973年9月21日，经济第四团体率先决定了以生产岗位的劳动者为对象，把Saemaeul运动引进到了工厂；11月21日，召开了第1届Saemaeul运动指导者大会。通过这些宣传措施，韩国政府把Saemaeul运动理念真正地植入到了每一个韩国国民的心中，把Saemaeul运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韩国“国民运动”。
1988年，Saemaeul运动本部爆出的贪污腐败丑闻使得原本如火如荼的Saemaeul运动跌入低谷。经过长达10年的低迷后，韩国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Saemaeul运动组织法》，并以Saemaeul运动中央委员会为中心开展新的Saemaeul运动，也称为“第2次Saemaeul运动”。至今，韩国“第2次Saemaeul运动”以市民意识的先进化、建造互助的福祉社会、激发地域发展活力、营造绿色健康环境及推进国际统一协调事务为目标，有序地推进新一轮的农村开发事务。
1.2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过去韩国制定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过去以Saemaeul运动为代表的农村开发事务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因此它无法正确反映农村居民的需求；片面的追求项目推进，重复建设现象较多，造成了财政浪费；没能完全开发利用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因韩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各不同地域之间资源条件、自然景观的差异，因而无法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优质休息空间，阻碍农村观光农业的发展。最后，过去韩国政府采取的以供给者为中心的开发模式无法正确反映市场特性，发展形态不符合农村实情。尽管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农村能够接受更多市场信息，但受于这种模式的限制许多农村仍然发展缓慢，没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成果。（见下表1）
近年来，韩国的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农户收入水平低下、签订FTA的冲击、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滑、农产品价格持续不稳定等难题是韩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韩国国内人均收入的提高，韩国农村发展同样存在着新的发展机遇。如，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签订FTA提高了韩国农民的危机意识，观光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农村、农业认识，使得农村拥有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种机遇促使韩国农业及农村社会有着新的发展潮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由原来的少品种大量购买变为多品种少量购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高品质农产品，补助金的减少以及自由化、开放化的加深，世界化趋势愈演愈烈，一周5d工作制的确立及收入提升带来的假日休闲需求，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的增多等因素都促进着韩国农业、农村发展新的趋势。
随着农业、农村发展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韩国政府也尝试着用新的发展模式，相应地调整了适合这种变化的发展政策（见下表2）。从过去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转变为以追求幸福为最终目标的政策模式。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模式，采用了以居民参与为主，充分反映当地实情的自下而上的农业政策模式。这种政策模式充分体现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防止了财政浪费，能够为农民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韩国政府为促进农村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多样的发展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及农村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农渔村发展面临着新的趋势。考虑到这种新的变化趋势，韩国政府近年来开始推进智能农业发展政策。由表3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农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业政策的侧重点在于改善基础设施及基础环境；而到80年代升级为综合开发模式；20世纪90年代则转变为山村综合开发、定住圈开发及奥地开发等地域单位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引进了绿色农村、传统主题村庄等观光体验为主的开发模式；2010年后，特别是朴槿惠政府执政后，把农业政策的核心放在了ICT·BT融合的创造农业及6次产业化当中。通过推行激活城乡交流、加大农业人的福利、培育和扶持女性农业人、农山渔村开发事业、保存自然景观补贴制、农村房屋改造、支援农村复合型产业化建设、建立农业安全保健中心等措施，通过引进双向共赢、地方及地域共同体为中心的农业政策，来谋求从以效率为先的农业政策转变到以幸福为先的农业政策，从而实现农业及农村的快速发展。 2 中国农村发展政策变化
2.1 农村政策演变
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进行了全面开发的农村事务。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范围内普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被彻底废除。1985年起，中国政府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价格实行“双轨制”，开启了农业的市场经济时代。同时，中国政府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结构，从而促进小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并积极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3年，山东省潍坊市率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概念并于1996年推广至全中国。
1998年起，中国农村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助，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农村的发展战略，并正式步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全新发展阶段。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及城镇化发展战略，2005年提出并于2006年起全面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中国在促进农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加强了农业国际化程度。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把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23.2%降至2006年的15.23%，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仅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1/4，从而中国的农业也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到了国际市场当中。
2.2 农村发展中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多种农村发展政策。尽管如此，“三农”问题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随着农民进城就业引发的农民工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中种植业占得比重较高，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的比重偏高，经济作物比重偏低。这种生产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发展质量低下。因缺乏市场调查，导致有些农产品供不应求，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有些农产品则供过于求，产生浪费。虽然，种植业比重由1995年的73%下降到2013年的68%，但是种植业比重仍然偏高，成为发展农业多样化的主要障碍。
国家财政投入相对较少。2013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9.52%，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农业农村规模，资金不足现象仍然存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关于农业、农村的投资业仅占总投资的3.02%，农业技术投资费不到0.5%。
农村民主建设不完善。当前，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尚未健全，无法完全保障农民的权益。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农民组织力量薄弱，农村邪教势力日益猖獗，农村人口不断流失，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有效的农村民主组织很难健全。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差距不断扩大。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为8895.9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为26955.1元，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1/3，城乡差距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差距同样也逐渐拉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为10980.7元，中部地区为8376.5元，西部地区为6833.6元。可见，东中西部之间差距也较大，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落后仍没有得到解决。
农村社会发展落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农村教育与农村医疗。农村学校条件恶劣，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农村医疗水平低下，医疗设施简陋，医疗人员不足等原因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2. 3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农业发展不断深入，新的农业发展趋势也随之而来，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交融发展使农业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反哺农业程度加深后，大规模的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镇企业进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因素使得城乡、工农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发展更加交融，而城乡交融发展的深化，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剧变——第三产业已稳稳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会让更大规模的农民转移至非农产业。“十二五”期间，中国年均900万人成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十三五”期间预期为700万左右。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转移，加大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力度。
土地流转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近几年，中国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2013年6月，中国土地流转面积达0.21亿hm2，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0%以上。流转方虽然仍以农户为主，但是合作社、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投入到农业中，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的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30%。据统计，2012年中国经营土地面积6.67hm2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合作社30多万家。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着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能力，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农业的引导力量，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动力。
信息化使互联网不断融入到农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三农”的新要求。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及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进行各种交易，生产和销售更加便利，生产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要根据这种变化，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网络覆盖面积，使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信息化的新农村建设。
3 韩中农村政策比较得出的结论 韩国与中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历史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动力已转移到东亚地区，两国的合作交流也随之扩大。在农村发展领域中，当前韩国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发展水平。因此，中国学习和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有助于韩中两国的农村发展，能够实现双方共赢。
过去韩国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Saemaeul运动解决了粮食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整个过程中全民自主参加是该事业成功的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追求逐渐转变为高质量、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这种变化要求农业发展走向更加高效，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向。韩国农村发展呈现出经营主体从个人转变为集体，生产方式升级为6次产业化生产，从政府主导变为农民自主参与等新的发展趋势。
而韩国新农村建设最为繁荣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农村生产方式转变为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使得城市飞速发展，相反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出现了生产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社会发展落后等问题。在应对新形势下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必须相应调整农村政策，特别是要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体制，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的热情，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新农村建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韩]Saemaeul研究会 编.Saemaeul运动十年史[M]. 内务部，1980.
[2] [韩]Saemaeul运动中央协议会.韩国的Saemaeul运动[M].1999.
[3] [韩]李道石.韩国Saemaeul运动与先进国家农村地域开发事业比较研究[J].KIPA研究报告书，2014： 33.
[4] [韩]崔桂莲.以城乡均衡增长为目的的中国新农村建设与韩国Saemaeul运动的比较[J].精神文化研究，2012（02）.
[5] 万宝瑞.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趋势与政策建议[Z].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2015-07-20.
[6] [韩]胡世传.新村运动中政府作用对中国的启示[J].韩国社会，2010（02）.
[7] [韩]尹义坤，许国栋，李炳旿.中国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特征及课题[J]，江原农业生命环境研究，2013（03）.
[8] 强百发.我国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比较研究[J].开发研究，2008（06）.
作者简介：金钟燮（1959-），男，韩国人，韩国江原大学教授，博导；沈权平（1989-），男，吉林延吉人，韩国江原大学在读博士。
关键词：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历程；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 F3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1132070
韩中两国从历史，文化及地缘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特别是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使得这种来往更加紧密，已形成鲜明的互补关系，其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领域已延伸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借鉴和引进韩国的“Saemaeul运动”经验和模式，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为此，本文将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解析韩中两国政府推行的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存在问题，寻找两国农村开发事业的异同点，并利用数据对农村开发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使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能够更加有效的参考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取得成功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1 韩国农村政策变化
1.1 农村政策演变
1971年被命名为Saemaeul运动的农村开发政策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开发政策。为了有效的推进Saemaeul运动，韩国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投入及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培养Saemaeul运动的专业人才，韩国政府于1973年5月31日在京畿道水原市建立了Saemaeul运动研修院，代替了原本农协大学进行的农村领导者教育和培训。1972年接受培训的人数为1490人，1973年增长到4354人。之后，每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规模都在6000人以上。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不断扩大财政投入来支援Saemaeul运动的快速发展。1971年，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投入为41亿韩元，1972年为33亿韩元。从1973年起，韩国政府大幅度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1973年为215亿韩元，1974年为308亿韩元，到了1979年，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预算已增加到4252亿韩元。不仅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扩大，社会民间团体的支援也持续增多。1972年，社会民间团体对Saemaeul运动的支援金额为17亿韩元，到了1979年增加到2032亿韩元。此外，韩国各主流媒体通过电视和广播早晚播放“新村之歌”，大力宣扬Saemaeul运动的成果，并把这些Saemaeul运动典型事例用报纸头条进行报道。1973年9月21日，经济第四团体率先决定了以生产岗位的劳动者为对象，把Saemaeul运动引进到了工厂；11月21日，召开了第1届Saemaeul运动指导者大会。通过这些宣传措施，韩国政府把Saemaeul运动理念真正地植入到了每一个韩国国民的心中，把Saemaeul运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韩国“国民运动”。
1988年，Saemaeul运动本部爆出的贪污腐败丑闻使得原本如火如荼的Saemaeul运动跌入低谷。经过长达10年的低迷后，韩国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Saemaeul运动组织法》，并以Saemaeul运动中央委员会为中心开展新的Saemaeul运动，也称为“第2次Saemaeul运动”。至今，韩国“第2次Saemaeul运动”以市民意识的先进化、建造互助的福祉社会、激发地域发展活力、营造绿色健康环境及推进国际统一协调事务为目标，有序地推进新一轮的农村开发事务。
1.2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过去韩国制定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过去以Saemaeul运动为代表的农村开发事务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因此它无法正确反映农村居民的需求；片面的追求项目推进，重复建设现象较多，造成了财政浪费；没能完全开发利用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因韩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各不同地域之间资源条件、自然景观的差异，因而无法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优质休息空间，阻碍农村观光农业的发展。最后，过去韩国政府采取的以供给者为中心的开发模式无法正确反映市场特性，发展形态不符合农村实情。尽管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农村能够接受更多市场信息，但受于这种模式的限制许多农村仍然发展缓慢，没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成果。（见下表1）
近年来，韩国的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农户收入水平低下、签订FTA的冲击、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滑、农产品价格持续不稳定等难题是韩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韩国国内人均收入的提高，韩国农村发展同样存在着新的发展机遇。如，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签订FTA提高了韩国农民的危机意识，观光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农村、农业认识，使得农村拥有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种机遇促使韩国农业及农村社会有着新的发展潮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由原来的少品种大量购买变为多品种少量购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高品质农产品，补助金的减少以及自由化、开放化的加深，世界化趋势愈演愈烈，一周5d工作制的确立及收入提升带来的假日休闲需求，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的增多等因素都促进着韩国农业、农村发展新的趋势。
随着农业、农村发展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韩国政府也尝试着用新的发展模式，相应地调整了适合这种变化的发展政策（见下表2）。从过去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转变为以追求幸福为最终目标的政策模式。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模式，采用了以居民参与为主，充分反映当地实情的自下而上的农业政策模式。这种政策模式充分体现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防止了财政浪费，能够为农民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韩国政府为促进农村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多样的发展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及农村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农渔村发展面临着新的趋势。考虑到这种新的变化趋势，韩国政府近年来开始推进智能农业发展政策。由表3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农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业政策的侧重点在于改善基础设施及基础环境；而到80年代升级为综合开发模式；20世纪90年代则转变为山村综合开发、定住圈开发及奥地开发等地域单位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引进了绿色农村、传统主题村庄等观光体验为主的开发模式；2010年后，特别是朴槿惠政府执政后，把农业政策的核心放在了ICT·BT融合的创造农业及6次产业化当中。通过推行激活城乡交流、加大农业人的福利、培育和扶持女性农业人、农山渔村开发事业、保存自然景观补贴制、农村房屋改造、支援农村复合型产业化建设、建立农业安全保健中心等措施，通过引进双向共赢、地方及地域共同体为中心的农业政策，来谋求从以效率为先的农业政策转变到以幸福为先的农业政策，从而实现农业及农村的快速发展。 2 中国农村发展政策变化
2.1 农村政策演变
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进行了全面开发的农村事务。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范围内普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被彻底废除。1985年起，中国政府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价格实行“双轨制”，开启了农业的市场经济时代。同时，中国政府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结构，从而促进小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并积极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3年，山东省潍坊市率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概念并于1996年推广至全中国。
1998年起，中国农村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助，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农村的发展战略，并正式步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全新发展阶段。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及城镇化发展战略，2005年提出并于2006年起全面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中国在促进农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加强了农业国际化程度。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把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23.2%降至2006年的15.23%，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仅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1/4，从而中国的农业也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到了国际市场当中。
2.2 农村发展中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多种农村发展政策。尽管如此，“三农”问题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随着农民进城就业引发的农民工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中种植业占得比重较高，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的比重偏高，经济作物比重偏低。这种生产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发展质量低下。因缺乏市场调查，导致有些农产品供不应求，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有些农产品则供过于求，产生浪费。虽然，种植业比重由1995年的73%下降到2013年的68%，但是种植业比重仍然偏高，成为发展农业多样化的主要障碍。
国家财政投入相对较少。2013年，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9.52%，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农业农村规模，资金不足现象仍然存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关于农业、农村的投资业仅占总投资的3.02%，农业技术投资费不到0.5%。
农村民主建设不完善。当前，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尚未健全，无法完全保障农民的权益。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农民组织力量薄弱，农村邪教势力日益猖獗，农村人口不断流失，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有效的农村民主组织很难健全。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差距不断扩大。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为8895.9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为26955.1元，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1/3，城乡差距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差距同样也逐渐拉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为10980.7元，中部地区为8376.5元，西部地区为6833.6元。可见，东中西部之间差距也较大，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落后仍没有得到解决。
农村社会发展落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农村教育与农村医疗。农村学校条件恶劣，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农村医疗水平低下，医疗设施简陋，医疗人员不足等原因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2. 3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农业发展不断深入，新的农业发展趋势也随之而来，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交融发展使农业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反哺农业程度加深后，大规模的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镇企业进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因素使得城乡、工农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发展更加交融，而城乡交融发展的深化，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剧变——第三产业已稳稳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会让更大规模的农民转移至非农产业。“十二五”期间，中国年均900万人成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十三五”期间预期为700万左右。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转移，加大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力度。
土地流转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近几年，中国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2013年6月，中国土地流转面积达0.21亿hm2，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0%以上。流转方虽然仍以农户为主，但是合作社、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投入到农业中，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的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30%。据统计，2012年中国经营土地面积6.67hm2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多万户，农业合作社30多万家。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着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能力，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农业的引导力量，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动力。
信息化使互联网不断融入到农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三农”的新要求。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及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进行各种交易，生产和销售更加便利，生产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要根据这种变化，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网络覆盖面积，使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信息化的新农村建设。
3 韩中农村政策比较得出的结论 韩国与中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历史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动力已转移到东亚地区，两国的合作交流也随之扩大。在农村发展领域中，当前韩国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发展水平。因此，中国学习和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有助于韩中两国的农村发展，能够实现双方共赢。
过去韩国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Saemaeul运动解决了粮食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整个过程中全民自主参加是该事业成功的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追求逐渐转变为高质量、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这种变化要求农业发展走向更加高效，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向。韩国农村发展呈现出经营主体从个人转变为集体，生产方式升级为6次产业化生产，从政府主导变为农民自主参与等新的发展趋势。
而韩国新农村建设最为繁荣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农村生产方式转变为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使得城市飞速发展，相反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出现了生产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社会发展落后等问题。在应对新形势下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必须相应调整农村政策，特别是要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体制，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的热情，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新农村建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韩]Saemaeul研究会 编.Saemaeul运动十年史[M]. 内务部，1980.
[2] [韩]Saemaeul运动中央协议会.韩国的Saemaeul运动[M].1999.
[3] [韩]李道石.韩国Saemaeul运动与先进国家农村地域开发事业比较研究[J].KIPA研究报告书，201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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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钟燮（1959-），男，韩国人，韩国江原大学教授，博导；沈权平（1989-），男，吉林延吉人，韩国江原大学在读博士。